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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强硬派团体将女神卡卡视为邪魔的信徒，反对她在雅各达举行演唱会。经过保守派和强硬派人士不断施压，印尼警方近日宣布将不核准女神卡卡在印尼开唱，万众瞩目的雅各达演唱会就此喊停，让 5 万多名歌迷的期待落空。 @HeyPotterhead ：绝对不能取消女神卡卡的演唱会，不然我排队排八小时是排假的吗！愚蠢的 FPI（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ndonesiaSavesGaga #BTWBallGBK FPI，即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在印尼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经常公开抨击任何“违反伊斯兰”的活动和思想。FPI 认为女神卡卡会使年轻人道德沦丧。 女神卡卡演唱会的周边商品之一。图片来自 @youngdancers 的 Twitter 页面。 卡卡的“小怪兽”粉丝们相当不满印尼政府的作法： @ginaignasia ：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我辛辛苦苦存钱，好不容易找到黄牛买票，现在你们却突然说要禁止演唱会。 @akibaryou ：救救“怪兽之母”！救救表达自由！取消演唱会的行为就是印尼政府颠倒是非的最佳证明。#IndonesiaSavesGaga! @Ray_owl ：FPI 让印尼丢脸丢到国外了！#IndonesiaSavesGaga RT @lanaaisya：FPI 假清高！#saveladygaga @NickyYuventius ：我觉得奇怪的是警察有双重标准，他们说卡卡演出煽情所以该禁，那当丢（dangdut） 演唱会就不煽情吗？ “当丢”是印度的大众流行音乐类型，在印尼广受欢迎。搭配当丢乐风表演的舞蹈通常倾向性感煽情。 另一方面，印尼基督教会（Christian Indonesian Church Council, PGI）则 支持 卡卡开唱，表示这也是人民表达自由的一部分。 此外，并非所有印尼政治人物都认为女神卡卡的表演伤风败俗。本身是穆斯林的立法委员Ahmad Basarah 便曾向雅各达环球报（Jakarta Globe） 透漏 ，不管是反自由资本主义思想还是中东的意识型态，国家警察在维护国家尊严价值时都应保持公正。 下列为 Twitter 上其他回应： @danielvk ：宗教黑手党操控民主自由，试图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千万不要宽贷偏执之人与事！#saynotohate #indonesiasavesgaga @DanielZiv ：与其说是救救怪兽之母（#IndonesiaSavesGaga），不如说是卡卡愿不愿意来拯救印尼。事实上印尼也的确需要抛开那些极端可笑的想法，要卡卡或不要卡卡。 校对： yenrong 作者 Carolina Rumuat · 译者 Nelly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秦晖：荒唐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进入专题 ： 城市化 农民上楼    ● 秦晖 （ 进入专栏 ）       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提出了“农民应该上楼”的主张，把组织农民大规模搬迁，腾出宅基地，住到公寓楼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大力推广。这种做法引起了议论。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农民该不该上楼？如果这是某一农民家庭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作为这家人的私人朋友我也还可能就这个问题，根据我所知的利弊向他们提点建议。     但是由政府部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似乎是要把它的答案作为以国家权力来推动的一项“公共政策”，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如果“农民该不该上楼”应该由政府来决定，那么农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种了卖给谁是不是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衣食住行”是生活几大要素，如果怎么“住”要由政府决定，那么政府又是否要决定农民应该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路，乃至讨什么样的老婆，嫁什么样的丈夫？     实际上，整个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从由官家决定农民“该不该”如何，到农民可以自主决定“该不该”如何的过程。而几十年来“三农”的一切进步，也并不是体现为过去政府认为农民“该”这样而今天又认为农民“该”那样，而是体现为农民有了“该不该”如何的自主性。     当然，由农民自己做决定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政府作为“公仆”，有责任为“主人”提供其所要求的服务。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过去“公共服务欠账”甚多，因此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增加服务内容，乃至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是必需的事。但是既然是政府为农民服务，并非农民为政府服务，居于主动、提出要求的自然应该是农民方面。这本来应该是常识，也是一般发达国家公共福利制度的基本规则。可是在我们这个习惯于说官员“为人民服务”、做的却是老百姓为官员服务的体制下要实行这个常识却非常不易。好在这些年来常识还是在逐渐苏醒，例如过去我们习惯于到处抓捕“盲流”，孙志刚事件后就有了改变。有些地方的说法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意思是流浪汉如果要求救济收容，政府不能拒之门外，但是他们如果想离开，政府无权扣住他们。