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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8日，发课公司针对北京地税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不举行听证，在阅卷完第二天即宣布复议结果，剥夺发课公司申辩权等违法行为，向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西城区法院立案庭收下起诉材料，表示7日内通知是否予以立案。 这是发课公司继对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局提起诉讼后（该诉讼朝阳法院已于5月7日受理）针对税案提起的又一起诉讼。 ————————————————————————————————- 起诉书（一） 行政诉讼起诉状 原 告：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村258号（邮编：100015） 法定代表人：路青 被 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8号（邮政编码：100044） 负 责 人：王晓明 诉讼请求： 请求确认被告在“京地税复受字【2011】5号”行政复议案中“不给予原告陈述意见的合理时间、不听取原告陈述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事实与理由： 原告因不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二稽税稽罚【2011】56号）而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2年1月4日予以受理（见“证据1”）。 根据受理通知，原告于2012年1月9日向被告书面提出查阅申请，并于2012年1月18日听证申请，以此行使原告的陈述权。（见“证据2） 2012年3月22日被告电话通知原告，同意原告之阅卷请求。 根据被告之安排，原告于2012年3月27日方始阅卷，至2012年3月28日阅卷完毕。 2012年3月27日，在原告查阅案卷的同时，被告在其住所地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复议事项告知书》（京地税复事告字【2011】5号）（见“证据3”），告知原告不进行听证审理，但并未给予原告合理的时间审阅所调案卷从而据以提出陈述意见。 2012年3月29日，被告即对政复议案件作出维持决定（见“证据4”）。 原告认为，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第六十四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应当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了解情况”之规定，原告通过听证申请方式要求被告听取原告的意见，被告应当听取原告的意见。然而，被告不仅拒绝了原告的听证申请，且在原告阅卷结束不足12小时内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剥夺了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之规定所享有的纳税人权利。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不给予原告陈述意见的合理时间、不听取原告陈述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此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路青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据目录 证据1：《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京地税复受字【2011】5号） 证明：被告于2012年1月4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 证据2-1：《查阅申请书》和2012年1月9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 证据2-2：《听证申请书》和2012年1月18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 证明：原告于2012年1月9日和1月18日分别向被告提出阅卷申请和听证申请。 证据3：《税务行政复议事项告知书》（京地税复事告字【2011】5号） 证明：被告告知原告不进行听证审理，但并未给予原告合理的时间消化所阅案卷从而据以提出陈述意见。 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地税复决字【2011】5号） 证明：被告于2012年3月29日即作出复议维持决定。 提交人：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路青 2012年5月16日 起诉书（二） 行政诉讼起诉状 原 告：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村258号（邮编：100015） 法定代表人：路青 被 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8号（邮政编码：100044） 负 责 人：王晓明 诉讼请求： 请求确认被告在“京地税复受字【2012】2号”行政复议案中“不给予原告陈述意见的合理时间、不听取原告陈述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事实与理由： 原告因不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二稽税稽处【2011】63号）而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于2012年1月17日予以受理（见“证据1”）。 根据受理通知，原告于2012年2月2日向被告书面提出查阅申请和听证申请，以此行使原告的陈述权。（见“证据2） 2012年3月22日被告电话通知原告，同意原告之阅卷请求。 根据被告之安排，原告于2012年3月27日方始阅卷，至2012年3月28日阅卷完毕。 2012年3月27日，在原告查阅案卷的同时，被告在其住所地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复议事项告知书》（京地税复事告字【2012】2号）（见“证据3”），告知原告不进行听证审理，但并未给予原告合理的时间审阅所调案卷从而据以提出陈述意见。 2012年3月29日，被告即对政复议案件作出维持决定（见“证据4”）。 原告认为，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第六十四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应当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了解情况”之规定，原告通过听证申请方式要求被告听取原告的意见，被告应当听取原告的意见。然而，被告不仅拒绝了原告的听证申请，且在原告阅卷结束不足12小时内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剥夺了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之规定所享有的纳税人权利。