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刊推荐

肖四如：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几个重点问题 进入专题 ： 经济形势 金融形势    ● 肖四如        在以发达国家为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因世界经济危机而不得不作出调整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显著下降，２０１２年势必降低增长速度。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一大特点是：以ＧＤＰ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     　　     ２０１２年对于银行、企业、广大投资者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经济工作的稳中求进，我们必须面对若干重大问题：世界经济会出现再次衰退吗？如何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如何理解和把握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冬天过后，股市和房市会有春天吗？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下，金融如何走？     　　     一、世界经济会出现二次衰退吗          综合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综合判断，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信心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在１％—２％间徘徊；欧洲经济受债务困扰，短期难以自拔，长期前景不明，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日本震后重建虽会给经济增长一定刺激，但由于高额政府债务和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竞争下降，仍然处于低增长状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独善其身，也将放缓发展速度。全球经济增长率回落至２．６％左右。     金融危机治理总体上有成效，但后遗症也不小。发生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     其深层原因是：美国在高科技泡沫后，把金融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放纵过度金融创新，把大量有毒资产输出，维持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维持美国等国家低储蓄率、高消费率的生活方式。     而危机治理过程主要取向是：金融机构去杠杆化，抑制过度创新；设法扩大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居民负债比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新兴产业以保持产业竞争力；对大而不倒的机构则实施政府救助，以确保经济金融稳定；政府不得不多发货币、增加债务，以解决置换大银行、大企业不良资产问题，同时在危机处理中保证国家的必要支出。     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和弥补减记的资产，导致信贷紧缩，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居民减少负债、增加储蓄的努力和财富因泡沫收缩而缩水导致的减缩开支，引起消费降低，从而总需要疲软，影响经济复苏；政府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引起货币贬值，为全球通货膨胀种下祸根；而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等）采取的保增长措施，强化了传统产业结构的问题，并使生产的潜力发挥比较充分，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金融危机形成一系列资产负债关系的恶化，本质上是债务危机，而危机治理的结果，缓解了企业银行的债务危机，但加剧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高盛的分析报告指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死螺旋。政府保增长、保稳定的结果，必须增加政府债务，债务难以按时偿还，政府信用下降、债券评级下调，导致举债的成本提高，又要借更多的债去还本付息，政府还债能力又进一步下降。大量的政府债务由银行购买，债信下降引起银行的资产减记，又导致银行紧缩信用，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引起税收下降，加剧政府解决债务的困难。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各种方案中，财政靠增收节支难以有效操作，因为增收节支意味着降低社会总需求，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社会矛盾加剧，也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靠变卖国家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的股权，又会危及一国的主权独立性，导致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也带来国家安全问题。因此，量化宽松、多印货币、通货膨胀是最终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将进入长期通胀的环境。美国借助美元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只要让其他国家多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并继续保持美国对外股权投资和吸引他国赴美投资的资本回报优势，就既可量化宽松，又不致引起国内货币贬值，美国经济问题可逐步缓解。而欧洲国家则要困难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货币政策难以协调行动，各国实行紧缩开支的措施，又不可避免地遭到国内政治势力反对而操作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欧债危机仍无法见底。     世界经济将步入持续低增长时期，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传统产业相对过剩和新兴产业的不确定性长期并存的格局。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需求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又一时难以成为重要的增长点，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是竞争激烈而且无规范，有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特点。二是技术不成熟，当依靠现有技术形成产业化时，技术又改进了。三是需求无环境，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或环保技术尚不构成需求环境；四是风险无制约，新兴产业产生的投资风险，尚无有效风险分散机制；五是产业不系统，新兴产业成长缺乏系统的支撑条件。     金融危机让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而发展中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长期靠资源、劳动力以及以环境和劳工的社会福利为代价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积累了大量的结构问题。在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又通过大力刺激增长不断恶化结构矛盾。中国４万亿元财政投入带动的１０多万亿元投资中，大多是基础产业和原材料产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处于高峰期），使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偏重的矛盾加剧，生产能力逼近极限。联合国２０１２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分析，５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接近或超过“能力极限”，２０１２年４４％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财政恶化，经济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严重。在以发达国家为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因世界经济危机而不得不作出调整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显著下降，２０１２年势必降低增长速度。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过剩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潜在生产能力下降，要素的稀缺性上升，要素价格上涨推动成本上升；环境税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胀；全球流动性宽松而形成输入型通胀。由于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总体上偏低，２０１１年政府赤字占ＧＤＰ的１．７％左右，远低于３％的警戒线。中央加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平台负债占ＧＤＰ约４５％左右，远低于６０％以上的世界警戒线，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展开逆周期操作。中国的内需扩展也还有较大的空间，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工程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的需求。这就使国内投资和消费仍可成为今后几年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中国仍可实现一段时期的平稳较快增长，不会出现硬着陆。然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和方向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面临严重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     在产业结构上，没有摆脱过分依赖“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制造业的状况；     在拉动增长的需求结构上，过分依赖外贸和投资，２０１１年我国投资率为４８．６％，最终消费率为４７％，其中居民消费率为３４％，在多年的增长贡献中投资达到２／３，消费不足１／３，而消费的贡献国际平均水平一般占２／３以上；     在分配结构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１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３∶１，收入最高的１０％城市人口与最低１０％人口的收入比由１９９５年的３．