从政府对他们行使“强制收容”权力，到他们享有要求救助的权利，政府有责任应他们的要求提供帮助——这就是“公共服务”的本义了。     对过去通常视为负面的流浪汉尚且需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对于普通农民住什么地方，难道可以反而不尊重他们的权利，甚至滥用官员对他们的权力吗？对流浪汉可以实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农民住房为什么就不可以“想上楼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正常情况恐怕应该是：政府无权要求农民“该不该上楼”，但农民如果希望改善居住条件（无论是上楼还是下楼），可以反过来问责政府“该不该”提供某种服务。     其实农民想不想上楼肯定不会有一致的答案。有的农民想上楼，有的农民不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什么必要由政府来一刀切？这些年来农民自己盖了大量的自住乃至出租的楼房，但政府一直贬为“小产权房”而极力要取缔。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卖地财政”的需要或为了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又打农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主意，“逼”农民上楼给政府腾地。如果“农民该不该上楼”的讨论是为了这个，那就太可悲了。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农民该不该上楼”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如果希望上楼，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农民如果不希望而政府要赶他们上楼，那就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即为了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约束公民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在严格的民主法治条件下（公共利益的认定、自愿交易的尝试、替代方案的考虑、独立的价格评估和不低于市场标准的补偿等各个环节都要有所规定）才能考虑。     当然，土地商业化开发收益即所谓“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认为“级差地租”不应该全归农民，在自愿交易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进行调整，这比直接对农民进行强制剥夺要好得多。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 农民上楼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567.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李承鹏：兄弟 进入专题 ： 爱国主义    ● 李承鹏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国人宣武门猥亵中国女子，韩国人肯德基暴打中国女子，以及著名的《金陵十三钗》，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反华分子对我不利，总要对我们的女子这么集中地耍流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们需要宣传爱国主义，就要把自家的女性推到宣传第一线。可是我还被激发了爱国主义激情，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最被激发的原因是：对方那么嚣张，列车员却在讨论受欺负的女子用杂志敲打对方的脚丫子是否正确，乘警不着四六问了些话后，最后竟说“人家是艺术家，脚翘高点就翘高点吧”。这趟动车上发生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爱国史的缩写，就是：个体在抗争，群众在围观，兄弟在撒野，政府和稀泥。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首先是爱国民的主义，其次才是国民效忠国家的主义。可往往我们需要国保护的时候，国家却只是字典上的一个检索词条而已。比如最近我们的渔船又被扣了，从菲律宾扣、韩国扣、越南扣到现在朝鲜也扣了，仿佛周边这些国家，谁不扣我们几艘渔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我们的兄弟。这些船和那列动车发生的事是一样的，船长在抗争、网情在激昂，国家很理性。我常听左派的朋友说要警惕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可好莱坞制造了多少F16、特战队、阿帕奇营救人质的大片，我们拿得出手什么，是那部很滥的《代号美洲豹》，还是更滥的《冲出亚马逊》。     我们造了一艘很大的航母，却连几条渔船都不能保护。借出那么多的外债，却不及时交纳赎金。那个部如此擅长抗议，却在最该搦阵的时候跑去帮劫匪插秧。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很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更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促使我写这一篇的动机是，有家日报刊登了“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爱国主义正在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嘲弄，适外必赞，逢中必反，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干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勾当。我觉得这家报纸的社论写得真好！我们确实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铲除一些汉奸了。你看，动车出事时，他们去送校车，渔民被绑时，他们去帮忙插秧……所以我建议，这次一定要强硬地索要回船只和渔民。     