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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猛博之十一： 长平——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中国猛博之十一
长平：被围殴后，举起双刃剑
网络语言的日常反抗与集群暴力
长平，1971年出生，时评家，现居广州。
博客名：“谁是谁非”
资深媒体新闻人长平因写出西藏问题的短评《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而引起愤青们与北京晚报的围攻。从此转战网络。遭遇此事让他思考网络的力量与致命缺点。他在本书中说出受到围攻后的真实想法。第一次公开“南都长平事件”全过程，说真话的代价。
本博主卷入的事件
南都长平事件
风波的起点源于2007年4月3日，长平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发表了题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反对民族主义情绪与新闻封锁。4月4日，中华网论坛出现了一篇名为《警报！南方都市报正在蜕变成反华媒体反华势力的国内代表人》的帖子。文中逐一批驳长平的观点，称它是中国的ＣＮＮ。该帖一出即在中华网引起强烈的讨论，在该网发出的投票数据显示，超过了总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支持《警报》作者的观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批判不断升级。4月11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作者文峰不光批评了长平“‘言论自由’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并批评南方报系。长平于次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作出回应。在事件期间，长平接到大量辱骂与恐吓电话。
在中国，没有人比长平更有资格谈论网络语言暴力。
他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受害者。
“我被围殴了。”长平第一次讲出真实感受，之前，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他沉默。
2007年拉萨骚乱。长平写下《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质疑政府新闻封锁与民族主义情绪。文中提及“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
那时，此文点击量两天内迅速达到40万，在一两天中，有两万人在文后跟贴骂长平。“有一种被围殴的感觉。一种直接骂到我身上的感觉，很难受。”在二三天内，长平接到无数辱骂来电，许多电话拿起来，只有一句话：“操你妈。”
随后，疯狂人肉搜索开始，长平不得不尽力自卫，通过朋友关系，他删除了网易等网站上的个人信息，保护了老家的父母。然而还有一些长平与女性朋友的合影被公开在网上，并标注如：“长平的糜烂生活”等标题。最后全裸的AV女郎与长平的乱搞合成图片也出现了……
网民纷纷要求长平表明对达赖的看法，长平以《我不是你们的敌人》一文回应，拒绝表态文化，同时阐明对民族问题的立场……
情况持续恶化，救了长平却是一个女人——此时王千源事件突然出现，吸引了公众眼球，对长平的网上攻击迅速减少。“不是英雄救美女，而是美女救英雄。”我大笑，长平苦笑。
回过头来，长平道出写作惹祸文章之动机。
在西藏骚乱事件中，完全是政府与民族主义一边倒的声音，因此， “ 那篇文章本意是想理性地告诉公众如何与少数民族平等共处，未来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将在选举的那天放大出来。我们对少数民族政策不是胡萝卜就是大棍，缺少理解。”“当然反对藏独，但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对少数民族应有的正确态度。”
网民反应完全超出长平预想：“我并不恨网民，并试图理解他们。”“他们不看文章就骂你。——长期政治压抑，性压抑，精神贫困。许多人只是在发泄，有一些年轻人相约去家乐福示威，并称这很HIGH。”
“中国的文化中有施舍无心之说，但是长期以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党化教育，破坏了我们传统文化。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让网民们更加暴戾。”
长平所受伤害可不止围殴这么简单，由于在FT中文网上写明南都周刊副总编职务，结果他不仅无奈离职，也因此文等一系列原因，南方集团受到整肃。一方面长平感到委曲与不公：一段时间报社不准他离开广州，甚至不许他出现在公共会议等场合，不能面对媒体；一方面长平深感歉意：连累了报社。
更没想到——
“网易如果推荐我一篇博客文章就要被网监部门罚款15000元。而天涯这样做则要数万元。”长平无奈而愤慨。
“网络语言暴力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可怕，可怕和让人愤怒的是新闻管制对他们的征用！”
“特别是这种舆论管制的征用用来打击媒体工作者。这是真正要警惕的。”
令人不解的是——经历此事件后，长平更乐观了。
为什么？
鲜为人知——长平曾是《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2001年，他曾写作并刊发《张君案检讨》一文，指出大劫匪张君成长的社会原因，而得罪了张君从小生长的湖南省政府。被撤职。同时被撤职与调离的有《南方周末》的正副主编。“那是我最沮丧的时期，原来想在南方周末干一辈子，过度理想化，过度投入，从没想过离开。我很灰暗。所有的都闷在里面，也没有人知道。我绝望地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为新闻理想而失业，长平可谓真正爱国者，这次却被网民骂为卖国者。世界诡异如此。
但通过这次事件，长平看到了网络的反应，也看到有支持他的人，慰问他的人，许多人甚至公开称长平是朋友。有一位女性朋友写公开信支持他，报社记者联名为他呼吁。