７８倍扩展到现在近１０倍，引发潜在社会矛盾；     在对外贸易结构上，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源消耗型出口为主，处在最不利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循环中；     在城乡结构上，“两元结构”的矛盾仍很突出；     在消费结构上，消费不足与浪费严重并存。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一大特点是：以ＧＤＰ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在基础差、技术水平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条件下，能迅速吸收国际产业技术成果，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现在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生产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完全同步，影响群众的幸福指数，等量的资源消耗未带来相应的福利；粗放式增长，加速了环境的破坏、资源枯竭，难以持续；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顽症和增长不得不依赖的惯性；这种增长结构，还高度依赖信贷投放，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留下隐患；投资的边际产出率越来越低，１９９７年每天投资ＧＤＰ产出为３．１７元，２００９年降低为１．５２元。     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正确对待ＧＤＰ增长速度，改变以其高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管理方式。中国持续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效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年均增长从未超过４％，法国、德国在战后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３年分别达到了年均增长５．０５％和５．６８％的高速度，但１９７３年的增长在２％左右徘徊。日本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３年年均增长达９．２９％，创造东亚奇迹；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８年年均增长为２．９７％。中国已经拥有人均４０００美元左右的ＧＤＰ，但抛开数字的实际福利显然不如发达国家在同等人均ＧＤＰ水平的状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性福利，追求安全、和谐、有尊严地生活。让发展速度回归正常，减少物质投入的增幅，让国民在６％—８％左右的增长中，获得更全面的综合福利。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以公益为目标的国有资源配置，使土地及其他国有资产的收益能最大限度使民众受益；政府切实转变职能，从重ＧＤＰ增长转到重社会、重环境、重生态、重民生支出上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实际收益，增加社会保障水平，解决群众消费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大力推进服务产业化，解决大量事无人做和大量人无事做的矛盾，使服务业既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又成为人们实际福利的增长点。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转变到以内需主导增长上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出口换汇引进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先进的工业设备，通过招商引资，生产出口产品，解决市场、技术和管理问题。初期是必要的、有效的，成为增长的动力。长此以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产业分工之中，大量消耗资源，影响生态环境，牺牲劳动者长期保障和应有的社会福利，换来大量不能直接使用的外汇。不仅不断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已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速的情况下，维护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变化，加快汇率市场化和外汇交易市场化，国家根据外汇使用需求和用汇效益引导市场结汇，变出口补贴为内需补贴，鼓励更多出口产品转为国内市场销售；充分有效地运用外汇来增加资源保障，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善对外贸易的不利产业分工。     我国正处在走向内需主导、消费主导增长的历史拐点，充满新的机遇。     一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城市是综合消费的载体。未来１０年，城市化再提高１０至１５个百分点，将激发出巨大的内需。     二是服务业拓展的机遇。服务产业的落后仍是中国国情，有很大的空间。加快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家政、环境保护、绿化美化等服务的需要。未来１０年，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提高１５至２０个百分点，加快实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有大量的事业与产业、项目和企业发展的空间。     三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机遇。完善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可以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更积极大胆地投入消费。有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可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四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机遇。通过有力政策，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有分析表明，农民工消费水平，不及城镇居民的４０％。如果提高到城镇平均，按６．７亿农村人口计算，年消费规模超过３．６万亿元。     2012年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走？主流的意见是：放弃以信贷规模控制为目标的窗口指导，转而采取更为市场化的以银行间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信贷调控模式；按照实体经济内在交易需求来配置货币流通量，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的需要。     2012年，财政政策的取向必须配合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来展开，真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支持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生态建设，支持社会事业建设，加大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进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加大税收调节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     股市的政策选择，最重要的是引导股市健康发展，使股市发挥好投融资桥梁的作用。进而通过股市有效配置资源，通过股市实现项目投机机会，通过股市建立起企业有效的法人治理机制。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如何取向          2011年为何出现流动性紧张状况？首要的原因是：2011年我国的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为主调，实际适度从紧地安排信用。连续7次提高准备金率至21．5％，连续几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用差额准备金等手段，实行严格的货币增长规模控制。以货币紧缩来达到控制物价的目的，前提假设是流动性过剩是物价上涨的原因。实际上，2011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主要由于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而产生。粮价上涨、铁矿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用工价格上涨等，这些都不是靠紧缩货币可以解决的。货币人为从紧的结果是导致2011年经济活动中资金明显紧张。全年9．5％的经济增长加近6％的物价上升，正常的货币需求须增加15％—16％，而实际上只增加12％左右，出现2—3个百分点的货币流通缺口，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常活跃，推高货币利率。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在2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高达50％，银行也乘机将利率上浮。经济活动中的资金成本上升，又进一步打压实体经济，驱使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流向“影子银行”，以钱炒钱，实体经济中资金趋紧问题更趋严重。     再有，由于2008年为保增长，国家4万亿元带动10多万亿元的基础建设、重点工程在2010年—2011年进入建设高峰期，在货币紧缩的环境下，银行须保在建工程，于是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制造业受到资金的挤压，不得不进入“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此外，在抑制房地产价格进入关键之年，多项限购举措引起房地产供求增幅的下降，在销售趋于疲软的形势下，开发商多选择坚持，于是在信贷限制房地产时，选择在高利率的“影子银行”融资（以期政府最终放松房地产，使资金再度回流并刺激房地产），也是高利率的重要推手。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美国GDP14．9万亿美元，广义货币M2只有8．7万亿美元，即M2／GDP＜60％；中国GDP约47万亿元人民币，M2超过85万亿元人民币，近2倍。中国货币流通数量似乎比美元要宽松得多，然而事实却又显得紧张，中国的超量货币到哪里去了？