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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讨论，首先应该很好地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这对于当前解决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述问题上的分歧和纷争，或许大有助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张可以归结为“解放、自由、民主、平等、改革”5个基本理念。这五个基本理念，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其中一些理念也曾经被提出或强调过，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把它们同社会主义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它们的内涵才获得了极大的开拓、深化，达到最为高度的阐释，成为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许耀桐，福建福州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国理论界现在正积极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或共同前提，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述，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要求，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四个方面中，显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其他三个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作为灵魂和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正确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与“荣辱观”。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很好地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这对于当前解决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述问题上的分歧和纷争，或许大有助益。     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必须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经典论述，分析他们一生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坚持的决不动摇的基本理念。按照这样的要求，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张可以归结为：解放、自由、民主、平等、改革。兹对这5个基本理念论述如下。          一、解放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全人类解放”（其中包括“人的解放”、“人类解放”、“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等提法）和“无产阶级解放”（其中包括“无产者的解放”、“工人的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等提法）。马克思主义提出“全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赋予这两个概念以丰富的内涵。     “全人类解放”包含着对“人”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分析包括三个层次和属性。第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①。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又像动植物一样, 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和限制。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不能离开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而生活。人作为自然存在的规定，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第二，“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②人作为类存在物，有着自己产生发展，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部人的历史。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规定，体现人和自身的关系，体现了人的生理属性。第三，“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规定，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     从人所拥有的属性和人的属性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尚处在“人类社会的史前史”。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自然、人的生理及其社会的必然王国的约束，仍然处在盲目的状态。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人类解放”的条件和标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首先，作为人征服自然的标志，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④”其次，人的解放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⑤。人的生理器官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人类处在最适合自身的环境中而生存发展。最后，人已经完全摆脱了私有制的奴役和阶级的压迫、政治的统治。这样的三个条件表明，“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全人类解放”，就是人从自然界、自身世界和人类社会中争取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最终成为自然界、自身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人。这样的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如果说“全人类解放”具有一般性，那么，“无产阶级解放”则具有特殊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受压迫、受剥削最深、人数最多的阶级，但他们将结束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这样的阶级特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以往任何一个人或某个阶级的解放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奴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成为无产者。历史上的农奴，其解放的道路更有多种。农奴可以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可以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的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可以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私有者。当然，奴隶和农奴的这种解放，“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超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⑥。至于资产阶级，它的解放条件不过是消灭一切等级。只要消灭了封建等级，摆脱封建羁绊，就能获得解放，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因此，上列某些人或某个阶级的解放，都是人的局部性解放，有的甚至是把自身的解放建筑在他人受奴役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解放则不仅仅与奴隶和农奴的解放截然不同，也和资产阶级的解放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全部生存条件，是任何单个的无产者所无法控制的。无产者“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把其他的阶级作为奴役对象，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很显然，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概念，包含着两层不可分割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治统治的地位和经济管理的权力。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得到本阶级的解放。这一解放是以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为标志的。所以，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手的日子，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隆重节日。然而，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的解放就到此为止。因此，第二，它是指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这种解放，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后，不过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地位方面来了个颠倒，并不表示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不能满足和停留在自身解放这一点上，还必须毫不懈怠地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使所有的人都获得解放而奋斗。