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不给予原告陈述意见的合理时间、不听取原告陈述意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此致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路青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据目录 证据1：《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京地税复受字【2012】2号） 证明：被告于2012年1月17日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 证据2-1：《查阅申请书》和2012年2月2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 证据2-2：《听证申请书》 证明：原告于2012年2月2日向被告提出阅卷申请和听证申请。 证据3：《税务行政复议事项告知书》（京地税复事告字【2012】2号） 证明：被告告知原告不进行听证审理，但并未给予原告合理的时间消化所阅案卷从而据以提出陈述意见。 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地税复决字【2012】2号） 证明：被告于2012年3月29日即作出复议维持决定。 提交人：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路青 2012年5月16日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Co-China论坛第12场“从边陲看中国”讲者发言）   ●贺卫方：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处境中，从2009年的3月11日我到了新疆石河子之后开始的。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对新疆有深度的了解。许多人去新疆是一种游客的心态，去了以后匆匆忙忙一个礼拜、最多两个礼拜，走一些著名的景点，增加一些谈资，拍一些照片，至于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没有兴趣做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没有时间去做这样的了解。 那我现在的状况不是这样子，我几乎成为一个新疆人。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里我说我是“新新疆人”。跟当地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许多的同事几代都是新疆人。我接触到一位石河子老居民，他们是七代新疆人、七代的石河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家应该算是最古老的石河子人了，石河子在1950年之前其实是一片荒地，就是几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当年的兵团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按照艾青一首诗的说法，它是中国最年轻的城。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能够去观察维吾尔族的生活。我有机会到非常边陲的地方，像红其拉甫口岸。当年的玄奘到印度取经，回来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从红其拉甫口岸走到喀什，再从丝绸之路的南线回到长安。我也有机会到其它的口岸，前一段时间到过霍尔果斯口岸，还有博尔塔拉州的阿拉山口口岸，也到过位于塔城的著名的小白杨哨所。 这段时间新疆、西藏都处在多事之秋，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和相关的宪法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设计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可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所谓民族国家能够和谐共处？中国不是欧洲意义上的nation state，我们的情况更复杂、更多元，包括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一些纠葛也更麻烦。 新疆本地的学者，像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还有其它大学的学者都有在研究这个问题，但研究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维吾尔族的学者在叙述他们本民族历史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会变得非常敏感，像王力雄先生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所展现的那样，在今天这些问题很难进行公开讨论。汉族的学者研究兵团史也很麻烦。兵团是一个极特殊的体制，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好地去理顺这个体系。它是一个省级单位，现在只有新疆才有生产建设兵团，但新疆又是一个自治区，自治区里面有一个不属于自治区管辖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检察院、法院，有自己的公安部门，有自己一整套的政府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们连怎么去解释自治区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新疆的考古现在也成为一个多多少少带点政治意义的事情。我曾经去过的若羌县一个地方叫米兰，是一个小镇，它的旁边有一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卫城，在这个遗址上斯坦因挖掘出来一个画在木板上的带翅膀的天使的画，这副画特别具有希腊风格，因为带着翅膀的天使这样一种构图其实只有在印（度）希（腊）文明中才产生过。还有，我们都知道楼兰女尸，楼兰女尸完全是欧罗巴血统的形象。这说明历史上南疆这样一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地带是一个多种文明融合或者说碰撞的地方，有时候会发生兵连祸结的战争，有时候会是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新疆的很多研究都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个超然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新疆以外的学者，有一些人是语言有局限，不懂维吾尔语或突厥语，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语言，就没有办法很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另外，许多人也根本没有兴趣研究中亚问题、新疆问题，我们的很多学者在研究方向上有太多功利色彩。 国外倒是有一些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维吾尔族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有瑞典的学者。瑞典历史上跟新疆有特殊的关联，有一位马可波罗著作的注释者说瑞典人的祖先在喀什，这个传说持续了一百年，虽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还是吸引了许多瑞典人到新疆，探索新疆的历史和文明，包括在那里传教。在南疆传教的，基本上是瑞典人和荷兰人。前不久，我读一本瑞典学者写的关于在南疆宣教历史的书，其中有很多喀什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历史记录，非常珍贵。但是，这种书的翻译又会出现问题，如何翻译过来又不触及敏感问题？如何让西方学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特别麻烦。