我认为原因有：一是不良贷款实际占用大量货币，即使是四大国有银行在改制中先后总计剥离约4万亿元不良贷款，许多仍是挂账处理，实际上社会不良资产并未清除；二是外汇占款近30万亿元，尽管以人民币结汇后等值人民币实际进入流通，但减小了流动性；三是以长期投资为主体的信贷结构，消费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比重低，使大量货币实际沉淀，影响了货币流通速度；四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财富进入流通，吸收了大量流动性；五是“影子银行”及其他金融部门中资金内部循环，未进入到实体经济；六是在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主体，直接融资不足，大量的投入靠银行体系进行。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占60％—70％，而在北美发达国家，银行的比重已在15％以下。     2012年货币政策应该如何走？主流的意见是：放弃以信贷规模控制为目标的窗口指导，转而采取更为市场化的以银行间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信贷调控模式；按照实体经济内在交易需求来配置货币流通量，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的需要。今年物价的涨势低于3％—3．5％，GDP的实际增长小于9％，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指导计划是14％左右，逐步降低准备金率（1．5—2个百分点），增加银行信贷能力和实际投放规模 （8万亿—8．5万亿元）；对中小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信贷增加风险容忍度，并配套政府扶持政策，鼓励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社会资金融通的环境，提高透明度和规范化；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调节功能；完善逆周期调节的货币政策杠杆，增加结构性调节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使之逐步成为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财政政策是关于公共资源配置的一套政策体系。中国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敛财型税收结构，以流转税和间接税为主，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较弱；大量公共资源（土地、矿产所有权、国有经营权等）未计入财政收支，从而增加配置的随意性，公共资源的收益难以最有效地得到运用，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甚至涉足大量经济开发项目，影响了项目可行性市场选择，并形成大量的政府负债，部分地方出现偿付困难；各级财政转移支付依据不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财权事权不一致，增加了财政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2012年，财政政策的取向必须配合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来展开，真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政府投入的较高增长，重点支持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生态建设，支持社会事业建设，加大保障房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进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加大税收调节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扩大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房产税试点，扩大资源税计征范围，先从石油、天然气税收从量到从价计征（5％—10％），扩大至煤炭、金属矿、非金属矿和水资源，从局部逐步推至全国，确保增加的税收用于资源的保护、储备和开发；提高所得税计征点，使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可支配收入能力；研究制定环境税并择机推出；进行更广泛意义的税费改革，把非税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土地等公共资源收益纳入预算并接受有效监督，确保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到切实增加人民的公共福利，改善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四、股市严冬之后如何走          2011年，股市进入严冬。股市10年市值涨了10倍，指数回到原点。当年GDP增长近10％，而A股市值下降20％。A股总市值21．38万亿元，比上年缩水4．91万亿元，每个股民账户缩水4万元，是千万股民的“伤心之年”。上证指数下降21．68％，深证指数下降32．86％，成交量比上年下降23％，与实体经济景气繁荣构成明显反差。     2012年是“龙抬头”，还是“龙游浅水”？要分析这个问题，须先理解股票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决定股票价格的力量可以归结为“四个面”，即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情绪面。基本面即由上市公司的经营质量决定的价值。它是由企业的盈利性、风险性、成长性来决定。每股盈利决定股份的实际价值。而收入的风险性降低股份的实际价值，如果成长性好则增加其实际价值。从基本面分析的是企业的经营价值，是一个理性投资者的投资依据。然而，股票作为一种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价格不仅体现其经营价值，还体现其交易价值。交易价值则是由政策面、资金面、情绪面等影响供求关系而形成的股票价格表现。由于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于是预期就会影响情绪。情绪影响股市的信心指数，影响投资股市的热情，进而影响资金面，从而影响股市供求关系。乐观的情绪带来乐观的结果，乐观的结果又激发更乐观的情绪。资金面既受影响于情绪对游资的调出，也受影响于国家资金政策、流动性的状况，国家允许社保基金入市，国家鼓励各种共同基金的发展都增加需求，带来价格上升的利好。股市还受影响于上市公司股票供给的规模，大量集中的IPO，大量扩股配股、大量的非流通股转流通，都会影响股票的价格水平。同等的股票供给，则需求越大，资金进入越多，股价越高；同等的资金进入，股权交易的供给越多，选择面越广，价格越低。     在一个股市中，理性投资者重视股票的经营价值，而投机者则去捕捉交易价值变动的机会；投资者重视二级市场的股价，而融资者重视一级市场的股价；投资者重视股市指数，融资者重视股市的市值。中国的股市远未达到经营价值驱动的阶段，远未达到理性投资者主导的阶段。因此，总体上属于政策市、投机市和内幕交易市，是融资者主导下向社会圈钱的市。在这样的股票市场上，不可能有理性投资的成功。10年来，上市公司通过IPO、配股和增发累计向股市融资3．7万亿元。去年就融资9865亿元，然而去年分红只是762亿元，是融资额的1／12。如果按市值来估计，资金回报率不到0．5％，只是同期存款利率的1／6。 10年来，偏股型基金累计收益小于5％，平均年收益率0．5％，不及同期存款利率的1／8。上市公司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但股票还可以卖出高价格，轻易圈钱。去年IPO发行平均市盈率达30倍，结果新发278只股票，202只跌破发行价。     那么谁在股市中获利呢？当然是融资者获利。 2400家上市公司中，973家为国有控股公司，持2万多亿国有股份，通过解禁、减持不断向股票圈钱。内部人士及高管人员不断套现，仅去年就圈走980亿元。融资方高价发行股票，靠的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展示未来股价上升的前景，误导投资者。这样的股市显然扭曲了资本市场应有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只是融资者圈钱、投机者套利的场所。圈了钱就投入房地产，房地产公司再上市、再增发、再圈钱。虚拟经济价值就膨胀起来。     现在股价是否已经见底？目前A股市盈率沪市14．7倍，深市27．4倍左右。如果企业的经营利润是真实的，沪市资金的回报率可在7％左右，则股份已接近真实价值。通常认为14—20倍正常，20倍以上偏高。中国经济前景并不悲观，因此，股市向上的概率大，向下的概率小，但仍然存在下挫的可能性。     股市的政策选择，最重要的是引导股市健康发展，使股市发挥好投融资桥梁的作用。进而通过股市有效配置资源，通过股市实现项目投机机会，通过股市建立起企业有效的法人治理机制。因此，必须监督企业更加公开、真实、及时地披露信息；必须有强制分红的机制；必须严厉打击公司高管和重要股东的内幕交易；完善发行价格审核机制，抑制以圈钱为目的、不对投资者负责的融资活动，改变发行溢价过高的事实上欺骗投资者的行为。同时，完善企业退市制度，使股市真正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状况；规范发展各种共同基金，引导其健康发展，减少中小股东的盲目性。在这些积极的措施之下，股市将更加规范，投机性减弱，企业的经营价值将更大比重地决定股票的价格。当然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将明显变小，不会再有股市的暴利时期。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全国农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员会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进入专题： 经济形势 金融形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90.html    

“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3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4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清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追加有效的控制，用移民、开发、建省等手段拢紧内陆边疆。5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清朝政府与列强签署了十几个涉及领土的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6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圈画于中国版图之内。这些中国地图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似乎就要结束了。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这种转变表明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然而，20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 与中国历代王朝“家天下”的传统针锋相对，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希望走向社会的纵向整合。到1949年为止，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从理念上对清王朝遗留的版图赋予“民族国家”领土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8“天下为公”在同边疆民族的横向联系上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用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孙中山等民国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此举在宣布对清代版图继承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然而，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表述没有克服以汉族为尊的偏狭。