又有人说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大国形象。当年把一袋袋大米运到南边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倒在米袋上也是大国形象；当年把几十万大军扔过江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连烈士的坟茔都无人照顾也是为了大国形象。在我看来，大国形象究其实质就是大哥形象，你要让人们为你打拼，就要时时罩着人们，收了那么多的保护费，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护人们。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进入专题： 爱国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56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蒋昕捷 吴恒和他的“掷出窗外”网站。 （小树/图） 吴恒和他的“掷出窗外”网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公众、企业和监管者的复杂表情。 自建一个食品安全网站的风险包括：A.网站被点爆，B.不敢吃东西了。 2012年5月7日晚，在上海的一家小餐馆里，蚝油牛柳和酸菜鱼在吴恒眼中幻化为添加剂炮制的假牛肉和重金属超标的鱼。当他勉强就着蔬菜吃米饭的时候，心 里仍在评估蚝油生菜上的农药残留量以及大米会不会镉超标。 一年前，这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生开通了名为“掷出窗外”的网站，这里汇集了8年来事关中国食品安全的各类信息，俨然一部有毒食品的维基百科。5月3日，由于访问量骤增数千倍，网站一度陷入瘫痪。 疯狂点击的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现状的焦虑。随着关注度的提升，有疑似企业主开始为删帖寻价，也有政府部门打来电话表示想当面倾听他的建议。最直 接的则是“汹涌的民意”。一位叫“slowsnail”的网友代表了“温和派”的期待，“希望这个网站记载的故事成为一段历史，而不再遍布我们的生活。” 吴恒和他的网站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公众、企业和监管者的复杂表情。 上海食安办听“意见” 每当食品安全危机凸显的时候，就是吴恒的网站被公众“激活”的前兆。整个4月，工业明胶混入食品、药品的新闻不断发酵，五一小长假之后，空前的关注爆发了。 5月3日中午，“掷出窗外”网站两小时内出现2.5万人次的超负荷流量。此前，网站租用的服务器每年仅花费300元，平均每天只接待百来个访客。 网站崩溃的消息引来了更多的好奇者。5月4日服务器扩容之后，当天的点击量达到65万。在全国229.6万个网站中，这个数字足以排入前500名。 网站的核心是一个《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新闻资料库（2004-2011）》，包括2107篇有明确来源和受害者的新闻报道，并提供地区、食品名、关键词等查询服务。 假设你在吴恒制作的“中国食品安全地图”上点击“上海”，你会看到105篇与上海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站还会提醒当地人，留意包括青团、乳制品在内73种有过“前科”的食品。 “公众最初的反应是震惊，继而是愤怒——因为几乎所有食品都在自己身边出现过问题。”吴恒说，“然后他们会反思，并且寻求解决之道。” 点击量达到峰值的那天，吴恒接到了来自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上海市食安办）的电话，对方邀请他在5月中旬与相关领导当面交流。近年来相继成立的食安办是各地统筹协调食品安全的核心部门。 有人把这称之为“约谈”，担心这是网站被关闭的前兆。 “我们没有说他网站有问题。”上海市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政府鼓励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第三方能关注是好事，我们想听听他的意见，也想知道作为政府能提供哪些帮助。” 让吴恒觉得庆幸的是，他的网站并没有针对某一地区，而是着眼于全国，就像“对着天扫射了一梭子子弹”。但从网站呈现的结果来看，食品安全的报道集中 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吴恒认为，这是媒体发达和政府信息相对公开的结果。“没有被曝光的地方，问题或许更严重。”他说。 公众的热情同样引发了企业的瞩目。 ——深圳一家第三方食品检测企业愿意为这位即将毕业的硕士提供一份工作。 ——中部某省一位餐饮企业老板吐槽了对食品安全的愤慨，打算向他曝光餐饮业的内幕。 ——IT界人士嗅到了商机，想找他合作推出一款关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手机客户端。 一家山寨网站盗用了“掷出窗外”的logo和口号，并坚称自己才是“玄门正宗”，同时还向那些被曝光的食品企业留下“业务联系方式”。 也有匿名信息急切地询问“您联系方式是什么，删除网站文章多少钱？”——听口吻像是来自被网站曝光的食品企业。吴恒称，自己拒绝了所有商业利益的诱惑。 5月7日晚上，走在回校路上的吴恒被一位来沪出差的山东人认了出来。“你是吴恒吗？”那个青年喊道，“加油啊，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时光倒退到一年前，那时吴恒对食品安全并不挂心。他觉得自己身处校园，不吃路边摊、不喝奶粉，地沟油和三聚氰胺都与自己无关。 2011年4月，多地曝出餐馆用牛肉膏和猪肉下脚料制造假牛肉。这位文艺青年说，那一刻，自己“悲从中来”。 在此之前，吴恒习惯叫外卖，每次都点牛肉盖浇饭，10元钱却有整整一饭盒牛肉。 当时就有室友劝告，说牛肉可能是假的。吴恒总是不以为然，牛肉膏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原来生活在谎言之中。 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其中约6000条与食品安全相关。在看了这些报道后，当天中午，他纠结了很久，恶心得没有去吃饭。 在后来召集志愿者的征集令中，他引用了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1天时间，他就通过网络征集到了34位志愿者，其中大多素不相识，甚至包括一名高三学生。 