维权律师

                                        黎庆洪案庭审第三日,我“闹庭”了!                                                                       周泽（黎庆洪的辩护人） 6 月 10 日 ，黎庆洪案庭审第三天。我很生气。 在一天的对被告人发问中，问了 14 名被告人，多次遇到被告人接受公诉人及自己的辩护人（多为指定辩护的援助律师）发问后，接受一两名其他辩护人发问，便拒绝回答其他几十名辩护人发问的情形，或者称病说不能继续接受审判。发问很不充分。 在整个一天的庭审中，审判长不允许对某被告人进行第二轮发问。上午对某被告人第一轮发问结束，我要求补充发问。审判长责我应该把问题组织好，一次发问完毕，似乎他人发问之后，我发现新的问题，也不能补充发问。而又似乎为了显示公平，一公诉人一度也要求补充发问，审判长决定不予准许。 下午的庭审中，对另一被告人第一轮发问完毕，我又要求第二轮发问，被审判长拒绝。我表示异议。审判长称，发问应该一次完成，其对公诉人要求发问都没有准许，似乎以此证明其不准许律师第二轮发问的正当性。我与杨金柱律师、朱明勇律师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审判长不让补充发问没有法律依据，其不让公诉人补充发问也是不对的，这不能成为不让辩护人对被告人补充发问的理由。 面对不断遇到的被告人“拒绝回答”情形，以及被告人“有病”不能坚持接受审判情形，朱明勇律师、杨金柱律师均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被告人不能拒绝回答辩护人的发问，特别是不能只接受公诉人及其辩护人的发问，而不接受其他辩护人的发问。如果有被告人确实有病，不能坚持接受审判，建议法庭休庭，待相应被告人身体恢复后，再行开庭。 有病，不能坚持接受审判，无法继续回答辩护人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昨天法庭上出现的“病人”实在太多了！ 我一直好奇，一个案件怎么有这么多“病人”？晚上，我发了一条微博： # 黎庆洪案 # 10 日庭审， 14 名被告人接受讯问。其中多人在回答自己的辩护人及一两个其他辩护人问题后，就拒绝回答问题；多人上法庭就 “ 有病 ” ，称不能坚持庭审。很多问题被憋在了其他辩护人心里。晚上，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今天 “ 有病 ” 的某被告人亲戚，说庭前有公安人员找被告人谈过话，他们也没有办法。 http://weibo.com/zhouze/profile?topnav=1&wvr=3.6#1339371913890 仅管杨金柱律师、朱明勇律师对被告人拒绝回答公诉人及自己辩护人之外的其他辩护人问题，均提出了强烈抗议，但仍然多次出现被告人拒绝回答问题的情形。多位被告人甚至说，什么都对自己的辩护人说清楚了，让其他辩护人问他的辩护人，似乎他们的辩护人才应该接受审判一样。 在对被告人黎某的发问中，该被告人说什么都向其辩护人说清楚了，让我问其辩护人，我向其解释，他才是法庭调查的对象，他的辩护人没有接受其他辩护人发问的义务，但该被告人仍不愿意全面回答问题。 说什么都对自己的辩护人讲了，让我问其辩护人的被告人黎某，是某村委会主任，这个村曾经向我出具证明材料，称黎庆洪一家在当地不存在称王称霸、欺压百姓的情况，并由几名村干部签名确认。但在黎庆洪案发回重审后，检察院撤诉后，作为村委会主任的黎某被公安机关调查，并被抓捕治罪。为此，我在对黎某发问前，首先向其表示了歉意：我很抱歉，其因为接受我的调查取证，导致其被刑事追诉。 就我对被告人黎某的致歉，公诉人立即表示反对。审判长也予以制止，说我应该向被告人发问，应该问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于是，我开始问起诉指控的有关事实。之后，我再次问被告人黎某，其当初接受我调查，说黎庆洪一家不存在“称王称霸”、欺压百姓的情况，是否属实。公诉人又发言打断，审判长也予以制止。我强列要求被告人回答，说公诉机关作为指控证据的讯问笔录中有相应内容，事关黎庆洪、黎崇刚是否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问题，与案件有关，应该让被告人回答；如果与案件无关，检察机关凭什么将被告人的讯问笔录作为起诉证据移送法院？ 最后被告人黎某还是回答了我，说黎家在花梨乡不存在称王称霸、欺压百姓的问题。 在对被告人蔡某的发问中，对蔡某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所称听说周泽律师收了黎庆洪家 500 万元律师，找人作伪证的的说法，我问该被告人是听谁说周泽律师收黎庆洪家 500 万元律师费，找人作伪证的。