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无论中国是统一帝国的禁脔还是分立的多国争斗的舞台，存在于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边疆分野曾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移动。这种情形与包容一切的“天下”观并行不悖。中华民国伊始，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野内政化，把满清帝国疆界直接翻译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中华“国族”的地缘形体。然而在实际上，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西藏和外蒙古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地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9 比之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渊源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民族问题就必然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超民族、超国界的阶级问题所代替。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对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随后抗战中和国民党的联合，其民族政策出现了极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在继续保持自己独特政治话语的同时，已不再质疑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基本定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必须包括内陆边疆的满、蒙、回、藏等族，中国的领土就是脱胎于前清帝国的海棠叶形的领土范围。10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在重整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于内战期间的内蒙古自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反而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的同质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写入“共同纲领”。在后来的年月里，中共领袖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在1949年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治体制做出决策时，没有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被作为一个主要原因。11这种论点实际上与康、梁改革派主张的清帝国内各族应在西方列强压迫的危局下同舟共济、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统合论一脉相承。1949年决策的根源在于晚清开始的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族国家”对清王朝领土遗产的继承，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国际政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验来说，长征的经历和内蒙古、新疆的分离运动都表明，实行民族自决的后果将会导致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政治地缘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区域自治的模式则可以有限地顺应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同时满足现代中国主权的两个基本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区域自治表明边疆地区处于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它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2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设想是在十个省份实行不同行政层次的区域自治。最终结果是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覆盖国土面积近65%的二十个省区得到实行，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反而成为少数。131956年底，新华社宣称区域自治已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随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党已经胜利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14 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边疆民族问题还遗留了尚待解决的三重隐患。首先，清代遗留的内陆边疆民族问题具有历史、文化、地缘方面的特殊性，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诸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第二，中国的区域自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谓胜利表明的是中央对边疆分离倾向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消除民族冲突的隐患。15最后，从一开始就为边疆地区预制了“解放”、“自治”、“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同质化。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包容边疆特殊状态为前提的合作，亦即边疆民族接受区域自治的基础，注定要改变。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与全国一起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20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再次开盘。文革开始时乌兰夫成为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是民族分裂，罪证之一是在60年代重发由毛泽东亲署的中共在1935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件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16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半途夭折。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状况表示满意。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中国边疆的“小治”。17这些目标对一个刚从文革灾难中恢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愈益举足轻重，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在中国稳步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距“整合国家”依然遥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1950年代、1960年代没有差别。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恶性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发生在边疆的族群冲突会迅即波及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18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1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40), 409. 2王启兴，张虹选注：《中国历代爱国主义诗词精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93页。 3 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魏源：《圣武 记》，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63, 72, 123-134, 135-158, 163-191页;徐继畲： 《瀛环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有趣的是尽管两人都称满洲为 东三省，满洲建省到二十世纪初期才发生。 4 这种绘制亚洲地图的方式可参见 The London Atlas of Universal Geography (London: J. Arrowsmith, 1832), Colton’s Atlas Of The World, Illustrating Physical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J.H. Colton and Co., 1856), Allgemeiner Hand-Atlas der Erde und des Himmels nach den besten astronomischen Bestimmungen, neuesten Entdeckungen und kritischen Untersuchungen entworfen (Weimar: Geographisches Institut in Weimar, 1856), Letts’s Popular Atlas (London: Letts, Son & Co. Limited, 1883), and The Times Atlas (London: Cassell & Co., 1895)