只要没有政府的网络管制，长平自信赞成与反对声音是一样强大的。
“如果没有控制，网络民意会是理性的，这是我乐观的原因。”
尽管受到语言暴力伤害，长平却看好博客力量。
“这是‘自媒体’的时代，博客是弱者的武器，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现在的社会反抗不同于以往精英发动的诸如造反起义的抗争，更多的是日常反抗。诸如东南亚农民起义少见，农民更多的是风险较小的行动，如破坏工具，偷懒，调侃，不合作，偷东西。博客也是中国人对专制的日常反抗。面对强势者，诸如草泥马、俯卧撑、躲猫猫都是弱者的武器。”
“弱者不可能象君子与绅士一样，面对强大管制者，博客们会有语言暴力性，会流里流气。这正是网络语言特性。但这种日常反抗不容忽视，能起到瓦解专制的作用。”
“现在中国最大问题是强者失去了体会弱者的基本能力，而我这种能力并不差。”出生贫苦，长平对弱者天生同情。
另一方面，长平认为：我们也不能因为网络有对专制的日常反抗性质而美化网络民意，忽视网络大众的“乌合之众”性质：渺小的个人躲藏在大众中失去自我意识而集体施暴。多数人的暴力仍然存在。权力对网络的征用会加大这种成份。
乌合之众与日常反抗是网络博客的双刃性。对民意的收割，会让中国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也是“受伤”后长平更加重视博客的原因。
因深受其害而重新认识网络力量，长平用博客来传播理性与启蒙思想。
作为传统传媒人，长平今年思想上有一大变化——“网络必将成为未来的新闻主流，而报纸将只是补充。传统新闻单位必须放弃将网络视为报纸与电视内容简单上网的做法，利用手中强大的新闻资源为网络量身定做内容，金融时报中文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被围殴后，长平举起博客双刃剑，为改变民意与公民意识而战。
长平之片语
*尝试更多的东西
和许多传统报纸记者一样，长期以来我在网络上更多的是看贴获得信息，很少发贴。即使建立博客，也是只是把纸媒发表的文章帖上去。经过这个事件，我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开始专门为博客写文章，用不一样的语感。博客的语言与纸媒是不一样的，纸媒的评论更庄重，好象打定主意要告诉你些什么，专业人员的味道重。博客互动性好，与读者关系更平等。博客文章可以更情绪化一些，更简短。
博客可能要警惕的是比传统媒体更易受读者或某些人暗示而受其影响。我甚至愿意做更多的尝试，如设想组建多人合写一个博客，象组乐队一样。
*博客中传统记者的优势
我们可能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博客往往是在传媒工作的人员。并不奇怪。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在网上都有发言的渠道，但有些人发言可能更受重视。在博客兴起的初期，一些传统媒体从业者因为有更多的信息而受到网民重视，形成新的舆论中心，但未来必定有人来消解这种中心。
统 计
2005年夏，最早在网易应朋友邀请开设博客。
“谁是谁非”博客在天涯站点每天有8000点击量，累积点击量3482999。凤凰博报累积点击量2831198（截止2009年6月11日上午10点52分）。
独立博客站点，每天点击量10万。牛博也设有分博客。
长平博客网址 www.changp.com
长平博文选
这便是长平著名的惹大麻烦的文章。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长平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拉萨事件发生以后，小道消息迅速传开，但是国内媒体照例噤声。连续几天，各家媒体上都只有西藏自治区负责人的简短通报和谈话。通报中，对于事件的描述只有一句：“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相当于一个标题新闻。民众从谈话对dl集团的严厉谴责中，已经知道此事非同小可，自然愿闻其详。依循过去的经验，很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来获取更多消息。此时，几个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帖子和视频却在网上流传开来，很快就酿成了一场中国民众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网络事件，出现了一些命名为“反CNN”、“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
根据网民搜集的材料，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媒体对拉萨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明显的事实错误。从新闻职业规范来看，有些错误非常低级，甚至有刻意误导的嫌疑。尽管有几家媒体进行了道歉和更正，但是失实新闻造成的伤害既成事实，难以得到中国民众的谅解。跟任何虚假新闻一样，这个伤害首先指向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一万个真实也挽救不了一个谎言。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在将来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国媒体同样不能自由报道，而境外媒体又变得面目可疑，那么真相从何处来呢？
一些揭露境外媒体虚假报道的网民宣称，他们要用行动让世人看到拉萨事件的真相。这个说法逻辑不通，因为他们的行动只能让人看见西方媒体报道不实的这个真相。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只有政府在封锁消息几天之后统一发布的新闻。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我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事实上，境外媒体大多称之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随后政府组织外国记者赴藏采访，他们的报道大多也没有翻译过来。由于声讨西方媒体热浪当头，即便翻译过来也没多少人相信。