2011年6月17日，在经历了一个月的搜集整理之后，“掷出窗外”正式上线。 网站的名字源自美国食品安全史上著名的故事。 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潜伏8个月后，发表了小说《屠场》。这本描写加工厂恶心场景的小说被译成17种文字热销 全世界，致使美国肉食品销量减半。据说，正在吃早餐的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到这本书时“大吃一惊，跳了起来，把嘴里还没有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并将 盘中的一段火腿掷出窗外”。 罗斯福随后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另一个掷出窗外的故事是吴恒亲历的。2000年，吴恒读高中时，听学长介绍：几年前，学校食堂曾将过期的饭菜放到第二天再卖，愤怒的学生在食堂购买了早餐后，集体把油条、大饼全部扔在了教学楼前的空地上。随后，伙食才有所改善。 在吴恒看来，学生们把油条从教学楼上扔下，与罗斯福在白宫把香肠从窗户扔出，虽相隔百年，却是异曲同工——掷出窗外，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应有的态度。 “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要一群人走。”吴恒说，“要推动食品安全问题改善，不能只靠一个人一家网站。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开始探讨解决办法，才有可能改善。” 办个“食品放心网”？ 尽管从流量上来看，吴恒已经聚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然而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一旦媒体的关注消失，网站也会归于沉寂。 此外，吴恒也不得不面对那些对于网站专业性的质疑。 “吴恒和同伴的激情和努力值得肯定，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收集媒体报道。”素为吴恒所敬服的科普作家云无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自身缺乏食品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于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难以正确认识。” 实际上，就在吴恒被牛肉膏困扰的同时，云无心曾第一时间发布文章《猪肉变牛肉——被妖魔化的“牛肉膏”》，指出“不能仅仅因为牛肉膏是添加剂，就认为它有害，甚至用‘慢性中毒，畸形甚至可能致癌’来吓唬公众”。 同样关注吴恒及其网站的上海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也认为，通过网络搜索整理的信息未必是完整的。“全国的不好说，凡是涉及上海的部分，我们很愿意跟他沟通交流。” 顾振华也在替吴恒担心，过了关注期之后，网站未来发展的路在哪儿。 “对于食品安全信息，政府宣传得还不够。”顾振华直言不讳地说，包括食安办的官方网站上海食品安全网在内，点击量也并不大，访问的人主要来自媒体和申请许可证的人。 如何改善用户体验，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成了监管者的下一个目标。“吴恒现在传达的是什么不能吃。”顾振华说，“如果我们跟他合作，把相关信息公开，告诉民众哪些能放心地吃，点击量也会让网站瘫痪吧。” 吴恒最初也曾想利用政府公开信息来制图，但他发现发达地区如上海有抽检信息，而中西部城市则很少公布。 他也曾想搞一个企业黑名单，但一方面担心能获取的权威性信息不够，一方面则担心风险——企业请个黑客就能轻易攻破这个租来的廉价服务器。 “最温和的办法，是消费者用钞票当选票，灭掉那些问题频出却不知悔改的企业。”吴恒说。 熟谙历史的吴恒总会拿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1880年至1920年）与今天的中国相类比。当时美国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 会矛盾异常尖锐。但危机同样也是转机。“我原先以为罗斯福就像一个皇帝，手一挥，桌子一拍，就通过了食品法案，建立了FDA。”吴恒说，“实际上过程相当 曲折。”而他的网站也想为后人了解这个时代留下一点儿历史的细节。 在5月7日那场提心吊胆的晚餐之后，有同席的人还是忍不住参观了厨房。那位瘦瘦的厨师信誓旦旦地说，三十元一份的蚝油牛柳，是市场上购买的牛肉，自行腌制，没有使用任何添加剂。随后，他压低声音说，“那些便宜的假牛肉会显得特别嫩。” 厨师的承诺并不能完全打消吴恒的疑虑。在他看来，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范承刚 穿过时的军装，戴一身的毛泽东像章，李德才是阳高县的名人。 （CFP/图） 收集的两百余枚毛泽东像章被盗以后，山西省阳高县71岁的李德才吊颈身亡。 一个旧时代的遗腹子。他始终怀念四十多年前的生活，以及那时他所拥有的灿烂青春。 最后的革命情怀 30年来，李德才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与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如同悼别一座早已风化的纪念碑。 2012年2月25日深夜，在自家种满豆角与红萝卜的菜地里，李德才用一根红裤带将自己挂在了2米高的大棚支架上。直到次日早晨7时许，僵硬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 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右臂戴上红卫兵袖章，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 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毛泽东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阳高四中历史老师朱凯仍记得三十年前读小学时，李德才就曾闯进学校，在国旗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没想到多年后已为人师，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朱凯却不这么认为，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他只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教了十多年的中学历史，朱凯清晰地感知到那一段红色记忆在几十年间不断地流失。