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就知道这书肯定没办法翻译成中文，因为它有许多东西都是在说新疆是某种独特的地方，跟中国其他地区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新疆历史的研究非常不容易，它的历史仿佛是丢失了很多局部的一个拼图，完全没有办法去把它拼得完整，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研究不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站在边陲遥遥相望，我们所谓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中国不单是指一个国家，也是指一种文化，还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英文中国家这个概念有三个词，state，country，nation，这三個词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指向，我们说state的时候是强调它的政治的意义，说nation的时候强调的是民族的意义，说country时則强调的是地理的意义。其实我们需要在这三个层面上去反思中国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新疆生活特别的一种感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个问题非常有趣：我写过一首诗叫《长城之用》，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难道只有军事目的吗？它是不是区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条界线？我们说长城内外是故乡，里面和外面都成了故乡，这是不是说明北方中国的血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查了一下我自己家族的历史，发现我姥姥是蒙古族人，而我的这个贺姓至少有一支是汉朝时从胡人的一个姓改过来的，那个姓前面的字是贺，后面还跟着一堆其他的字，我们中国人特别怕麻烦，不愿意搞得很复杂，所以就只留下前面的一个字。我到了新疆以后维族的朋友老盯着我看，说你有点像我们的人。但我就怕维族的人把我当汉族人，汉族人把我维族人，那我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了。   ●梁文道：刚刚贺先生谈到的中亚、新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玩。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样一个题目呢？贺先生现在在新疆当“边塞诗人”，回看中原感觉不一样。而我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最近十年又在大陆的媒体上露脸写东西，所以我对处在边陲的感觉特别强烈。什么叫边陲？香港、台湾就是一个边陲地带。我做了这么多年电视直到现在还常被人批评说普通话不好，说你们这些香港人、台湾人就是不肯学好普通话。就连广电总局都有一些禁令，比如说内地电视台不能聘用港台主持人，主持人说话不能有港台腔等等。我在凤凰卫视做节目还好，不用受广电总局的限制，但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些主持人明目张胆说东北腔是可以的，而港台腔不行呢？难道东北腔比港台腔更加像中州正韵吗？我们想象的“中州”到底是什么？ 贺先生提到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在中文的翻译中都会出现困难，事实上在关于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的讨论中我们常常把几样东西在逻辑上等同起来，或者说不是完全等同，而是一种等价的关系。我们会说中国人就等于华人，然后再等于中华文化，然后甚至等于某种中华的语文。这几样东西我们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中间有一个不可切断的联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请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华人是什么人？华人包不包括藏人，包不包括维吾尔人？如果我们今天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部分，他们当然都是华人。但是，请注意通常我们在讲海外华人的时候，有一些1949年前就已经出去的藏人或者新疆人，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叫做海外华人。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汉人，比如说一些三百年前已经移民到印尼的，我们今天看到他，明明不会说中国话，我们照样说他是海外华人。但一个四十年代出去的维吾尔人，我们就不会叫他海外华人。由此可见，华人按政治正确的想象包括所有我们今天认可的各个民族，但一旦叫海外华人的时候这个字眼的内涵和它包括的范围就产生了位移。 这样的变化体现在南洋上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经验。我们今天讲南洋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指汉人，但其实南洋也有一些新疆人，但是大家都不会主动把他们邀请过来，说你们也是南洋华人。我们讲南洋华人就是汉人，但这批汉人也会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去年到中国旅行，他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和他聊天，聊着聊着就发现他普通话不够地道，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就问我的朋友是哪儿的人，我那个朋友说是新加坡人，那个师傅就说：“新加坡人不就是中国人吗？怎么中国话都说不好呢？”这句话在我看来并不意外，这也许是今天不少中国老百姓很容易起的一个反应。但我们仔细来看这句话，请想想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简单的等号划上去了？为什么新加坡人是中国人？他可以是华人，但他不一定是中国人。为什么华人就一定要说好所谓的中国话？而这种中国话又是指哪一种中国话呢？是普通话吗？新加坡人很多人讲闽南话，那叫不叫中国话呢？就算他也讲华语，也就是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的口音是不是要像北京人这样才叫讲好中国话呢？这类问题是今天很多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不会反省的问题。 这件事之后我就很喜欢拿这事和大家开玩笑，我和同学们讲“大家知道吗？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了两个国家。”下面就有人说：“梁老师要支持台独了。”我说：“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嘛。”其实这也是个很特殊的挑战，新加坡有七成五是华人，假如我们一向认为既然是中国人，我们讲Chinese、华人、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占主体的民族建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我们怎么理解新加坡的状况？新加坡当然有印度人、马来人，但它到底是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离开中国这片地区之外有那么多华人参与构建的一个国家。