公诉人再次打断我的发问，审判长也予以制止。我的问题没有获得回答。 张磊律师对被告人黎某发问时，再次问到，其在某次笔录某页上说 “ 听说他们家从北京请来了一个叫周泽律师，但是这个律师反而要求我们做伪证 ” 是从哪儿听说的？有没有证据？公诉人立即反对说与本案无关。张磊律师对公诉人的反对，表示反对，称此问题与本案有密切关系，这涉及是周泽律师要人做伪证还是公安机关要陷害本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问题。并且如果与案件无关公诉人为何要把这个讯问笔录提交法庭？但张磊律师的发问，仍然没有获得回答。 我不理解，作为指控证据的讯问笔录中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让辩护人发问？是谁想掩饰什么？ 短暂休庭期间，我告诉审判长，对其不准许我补充发问及多次制止我对被告人发问，没有法律依据，让人无法接受。我非常不满，非常生气！ 当天发问的最后一个被告人是任某，其接受其他辩护人发问时，表示被专案组用一黑头套套到头上，带到一个叫“麻子林”的度假村，侦查人员问：你是花梨帮的吗？答：不是。问：你是同心会的吗？答：不是。侦查人员：你这私儿（私生子的意思）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老子磨也要把你磨成是。被折磨后，他笔录都没看就给他们签了字。 在其他人发问完毕后，我再次要求对任某补充发问。审判长不予理会。我立即起立发言，对法庭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庭审不是搞辩论赛，不是玩游戏；庭审的任务是查清案件事实，辩护人的发问就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庭不让辩护人对被告人补充发问，是严重违法的，并现场提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公诉人对法庭的违法行为予以监督。 审判长最终没有准许我补充发问，而直接让法警将被告人任某带出法庭。 一天的庭审最后在我长达十几份钟的抗议声中结束。 大家都离开法庭，我还在满怀怒气，收拾案卷。小河法院的朱庭长走过来，说已让合议庭成员留下来，与大家沟通一下。 在之后的沟通中，杨金柱律师说：不让辩护人发问的问题很严重，其晚上就要写博客，二评贵阳案，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让大家看他的博客。           有关黎庆洪案庭审其他情况，可参阅： 一、张磊律师（青石律师）的“贵阳记”系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64d2590100zupv.html 二、杨金柱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0bcd90102e08q.html  

注：一坨屎劳教案出现了全国罕见的现象。重庆市劳教委收到起诉状副本和证据材料，在法定期限内，只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认为其作出的劳教决定是合法的，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 为此，经过我们三位律师（我、斯伟江、浦志强）和当事人的商量，准备向重庆市劳教委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以取得劳教决定书等材料。 里面有没有猫腻，有多少猫腻，让我们试且以待。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方洪，男，汉族， 1966 年 4 月 1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230119660401027x ，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西路 89 号 代理人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宁波市中兴路 655 号梅柏公寓四楼。 电话： 0574-87801614 ，手机： 13805887757 ，邮编： 315040 。 代理人浦志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地址：北京市八里庄西里 97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4 号楼 307 。 