课堂上，关于文革，他只用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对于学生来说，那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意义的名词；孩子们对经济话题更感兴趣，比如宋朝有没有夜市。 朱凯和他的同龄人能理解李德才身上“很可贵的忠诚”，但90后的学生们则将老人视为了“疯子”。听着李德才演讲长大的朱凯轻易就察觉到自己与时代的改变，这位“世界上最无奈的演讲家”却将记忆的时针固执地拨停在了“红色年代”。 李德才的死亡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有人猜测老人的自杀，源于其视为珍宝的毛主席像章被盗；也有人估计老人身患绝症，担心无人照料而选择自我了断。更 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百度阳高贴吧里，网友“笨无烦”留言说：“每次看到挂满像章的他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语， 让我一次次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人，我们从疯狂中走出，而李德才却永远留在了疯狂中。” 十余平米的阴暗小屋里，李德才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全部遗产是：5本泛黄起皱的毛泽东选集，二十多个仅存的毛主席像章，一本贴满了百余幅毛主席照片的影集，以及6幅楠木相框的毛主席画像。遗物放在一个半米高的红褐色米缸里，米缸里没有一粒米。 火红的青春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李德才被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能多分些白面。 李德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 清朝时，他的父亲李绿曾在衙门当差，后来回家做了农民，母亲张慧英则是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贫瘠的土地及6个子女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邻 居张明树至今记得，李德才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8个人躺在一铺炕上，几口人盖一床被。土屋里，窗户破烂裂缝，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 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1950年，喧嚣的锣鼓声中，9岁的李德才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李德才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责。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阳高县展开，李德才进入了西北12队，聪明好学的李德才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偶尔能多分些白面。 家里人都能吃饱了，年轻的小伙子兴奋莫名。那年10月，李德才与张明树参加了县城组织的15万人庆祝游行，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焰火。张明树还记得那晚，17岁的同伴望着火光映红的天空，一遍又一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沙哑。 每晚收工后，小队里六十多个年轻劳动力，都要聚集在龙王庙街的一间小屋里开会。煤油灯下，人们面对着墙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叶洪如的带领下学习中央精神和毛主席语录。 这是李德才人生最为漫长且充实的学习阶段。几年后，这群庄稼汉的情绪开始懈怠，总有人在唱歌时趴在炕上睡觉，李德才却始终是最严肃的一个，毛主席语录背得最熟。邻居到他家串门，也会发觉四面墙壁都挂着或大或小的毛主席画像。 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胸前一直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后来，大哥结婚分了家，父亲及二哥患病去世，几个姐姐也相继出嫁，只剩下李德才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但这位勤快的民兵与毛主席的热烈崇拜者，仍然沉浸在自足而稳定的快乐中。 24岁时，邻居张明树给李德才介绍了个对象，多疑的母亲担心媳妇对自己不好，孝顺的李德才把婚事推掉了。旁边的人劝他早结婚早生小孩，可以养老，他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60岁就退休，有国家管着。” 私下里，李德才偷偷对张明树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媳妇。” 原以为未来会像花儿一样展开的李德才，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撞上了时代的巨变与生活的逆转。1976年9月，李德才与数万群众在新建好的县城文化馆前， 顶着细雨，痛哭着告别了逝世的毛主席；1982年，土地下放，生产队将机器售卖后，也随之解散；1984年，年过七旬的母亲病重去世。 李德才分到了两亩田，却过起了伶仃一人的生活。在阳高人的眼里，自1980年代开启，李德才就像被斩断了根的树，生命的时钟永远停滞在记忆中的年代。 不合时宜者 “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古长城边上的阳高，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相争的军事重镇，也曾有过城墙高耸、哨兵游弋的繁华时代。