它跟我们在文化上、民族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后来，我再想下去就发现其实整个南洋地区特殊跟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对国界的某种蔑视，而这个蔑视是在过去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书写中不被注意到的，因此我们会有很多想当然的对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华人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明年是辛亥百年，辛亥百年其中一个必然要提起的话题就是海外华侨的贡献。孙中山曾经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他一直强调他在华侨身上得到多少帮助。其实不止是他，当时的立宪派、保皇党、康梁也在南洋获得非常大的支持。对这些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侨，我们过去的理解是这批人是爱国华人，身在海外，心在中华，心怀故土，我们是这么来讲他们的故事的。但如果你仔细深入到他们原来出生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这类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里面有很多裂缝。 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海外华人，像伍连德，我最近看到一篇论文研究他，是新加坡的黄贤强教授写的，写得非常出色。伍连德是谁呢？伍连德是槟城出生的一个南洋华人，他在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被袁世凯请到北洋去做卫生总管，当时东三省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鼠疫，他作为总指挥去控制鼠疫，虽然最后死的人不少，但是假如没有他的话会更严重。他做得非常科学、非常现代，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刚刚出现的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引入中国，后来全世界各国的防疫专家，包括日本、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组成鼠疫研究会议，推举他当主席，那一年他才30多岁，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伍连德后来在抗战后期离开中国，这让他许多中国朋友觉得很惊讶，说你怎么不留在我们这儿参与祖国抗战？他回南洋了，从此都没有回来。直到今天，医学界很多人还都会提到他、纪念他，说他是一个爱国华侨。但你仔细挖掘他的生平，你会发现其实他不只是因为爱国才到中国的。他当初为什么要帮袁世凯做事？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他当时在南洋的生活、工作并不如意，本来英国殖民政府是很重用他们这种本土华人的，但是当年英帝国自己培养出大量的殖民人才，所以他就没办法在那边生活得太好，他的心态相当于今天我们在中国混得不好了，发展有问题，这时候恰好美国请我去做什么事，我就应聘到美国去发展。其实伍连德不应叫回国，他是去中国，因为他原来就没有觉得这个“国”是“祖国”的概念。海外华人当然都知道他们是从中国来的，但是不是真的在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当年很多海外华人支持中国的建设、革命，都有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关系。很多海外华人是基督徒，他们来到中国，参与办学，像创办复旦的那一批人，包括李登辉校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其实中国话都不太会说，根本是个外国人，他的中文是来到上海之后才学的。那为什么要来中国呢？他觉得这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部分。这些海外华人他们的确是华人，他们跟我们一样祭祖，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节庆假日，他们跟我们一样有中国姓名，他们会说某种中国的方言，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下的中国人了。十九世纪末是有一次再次民族主义化的活动，因为孙中山的影响，有这样一个过渡现象。他们之中的確是有很多爱中国的华人，但我们现在理解这些海外华人，不能说他们爱国是理所应当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爱国是需要去解释和论证的。 我今天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我很多年来都很着迷的人物——辜鸿铭。我们提起辜鸿铭的时候都说他是文化怪杰，我翻遍大陆关于他的著作、传记，发现大陆人谈到辜鸿铭的时候，说他怪，但怪在哪儿？基本都是说都民国革命了他还支持帝制，张勋复辟就他一个人叫好，永远戴个瓜皮小帽、留个辫子，然后用英文、德文写书告诉老外，说中国男人纳妾很好，女人缠脚很对，就是这么一个怪家伙，但他的学问很大。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没有掌握到他真正的怪。在我看来，他最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Peranakan，就是土生华人。土生华人是什么？这要追溯到明朝的时候，一些中国广东、福建的移民到了南洋地区，世世代代住在那儿，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混血产生了一个社群，这个社群后来发展壮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他们的衣服、穿着、家具、摆设、传统节庆跟中国广东、潮汕还有闽南地区都很像，但是又有点不一样，带有一些马来色彩、印度色彩。他们都有中国姓名，但他们的语言不是中文，他们已经不会讲华语了，他们讲的语言是Baba Malay，是一种混合了闽南话的马来文。他们也看中国的书，比如看《三国演义》，但那个《三国演义》是用峇峇马来文写的《三国演义》。他们也唱戏，那种戏有闽南歌仔戏的感觉，但是会用马来文去唱。英国殖民者到来的时候，他们这个族群特别受重用，因为他们精明能干又擅长变通，所以他们就成了全世界华人中最早西化的一个群体，说外语着西服，而辜鸿铭就是这种人。 他其实从小没有说中文的机会，他妈妈是高加索裔，所以辜鸿铭根本是混血儿。他小时候跟他的义父去爱丁堡读书，在欧洲的11年学了9国语言，然后回到槟城。历史上说有一个人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这个人叫马建忠，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和辜鸿铭在新加坡一宿长谈，谈完之后辜鸿铭恍然大悟，发现自己是中国人，三天之后离开新加坡，后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辗转帮张之洞做幕僚，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辜鸿铭。 在我看来，前半段那个辜鸿铭太怪了，这么一个22岁前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他甚至不会说中文，就在和马建忠谈完一晚后决定回中国。对于马建忠跟他谈的那一晚话我发现很多历史学家都没去研究，我一直关心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用什么语言谈的。辜鸿铭不会中文，他顶多会一点闽南话，马建忠是江苏的，所以他们不可能用任何中文去沟通，他俩说的极有可能是英文或法文，你想象一下两个人用英文或法文谈完之后，一个过去不晓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忽然发现“天啊，我是中国人，扎辫子多好啊”，然后回来就变成最坚定、最保守的辜鸿铭了。