电话： 010-85869176 ，手机： 13901008963 ，邮编： 100025 。 申请事项： 2011年4月28日，你单位对申请人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对申请人劳动教养一年。申请人当即被送往涪陵区拘留戒毒所执行。同年8　月2日，你单位作出 所外执行决定。 2011 年 8 月 19 日又撤销执行所外执行决定。 在此之前，4月24日，涪陵公安分局曾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决定，拘留10日。29日又自行撤销了行政拘留决定。 特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向你单位申请公开：1、你单位对申请人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所外执行决定书、撤销所外执行决定书；2、你单位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审查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市公安局涪陵分局提交的材料（含行政拘留决定书、撤销行政拘留决定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信息，前者属于 “ 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 ” ，后者属于“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都应该由你单位负责公开。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规定， 申请人要求将以上材料复印件寄给申请人或者代理人。以上法律文书，除了劳动教养决定书，都没有送达申请人。劳动教养决定书，虽然曾经送达申请人，但后又被重庆市公安局民警搜走。   此致 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申请人：方洪 　　　　　　　　　　　　　　 2012 年 6 月 7 日   附：身份证复印件  

                                            黎庆洪案辩护律师张磊:贵阳记（四） 窗外夜雨。凌晨醒来，手机微博，才知道欧洲杯已经开始了。这一届欧洲杯，我只怕是要遗憾的错过了。 昨晚回宾馆的时候，看到西安段万金律师带着行李在大堂里，打招呼时向我们介绍他边上的两位北京大成律师所西安分所的同事，听说此二人是专程从西安赶到贵阳来“护送”段万金律师回西安的，连夜就要走。 晚上，张颖来告别，因为她被被告人不明原因的解除委托，也因法庭严格限制旁听而无法进入法庭旁听（可是法庭的旁听席上明明有很多空着的座位），只好先回成都去。朋友，后会有期。 听说，有一位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被公安机关电话召去询问，询问内容为他聘请的律师是本地律师还是外地律师以及律师的情况，有没有交待其他情况，不得而知。 今天第一个接受询问的罗某没有辩护律师。还以为小河法院本着把表面工作做足的原则为每一位被告人都指定了援助律师呢。在罗某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朱明勇律师对他的发问基本上除了尽了黎崇刚的辩护律师的职责之外，还把本应由罗某的辩护律师做的工作也顺便做了。罗某从起诉书上才知道“同心会”。罗某被指控参加的一起“聚众斗殴”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监狱服刑。 某时，一位审判员说“请观众席肃静”，“旁听席”和“观众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吧。 看来公诉机关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昨天和今天，有一位公诉人专门询问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的问题，如果被告人说不属实，公诉人还会问为什么不属实，如果有被告人说被刑讯逼供，公诉人还会问时间点地人员方式内容，这很好。只是公诉人在问线索和证据之前，过份强调了被告人“必须（应当）”提供证据和线索这一点，可能导致了被告人产生“没有证据和线索就不能提非法证据排除”的错误认识，而被告人往往是不太明白“线索”的意思的，而“证据”几乎也是不可能保存并提供的。 金某的指定辩护律师问得很好。