建国后，阳高褪去了昔日荣光，成为农民占到八成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1980年代以来开启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县城。30年来，低矮的平房、泥泞的沙石路如蝉蜕一般消失，崭新的商品楼、广告牌、酒店、KTV拔地而起，整个县城陷入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洪流中。 如今，阳高县城居民能收看的电视节目从12套增加到51套，固定电话从1978年的560户发展到4.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已超过5.5万。李 德才仍终日操持着两亩菜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试图如以往一样生活。当他推着小车走进阳高县城，却发觉他成了阳高县城里不合时宜的守旧者与游荡者。 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他游走于大街小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干完农活之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 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龙泉派出所的民警董翔曾看见他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阳高五中学生曾少平常在新华南街十字路口遇见李德才，他正在吹着哨子，站在拥堵的车流中，挥舞着手臂，指挥交通。 西街一家书店里，店员李萍萍则在一个下午碰到了推门而入的李德才，他问：“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人们看见他最后一次站在政府门前，是2009年开始的旧城改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大南街、大北街、辕门街等主干道不复以往，共有22.3万平方米的建筑被拆掉。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 建于1974年、占地1400平方米的文化馆是阳高县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 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小贩董俊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发着呆。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棺材里的像章 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李德才70岁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他只能将地租给了外甥秦东武。靠着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金和六百来块的低保生活着。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李德才在阳高街上继续游荡。就连在邮政局门口整日闲坐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落伍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 他曾去县里肉联厂找侄子李宁借钱，二楼的窗口涌出很多人头，对着他笑嘻嘻地指指点点。侄子不愿意见他，掏出10块钱，托人递给他。 “他沉在过去，可我得想着将来。”李宁承认很难理解叔叔的怀旧，他自己的父亲在阳高一中当了一辈子的伙夫，“文革”期间死的时候，工资不到30块，一家人根本吃不饱。如今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帮忙收购农副产品，每月赚一千多元的外快。“如今就算是打工，过得也挺舒心。” 李德才仍热心管闲事。2011年11月，在天池超市门口，李德才碰到了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他如往常一般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却 招来了一阵毒打。冲动的年轻人用30厘米长的铁板，一直往李德才头上“啪啪”地敲，直到晕倒。最终，可怜的老人被缝了二十多针。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几十年来，李德才收集了近两百个款式各异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 这些红色纪念品曾在二十年来被人随意丢弃，却在最近5年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金光街古玩店的老板陈强说，一个质量较好的毛泽东像章，如今可以买到两百元。如果成套，价格更高，购买的一般都是外地顾客。 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他的人。 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侄子李宁去看他。李德才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2月24日下午，阳高中医针灸诊所的医生吕军在散步时，遇到了颤巍巍走在街上的李德才。像被夺走了魂魄，他口齿模糊地说：“医生，我手麻，我手麻……” 2月25日早晨，邻居张明树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他依旧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长期的贫困、孤独击倒了李德才，疾病及老无所依的恐惧似乎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老人倒在了无人问津的死亡里。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5/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