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对我来讲他的怪是怪在这儿。 我之前讲的那种华人等于中国人、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所以要说中国话，这种思路我称为“中原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真正受到挑战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南洋世界跟中国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南洋：北起厦门、漳泉，然后到潮汕，跟着到广东的珠三角，然后往下到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 这样一个南洋世界，它有自己的海外华人跟其它民族的关系，但同时也扩散到中原地区的南部疆域。在这个南疆地域中，我们拿珠三角来讲，珠三角地区跟南洋这片土地的关系、海洋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珠三角对北方、对中央王朝有一定的认同感，但他们又随时准备好叛离。从唐朝开始，驻广州刺史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防止乱民跟外族通婚。现在的番禺那时是港口，住了一万多个波斯人，当时广东人就很爱跟这些波斯人通婚，长安那边看了很不高兴，朝廷就叫刺史盯着广东人，别让他们通婚。但广东地区的人从来都很混乱，又很强悍，同时又愿意出去冒险，跟闽南人一样，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大量移民海外。我们今天老说郑和下西洋是如何推动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当初郑和下西洋其中一个要做的事是要抓回这些“乱民”，有文字记载他到菲律宾时抓回来多少“乱民”。 福建跟广东沿海的居民从来都不管这些所谓的规定，坏起来的时候还要勾结日本人搞倭寇，其实倭寇基本上都是闽南、广东人，当然最后是袁崇焕去镇压他们，他也是广东人。所以这个地方从来就有很强的一种混杂的分离心态，或者不一定是分离，他们只是喜欢往外，于是就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今天我们去看这些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的祠堂，依然香火旺盛，这时候很多人又会很本能地解读为海外华人热切的爱国情怀，说他们在当地生活了几百年，还是那么爱国。其实他们不是爱国，他们是爱乡，是一种乡土情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作为总结。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梁朝伟离开张曼玉时说：“我明天就去新加坡了。”这句话他说得非常轻易、随便，就相当于一个北京人跟别人说我明天去昌平一样，好像在隔壁。而我想指出的是这就是当年一种真实、普遍的认知。对香港人来讲，去新加坡，去吉隆坡，去广州，我们并不觉得是去陌生的国度。我们有一个港口跟城市网络的概念，我们处于广东、福建等中原地区的南疆地带，我们跟大南洋之间的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关系，甚至不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是最单纯的港口城市的网络连接。刚才说辜鸿铭在槟城出生，他到新加坡打工完全不觉得是离乡背井，就像去隔壁一个城市，没什么大不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没有独立之前，香港、澳门、珠三角这些城市跟南洋的关系就是这样接近，没有任何断裂，没有分割之感，我们从来不去担心我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被这种问题困扰，我们很自然地来来去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在缅甸起家，然后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办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星洲日报》的前身，在他们兄弟离开之后，在那个大南洋时代结束之后，就被迫分裂为香港的《星岛日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其实三家报纸原来都是一个缅甸华侨创办的。     过去那个不分国界的时代其实离我们没多远。今天在我们面对非常猖獗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背后的中原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南方海洋的角度来重新看它。当年我看《河殇》会觉得很搞笑，它里面说中国文明就是黄河文明，在河流里面，在黄土高原上面，现在封闭太久了要涌向大海，迎接蓝色文明。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你们北方佬搞的东西，我们在香港天天面对的就是蓝色文明。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文道：作家、文化评论人。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bb06ba74eddd914 ）

  “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认同的观念，是在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政权、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如何对待天下、王朝、正统、分裂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指出，不同时期、民族、地区对中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正义。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认同有什么区别？ 葛剑雄：中国的天下观起源得比较早，并且延续时间很长。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受到世界的全面挑战。明朝时利玛窦绘制了世界地图，士大夫见所未见，却都认为是海外奇谈，所以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要求清朝对他们不得以夷人相称，并订入条约。从只有理藩院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根据《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这说明在法律上，清朝已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员了。从天下之中到世界的一员，是亘古未有之变局。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以天下观为中心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华夏诸族的记录延续下来，通过他们影响到周边，包括汉语文化圈中的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甚至日本。 但是中国很多地区其实并非自觉接受了中原的天下观念，因为他们没有太多记录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也经过华夏族的记录、加工以至歪曲。