“边疆地区的官民矛盾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虚拟的共同体变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民族理论内蕴的困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之来源。” 对于大国而言，边疆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其根源在于，国家疆域较大，则内部在次区域上的多样性便是必然的事实。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而言，如何处理这种多样性，使各部分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个大洲级的国家，边疆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叙事与国体建构中所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在传统帝国时代，我们有着丰富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传统手段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便循着现代性的路径重构了国体以化解边疆问题。然而实践表明，既有的努力存在很多问题，挑战仍然存在。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始自西方，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回溯历史，看一下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   一、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 二、 边疆的存在，是帝国空间观之表达，而帝国是古典时代各种文明的基本政治体构造形式。对古人而言，其精神世界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是效率导向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一个堕落的凡俗世界中个体如何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政治的意义在于帮助人在得救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只有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政治体的存在才有意义。灵魂的拯救必定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实现，而宗教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得救便也是一件具备普遍性的事情。在此思想背景下，古典时代有意义的政治秩序便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向的帝国秩序，它是对一种宗教或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也是世间唯一的正当秩序。帝国并不是一个有界的国家，相反，它就是世界，区隔出秩序与混沌。帝国的世界首要不在于其内在的认同，而在于其道德秩序性；在与内在同一性无关的道德秩序下面，可以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彼此冲突的政策、互相差异极大的民族与宗教、迥然有别的社会结构，等等，都可以在对这样一个道德秩序的服膺下共存。现代理性下民族国家的简单理念无法统摄帝国内在的丰富性。 古典帝国作为世间唯一的秩序来源，作为文化的核心，向外流溢。在此观念之下，中心-边疆-蛮荒之分便显现出来，帝国的空间观便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的结构。中心地区是帝国和文明的生发之地；边疆地区作为从文明向野蛮的过渡地带而存在，它不够文明，但是却已脱离了野蛮，这是文明正在向外生长的前沿；蛮荒地区则完全未沐文明之风，从伦理上来讲他们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人”，但理念上来说终有一天他们会被帝国所教化。 边疆在这里便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从理念上来说，它处在低于帝国核心的地位，这也是它的一种正当地位，边疆以此自居，并无受辱感；相反，边疆仰慕帝国核心区所担纲的那唯一的文明秩序，它以自己虽不位处核心却获得了帝国的某种认可而自豪。从治理角度而言，边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它是帝国的国运所系。帝国必须向外扩张才成其为帝国，无有边疆便无所谓帝国。“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 1 可以说，核心地区为帝国提供精神性要素，边疆地区则为帝国提供物质性要素。核心地区构成帝国的灵魂，边疆地区则构成帝国的身体。历史上伟大帝国的衰颓，必定始于边疆对中央的反抗。   二、现代性与边疆问题的克服   现代性带来了身体对灵魂的反叛；在政治上，则表现为边疆对于中心的抗拒。这在最初由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建立表达出来。法兰西王国拒绝神圣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性，在“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理念的支撑之下，与帝国争霸多年，最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确立了各主权政治体彼此独立、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边疆对于帝国的反抗迫使帝国第一次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以及边疆的主体性。一旦到了这一步，则边疆便不再成其为边疆，它是一个新的中心——中心就此多元化了。 主权国家的建立不过是现代性之政治萌发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启蒙运动与近代政治哲学进一步地将臣民相对于统治者的主体性表达了出来，这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称之为“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在主人出于物质欲望而实施的压迫下，奴隶反倒率先意识到了精神独立的意义，他们对主人的反抗将带来主体性在每一个独立个体身上的实现。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不再是由在上者来规定，相反，自我意识的萌发将带来自我立法，从而建立起个体充分自治的现代政治。边疆对中心的反抗于此达到极致，主权国家内部也不再有作为客体的个人了。现代政治究竟为何，在不同的哲人那里有不同的叙说，此处不赘。各种现代政治理念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中集中体现出来，爆发出现代性。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叙事结构诞生了，一群被拟制为同质的人构成一个“民族”（Nation） 2 ，民族当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这样一种叙事结构之下，边疆不再存在了。政治世界当中原本由帝国垄断的唯一主体性，被世界上的多元主体性，或说主体性的弥散化所取代，而每一个作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都是内在同质化的。在这种叙事结构下，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民族主义构成政治世界一支极其有力的动员力量。传统帝国的内在多元、天下一统的叙事结构不再具有正当性了。 对于小国来说，内在同质性相对容易达到。但是对于大国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或者说是不可能达到。地理条件的差异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人们心理结构的差异是一种现实存在。中央对于边疆地方的统治，如果不承认这种差异，在主体性泛化的时代将带来边缘的反抗；如果承认差异，则民族-国家便不是一个合适的国体形式。 对于大国来说，这是一个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处理的问题——既要确保大国不被民族主义所肢解，又要充分承认过去的边疆地区的主体性——理论上的处理最终会在国体上表达出来。我们在现代历史上可以看到多种处理该一问题的努力，它们又可分为传统延续性的，通过对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多元主体性做现代模式的确认来消除民族主义的张力；和现代性的，通过对于民族主义的确认以及超越，来克服民族主义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帝国的消解。前者的代表是英美，后者的代表是苏联。我们可以就这几个典型来进一步加以分析。 1、大英帝国。英国在近代以来的殖民扩张中，建立了史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帝国，在其鼎盛期，领土面积达到3367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领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也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女王陛下的米字旗飘扬环球四方，并随着大英帝国的舰队漫游四海，无论何时，帝国永远有一部分领土在阳光之下，号称日不落帝国。帝国内部极为多样化，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用“民族国家”的理念来加以统合，帝国的统一系由帝国的君主来实现。英国女王作为帝国每一块合法领土的法人代表，直接体现每一块领土的主体性。英国本土与海外非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关系，女王超越于任何单块领土和人群之上构成统一的象征，大英帝国是一个通过传统君主而内在联系起来的身合国（personal union）。政治实践中，统一帝国之下的多元主体性由法人代表的唯一性与间接统治两种手段来实现。英国将现代政治包裹在传统的外衣之下，通过君主世系的传统延续性维系了帝国稳定的统一；又由于君主身份的多重性，边疆问题便被消解掉了。 对于由分散世界各地的领土构成的殖民帝国而言，大英帝国这样的身合国国体利于各块领土的统合。与其相比，共和制的法国在统合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便遇到了法理上的困难。法国总统是否海外殖民地的法人代表，这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如果是，则选举权并未扩及殖民地，这个代表是如何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海外殖民地的居民与法兰西共和国究竟是何种法理关系？法国在法理困境下，采取了一种对海外殖民地进行同化的努力，以便其民族国家叙事逻辑的内在一致。于是，殖民地上的黑人学生读的书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这种悖谬的场景是无法长久持续的，法兰西殖民帝国最终难免解体，法国及其诸块殖民地均重构为简单的民族国家。 2、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1620年，来自欧洲的一群清教徒，在登上北美大陆之前，在船上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的起始部分即提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这种自治精神构成了美国最基础的立国精神之一，以致两百多年后来访美国的托克维尔感叹乡镇自治精神对于美国人的自由的重要意义。此后，躲避旧欧洲的宗教迫害的人、渴求自由新生活的人、以及各种冒险家，陆陆续续来到了北美新大陆。人口的膨胀并未构成什么问题，因为早期的十几块殖民地以西有着大片的空地等着被开发，于是一场浩大的西进运动在美国独立之际即已开始，持续了逾百年直到19世纪末。 