愤怒仍在扩散。尽管“反CNN”网站声明，“我们并不反对媒体本身，我们只反对某些媒体的不客观报道；我们并不反对西方人民，但是我们反对偏见”，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很多网民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甚至一开始就站在相反的方向：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在乎媒体本身的立场；偏见未必是不能接受的，关键是看你偏向哪一边。如果真的站在新闻价值的立场，那么他们就不会仅仅揭露西方媒体的虚假报道，而且应该质疑中国政府对消息源和国内媒体的双重控制。毫无疑问，后者对新闻价值的伤害更甚于前者。正如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个体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
一些中国民众已经看到，虚假报道和偏见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有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允许充分的揭示和讨论，它们就有走向真相和公义的机会。这次网民对于境外媒体的成功反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反应的，是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制作的揭发图像在BBS上自由流传，也在Youtube这样的著名网站上火热播放。假如这些网络媒体都受到限制，那么揭发进程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些虚假报道对新闻价值的最大伤害，在于让很多人进一步放弃了对客观公正的信赖，而选择了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普世价值都是骗人的玩意儿，只有国家利益的你争我夺。他们甚至以此为依据说，撒谎也是一种“国际惯例”，从而对自己身边或者历史上的谎言予以谅解。当然，一些人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次媒体事件让他们又找到一个证据，从而去对别人宣讲而已。
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借此机会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他们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源自不愿意倾听和了解，沉迷于萨义德说的那种东方主义想象，那么我们对少数民族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来反抗西方，那么怎样说服少数民族放弃民族主义，加入到主流的国家建设中来呢？dl喇嘛要求政府对他重新评价，那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不能不读一下这一篇同样出了名的打手文章。
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
文 峰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8-04-11 15:50 网络编辑: 毛京
近日遭到网友们群起批判喊打的一位叫南都长平的人，可能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自由辩护了，认为网民们要剥夺他说话的权力。本人对网上的论坛一般不够关注，但这次由于网民们炮火猛烈，对所谓南都长平的言论做了一下了解。一看才知，此人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此人遭到批判的言论核心是说：“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且还公然标榜这是普世价值。按照这个逻辑：“言论自由”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就如同最近西方媒体在中国西藏问题上歇斯底里的表现一样，这难道就是言论自由吗？这是言论暴力。我从未看到任何一个西方媒体在它的国家里享有这种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侵犯了他人的权力，践踏了社会公义、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如果这就是南都长平要维护的“普世价值”，那只能是失去廉耻的价值。
原来并不知道南都长平是何许人，稍做调查，原来此人是南方报系的“当红炸子鸡”：这就不足为奇了，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大胆”、最有“见地”、最“深刻”，而且对推销西式“普世价值”、“新闻自由”不遗余力。南都长平的这种言论自然毫不奇怪。而这次所以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由于当下正是西方媒体公然造谣、公然抹黑、公然歪曲西藏事件的时候，这令人不能仅认为他或他们只是想要求“言论自由”，恐怕连自己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扯下来了。