如果他们的记录还在，那么不可能一开始就自觉接受中原王朝对他们的统一，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征服、侵略甚至毁灭。 我们的历史上说唐太宗是少数民族的“天可汗”，认少数民族为赤子。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突厥人留下的碑文，他们对自己亡国，对唐朝对他们的杀戮，把惨痛的历史记录下来，并不是“天可汗”。这是史家一厢情愿。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是自觉接受。清朝“改土归流”以后建学校，开科举，也是从文化层面整合他们的手段。孔孟思想从中原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难道都是非华夏地区仰慕华风的结果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汉族文化程度比较高，一向是主张文武两手的。儒家强调德，而不是兵。但事实上不是不用兵，到明朝王阳明率军队对瑶族和僮族的征服，以及乾隆对大小金川的征服。更早一点的，汉武帝的时候，在海南岛建了珠崖、儋耳二郡。到汉元帝时不得不放弃。主要的原因是地方官贪赃枉法，对岛民很残酷。岛上妇女的头发长得很好，他们就专门去收集人家的长头发。岛上居民不断反抗，最后只能把行政机构撤销。这说明在统一、同化的过程中，绝对不是都得到少数民族拥护的。 统一和分裂是现代观念，那么古代分裂时期的各个政权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他们是否意识到分裂？ 葛剑雄：我认为统一的标准，是后代的政权恢复前代政权的疆域。但是如果当时人都认为统一了，就不存在分裂的问题。这里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主客观标准是不一致的。北宋建立的时候，离唐朝的疆域差得很远，但只是不接受燕云十六州分裂出去。后来北宋跟辽朝划分了疆界，也就是承认燕云十六州不属于自己了，不再强调没有完成统一。云南的大理国，原来是唐朝的疆域，之后分离出去成为南诏，然后又变成大理。北宋赵匡胤开始就很明确，大渡河以南“非我所有”，所以整个宋朝都没有提要统一大理，相安无事。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宋朝当然不能算统一，连今天的北京都在辽的手里。到后来，从辽朝来说，因为治下主要的居民都是汉族，高层很多人也汉化了，所以他们也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没有世界观念，虽然天下可以逐渐扩大，但是直到清朝，晚清的大多数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和主要部分，其他不过是蛮夷。外国人都被认为是夷，民间则称为番鬼、鬼佬、外国赤佬。虽然也知道天下还有其他的国家，但是自始至终认为越远的地方越落后、越野蛮。这点没有动摇过。对周边，要么认为是中国的藩属，要么认为他们连做藩属的资格都不配。古时要表示皇帝声名远届，会用“重译来朝”或“九译”，说明远人来朝拜需要多重翻译；用“梯航来朝”，说明他们需要跋山涉水。可见古人知道外面有其他的文化和政权。也正因为这样，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或想要统治中原地区时，不可能保持自己原来的观念，必然要接受自己也是中原的一部分，跟中原华夏没有区别，这样才能统治。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 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他们进入中原，与中原结合，就把原来占据的边疆的地方也纳进来。明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回蒙古高原，明朝认为统一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明初并不是没有这个实力，明成祖也曾打到蒙古高原，明朝最强的时候西到哈密，他们认为这就够了。以明朝初期的实力，如果真的打过去，消灭蒙古、察合台汗国的残余，并非没有可能，但它没有这样做。到清朝时，将蒙古族的地方与内地合在一起，平定天山南北路后也没有放弃。中国现在的版图，很多是当地民族先开发，等到它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疆域就扩大了。汉朝的时候，汉朝与匈奴以长城为界。汉宣帝以后开始，匈奴与汉朝和好，“长城以北，匈奴有之，长城以南，天子有之”。在中国的观念里，也知道长城外面还有地方，但是只要中原就够了。公元前60年，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是这种统治，与中原是完全不同的，最多是军事监护性质。当地的君长一仍旧章，不需要建立郡县。中国历史上纯粹由汉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要的。并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夺取，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甚至认为这些地方的居民作为天朝的臣民还不够资格，没有开化。另一方面，也是实际统治的能力问题。汉代在西域也最多派几千人，而且他们还需要屯田，否则要将粮食从内地运到那里是不可思议的。真的要行使国家主权，还是要动用当地的人。比如陈汤，曾私自攻击匈奴郅支单于，当时他背着朝廷调动西域六个小国的军队，从内地派兵是不可能的。唐朝真正能到达咸海之滨、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只有三年。而且是因为当地波斯国内乱，一个王子投降唐朝，后来内乱平息，唐朝就失去这块地方了。但是唐朝也不当一回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蛮夷的地方。唐朝在安西也只是建立四个镇，主要是驻防、监护职责。唐朝初年灭了东突厥、西突厥，并不想像内地一样维持统治，只是想保证安全、交通线。盛唐到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西部疆域已经退缩回来很多了。到了安史之乱以后，连河西走廊都被吐蕃占领了。但是唐朝人并不认为这是分裂，因为内地还是完好的。这些地方是可有可无的。等到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人才认为是分裂了。北宋建立，一般人都认为是统一了。我们传统的历史书，都把公元960年开始看作中国又进入统一阶段。 当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时，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呢？ 葛剑雄：少数民族只有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文化上的优势。游牧民族也有长处，比如赵武灵王向他们学习骑射，中原军队由马车作战变成骑兵。但是游牧民族不拥有总体上的优势，一旦进入农耕地区，他们的优势就没有了。秦汉时匈奴始终没有入主中原，在与汉族对抗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汉文帝时的一位宦官中行说出使匈奴后，投靠了匈奴。他曾经跟后来出使匈奴的汉使辩论。他认为匈奴的生活方式、观念是很合理的，符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建议匈奴人不要吃汉人送来的食品，不要穿汉人的绫罗绸缎，应该放在地上用马踩坏。匈奴的风俗习惯不应随便改变。住帐篷、男女老少睡在一起，这是很正常的。丈夫死了，妻子要改嫁，因为匈奴人的生育率、存活率低，所以要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但是匈奴人进入内地，这个优势就保持不住了。到了东汉后期，匈奴逐渐迁到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并大量在那里繁衍，这时是西晋初年。