1893年，美国史学家特纳于《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在美国的历史上，边疆并不像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作为文明的流溢处，相反，它是文明的前线，是美国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拓展。新辟边疆也必定是通过乡镇自治的方式最先完成建政，具备充分的主体性。条件成熟时，它便以一个新的邦/州（State）的身份加入合众国。美国的合众国国体具有充分的扩展性，使其可以没有法理障碍地从13个州扩展到50个州，最后终成疆域辽阔的大国，其内在的多元主体性由地方的乡镇自治与上层的联邦体制来实现。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美国国父之一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说法，共和政体将能扩展到更多数量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疆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乡镇自治实系最初的移民从英格兰带来的传统，以致亨廷顿说美国将“都铎制度和大众参与统一在一个政治体系中”。 3 美国成功地把传统包裹在现代政治的外衣下构建起来，克服了边疆问题。 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欧洲伴随民族主义而起的，还有社会主义运动。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都在马克思主义，它试图用更强的现代性来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化伸张是其重要承诺，民族主义便要在此种框架下获得处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握了政权，继承了沙皇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沙皇俄国的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内部地理差异极大，治下人口的种族、信仰、生活方式等等亦千差万别，沙皇通过设置诸多边疆总督区的方式来实现统治。随着革命的实现，布尔什维克政党必须践行自己的允诺，帮助弱小民族独立建国，这种主张可以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并由此打击俄国的敌人。可这对俄国也构成一个巨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沙皇留下的大量边疆地区将要脱离而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将要因此面临极其不利的地缘格局。然而若不同意边疆地区脱离而去，则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主张又难以自洽。 为克服这个内在矛盾，斯大林在列宁的民族主张的基础之上，发展起一套新的民族理论。该理论首先将民族用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历史文化这几条界定出来，区别于旧有的主要强调文化特性等心理因素的民族主义理论，将民族框定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并视其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种特有现象。斯大林主张如此划定出来的各民族都应当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无产阶级本身是个超国界的概念，其根本利益在于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所以它们领导的国家应当结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具有自身的主体性，但是在对一个更大的事业的参与当中，又可以实现一个普遍帝国的架构。这个普遍帝国的领导者是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基础是本性上超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以政党是不存在民族性的，是唯一的。从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政体，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一个国体的统一，并且该国体还具有充分的扩展性，其终极指向全世界的统一。保加利亚等国便曾提出过加入联盟的主张。民族主义问题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辗转腾挪之下，被吸收乃至超越，用更强的现代性克服了现代性所带来的边疆问题。 美苏两国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的国体是包容着内部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体系，或可称之为现代模式的帝国。与英法那种领土不相连的海外殖民帝国相比，对美苏这样的领土统一的帝国而言，君主制与民主选举制，在统合上的难度区别并不大。所以，沙皇的退位未曾带来帝国的解体。后来苏联的解体，其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政体结构，各加盟共和国成立自己的政党，这就丧失了将联盟统一起来的那张超越民族之分的大网。也就是说，不采行无产阶级专政，则斯大林模式的边疆处理模式会带来解体；但是采行无产阶级专政，则意味着国家的低效率，这也是戈氏改革的动因之一。这种内在的困境是后来者不可不察的。   三、中国的边疆问题   中国最早的地理志《尚书·禹贡》彰明了中央-边疆-蛮荒的帝国空间观。《禹贡》在结尾处叙述了天下治平之后的“五服”秩序原则。去王都五百里，是一种渐行渐驰的直辖模式；去王都一千里，则是封邦而立；去王都一千五百里，尚可文武绥靖；去王都两千里及更远，则皆属蛮夷之辈，概处羁縻。此处的里数并不简单地是个数字游戏，其直接指向一种文明的高下秩序，由王都向外辐射，形成一种渐有落差的文明等高线，中华、蛮夷由此而分。历史上的汉人王朝从未真正统治过草原游牧地区，因为长城内外的自然生态、生活方式都有着根本不同，关内的治理模式放到关外是不管用的。于是，皇帝无法直接治理的塞外地区在蛮夷、羁縻之叙事结构下，获得其被定义的位置。 最后一个帝制朝代大清，真正地同时统治了长城内外的草原和汉地。1635年皇太极征服察哈尔汗，获得大元传国玉玺，袭蒙古大汗位，并于1636年称帝，满蒙联盟就此形成；1644年清军入关征服了中原，从此长城内外皆由满清皇帝统治。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二元帝国体制，内地十八行省与塞外诸地是大不相同的治理结构，两片广大疆域以对于满清皇帝的共同效忠而结合在一起。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类拟于大英帝国的身合国。针对汉人视满蒙为蛮夷禽兽之拒斥心理，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辩说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而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皥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若夫本朝，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即古昔之贤君令主，亦罕能与我朝伦比。且自入中国，已八十余年。敷猷布教，礼乐昌明，政事文学之盛，灿然备举，而犹得谓为异类禽兽乎！”由于皇帝的双重身份，素赖羁縻的边疆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主体地位。二元帝国的存在为后来的五族共和之大疆域国家提供了一个基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这随即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了皇帝，蒙藏等地仍与汉地合为一国的法理依据何在？该依据在《清帝逊位诏书》当中表达了出来：“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于是，二元帝国在国体转换中一变而为统一的共和国体，中国开始了向现代性的转型。嗣后战乱扰攘，国事难定于一尊，民国先后公布了多部宪法，其总纲中屡屡提及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各地方实行自治云云。然而由于国家没有实现真正统一，边疆问题的制度性落实始终无法有效展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现代性以另一种形态展开。对于边疆问题，中国学习苏联模式，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力图将边疆问题化作民族问题加以处理。于是，在中国内部识别出56个民族，但我们并未像苏联一样将其建立为加盟共和国的形式，而是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来体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统一性则是由无产阶级专政体现。不考虑民国阶段三十几年政策未定之阶段的话，可说中国从类似于英国的模式，直接转入了类似于苏联的模式。但是，前文曾经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模式意味着国家效率的低下。所以，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逐渐弱化了，但政策的这一调整却在国体构造、政治治理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该诸挑战系由中国借用外来政治理念构建现行国体所带来的内在不一致所致，这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民族”理念的理解。我们通常把nation这个词译作“民族”，它并不是个真实的存在，而完全是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政治用来聚合国民的政治神话，具有最强的政治性涵义，其界限恰等于民族国家。另一个词ethnic也常被译作“民族”，它所指称的是一些原生性的具有差别的人群，其界限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民族国家。Ethnic之差别的缘由可能各种各样，人种、宗教、地域、气候等等都会带来区分。这种差别不构成政治意义，试图在此差别上建构政治秩序的努力只会带来对国家的否定，并且也难以成功——日本在二战中所主张的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大东亚秩序，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皆属此类。在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引领下，我们现有的民族理念中有用建构的nation吸纳本属自然差别的ethnic之意——并且国人也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以其为自然之理，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也正解释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该政策是将民族做政治化处理，如果仅仅是ethnic，便无需自治。但是中国又没有像苏联那样把自己的国家彻底地非民族国家化，进而作为一个旨向普世主义的联盟存在，而是在“民族”之上又提出一个中华民族的理念，试图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起来。