在一些所谓要求普世价值的南都长平们看来，只要是西方的东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坚持的，包括造谣的权力，也是需要维护的。这就不禁使人要问，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战争都是西方挑起的，这里有什么“普世价值”吗？南都长平这种人和这种言论的存在，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日下高喊和标榜“普世价值”和“自由”的人，不过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给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在事实和真相面前，谎言的作用就是使人们对虚伪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长平们宣扬的“普世价值”遭到人们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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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应对
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应对
或许是因为新闻报道和网络媒体日益发达的缘故，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暴力事件的存在，随便点开哪个门户网站，都可以看到这里那里有事情发生。当然，这种感觉未必可靠，在传媒时代里，感觉是可以塑造的，一个居住在某小区中的白领，如果只看见突出的个案报道，会觉得天下大乱，而如果关注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什么“恶性案件发生率总体稳定“，又可能觉得比较安全，可事实上，就在他小区的隔壁，这几天刚刚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而他却茫然不觉。
这就是我们日益熟悉的社会，一个陌生人社会、一个流动的社会，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就在不久前，单位或村庄里的每一个人要么认识，要么很容易就知根知底，而如今，就连隔壁邻居也无一言之交；曾经，身边的人陪伴着自己从小到大，如今，人潮人海中皆是擦肩而过，于是，是否安全的感觉，不再来自自身的感知和判断，而交由媒体的报道、统计数字的描绘和专家的解读，也正因如此，每个人的安全不再由自己把握，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风险，必须交由大尺度的机制来加以保障。
尽管每一个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国家都有类似过程，但是，近10几年的中国转型过程却更具有爆炸性，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骤然打开的国门和计划体制（单位制、公社制）的解体，在短短十数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人口突然间因下岗、失业而被抛离原来的生活轨道，而数以亿计的农村居民不仅离开了土地（离土），也远离了自己的家园（离乡），来到离外部市场更近也更生机勃勃的沿海地区，无论此举带来了多少经济总量的增加，也同时带来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就在我们津津乐道于迅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个由无数流动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风险也在迅速地累积。
然而，或许是刚刚迈入现代门槛的缘故，人们的世界图景并未因着现实的改变而转换，相应的社会机制并未相应完善。眼见得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窗，严严实实，最弱小的孩童们的校园，却有许多并没有完整的封闭和足够的安保；眼见得无数的外地人拥挤在新兴的沿海都市，警力的配备依旧根据户籍人口而安排；而更为重要的，面对一个充满无数冲突的大社会，并没有一套合用的博奕规则，而依旧幻想着用小社会的手段加以应对，面对冲突，仍然试图由权力充当主角，采用压制、调解的方式，以权力迫使当事人就范，表面上维持了稳定，但长期来说往往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风险；相反，由权力充当仲裁人，通过当事人的表达、博奕以化解冲突，更能达到释放风险的目的，却尚未成为我们社会解决冲突进而释放风险的主流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农业社会的各传统文化都倾向于将社会看作一个分工有序的有机体，士农工商，劳心劳力，各得其所。这种图景其实是将小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如家族、村社进行简单放大的结果，在这种图景中，往往存在着类似于家长或族长的角色，并由其作为社会稳定的看护者，如在儒家学说那里，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就担当了这一角色；然而，复杂的现代社会早已经将这种图景粉碎，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而是充满着张力和冲突的场域，在这里，劳方与资方、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本地人与外地人、有车族和步行族。。。。。。无一不处在相应的利益冲突当中，对于如此复杂纷繁的现实，没有什么特定的阶层或团体有能力超然于社会冲突之上，并将风险一一化解，毋宁说，任何阶层或团体本身也就是冲突的一方，考虑到我们社会特定的改革模式中权力的主动角色，权力本身也往往是利益冲突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规则（宪政法治）的博奕乃是社会达成秩序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化解风险的唯一途径，那种以和谐为名，以权力为主角的模式，可以应一时之需，却难以长治久安。