上层人物已经迁到洛阳，通四书五经，跟汉人交往。他们在建立政权时也称为“汉”，说自己祖上与刘邦是结拜兄弟，所以改姓刘，即位的时候从刘邦一直祭到刘禅。一方面自己的民族从牧业转为农业，另一方面统治的对象大部分是汉人，所以只有在文化上主动接受，把自己作为汉人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统治。 蒙古人刚到中原的时候，有人就建议，汉人“无补于国”，没什么帮助，要求把他们的地方腾出来，作为牧地。时间长了，慢慢才发现保持农业对他们的帮助更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有一个过程，开始与汉族关系紧张，以后慢慢关系融洽，逐步汉化。这个过程从早期的匈奴人、鲜卑人、羌人到后来的契丹、蒙古、女真、满族，毫无例外。 中国古代有正统、正朔观念，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整体的认同？ 葛剑雄：当时很明确，社会的主流，是把统一与王朝联系起来的。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其实统一早就不存在了，军阀州牧割据。但是大家认为汉朝还是存在，反对的对象是曹操，没有人敢反对汉朝的权威。打的旗号都是反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曹操。谁要改正朔，另立王朝，那就是谋反了。等到曹丕篡位，人们就认为汉朝亡了。刘备马上称帝，孙权后来也称帝了。称帝之后，大家都认识到苟安一隅是长久不了的。诸葛亮的北伐一方面是以攻为守，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个手段保持政治上的正统。 五代十国为什么有的称代，有的称国，因为南方的割据政权，自己也明白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只是保境安民、割据自肥而已，所以只是称王，甚至王都不敢称，还是用原来的职位。不敢建立自己的正朔，奉中原的正朔。在当时，统一、天下、国家这些概念，他们还是清楚的。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元和清，被统一的人们是否都认为只是改朝换代，他们对国家认同采取什么态度？ 葛剑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故国是亡了，但是天下不会亡的。明朝结束之后，顾炎武等一些人在讨论天下亡还是社稷亡。有些人认为社稷亡还是小事，如果连文化、法统、传统都亡了，这就说明天下不再是一个天下。明朝亡是不得不承认，但是一般老百姓不认为是天下亡。知识分子则认为天下亡了，因为清朝是异族。如果华夏政权取代华夏政权，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亡国，而不是亡天下。 北宋后期与金联合灭辽，当时北宋统治者有个误解，认为王师北伐，北方的老百姓肯定会搭“香花楼子”（鲜花建的牌楼）迎接他们。可是到了那里以后，老百姓非但不欢迎，甚至很反感。官员不理解，老百姓说：“即使一匹马对主人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人呢？契丹人统治我们两百年了，没有亏待我们，赋税没有加重，科举照样有，凭什么让我们反对他们？”这就是一般民众的观念，认为辽朝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却认为，异族的统治与汉族之间的王朝更迭、皇室内斗是两回事。但是这种思想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等到清朝的统治稳定了，特别是重视传统文化了，就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倒是在朝鲜的眼光里，认为中国亡于蛮夷。朝鲜的国王大臣对明朝感恩戴德，因为万历皇帝对他们有再造之恩，还曾经策划要帮明朝复国。他们认为异族入主，汉文化亡了。他们认为自己是礼仪之邦，满洲人比他们野蛮。但在中国，毕竟观念斗不过实力，等永历帝被杀掉，清朝统治稳固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承认了。比如侯方域就去参加科举，不应科举就无路可走了。 明朝亡了之后，知识分子讨论过哪些人应该死。一般认为没做过官的人可以不死，做过官的人应该尽节。正面对抗的人几乎没有了。顾炎武、王夫之最后也只是隐居起来，不再继续组织反抗了。比如顾炎武并不拒绝外甥徐乾学给他的资助，而徐乾学是清朝的礼部尚书。他在外游历，官方的资助也接受。清朝统治者也知道，要收束知识分子，必须在文化上把自己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要认同。从多尔衮开始，就有意识地证明明朝不是亡于大清，是亡于流寇，大清是为明报仇的。清朝进一步通过修《明史》等文化活动，证明明朝天命已尽。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修《明史》的时候，把史可法等人列为忠臣，把洪承畴等人列为贰臣。同时各地通过修方志，表彰忠烈，所有抵抗大清而死的，官员都是忠臣，老百姓都是义民，妇女都是节妇。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大家心悦诚服，原来的“反革命”家庭变成“革命”家庭。文脉、乡绅、观念得到延续。同时自称满族也是炎黄子孙，只是迁到北方。康熙、乾隆也都祭拜朱元璋，十三陵继续得到保护，这样证明自己已经继承了中国的正统。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天下稍定，就要为前朝修史，这主要是为了解释天命，这是最大的政治，其他杀戮残暴的小节都可以不计。所以到辛亥革命后，很多遗老说：“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都忘了明朝末年的抵抗和清朝的杀戮。从武装镇压到征服人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清朝最初满汉分得很清，后来行政管理还是不得不借助汉人。康熙时重用高士奇，就是看中他的能力，连明珠都要看他的脸色。汉化之后，汉人的势力当然就强了。在地方上，将军都是满人，但是行政、文化上还是汉人官员多。太平天国之后，满人在地方上风光不再，湘军、淮军体系的将领很多成为地方大员。再比如说，女真人的开国皇帝名完颜阿骨打，到修历史时已经改为完颜旻，连名字都改了。后来金朝的皇帝发现一个人都不愿用女真的名字，下令禁止也没用。这些同化是不可避免的。 到了清朝，西藏、新疆、西南也被统一进来了，他们是如何认同“中国”的？ 葛剑雄：我们以前解释历史是双重标准，好像中国历史上一切扩张、侵略都叫统一。统一的概念是后面对前面的。比如秦朝的建立，秦国征服六国，还可以说是统一。秦朝扩张到岭南，怎么能叫统一呢？秦朝把周朝的疆域都收起来，这叫统一。对南方百越人来讲，秦朝就是侵略，所以才出现几十万大军过去。《淮南子》里的描述，就像西方殖民主义到非洲一样。当地人埋伏在树林里，半夜里发动袭击，把统帅杀掉，秦朝不得不增兵。秦朝长期在岭南驻军，这就是殖民。我们以前很可笑，说秦朝先进的生产力取代南方落后的生产力，使南方获得进步；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西方殖民非洲也完全正当了，因为西方的生产力肯定比非洲强。战国和秦朝时，中原没有认为岭南属于中国。当然，秦汉之后，如果岭南要独立，那就是分裂了。扩张的概念绝不仅仅是文化，不能一概都认为是正义的。汉武帝攻打西域，一定要大宛的宝马，为了让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立功，这都不能说是正义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没有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人，今天这些地方就不是我们的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征服是正义和进步的。 苗人原来生活的范围很广，被中原汉人从平原逼丘陵，再到深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被同化，对苗人来说，这是很痛苦的过程，语言、风俗都被汉化了。