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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杰恩•帕里尼:诗歌为什么重要?

“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   (吴万伟 译)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 1  庞德(Ezra Pound)、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是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会 2  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让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精神生活的迹象。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文字显示自然事实:“岩石、河流、小鸟、云彩”。跳跃出现在第二个命题,假设一个精神世界。我认为,人们可以在这里超越精神性的传统概念,承认一个深刻的内在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管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到了杰拉尔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诗行:“啊,思想啊,思想时有山和瀑布的悬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测。”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它们,充满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严。那是人们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领域。最后自然变成了爱默生的“精神的象征”,诗歌本身体现了那个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庞大的内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语占满了空间,为个人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我不能离开诗歌而生活。它帮助我生活得更具体、更深刻。它塑造了我的思想,活跃了我的精神,为我提供了忍受生活的新方式(这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甚至让我能够享受生活。   (杰恩·帕里尼,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2008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20052. html )     【拓展阅读】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   里尔克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是?——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象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冯至 译)     哦.船长,我的船长!   惠特曼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目迎着我们的船从容返航,我们的船威严而且勇敢。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哦,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请听听这钟声, 起来,——旌旗,为你招展——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岸上挤满了人群——为你,无数花束、彩带、花环。 为你,熙攘的群众在呼唤,转动着多少殷切的脸。 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 你头颅下边是我的手臂! 这是甲板上的一场梦啊, 你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我们的船长不作回答,他的双唇惨白、寂静, 我的父亲不能感觉我的手臂,他已没有脉搏、没有生命, 我们的船已安全抛锚碇泊,航行已完成,已告终, 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欢呼,哦,海岸!轰鸣,哦,洪钟! 可是,我却轻移悲伤的步履,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江枫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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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 | 中央电视台主播赵普因一则微博被停职

电视新闻主持人赵普4月9日起消失在中央电视台荧屏,在他在自己的微博帐号上发布一则有关有害健康食品的警告信息后。记者无国界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 电视新闻主持人 赵普 4月9日起消失在 中央电视台 荧屏,在他在自己的微博帐号上发布一则有关有害健康食品的警告信息后。记者无国界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 记者无国界认为,“央视负责人应该对赵普的离职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就他现在的实际状况提供更多信息。如果这位主持人违反了内部规定,央视应明确说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问题将被提出,即,该频道要求雇员遵守的这些网络发言的内部规定的合法性。赵普只是警告他的同胞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目前,而涉及这一公共卫生问题的许多人已经被逮捕。” 记者无国界补充说。“对赵普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的审查,央视经历了最初的沉默,接下来是相互苗顿陈述,这只能强化中国当局政权控制言论的假设,即,正如其他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样,政权试图寻找和扼杀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敏感言论”。 2012年4月9日,40岁的赵普在自己的 微博 上发布一则警告消息,这一消息在当日被删除之前被转发了13万次。这条微博是,“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 当另外一位网友要求赵普提供更多信息时,他的回答是“ 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扔的旧皮鞋在我们胃里 ”。 自从4月10日,赵普再也没有出现在央视晚间节目中,各种猜测出现,据称,他因为违反央视的内部规定被暂停职务。4月22日,这位主播在微博上公开了诗人王昌龄的一首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意味着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 赵普4月9日的警告涉及中国最新的食品安全丑闻,因为被指控生产有毒化学品,53人被逮捕,10个生产明胶的企业被关闭。这些使用旧的皮革制品生产出来的明胶用于食品生产中。 而中央电视台一些互相矛盾的说法,衍生了对赵普实际状况的担忧,在他发布上述警告后。 第一个 关于他缺席的说法是,他目前只是“正常”休假10天。 另外一个 说法是,他将被处罚,但并不会被开除。 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一个调查《胶囊里的秘密》,谴责了许多食品企业使用旧皮鞋等废旧皮革制品生产出来明胶生产食品这些明胶被用于生产医药胶囊,及食品乳化剂。 近年来,食品安全成为 中国几件重大丑闻的主题 。 即使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给了网民和新闻从业者信息交流的新可能,但是国家审查继续打压那些声讨重大丑闻的人。 2011年9月,河南一位调查“地沟油”的记者 被杀害 ,凶手至今未被抓获,是否与其工作有关也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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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谷飞鸿 | 网上参观“人民之家”白宫