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解放事业又是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这样，1847年10月，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草案时，给了共产主义一个精粹的解释：“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⑦这句话成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经典定义。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往往被视为同义语，科学共产主义也可以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全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都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实现人的彻底的解放。          二、自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或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类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最终都归结为人的自由本质的新的发展和进步。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宣告，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⑨“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⑩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与自由不可分离，也不容分割，自由是社会主义确凿无疑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追求自由呢？早在1842年4月时，马克思就在《莱茵报》上发表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等文，马克思阐明，“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它“表现为普遍权利”11。自由是“合乎理性的本质”12,“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后束缚”，“成为理性的存在物”13。到了1944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 如果说以往的社会必然死亡的话，正在于人对于自由追求的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顺应了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由本质。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得到辉煌的印证。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是它却开创了社会主义自由的新篇章。巴黎公社继承了人类社会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成果和优良传统，在其发布的每一期政府公告的抬头上，都明确标明“自由—平等—博爱”。巴黎公社正是为了反抗“资产阶级一直否认无产阶级的公共权利……反对劳动大众的自由发展”15而举行了武装起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是为了要统治别人,“巴黎要自由”是为了“把市政自由切实拿过来。外地连最小的村镇都能享有的这种权利”16。4月19日巴黎公社第170号公告发布的《告法国人民书》指出:“公社应有的权利是：……充分保障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公民通过自由发表意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经常参与公社事务；对此公社保证给予方便,负责监督并确保自由而正当的集会和出版权。”17巴黎公社提出来的人身自由，劳动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提供了明确的诉求，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宪法不可或缺的条文规定。     人身自由，是人的最基本的自由。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首先需要的是能够自由地处置自己和发展自己，能够在既定的社会条件基础之上，像人那样地生活和工作。这如同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之中，在他看着、听着、嗅着、尝着、感觉着、思考着、愿望着、忍受着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肯定并表现为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时，这才是人身自由的真实表现。不言而喻，这样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充分实现。     劳动自由，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区别于动物。劳动是人的自我表现，是人的能力最有意义的表现，因此，劳动的自由、劳动的权利，构成是人的自由的内在规定。在人类历史上，劳动的自由必须经历漫长的阶段，奴隶社会是对人的劳动的直接占有，封建社会是对人的劳动的间接占有。资本主义所有制则力图使劳动纳入资本增值的轨道，使劳动不具有人格和个性特征，用谋生需要和个人消费取代了劳动的自由本质和人的自由发展，人变为一个“残废的畸形”。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正是要从这种畸形状态个解放出来，把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转变为生产的自由的劳动。社会主义给人带来的新的解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劳动的解放所带来的劳动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异化于人之外的迫使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手段，而开始成为人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内在需要，即生活的第一需要。     言论自由，以及由此出现了作为这种自由的物化形态的出版自由，是人们表达思想意识的自由。马克思称之为普遍的“人类精神的特权”18。“自由出版物的实质，是自由所具有的英勇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出版物的性格，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无性格的丑态” 19。人是有思想意识的个体，人对于生存外部环境的喜怒哀乐、爱憎褒贬，总是有着自身的感情，并通过言论表现出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开阔，对于自己生存的现实环境，更有着各自的爱好和追求并总是通过语言和书刊进行相互间的交流和争辨。由此，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着更为强烈的渴望期待。对于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恩格斯历来反对，他明确指出：“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20这说明，社会主义勇于向不自由的社会争取言论自由，就是为了在自己内部实行言论自由。因此，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社会，都更加强调言论和出版自由。          三、民主          自由与民主相连，如果说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那么民主就是自由的保障。1845年，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上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21这句话充分肯定了民主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关系。并且，恩格斯在谈到民主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时，强调了“在今天”三个字，也就是强调从现在始，凡是主张民主的，可以看做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要求，因为没有比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了。     为什么要把民主上升到这么高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呢？对此，恩格斯作了阐述，他指出，“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22民主，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它鲜明地体现了政治上的平等。人民群众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达到社会平等、进步的要求。恩格斯既然强调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因此，他就要求，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贯彻民主，毫不犹豫地实施民主。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23高高地举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样做的。1847至1848年，他们在组织共产党的实践中，率先实行了民主制度。