该种建构动用了中华“民族”这个理念，原则上来说便要求内在同质化，但是这一要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多元政治主体性又是无法并立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阶级构成了超越一切的政治性；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成为巨大的问题。用“少数民族”这样一个概念来识别中国的内陆边疆的特定人群，是带有政治性意涵的，其中包含着承认其主体性的内容——与美国在国内所识别的“少数族裔”（ethnic）大不一样，后者只有社会性意涵——这是在现代性背景之下对传统帝国视野下边疆问题的转化。但这种转化在中央-地方关系之外，又生出了更加复杂的新关系，该种复杂关系在传统帝国好处理，在现代国家则难应对。在该种政治意涵的建构下，边疆地区的官民矛盾会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虚拟的共同体变为现实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民族理论内蕴的困境，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问题之来源。 中国内部的多样性是个不可改变的现实，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并不是我们用来构造中国国体的一个合适框架。就已有的历史经验而言，对共和制大国来说，美国的联邦模式是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国体选择。该种模式将地方的主体性确立在自治共同体上，但该共同体并非出于建构的“民族”，而是基于小区域内众人长期共同生活的心理经验，出于自发性的成长，与自我治理的诉求。这样的自治体有着对主体性的某种主张，但并不指向绝对的独立，它们又因对一种更高信念的共同信奉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联邦制帝国。中国在历史实践中分别采取过大英帝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但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发现一个失败了的尝试，那就是类似于美国模式的“联省自治”的努力。该尝试的失败并非因为其在理念上即不可行，而是出于战乱等其他的历史原因。重温这段历史也许会给我们新的启示。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初起之际曾提出联省自治的理念：“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为差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为相宜。每省对于内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负其统御整理之责；但于各省上建设一中央政府，专管军事、外交、财政，则气息自联贯矣。”梁启超、胡适等许多人也支持类似主张。该理念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曾进入政治实践，湖南、四川、云南、江西、两广等许多省份的实际统治者都力图推行联省自治，并纷纷颁布本省宪法。然而这些实力派对于联省自治的推崇多半是出于割据自保的念头，这与清末以来兵为将有，兵权下移的趋势有着直接关联。故而该一努力没多久便遇到了孙中山等人的反对，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成功之后，中国建立了党治国家，联省自治遂无疾而终。   虽然如此，联省自治这一主张内在的政治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重温的。前引中山先生的表述中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自治的基础在于国土广大而致各省气候、习俗不同之现状，而非在于建构出来的民族。联省自治力图重构庞大国家内部的央-地关系，在充分认可各地方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等为前提，再联合为一大联邦共和国。“湘人”、“川人”之类盖以人民生活地域而定，与族裔区分无关。如川人中可能汉满蒙回藏各族裔皆有，但由于居于共同的土地上，有着相去不远的生活习惯，便构成了实际上的共同体。在此政体结构下，边疆问题便可以转化为一个央-地问题而被吸收掉。“疆人治疆”、“蒙人治蒙”等都是正常的地方自治之表达，但“疆人”、“蒙人”等并非以族裔划分，而是以实际的生活居住地来划分。居于湖南的维人亦为湘人，而居于新疆的汉人亦为疆人。如此，则对于边疆地方主体性的承认有了基础，而少数民族也就成为少数族裔，从而消除我们所用的民族理念中所不应有的政治性意涵。在此基础上，以中华数千年之大一统的历史传承作为一个超越于各个地方的共同信念基础，联各地方为一大的政治体系，中国的国体结构便转型为一个自洽的现代政治体系，破解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   （施展：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e3eea3737a1ebac8 ）   1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2 “民族”是现代政治学当中一个虚构出来的概念，故此文中称其为拟制的结果。这个虚构的概念是民族主义得以成为最有力的现代政治动员力量的根本所在。关于民族的虚构性，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120页。

秦晓鹰：中国改革：路径迷失与目标回归 进入专题 ： 改革    ● 秦晓鹰       一          春季以来，中国改革呼声雀起。相信随着中共“十八大”临近，这种呼声还会继续升温。不过，笔者要实事求是地说，与30多年前中国改革初始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相比，对本次即将到来的改革，社会舆情和公众的反映却十分不同。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一定还有印象：中国公众中的绝大多数对1978年以后和1992年之后的两次改革高潮，都是持拥护态度的。为何?因为那是两个解冻后的春潮不断涌动的时期，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追求富足的晨光已初显的时期，是解除了各种精神禁锢羁绊走出彷徨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社会矛盾尚不突出、改革之路相对平坦的时期，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执政群体在治国理政把握内政外交的能力最为成熟老练的时期…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那两次的改革高潮到来时，人们的渴望与欲望得到了正常渲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基本趋于一致，从而使全社会有了较强的承受能力。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率自然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到了今天，中国公众对改革的真实态度却与上述两个时期迥然不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应该看到，今天中国改革的的声誉己受到严重损害。有相当数量的公众往往会闻改革之议，而起狐疑之心。这说明在他们眼里中国改革的含义己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各地城乡不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社会对峙事件，“仇富仇官”心理与“追富求官”心态的矛盾与并存，都说明多数国民对现有的财富和权利的格局并不认同。是的，当改革越来越成为财富和权利俱乐部中的游戏，当这种游戏中的潜规则使愈来愈多的中下层收入群体渐被边缘化，使愈来愈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窘迫时，改革的成就、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与百姓的切身感受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中国政府虽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因为种种制度与观念上的阻力，以及某些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私利之实的做法，致使中国的改革事业不免要呈现出目标模糊、路径迷失和行动搁浅的状态。此时再谈“继续”、再谈“深化”，再出台新的各种举措，在公众心中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受极端情绪的支配，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这无非是为洗白不义之财而出的新招数!     那么，公众对改革的失望与冷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改革锐气和热情，又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被无情地阉割和遇冷的呢?     笔者浅见，如下四个方面甚为重要：一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使很多人较少或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心理严重失衡;二是中国社会管理功能在国家迅速走向城镇化的进程中极不适应，显得相形见绌、水平低下，致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这种紊乱状态使公众的实际利益不断遭到侵扰;三是权钱交易严重，贪腐现象愈演愈烈，以致上行下效，民败与官腐并存，多数人的生存成本大大增加，甚至感到入不敷出;四是拜金主义盛行，旧日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受到极大冲击，新的市场信用体系松弛，商品生产与交换中的诚信约束荡然无存。这就是目前为中国公众和舆论界诟病最多的四个方面。     我们仅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为例，就可以看到，公众对改革的漠视态度绝非空穴来风。不久前，有媒体对中石油公司中层管理干部年薪达100万元人民币给予了尖锐抨击。不久前，有报刊还载文揭露银行系统仅为储户换卡一项，就为商业银行赚得数十亿人民币。正是这种数不胜数的垄断行径，使国家的财富愈来愈向这些垄断性行业集中，使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以致出现了 仅占全国职工总数不到8%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他们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如果我们再拿中国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与世界各国各地做个比较，就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高房价高物价面前，处境是多么的尴尬、窘迫。在这方面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就是说3年的家庭年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按照这个比例，在韩国的首尔是7.7：1，在新加坡为5：1，而在中国则为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可达到40：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勿庸置疑，中国多数普通公众的工资性收入之低，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之低，都是可以想见的了。     