在金某自己说不识字，而回答公诉人提问时说侦查供述属实，这位律师询问金某侦查人员是否向其宣读过讯问笔录，金某回答有些念过有些没有念，辩护律师继续问某次讯问笔录内容与他今天的陈述不一致，那一次讯问笔录是否宣读过，金某说时间太长了已经无法确定了。 上午，在朱明勇律师发问时，被告人曾某再一次出现拒绝回答除其本人的辩护人之外其他所有辩护人提问的情况，朱明勇律师向法庭提出如实回答控辩双方的发问是被告人的法定义务，而且是法庭审理的必经程序，是查明案情的必须，如果因为被告人身体不适，可以休庭。审判长再一次强调“是否回答辩护人的提问是被告人的权利”。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在被告人一带上法庭之后，审判长应当首先向被告人告知“是否回答公诉人及辩护人的提问是你的权利，你有权拒绝回答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提问。” 唐某某说同心会是十几个货车司机为了相互帮助成立的，按年龄排次序，主要活动为红白喜事时人情往来，除交几十元会费之外，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会费是用来相互帮助的，有一次某人的车坏了，用了一千元会费为其修车。 黎庆洪原审被判决19年徒刑后，曾某打电话叫唐某某去看望一下黎庆洪，说“都被整成这样子了，朋友一场，去看望一下”，但是现在“看望一下”却成了他们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犯罪行为（这是本案不少被告人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犯罪事实”）。即使黎庆洪真有罪，他就不能有朋友了吗？就连他获得感情慰藉的正当人伦需求也要剥夺殆尽吗？正义的司法应当保护正当的社会伦理而不是去摧毁它。蒙冤入狱已是人生大不幸，看望安慰落难之人，对不幸之人寄予同情，朋友之间在困难时相互守望，本是人世间最可珍贵的情谊。可是，这，成了“罪行”！ 听了被告人张某的当庭陈述，我才知道“同心会”的愿意原来是“同心汽车协会”，他们当初准备成立一个“同心汽车协会”。看来可能都是不放开民间社团注册的原因，如果注册社团很方便，那么，或许，当初他们成立的，就真的是“同心汽车协会”，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所谓的涉黑的“同心会”了。 又出来一个法律问题，当朱明勇律师询问张某一个问题时，审判长说不能超出与他的当事人黎崇刚有关的问题，朱明勇律师立即指出，律师法庭询问的可以是与整个案件有关的全部事实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与律师所辩护的人有关的问题。而我认为，除了朱明勇律师提出的纯法律理由之外，从事实上，因为朱明勇律师的当事人被指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领导者，要为全案负责，他当然可以就全部事实问题进行发问。 发现迄今为止公诉人为数不多的几次反对权的行使，都是针对杨金柱律师，有一次杨金柱律师刚开口说了一句“你的供述与黎庆有关的，如果……”，公诉人就反对了。中午休庭时杨金柱律师与几位公诉人热烈而友好的对于反对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审判长上午的几次发问问的都是关键问题，是本着查清事实真相去的。 中午到贵阳法律援助中心设置的本案律师服务点吃的盒饭，糟辣椒炒肉，真的是很可口。 下午对张某进行询问时，张某说侦查人员对他说你说清楚就让你回家，不讲清楚你就不要回家了，侦查人员给他提供线索，教他讲他根本没有参加的事情。法庭发现其陈述指向侦查阶段有警员对其进行诱供骗供，审判长主动询问其时间地点人物方式内容，但是时间太长他不能记清，他也不能提供证据。 我也不知道被告人如何能够对诱供和骗供进行举证。对于刑讯逼供，如果不是被打得身上留下痕迹或者残疾，只怕不可能由被羁押的被告人提供证据。但是即使被打成残疾，只怕还是很能难被认定，前事不远，朱明勇律师辩护的河南南阳杨金德，被打成那样，站都站不起来了，几个人用担架抬着会见律师抬着上法庭，但是没有认定刑讯逼供；还是朱明勇律师辩护的重庆樊奇航，都被打成那样了，视频证据、身上的伤痕再清楚明确不过，可是最后不还是“依法核准”了？ 审判长对于公诉人提出补充讯问张某的要求不准许，要求公诉人和辩护人发问一次性问完。审判长并对可能诱供的情节进行了补充询问，张某提出了具体的时间和大致的内容。 被告人刘某再一次自杨金柱律师开始拒绝回答问题。杨金柱律师向法庭怒问三点：1、拒绝回答问题的被告人当中，被取保候审的有多少？2、以身体原因拒绝回答问题，那么应当对他们进行治疗，治疗之后，再恢复法庭调查；3、为何这些被告人只回答公诉人和他自己的辩护人的问题，而拒绝回答其他辩护人的提问？ 