此截图是谷歌艺术项目展示的白宫一楼大厅 白宫既是美国总统工作的地方,也是总统一家生活居住之地。传统上白宫一直是开放给平民大众参观的,不仅向美国民众开放,也向世界各国游客开放。九十年代中我到华盛顿游览时,就进入白宫参观过,当时的手续非常简单,记得大概有几十个人排队,鱼贯而入,轮到我时,只看了一下护照就通过了检查,而后跟着导游参观了白宫内的各个办公室、会议室,印象最深的还是椭圆形办公室,因为那时对白宫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是美国总统工作生活的地方,其中又以椭圆形办公室名气最大。“九一一”之后,由于严格的安检需要,参观白宫的手续才比较严格了起来,不能随到随进,但依然对公众开放,想去白宫参观的人,只要按规定办理预约参观手续,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前往参观。 欧巴马总统夫妇入住白宫后,一直努力使白宫更加开放,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参观白宫,他们的目标是将白宫变成“人民之家”(The People’s House)。据白宫估计,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250万人参观过白宫,或者参加过白宫主办的各种活动,包括复活节摸彩蛋活动、春秋季节的白宫花园游、国宴、白宫厨房游等。欧巴马夫妇甚至还开放他们的生活区给访问者参观。 为了使白宫更加开放,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之家”,4月3日白宫宣布将与“谷歌艺术项目”(Google Art Project)合作,使用谷歌独特的街景拍摄技术,将白宫内部的房间以及各种装饰摆设拍摄后,使网民可以从网上360度立体参观白宫,无论参观者身处何方,都可以体会亲身参观白宫的乐趣。欧巴马夫人表示:白宫不仅仅是第一家庭居住或世界各国领导人开会的地方,它也被称为“人民之家”,是一个应该向所有人开放的场所。通过谷歌艺术项目,现在人们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就可以参观白宫,欣赏挂在墙上的绘画艺术以及感受历史了。 谷歌于2011年2月1日正式推出“谷歌艺术项目”,使用街景拍摄技术,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等合作,拍摄馆内实景,并且以高清晰相机拍摄各馆内所藏的名画。刚开始的时候全球有17家著名博物馆参与了该项目,包括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弗里尔艺术馆、伦敦的泰特美术馆、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以及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等,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的151家博物馆参与了该项目,而白宫与该项目的合作,则是该项目引人注目的最新进展。 网民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参观已经拍摄好的白宫部分房间以及艺术品: http://www.googleartproject.com/collection/the-white-house/museumview/  通过谷歌艺术项目,目前白宫底楼、一楼的部分房间、过道、大厅已经可以参观,同时还有139件艺术品也已经上网。使用者可以选择谷歌提供的不同功能来参观白宫,比如用博物馆观赏(museum view)的方式,只要转动或移动鼠标,就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房间的大小、摆设;用幻灯片(slideshow)的方式,可以欣赏各种油画、家具、艺术品等。随着白宫与谷歌合作的进展,相信网民可以参观更多白宫内的房间以及外面的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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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廖伟棠:把诗歌还给政治

“ 在过去几十年的简易现代主义诗歌观中,人们已经习惯於认为诗歌是应该远离政治、和政治无关的风花雪月,诗人也自觉避嫌不写政治,认为政治之骯脏与诗歌之美不相容。但是他们片面的理解了政治,政治的本来含义除了政府、政党对社会的管治之外,还包含有人民对自身社会的参与和治理,诗人作为人中一员,又岂能视而不见独 ‘ 善 ’ 其身? ”   “把街头还给戈达尔,把诗歌还给政治。”是我2006年写的一首诗《巴黎暴动歌谣》里的句子,我故意矫枉过正,所以才有这么极端的说法。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简易现代主义诗歌观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诗歌是应该远离政治、和政治无关的风花雪月,诗人也自觉避嫌不写政治,认为政治之肮脏与诗歌之美不兼容。但是他们片面的理解了政治,政治的本来含义除了政府、政党对社会的管治之外,还包含有人民对自身社会的参与和治理,诗人作为人民中一员,又岂能视而不见独“善”其身?   诗歌的美难道就仅仅表现为风花雪月或内心之美吗?剧烈冲突的现代历史与政治正正造就出新的美感,也许是愤怒之美,也许是反思之美。是幸也是不幸,当代中国就给我们造就了这样的“机会”,比如说最沉重最不可逃避的六四,把多少人逼成悲天悯人的诗人,又把多少诗人逼回到一个人的基本状态:痛、爱、恨、怒,但优秀的诗人最终仍将凝聚、弥合这些经验,使它成为全新的言说。今年六四祭日前夕出版的《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香港六四诗选》(下简称六四诗选)就是这样的结晶。   诚如某诗人所言,为六四写诗是以墨水来捍卫记忆,同时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不同的意义,每个写过、读过六四诗歌的人,都从新认识了诗,它仍可以群、可以兴、可以怨,就如《诗经》中诗的本义。而这本六四诗选明显比此前的六四文学选集更强大的原因也来自于此:它以贴身的热度重新演绎了群、兴、怨,它联系了此时此地的香港民众与彼时彼地的北京民众,又呈现了诗人个体情感与中国人集体情感、甚至不甘于暴政的人类共同情感的互相激荡,最后直面鲜血诉说历史深层中的绝望与希望,是为怨刺的最高层面,诗亦为利器也。   古人所谓“哀感顽艳”:伤感打动了平凡以及特异的人。此语既可用于评定一首诗的力量,亦可评定一件公共事件、政治事件的力量,即使这力量来自悲哀。六四如此,当中多少未释怀,以及未厘清的千丝万缕细节与大义,因此书写六四,亦必须有同样的大力量及细致心。六四诗选里的诗人们不负历史之重负所托,率先用他们最自我的笔墨写下了对于最公共的记忆之反应,继而重建记忆,甚至打捞记忆的意义:假如绝望的事情已经发生,幸存者如何追问这绝望当中包含的希望?诗歌不是在维园喊口号,希望也不是呼之便出,但诗人选择面对每个人的精神的自由、文字的独立,那已经是在践行六四精神的一大步。   