由于汉人文化的优势，苗人的上层纷纷改变身份，在血缘上论证自己与汉人的关系。当然华夏群体历来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不注重血统，再加上没有宗教的冲突，没有异教徒的概念，所以只要接受了汉文化，绝不会在意血统上有什么差异。所以在同化过程中就相对容易，这是比较好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数地方，汉化是比较容易的。 同化也有生存的因素，因为汉人有限，很多人觉得有这些地方就够了，没有必要向外扩张。在《盐铁论》里，儒生与桑弘羊这些人争论，就认为中原很多地方都荒废了，却移民到边疆苦寒的地方，有什么价值？西汉几千万人开发中原已经够了，不需要到边疆去。除了少数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之外，大部分人都认为扩张不是正义的。当时对汉武帝也充满了批评，他最后也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从汉到唐宋，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维持着羁縻、土司制度，原因就在于汉人没有生存压力。如果有了生存压力的驱使，扩张就被认为是正常的。中原王朝往南扩张，就被认为很正常。因为南边有耕地，可以种田，逐步从江淮之间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直到海南岛。到了清朝，搞改土归流很迅速，就是人口压力造成的。清朝人口从初期的一亿左右到乾隆时期的三亿到太平天国前夕的四点三亿，这么多人口主要在南方增长。这样，南方的苗族、彝族、土家族就感到压力，改土归流以后，设立府州县，大批官员、读书人移民过去。新开发的地方科举名额比较富余，汉人就移民过去冒籍参加科举。清初的时候，泉州漳州的读书人考不上举人，就迁到台湾参加科考。这个过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推动下，包括文化的同化速度就加快了。   （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26/704208_s.shtml ）

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60周年校庆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进入专题 ： 中国政法大学校庆 法治    ● 江平 （ 进入专栏 ）       今天我们纪念法大成立60周年。一个甲子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步入了老年的象征，一个人不可能生活两个甲子，但是对一个学校来说就不一样了：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有800(实为900—注)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中国现在有一些学校正在准备庆祝两个甲子。所以我们学校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制，经历了院系改革而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应该说，先天已经有一些不足，所以庆祝校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庆祝呢？我们历来都是歌颂成绩，吹嘘一番。     我觉得，纪念校庆应该更多地来反思自己的不足，来寻求来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而后勇”，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中国政法大学是以“依法治国”、“法治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个目标，应该说人才是最关键的，而在培养人才中，培养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坚守自己的岗位，我们培养出来了许多为国家法治做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可以说，无愧于历史，我们做到了自己对国家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是1956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的。60年的校庆中，我有56年是在这个学院。60年的校史，应该说是由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前14年是创业，后来中间的13年是停止招生和解散，后33年是复办、走入正轨。     一所大学应该说所要求的物质基础现在正在完备，我们的新校和老校也都初具了一些规模，但是一所大学应当具有的精神基础，我们还很欠缺：我们自己的校风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办学理念也没有成型，我们自己的传统精神更有待于完善。     物质基础可以在十几年、几十年内来完成，但是一个学校的精神、文化，则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形成，没有这种时间的沉淀和检验，是不可能形成的。     大学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就是人格的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没有它，大学就没有灵魂；大学是学术机构，应当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应当首先解诀领导体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这是应当允许公开讨论的。20多年前，我们学校已经准备实行校长负责制，后来因为发生了那件政治风波，就改成了现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今天应当认真来思考这个间题：究竟在现在的情况下，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应该允许来公开讨论的、公开来探讨的。     学校应当有自主权。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事业单位的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自主权。只有大学真正实现了去行政化，才能够迈向真正的大学的人格独立。     大学是学术机构，学术应当自由，自由必须有包容精神。现代学术的包容精神比以前要宽容得多了，但是在学术研究的课题上，仍然存在着包办过多、包容不足的现象，这也是需要我们来逐步完善的。只有打破了学术禁区，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也只有打破学术垄断，才能够实现学术自由。     我认为，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这就是我们走向第二个甲子所奋斗的目标。我祝愿中国政法大学在未来的一个甲子里面，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谢谢大家。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政法大学校庆 法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2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共识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