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亲自制定了党章和宣言，规定党必须实行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后来恩格斯评价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24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党的民主制的原则和实行的党内民主实践，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党的各级机构是按民主制组织起来的，各级干部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第二，党的各级组织定期开会民主讨论党的事务，允许不同意见和观点存在；第三，党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方法是集体议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四，党的任何职务都是可以变动的，党内不存在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特殊党员，不称职的应予撤换之；破除和拒绝各级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第五，党坚决反对和禁止个人崇拜，禁止在党内为个别人祝寿和举行其他庆祝活动；第六，党内言论自由，进行积极、公开的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民主不仅要在党内实行，同样的，更要在社会实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国家，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巴黎公社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措施都还说不上成熟和完善，然而它的许多做法都标示着正确的前进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各项规定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从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人民主权”出发，确认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无产阶级的干部实行选举、监督、罢免等项制度。马克思这样评说道：公社，“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25。公社实行的选举、监督、撤换、低薪制度，把人民主权的思想变成现实。这些制度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巴黎公社的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作为社会主人的深刻内容，必须借助现实的具体的形式展示出来，一是通过选举、监督、撤换、低薪的干部制度参照印证出社会仆人和社会主人的关系；二是把选举、监督、撤换、低薪的干部制度作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有效措施。巴黎公社实行的选举制，没有欺骗、没有阴谋，没有虚假，是真正民主的人民普选制，它包含着一系列科学的步骤、方式。第一，发布选举公告；第二，宣布候选人名单；第三，允许竞选，候选人可以向选民发表讲话或演说；第四，规定代表名额和居民人数比例相等的选举方法。选举采取分区选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候选人所得票数要达到选民名单的1/8才能当选，大体上每2万居民推选委员1人，这就打破了过去巴黎历次选举所规定的各区代表名额一律相等的旧传统，大大有利于人口居住稠密的工人居住区；第五，在各个行业和部门贯彻选举原则，人们踊跃参加，选举光明正大、严格认真。马克思称赞道：“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26巴黎公社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干部处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下。在监督制度方面，巴黎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第一，通过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监督。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有时通过召开选民大会，向群众报告工作，解答各种质询，听取大家意见。第二，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公社刊行了《公报》和《公告》，向人民公开宣布各种法令、声明、通告等，使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公社的决定和措施。第三，通过群众的来信来访进行监督。巴黎公社的人民群众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经常向公社写信反映意见，提出批评。公社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十分重视，总是认真讨论，及时处理。公社还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随时可以罢免的原则写在纲领上．规定一切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都可以被选举人罢免。巴黎公社的撤换制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清洗混进公社的阶级异己分子。第二，开除背叛公社事业的叛徒。第三，撤换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第四，免去不胜任工作职责者的职务。对于不适合留在领导职位的人员，经过公社委员会讨论后，作出了严厉的处置。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认识和实践，充分说明了民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正因为这样，才有后来列宁说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胡锦涛说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振聋发聩的提法。社会主义致力于民主的发展和完善，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四、平等          平等，是社会主义最富有魅力的一个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往的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实现了人的平等。关于社会主义平等问题，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平等观和平等理论。     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平等的重要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平等对于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起着巨大的鼓动价值和鼓动作用。平等包括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两个方面。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显然，社会成员自身素质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作为先天性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更是不平等。这是任何时候都需要承认的事实，无需论证。就文化素质而言，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接受教育，受教育者在最终结果上也是不同的。恩格斯就曾举例说，人“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 果断而有毅力，B 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A 伶俐，B 愚笨。”27对于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不平等，人们是坦然接受的，而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地位的平等上，平等的核心正在于社会地位的平等。平等观的价值就在于“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8     平等观自古以来就有，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平等，远比古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平等学说进步的多。恩格斯指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9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平等，是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平等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社会、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无非是消灭封建的阶级特权，而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则以消灭阶级作为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30     社会主义的平等首先要求权利平等。所谓权利平等，就是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权利和得到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平等的，不允许任何人享受任何特权，也不允许存在歧视等。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利平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1）政治权利平等，主要表现在实行人民管理制。例如，巴黎公社实行民主选举，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31（2）社会权利平等，主要表现为消灭三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32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人的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片面化导致了人的能力的片面化。