这本六四诗选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香港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当下、日常性。毫无疑问,六四已经成为香港人最大的“情感包袱”,但这个包袱我们绝对不想轻易卸下,香港式文学书写的日常性恰恰突出了六四之于香港之无处不在,六四以及此后二十余年各种事件在香港所掀起的波澜,亦使得香港相对于大陆和台湾,更有一个把政治内化于坐言起行的环境,诗歌就以它的细腻与丰富,促进了这种内化。   这种政治的人民内化,不同于极权社会的生活泛政治化。上个月台湾修订重出的《辛波丝卡诗选》正好展示了诗歌把后者纠正为前者的柔力,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波丝卡,大半生在波兰极权统治中度过,她的诗从最早必须自我审查而出版的违心颂歌,到必然的逆反暗讽,最后成熟为针对日常细节片段去书写寓言式哲理诗歌,经历过一番平静中见微澜的明悟,她带有东欧人民苦中作乐的狡黠一笑成为其诗的魅力。正如她的名言:“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不写诗的荒谬是极权政治中现实不得已的荒谬,它反对幽默,就像米兰昆德拉所揭示的,“反对幽默”本身就是极权的特征。辛波丝卡和一般现代派诗人最大的不同,正是她的幽默感,决绝的崇高与孤僻都容易被独裁者利用,希特勒利用海德格尔和墨索里尼利用庞德大致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民主不适合诗歌,但辛波丝卡就证明了诗歌的民主亦有其浓郁诗意,用的就是她的幽默感,和同步而来的奇思妙想。她证明了:日常生活隐含的政治的正面能量,完全可以抵抗所谓从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负能量。   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也是来自东欧,罗马尼亚,她不但写诗更写非常诗化的小说,除了实验诗集《托着摩卡杯的苍白男人》,我更愿意定义她的早期短篇小说集《低地》为散文诗集。这个被视为彪悍冷峻的女作家,谁也想不到她的诗和诗化小说如此婉曲细致、游走于高度敏感的语言和纷飞的意象之间。极权社会的童年记忆当然挥之不去,但诗的力量把它们转化为一把主动出击的手术刀:它割开创口的目的是为了治疗。   换之于我们的国度,创口甚至还没有被触碰到,没有消毒没有清理没有验伤,更何况治疗。也许目前只有更猛烈的诗歌适合此时此地,比如说198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南非索因卡的《狱中诗抄》以及南非左翼诗人彼得·霍恩的诗,后者生猛活泼多变,具有应付资本与极权共谋的时代的充沛能量,说不定他就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廖伟棠,诗人。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70620 )     【拓展阅读】   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辛波丝卡   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误谬之处,我向必然致歉。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己有而生气。 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 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 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 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   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吶喊的人致歉。 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 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 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匙水。 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 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 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真理啊,不要太留意我。 尊严啊,请对我宽大为怀。 存在的奥秘啊,请包容我扯落了你衣裾的缝线。 灵魂啊,别谴责我偶尔才保有你。   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 我为自己无法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碍。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陈黎、张芬龄 译)     结束与开始   辛波丝卡   每次战争过后 总得有人处理善后。 毕竟事物是不会 自己收拾自己的。 总得有人把瓦砾 铲到路边, 好让满载尸体的货车 顺利通过。 总得有人跋涉过 泥沼和灰烬,穿过沙发的弹簧, 玻璃碎片, 血迹斑斑的破布。 总得有人拖动柱子 去撑住围墙, 总得有人将窗户装上玻璃, 将大门嵌入门框内。 并不上镜头, 这得花上好几年。 所有的相机都到 别的战场去了。 桥梁需要重建, 火车站也是一样。 衬衣袖子一卷再卷, 都卷碎了。 有人,手持扫帚, 还记得怎么一回事, 另外有人倾耳聆听,点点 他那未被击碎的头。 但另一些人一定匆匆走过, 觉得那一切 有点令人厌烦。 有时候仍得有人 自树丛底下 挖出生锈的议题 然后将之拖到垃圾场。 了解 历史真相的人 得让路给 不甚了解的人。 以及所知更少的人。 最后是那些简直一无所知的人。 总得有人躺在那里—— 那掩盖过 因和果的草堆里—— 嘴巴含着草叶, 望着云朵发愣。   (陈黎、张芬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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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进入专题 : 主义    ● 王占阳 ( 进入专栏 )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本文认为,“主义”是人文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无论是空谈“主义”还是厌弃“主义”,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主义”。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主义”的内涵是“至上”            九十三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对子:问题与主义。这在当时虽有偏颇,但也有其合理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又变成一种更加偏颇、也更加固定的对立模式。按照这种对立,主义无问题,问题无主义。但主义之争不是在争“主义问题”吗?近现代的“问题”不也是大多来自于“主义”吗?试想,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有“不平等问题”呢?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又怎么会有“妇女解放问题”呢?      更要命的是,这种虚构的对立严重地禁锢了国人的思维,左右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按照这种对立,国人似乎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或者多研究些问题,或者多谈些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且必有一错。