公诉人认为法律规定被告人应当如实回答公诉人和辩护人的提问，但是被告人是否必须回答问题没有强行规定，不回答问题可以作为其量刑情节，但是如果强行要求其回答“与逼供无异”。而审判长再一次强调，被告人有权沉默，“零口供”也可以定案。 好，希望公诉人和审判长去给公安人员好好上一上课，教一下公安人员不要再只依靠口供，有其他证据，没有口供也可以“零口供”定案。这样的观念深入公安机关的人心之后，或许，前面那个刑讯逼供的证据和线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下午，出现多位被告人以“身体不适、头晕、头痛”为由拒绝回答其他辩护人的提问。 下午，一共只有24名辩护律师出席法庭审理，而下午中间休庭之后，我再回头一看，加上我们4位外地律师，整个辩护席上只剩17名律师了。而据说本案的辩护律师一共是88名。 周泽律师在向黎某某发问之前，首先向黎某某道歉，说黎某某因为接受了周泽律师的调查取证，才被抓，现在成了本案的被告人。而从讯问笔录看，公安机关对此人的调查，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围绕周泽律师向其调取了一份“黎庆洪黎崇刚有没有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笔录，主要讯问内容为周律师有无引诱其做伪证。好在周泽律师向其调查取证时小心谨慎，好在黎某某今天当庭仍然坚持黎家绝无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之事。周泽律师当时真是危险啊。要是没有李庄事件，周泽如何，只怕还很难说。 公诉人在发问前对被告人说“如实供述是法定的从轻情节”，朱明勇律师提出反对，指出“如实供述是酌定从轻情节而非法定从轻情节”。审判长在读了刑法第67条之后，建议控辩双方对刑法进行学习。朱明勇律师说请法庭注意“可以”和“应当”是不同的，“应当”是法定，“可以”是酌定。在后面的发问中，另一位公诉人改称“如实陈述将有利于法庭对你的公正判决”。 在某次争辩中，朱明勇律师先举手要求发言，公诉人后举手要求发言，可能是当时场面稍有点乱，审判长让公诉人先发言，朱明勇律师提出抗议，说是我先举手要求发言的，审判长应当先对我的请求进行处理，准许或者不准许，之后再处理公诉人的发言请求。审判长坚持让公诉人先发言之后，就这个问题向朱明勇律师道歉，朱明勇律师接受。 下午，在对蔡某某进行询问时，我说只问他一个问题，我问其在某次笔录某页上说“听说他们家从北京请来了一个叫周泽律师，但是这个律师反而要求我们做伪证”是从哪儿听说的？有没有证据？公诉人立即反对说与本案无关，我说反对公诉人的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有密切关系，这涉及是周泽律师要人做伪证还是公安机关要陷害本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的问题。并且如果与案件无关公诉人为何要把这个讯问笔录提交法庭？ 被告人任某。被专案组一黑头套套到头上，带到一个度假村，侦查人员问：你是花梨帮的吗？答：不是。问：你是同心会的吗？答：不是。侦查人员：你这死儿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老子磨也要把你磨成是。这段贵阳话杨金柱律师听不太懂，周泽律师给他翻译之后，杨金柱律师用杨氏普通话来了一句：磨都要磨成石头是吧？ 下午快休庭时周泽律师对于法庭不准许公诉人和辩护人进行补充发问提出强烈的抗议，认为法庭审理是要查明真相，不能只顾效率而牺牲真相。杨金柱律师说：这个问题要重视，我今天晚上就要写博客，二评贵阳案，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们看我今天晚上的博客。 下午休庭后，审辩双方就一些程序问题在庭外进行了一些简短的沟通。我们重申了如果确有必要，应当允许辩护人和公诉人进行补充发问，因为法庭审理的目的在于查明真相。我向审判长提出，审判长是否注意到今天几乎所有已经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对于黎家三人的辩护人都表现出了较大的敌意，都以手捂胸摸头说头晕头痛拒绝回答辩护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审判长说：我也很奇怪，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当庭多次提醒这些被告人要尽量回答辩护人的问题。原来审判长也不知道原因。那究竟有谁知道原因呢？ 斯伟江律师，晚上将到。 2012年6月10日，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