社会分工把人固守在特定的劳动领域和职业上，使人失去了肉体和精神上的自由，注定了一个人一生只能是猎人、渔夫、牧人，或是艺术家、文学家、教师和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展望：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3（3）经济权利平等，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一无所有，这是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根本原因。要使工人阶级摆脱受剥削和受奴役地位，就要“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34。     其次，社会主义平等是机会平等。所谓机会平等，就是社会要为每个社会成员追求自身利益、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主要包括教育、就业、医疗、福利等各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平等。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把教育看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及摆脱贫穷和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十分重视教育方面的机会平等。恩格斯在谈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们的穷弟兄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贫穷的必然结果的时候，他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35     第三，社会主义平等也是结果平等。所谓结果平等，就是社会成员在收入、财富、地位、权威、各种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平等，由于涉及到国民收入等分配的最终结果问题，故称之为结果平等。如何实现结果平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一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实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制度；三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马克思提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以满足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进行扣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以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同时，《共产党宣言》提出征收高额累进税，要求那些能获得较多收入或拥有较多钱财可供花费的人比那些收入较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从而使税收负担不会集中在普通老百姓头上。          五、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后，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相反，它将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果说革命是埋葬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强大力量的话，那么，改革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的观点，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整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宇宙间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任何事物，总是作为一种发展的过程而存在的，一个过程的结束，就意味着另一个新过程的开始。对此，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明确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36。在这种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37正是出自这种无限发展的辩证思想，恩格斯强调：“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8     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的观点，也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模式。在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就提供了具有多样性的原理。马克思说过，社会形态的发展不是单线式的，而是多线式的，如果硬要把他的社会发展学说归结为单一性，不管“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9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多种社会主义模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各不相同，决定了它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途径，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毫无疑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别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也需要借鉴，但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这些基本原则和经验时，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认识和把握本国的持点，而不能生搬硬套。这样，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共性即共同的规律，又有个性即不同的模式与特色，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特色，就要取决于各国人民不断实践和不断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在实践过程中顺利发展起来。     改革，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的观点，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说明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规律，它将经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至于各个阶段的内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愿作出具体的细节说明和规定，而只是强调了那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40。至于要经历哪些具体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早就申明，“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41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42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只有依靠人们去探索、去改革。离开了改革，社会主义就寸步不能前进。     以上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五个基本理念，即“解放、自由、民主、平等、改革”，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作出的最为科学的提取集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3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说：“我们谈的是为了所有的人创造生活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44。无疑，共产主义“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45对于这样的新人来说，是否具有完全解放了的气质，享有全面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充满着改革进取的精神，当然是最为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基本理念，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其中一些理念也曾经被提出或强调过，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把它们同社会主义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它们的内涵才获得了极大的开拓、深化，达到最为高度的阐释，成为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5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页。     16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17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68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8页。     