那么,如果不是“多谈”主义、而是“多研究”主义,如果既“多研究主义”、又“多研究问题”,或者如果“多研究主义”、“少研究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可惜,这些合理的选项都被排除了。      于是,我们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就总是在这种人为的两极对立之间来回反复。现在则是在倒向这样一个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士正在厌弃“主义”,以至于主张废掉这个词。但这并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反倒是与之渐行渐远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本溯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胡适误解了“主义”这个外来词。他说:“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主义”就是把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与西语中的“主义”几乎不沾边。虽然当时也有人在论战中强调“主义”的理想性,但也仍然未能搞清“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就是后缀词尾-ism。ism是“至上”的意思,所以“主义”的内涵是“至上”。“至上”表达的是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观。所以“主义”首先就是标志着人的价值选择结果的范畴,即它的首要内涵就是价值取向、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诸种价值之中,你将哪种价值视为你的终极价值、首要价值、优选价值,你的“主义”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第一,在两种相反的价值中,你肯定哪种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专制与自由之间,你肯定专制就是专制主义者,你肯定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者。       第二,在多种肯定性的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首要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都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诸种价值的前提下,在这些价值之间又出现某些矛盾因而需要有所取舍时,以自由为首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就是民主主义,以法治为首要价值就是法治主义,以宪政为首要价值就是宪政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在全部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幸福主义,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首先就是价值选择问题,“主义之争”首先就是价值选择之争,“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价值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但“主义”又不限于价值观。“主义”的第二大内容就是“大思路”,也就是如何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观的大思路,也就是它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大思想。这种大思路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幻想的;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思路,也可能是大致理论直觉,或某种经验主义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思路,而不是细节。大思路属于“主义”范畴,细节及其变动则不属于“主义”范畴。       在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大思路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地形成“主义”的多样性与差异。以社会主义来说,在这个层次上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还在于这种大思路问题,“主义之争”还包括这种大思路之争,“主义理论”、福利社会主义也还包括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主义”也是现实价值体系            实际上,“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实现为现实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在观念形态的“主义”获得实现的条件下,“主义”还包括它的价值目标赖以实现的整个实践体系。在最广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包括了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所必需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即包括了整个广义的社会体系。就相对较小的“主义”来说,它所需要的体系自然也相对较小。但所有这类体系都是为特定价值目标服务的,因而也就都属于“主义”范畴。       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只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价值不仅包括价值观,还包括价值实现。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或者至少也是实际存在的。比如,当民主还只是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时,它只是价值观,不是客观存在,而当民主获得实现后,它就是人们可以享有的价值物了,因而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了。     “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它还只是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它是主观的“主义”,而当它成为实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也就是当它外化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实践体系时,它就成为所谓客观的“主义”了。在这时,它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运动,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组织,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制度,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社会……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们都是一种实际存在,而不再只是一种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大思路了。       