如果仅仅看到无所不在的利益冲突和潜在风险，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他人即地狱的所在，一个随时充满微型内战的国度。可是，这些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却正是进步的源泉，也正是依赖于此，现代社会才摆脱了匮乏，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因此，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化解冲突释放风险，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在我看来，随处不在的冲突与风险很难依靠压制而消弭，也不可能仅通过权力的单向调解而实现，而只有通过更为发达的宪政法治体系，通过将所有阶层和团体都纳入到规则的约束当中来，才能达成动态稳定。最近，因为校园惨案等事件，呼吁权力更积极作为的呼声再度高涨，可是，必须看到的是，风险社会乃是一个长期的存在，权力的主动作为固然可以暂时平息事态，却并不能释放风险，而更可能是继续积累风险，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更应该将宪政法治的规则体系的建设置于优先的考虑，将其作为化解冲突释放风险的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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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律师界在“整风”
原文地址：中国律师界在“整风”作者：刘晓原
公检法的腐败问题，远比律师界严重。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全国“司法整风”的开展。
律师犯罪了，吊销执业证，应是没
四一: 汶川地震两周年：灾区已成“陌生人”
（网媒约稿，最后能否发出来不知道）
宋石男
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区民生至为重要的两项——住房与就业，均传来利好消息。
5月，全国网络媒体“重返灾区看民生”集中采访团在四川都江堰灾区的集中安置点看到，新建安置房风格统一，基础设施建设颇为完备，环境优美堪比城郊的高档别墅区。据接待方称，预计到今年9月30日前，城镇重建住房将全面达到入住条件。
此前的3月，四川地震灾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会透露，今年四川地震灾区农村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达705万人，占灾区劳动力总数的64.1%，灾区转移输出比重和劳务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四川灾区群众已基本实现“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
我们相信政府的力量，我们从不怀疑灾区重建的光明。然而，除了能够从官媒中不断看到“形势喜人”的灾区样板以及“可信度极高”的各种统计数据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灾区重建的方方面面，诸如住房重建中的公私利益纠葛、垮塌校舍重建的质量保证、失地受灾农民的出路、地震伤残人员的长期救济、地震孤儿、再生妈妈、灾区治安、灾区心理援助之尴尬、灾区对口援建之摩擦、灾区挂职干部、善款去向及重建项目资金使用公示、NGO组织进退无据等等问题，随着2008年5月12日的渐渐远去，相关报道尤其是有公信力的媒体独立报道而非官方邀请访问报道，正在与日递减。今天，若问我们对上述问题究竟知道些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只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当然，中央政府对灾区重建项目的审计力度及透明度仍值得赞扬。汶川地震发生后，审计署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跟踪审计。截至今年4月，根据审计建议，有关单位共改善2500多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改进200多个项目的工程质量，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12个多亿，收回被挤占挪用或违规安排资金3亿多元，22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透明度固然值得称许，但透明度下显出的一丝晦暗仍令人不安。在最新公布的跟踪审计通报中，彭州市白鹿小学教学楼成为焦点。其78个基础承台中，有34个轴线偏移超出国家规范要求，主体结构混凝土存在露筋、疏松和框架柱尺寸偏小等问题。我们应当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垮塌校舍质量问题沸腾一时，但2009年5月，四川方面公布的结论更像是天佑中华：在汶川地震中，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在地震中遇难的数千名孩子，至今仍未被公布名单也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千名孩子，在官方结论中乃是死于天灾，无涉人祸。围绕地震垮塌校舍质量问题而展开执著调查的一位成都公民，更因此身陷囹圄。
不过这一切似已激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四川地震灾区正在成为“陌生人”。成为“陌生人”，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那么的多灾多难，马不停蹄地多灾多难，普通个体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始终关注两年前的一起灾难，哪怕是丧生近9万人的特大灾难。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如果中国出了场毁灭其国内一切的大地震，一个欧洲人听到消息后或会哀悼，但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作为同胞，我们不可能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对之漠不关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当相关的新闻报道热潮渐渐消退，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灾民日益遥远，我们是否还能一直保持对他们的关怀，而不将之视作“陌生人”呢？鲁迅曾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这话在今天依旧有效。