27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4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5—56 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51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3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61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4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8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777.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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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进入专题 ：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 党文化    ● 高华 （ 进入专栏 ）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 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 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余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 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 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 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欣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 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 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 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 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 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 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 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 1942年 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 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 1942年 10月 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着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 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来源：高华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进入 高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 党文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693.html    

上个月我在“ 麻省理工开放课件——全人类免费分享 ”一文中介绍了美国著名高校将自己的课程上网，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利用。 其实，人们对在线教育这种不需要学生与老师面对面的教育形式并不生疏。从函授教育算起，到以广播和电视为媒介的远程教育，这种最初针对成人的高等教育形式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拿美国来说，营利性的凤凰城大学成立于1976年，今天在线教育已经成为它的重要教学手段，其注册学生超过30万人，授予的学位包括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2008-2009学年学生申请得到的联邦佩尔（Pell）助学金超过6亿美元，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 今天人们面对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要求学士以上的学位，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学费的增长都高于普通民众收入的增长，上学难，上好大学尤其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免费或收费低廉的优质网上课程，再加上如果可以得到学分，甚至拿到学位，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顶尖大学将其课程开放上网、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近年来，勇于探索的人们正在试验更加大胆的学习方法。他们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将在线授课与面对面学习的各种长处结合起来，集授课、答疑、作业、考试和答卷判改于一体，创造一种全新的网上高等教育模式。下面是几个最新的例子： 专门报道技术创新的网刊“TechCrunch”在今年4月2日报道，创办于2008年的在线教育公司2tor获得了第四轮融资，希尔曼公司（The Hillman Company）、硅谷银行资本公司（Silicon Valley Bank Capital）等风险投资公司向其注入了2600万美元，加上前三轮贝塞迈创投（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等公司的投入，2tor已经获得接近1亿美元的资本，用在与南加州大学、乔治敦大学与北卡州立大学合作创建在线学位项目，与教师一起设计移动教学平台，包括实时交流、课堂讨论和社交网络，为3500名位于30多个国家的学生服务，授予的学位有南加大的艺术教师硕士和教学与社工硕士，乔治敦的护士，北卡州大的MBA和公共管理硕士。 就在2tor获得最新一笔融资的一两天后，高等教育纪事、财富杂志、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CNN和路透社等著名媒体纷纷报道，一家以罗马神祗弥涅尔瓦（相当于希腊的智慧与胜利女神雅典娜）命名的在线教育机构（Minerva Project）获得了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基准资本（Benchmark Capital）的2500万美元启动资金，计划在两年内开办一所挑战常春藤盟校的在线大学。它将与顶尖大学的资深教授签约创建专有在线课程，聘请已经拿到博士学位而且热心教书的教师辅导上课，而不是在哈佛耶鲁常见的那些正在读学位的助教。与2tor有一点最大的不同，Minerva是自主招生，计划四年学习每年学费不到2万美元，只有常春藤学校的一半，学生如果选择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设立的学生中心寄宿的话，外加1.1万美元的食宿费。Minerva的创始人和执行长纳尔逊（Ben Nelson）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当中85%学业条件都合格，但是只有十分之一被录取。Minerva将只以学生的学业资质为录取标准，为这些顶尖的学生创造世界一流的学习条件。 另外一家在线教育的新秀起名叫Coursera，它是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创办的。Coursera的课程不但上网公开，而且像在校学生一样，有答疑、作业、考试和答卷判改。尽管这些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但是因为学生可以自己掌握学习的进度，并不比面对面教学差，实际效果可能更好。Coursera与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密歇根大学、宾州大学等顶尖名校合作，开设的免费课程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数理、经济和社会科学等。 尽管它现在还是完全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但是不久前得到了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的创办人帕金斯（Kleiner Perkins）等人1600万美元的投资，今后的盈利模式尚待观察。 类似的公司还有不少。例如在线教育机构Course Hero，它由当时还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学生格劳尔（Andrew Grauer）在2006年创办。Course Hero从为学生们提供教授们的讲义、课堂笔记、作业和考卷开始，现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成为一家向二三十万学生用户提供优质课程、仅靠辅导答疑收费的综合性在线教育网站。 在美国，人们还在探索一种未来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不再以“学位”来衡量学历，企业以更加适合自身需要的模块化课程结业“微学位”为录用人员的标准。等到那个时候，这种以在线优质教育、收费低廉为号召的教育模式，加上现在美国高中不断将大学课程作为选修课包含到高年级学习中来，非常有可能颠覆目前的高等教育，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 很多事情都是人们冲破传统的约束做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不断地追求幸福，是人类创新的动力。从历史上来看，近代人类创新的突飞猛进靠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更要借助于市场。近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加上网络的普及，为发现和开发新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然这还需要一个既有法治，更有自由的体制。我们有理由期待，和互联网的兴起类似，高等教育的创新也极有可能从美国蔓延到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