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主义”不是这个价值世界的全部,而是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小的价值不属于“主义”范畴,只有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价值才能属于“主义”范畴;分散的、随机的、自然的价值选择不属于“主义”范畴,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观念和实践才有“主义性”。比如普通的购物没有“主义性”,但为实现重要的某种至上价值目标的购物(比如为某种主义的运动购物)就有“主义性”了。在人的价值世界中,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具有最强的支配力,因而它也正是这一价值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人的价值世界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无论其是否有“主义”之命名。“主义”一词的提出只是使这类现象有了通用名称,而不是人为地创造了这种现象。     英语中用来表示“主义”后缀的“-ism”源自古希腊语词缀“-ism—s”,它到15世纪被英语所借用,16 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构建出许多新名词,并且拥有了现代的“主义”内涵(比如despotism,即专制主义)。“-ism”这个后缀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 许多名词加上它都可以构成新词。16世纪以后,西方“主义”繁多,实际更是现代化时期的价值矛盾、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价值理论和相应的学术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飞跃的一种表现。     大约在19世纪或者更早, 日本人首先把“-ism”翻译为“主义”,后来中国留学生又把这种翻译搬到中国, 以后就流传开来了。“主义”一词虽然也会被滥用,但我们不应因噎废食,重新退回到没有“主义”一词的古代状态去。       “主义”现在已是全球范围的通用语,而且经常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废弃“主义”一词将会使中国再次与世界脱轨。以目前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怖主义”一词来说,把它缩写为“恐怖”,意思就全变了,全世界都听不懂,这又如何实现国际交流呢?           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也没有现代文明          “主义”现象贯穿历史,遍布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术思想界,还是西方国家的“主义”最多。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说史,我们都会看到各种“主义”在其中,而且它们的地位很重要,其主要的“主义”尤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之所在。学说史是这样,学术思想的现状也是这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曾爆发过一场世界性的“主义”大论战,社会民主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介入其中。       西方学术界“主义”繁多,尽管其中也有泡沫,但主流仍然是积极踏实的,成果也是异常丰硕的。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很发达,为实现价值目标而服务的学术思想也很发达,而不是表明了他们比缺乏原创性“主义”的中国学术界要浮躁。这些丰硕成果也是使之赖以在国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且在他们的论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范围内,这种话语权也不是所谓话语霸权,而是真理的说服力所形成的影响力。这些丰硕成果更是使西方国家赖以在近几个世纪内崛起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是其赖以崛起的精神密码之所在。诚然,在西方的“主义”之中,也包含有不少不足、错误和糟粕,但当我们在整体上审视西方学术界的时候,我们更应看它的优点,而不是看它的缺点。因为,看它的缺点并不能使我们学到什么,看它的优点才能使我们获得长足进步。       在这里,我们尤应从中领悟到,“主义”是需要富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潜心研究的,“主义研究”也是学术思想赖以深入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主义”已是一种实际存在时,它需要以适当的“主义”命名获得概括,进而得到专门的系统研究。当它还只是一种模糊的价值理想时,它更需要思想家的深度开崛以形成明确、深刻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并形成和发展它赖以实现的富于科学性的大思路。当学者认为事物的某个方面最重要、进而形成相应的学说体系时,还会形成纯粹学术性的“主义”,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行为主义、幸福主义等等;在这时,即使是有片面性和失误,这种“主义”也是人们赖以通过“片面的深刻”探求真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当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的“主义”提出后,以它们的理论文本为对象的“主义研究”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包括理解性研究、验证性研究、评价性研究,以及由此导致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当“主义”文本形成源流关系后,对于“主义”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进而知识社会学式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于自己所认同的“主义”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又会根据实践需要发展出对于主义的各种应用性研究。       由此可知,“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指南针和价值尺度,是它的客观研究的方向和动力,是它的生命线,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从学术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从实践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文明。            大国崛起应能包括世界性的“主义”贡献            我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派生型的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必须首先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这样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毋庸置疑,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是照搬外国学说固然不行,只把外国发现的普遍价值和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也不够。