其次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将灾区变成“我的灾区，是我的灾区”，而不是像益达广告词那样耿直，“你的益达，是你的益达”。如一位NGO观察者所言，“政府在重建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角色，灾区人民的感激之声四处可闻。地震发生之初，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参与让惊恐无助的灾民感到温暖，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在转入重建之后，‘维稳’被提到核心议程，外来机构和人员被视为潜在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所试图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又令灾区的社会重建面临新的挑战。”NGO及志愿者在灾区常被有关方面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群，有业内人士甚至将2010年称作NGO在四川地震灾区的“退出元年”。一个做地震残疾孩子项目的NGO在去年拜访残联时，竟被告知：“残疾孩子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的一份文件，被评为一至四级残疾的受伤在校青少年能够得到许多帮扶政策，其中包括2009年度的全年医疗费用。不过，该NGO人员发现，在地震中已经受伤、但没能评上残疾等级的青少年数量更多，有的是被评残标准的数量指标卡住，有的因为信息不畅错过了申报机会，还有一部分孩子或家长因种种原因不愿参加评残。后来，该NGO的主要资助对象就锁定了他们。
当然，除了政府的主观排斥之外，目前国内NGO客观上效率、能力较低，也是其在灾区进退无据的突出原因。汶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2-3个人就能组织提供当地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仍乱作一团。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论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
最后，地震灾区民间一手信息发布的不畅通也是“灾区陌生化”的重要原因。目前，基于种种因素，去灾区独立采访的媒体相对较少，被邀请采访的媒体又常常只是 “观光式”采访，很少发布有价值信息。而处在政府救济之下的灾民，随着媒体关注度的降低、地方政府对外界媒体及民间组织主动访问的拒绝或不欢迎，其披露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减少。不止如此，随着“和谐令”的严格执行，灾民或许还缺少披露信息的动力与勇气，如今在网络上很难找到灾民自行发布的生存状况帖子，可为一证。然而，据CNNIC报告，截止2009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3；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汶川地震累计受灾人数超过 4500万人。在灾区人口中，农村网民比例虽应远低于中国平均数，总数至少也有几十万人。为何我们却很难看到灾区的农村网民，以个体的、自发的行为，发帖披露自己的幸福生活呢？一个小事例也许能为此添个注脚。建筑师刘家琨为汶川地震罹难普通女孩胡慧姗建纪念馆，当时网络关注度极高，现在已经闭馆，就连孩子的母亲，以及刘家琨，都不太能进去。据说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影响不好，尤其是影响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情绪”。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那些被看见的灾区的祥和、欢乐，那些别墅洋房般的重建样板，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如果汶川地震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乃至“多难兴党”；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得心应手地运用威权手段，提防“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如果灾区生活已被雕刻成工艺品摆放出售，影帝的微笑与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不朽；那么不止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会变成“陌生人”，两年后的玉树地震灾区，同样可能如此。今天手举广告牌似的捐款牌的人们，甚至用不到两年，只要两月就会彻底将玉树遗忘，就像他们现在遗忘汶川一样。
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对灾区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却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但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集体反思，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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