那么，导致前述几大问题出现的背后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改革而言，主要是其在方向和路径上出现了一定的迷失，至少是目标上发生了模糊和游移。而要克服这种迷失、模糊和游移，重新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就必须调整改革的“准星”，要真正用最广大公众的普遍意愿作为标堆来认真校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有可能寻找到破解上述各类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也才有可能产生真正可以统领各项具体改革举措，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目标和思路的所谓的“顶层设计”。在这里，笔者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德针对当时中共党内和红军内部只顾“扩红(即扩大红军)”却无视群众生活，把所谓的 “革命利益”置于群众切身利益之上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诸位同志哥恐怕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究竟是为啥子嘛。我们是为了群众而干革命，不是为了革命而去找群众。革命和老百姓，这个次序可不敢颠倒哟!”我以为，当年的朱军长后来的朱元帅这段极朴实的话中所包含的道理，对于今天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完全适用。中国的改革家和他们的智库与智囊人物都应该懂得：30多年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健康力量之所以力推改革，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一个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复兴，而不是为了求得一党一派一人的万古留名。改革绝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成为吸金机器，而使多数人嗷嗷待哺。可见，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一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根本出发点。邓公早已多次指明、多次宣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因为只有人民的实践才是社会主体的实践，人民的检验与评判其实就是生产力的检验与评判。为人民服务，说到底也就是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如果说，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那么，弄清为什么人服务大概就是这“顶层”中的最高一层。          二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必须在坚持全体国民都应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认知为基础，认清中国经济走入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走向城市化的两大趋势不可改变为前提，设定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定总体战略并对轻重缓急的实施次序加以制度安排。同时要深刻汲取往日改革出现路径迷失的教训。以往很多改革政策和措施或因考虑不周，匆匆推出;或因受某些利益集团裹挟，最后沦为补漏式行为，或干脆成全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不同群体集团利益的 “碎片化”诉求既导致又加剧了中国改革的失序和“碎片化”，从而也就切割和瓦解了改革。因此，当前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厘清方向和目标，高瞻远瞩地制定统览全局的规划和有条不紊脚踏实地的计划。     毫无疑问，新一轮改革首先就是要坚决走维护社会公平、力求共同富裕之路。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劳动收入为核心内容，有效解决社会财富一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把是否力求社会公平、力求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作为衡量评判一切改革成败的标准和依据，作为区别真假改革的分水岭。真改革者必是无畏者，因为真改革虽会引来一定震荡但绝不会危害社会之基，相反，真改革是固本之举，也是真正的稳定之策。只有那种损害大多数公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改革的名义行一己一集团之私的假改革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无穷祸害。     其次，是要进一步切实地扩大人民民主，努力建设公众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社会体系。鉴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可以在部分县乡进行公民直接选举两级领导人的试点。逐步用这种更加透明公开有力并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民主法治制度来遏制社会上的“潜规则”。中国不缺约束性法规，缺的是对法规的尊重、坚持、维护与遵守。只有公众和舆论的有效监督，只有公众民主权力的扩大，中国的法规才不会形同虚设，也才会使那些在以往不断孽生和泛滥的潜规则中有恃无恐的贪官恶徒受到惩治。     除了公平分配和扩大民主，未来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还应包括诸多内容，例如实现财政民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真正实现让利放权的原则。对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划界限制。严惩挥霍浪费。全面展开以杜绝公款消费、贪污受贿和人事腐败为三大重点的吏制治理。大力弘扬义利并重的传统文化，努力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     中国改革顶层设计还有一项绝不能遗漏的内容，那就是针对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改革能否实施，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继续与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经济上说，造成目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制度性扭曲就是中国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支出。以政府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看，中国不会少于30%，有的专家甚至估计可能会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此项开支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对照与反差。     近年来，一些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再就“三公(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款招待)”年消费额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一事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均未明确回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惊人数额中还没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总额，更不包括一些公职人员在寻租冲动中所取得的灰色收入。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数量的异常庞大。中国的“官”“民”比例早已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在10多年前 1998年，也只是40人养一名“官”，而今天己变为26：1。难怪在国家的这项支出中，竟会有44%用于公职人员的“人吃马喂”了。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动和诱导下，在中国每年一次的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成百上千人去竞争一个职位的“壮观”景像，这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当无数最富有创造力最有朝气的青年纷纷向这一领域聚拢的时候，我们感到的只是一种社会的悲哀。当人们把公共服务部门视为追求安逸并获取权力寻租机会的最佳选择时，中国的社会服务平台不就名存实亡了吗?中国官场的贪腐之风又怎么可能被遏止住呢?     让我们再从调整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调整和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第二产业发展过度、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前者是与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模式有关，后者与国有部门在铁路、金融、电信、航空等的垄断依然强大有关。产业失衡，收入分配也就失衡。第二产业发达，收入分配就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可见，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失衡。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治化”。学者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顽疾所在。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总会经历一场与官僚机构的“战争”。我们说政府部门利益开始具有既得利益的性质，并不是说哪个官员群体己经是既得利益集团。而是说由于政府部门体制原因，造成了改革的裹足不前。当政府权力无法有效维护大多数公众的公共利益时，它就只能变为部门利益博弈以及部门利益与权贵利益结合的土壤。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的干预，寻租的基础就会不断扩大，令人头痛的跑“部”“钱”进和买官卖官的恶行丑行也就极难收敛。这也就是为什么权力寻租的现象发展得如此剧烈的根本原因所在。克服政治上的淤塞，加快加大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根本保证。     慨当以慷，惟有此方!          （中国新闻周刊网）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