我们必须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我们有这种需要,也有这种能力,更需这种信心与努力。     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种世界历史规律。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任何大国都是在某种程度的新环境中崛起的。这种新环境首先就是世界性的新环境,同时又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前沿性的?肽诒涓锏男禄肪澈托履烟狻U饩褪怪?匦肴险娴孛娑孕虑榭觯?岢鲂挛侍猓?饩鲂挛侍猓?蚨?簿捅匦胧迪窒嘤Φ乃枷胛幕?葱拢?庵中碌乃枷胛幕?脖匦刖哂心持殖潭鹊氖澜缌煜刃裕?庋?拍苁怪?ü?饩鍪澜缜把匚侍舛?迪肿陨淼尼绕穑??馔?币簿驼?切滦舜蠊?杂谌死嗨枷胛幕?氖澜缧缘闹匾?毕住S捎谡庵止媛桑?獯罄?毕琢宋囊崭葱耍?⒐?毕琢俗杂芍饕澹?ü?毕琢似裘伤枷耄?拦?毕琢恕度巳ㄐ?浴罚?鹿?毕琢斯诺湔苎Ш吐砜怂贾饕澹?鸬涔毕琢嗣裰魃缁嶂饕謇砺邸??衷冢?丫?值街泄?Φ焙捅匦牍毕啄持侄?鞯氖焙蛄恕     第二,这是在世界性资源、环境压力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和平和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我国能够予以满足的需求。由于地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西方过度消费的现代化实际是不可能普及到全世界的。由于中国不是可以搭便车的小国,而是超大型国家,而且目前又是全球三、四十亿人一起奔向现代化,全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又已很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实现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而且全人类也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持久地走下去。由此,探索和创造新型的现代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历史任务。但它又不能不首先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任务,因为要让发达国家从过度消费退到适度消费非常难,而对中国来说,不仅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很急迫,而且资源、环境的刚性压力也在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这个大问题。       实际上,这种新型现代化只能是适度消费的现代化。但要转向这种现代化就必须解决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过度消费的现代化体现的是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泛滥又与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价值观缺乏终极关怀的缺陷密切相关。所以,全球化时代无疑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这种“重估一切价值”已经应当和必须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上了;只有站在终极价值的高度才能“重估一切价值”。这种深植于人性深处而又为时代迫切需要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所以,我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主义”。普遍幸福主义非常适于解决人类正在面对的资源、环境大问题。因为它告诉人们,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财富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度即可。实现富裕幸福后还有两个无限的幸福源泉,一是利他,二是追求高层次需求满足所获得的幸福,特别是精神幸福。这就可以使人们从追求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消费的现代化,尽管同时也还必须有制度约束相配套。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有幸福主义,近年来幸福主义又在复兴,但它还没有明确系统的普遍幸福主义,也没有“普遍幸福主义”这个词,这就表明我国也是能够做出世界性的“主义”贡献的。       第三,我国所拥有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应当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且这是一个巨大国家的大变革时期,这使历史的深层次东西也都浮到表面上来了,这就特别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实现重要的理论发展。西方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但那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比较低,分析工具比较少,现在又已远离这个阶段,学者们普遍对于这种大转折感到比较隔膜,这就是它的固有局限性。而中国现在则是能够利用现代分析工具认识当前的大变革及其透露的深层历史信息,这就拥有了西方学术界也羡慕的提出重要学术理论(包括纯粹学术性的“主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二是中国人聪明。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评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是犹太人,第三是德国人。杨振宁也说,他的主要贡献实际就是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这种在几千年文明熏陶中形成的智能,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三是人口非常多。这意味着我们的天才非常多,而且在相对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汇集起较多的人才来,而这也是任何中小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知,我国确实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像杨振宁先生那样,敢于和善于挑战世界最前沿、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敢于和善于站到人类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才有可能为此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也才能取得相应的重要成就。这种成功,不仅将是我国真正崛起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将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进入 王占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1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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