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

有必要给敌视民意舆情者流建立“黑名单”

卫生部对建立“黑名单”情有独钟,且在建立“黑名单”方面,上了瘾、还瘾头十足——继前两年卫生部相关部门披露,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领域,研究建立“黑名单”制度而引起舆论大哗后,日前,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为打击或者遏制极个别媒体有意污染传播环境、误导信息,我们要加强检索,建立黑名单制度。比如说一个影响很大的误导公众的信息,通过检索,就可以发现这个信息最早是由哪个媒体传播的。将来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也将建立黑名单制度。” 非常有趣的是,卫生部的这位主任过后特别区分了卫生部与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的区别,好像后者不完全代表前者;前者对于“黑名单”并不知情——我们不知道这种揽错行为是迫于压力,还是自己捅了娄子上面不愿意为其擦屁股不得已而为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黑名单”臭名昭著,上下左右,多头不讨好。 还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日前,有记者给上述主任念出“卫生部拟对极个别误导公众媒体记者建黑名单”这一新闻标题,由其判断这是否属于“有意污染传播环境、误导信息”,是否需要把撰写这则新闻的记者加入“黑名单”,这位主任尴尬予以否认。 卫生部针对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黑名单”,与此前不久重庆市有关方面的“双起论”,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就妙在,两者都是以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为敌,对为网络民意、网络舆情助燃的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以至于要建立与“希特勒”、“集中营”、“黑牢房”等语汇意境接近的“黑名单”,来威慑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要以“双起”,把新闻媒体、新闻记者送入大牢!试问这些人,难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教诲,对于你们这些人而言,是在放屁吗? 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究竟所从何来? 只要是但凡有公正、公平之心的人都会认识到,近年来,在反对贪污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功莫大焉!即便是新闻报道中的疵瑕,亦属瑕不掩瑜,根本就不值一提、不值得追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实际上,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与卫生部及有关方面,应该是穿一条裤子的,应该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卫生部难道不是对食品安全造假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吗?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代表的民意、舆情难道对其不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吗?何以前者的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不是指向违法犯罪、道德败坏,而是指向了揭露、曝光违法犯罪、道德败坏的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竟然要以建立“黑名单”相威慑!欲建立“黑名单”者,畏惧的是什么? 为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建立“黑名单”,实则是撕下了仅存的一块遮羞布——卫生部相关部门也好,相关人员也罢,完全是站在了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以及民意、舆情的对立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与违法犯罪、道德败坏者穿了一条裤子、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 稍作观察,我们即不难发现,在体制内部,总有占据着重要位置的那么一些人,眼界心胸、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常识掌握度、知识拥有量,都属下下品。其全部工作、全部努力,首要目标不是作好工作、推动社会进步,而是千方百计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维护虚假的政绩、维护自己以及一干人的升迁不受阻。是故,他们必然要与实事求是、力促解决矛盾、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媒体、新闻记者以及民意舆情产生敌意,必然要与社会上的违法犯罪、道德败坏者站到一起。为新闻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即为生动写照! 鉴于此,网络世界有必要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率先为这些人等建立“黑名单”!在体制的力量不足以清除这些庸官俗吏、害群之马的当下,被列入“黑名单”的人等,当成为重点监督、检测对象,以时刻防范他们在公众场合假公济私、夹带私货以及公权私用、公器私用,时刻防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叫嚣给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建立“黑名单”的人,你能相信他们是清正廉洁、勤勤恳恳为民办事的吗? 再者,建立“黑名单”,可以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足够重视,实际上也是在帮助纪检监察部门做好纪检、监察工作——“黑名单”上的人犯事,自当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不犯事,亦能监督、督促其做好工作。人民的公仆给人民设立“黑名单”,与人民为自己的公仆设立“黑名单”,孰轻孰重,孰该孰不该,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祝振强的最新更新: 重庆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 2011-06-14 20:21 / 评论数( 5 ) 杨振宁说三道四我国“一党专政”实乃大不敬 / 2011-06-10 21:57 / 评论数( 8 ) 流行语中的教育鸡毛飞满天 / 2011-06-04 22:26 / 评论数( 5 ) 毛泽东与鲁迅是心灵相通还是对其轻侮蔑视 / 2011-06-04 11:29 / 评论数( 0 ) 各省市纷纷拦起“坝子”自保会出现什么格局 / 2011-06-02 11:23 / 评论数(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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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图无码,了解祖国

Sent to you by njhuar via Google Reader: 套图 无码 了解祖国 via 我愤故我在 on 6/8/11 【1】艾青之子艾未未,一个相当优秀的艺术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是百度对其的搜索结果 不解释 ,你懂的 【2】 【3】当春晚成为一门垄断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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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原文地址: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作者: gengn 崔永元相信文学的力量能够塑造人格,李承鹏认为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磨铁供图   崔永元、李承鹏谈抗拆: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                                 北京一家书店,窗外北风正紧。崔永元举着李承鹏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说:“我希望每一个面临强拆的房子里都堆着一堆这样的书。”   《李可乐抗拆记》是李承鹏的第9本作品,前一本《中国足球内幕》披露了大量中国足球事实,“为打假扫黑抓赌风暴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李承鹏的第3本小说,“李可乐”第二次出现,上一本小说《李可乐寻人记》写一个混混为了泡妞跟人打赌修了一座希望小学,汶川地震时,只有这座小学没有倒。他忘了自己是个坏人,四处接受采访时被抓了。还好最后有个光明的结尾。   “我就希望大家自私,我们以往的教育把这个词抹黑了。”崔永元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自私”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把‘自私’曲解成损害他人利益、只顾自己利益;实际上‘自私’的概念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只顾自己利益。大部分公民意识不到‘自私’是一种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字的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   维护私权是两人对谈的重点。《李可乐抗拆记》显然就是可以成为大谈私权的由头,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可乐混世界,诸事不成。碰巧得知丁香街将要拆迁,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大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钱没赚到,女朋友还“劈腿”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了,自己也被“保送”精神病院了……李可乐铁了心,和“90后”非主流女孩儿菜刀妹等群众一起,机关算尽保护家园,当然,结局是光明的——郑书记是好人,付市长略有缺点但也未必不是好人。   现场对谈结束后,南方周末记者对二人进行了专访,本文由现场对谈内容和专访两部分组合而成。   “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了拆迁的主题来写小说?   李承鹏: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所以从小对房子就特别敏感。记得在一个大雨之夜,我和我妈一起走了很远的路,花15块钱在一户农民家里租了一个月房子。后来长大后,我始终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房子为什么那么贵。我爸爸家族有个很大的院子,1983年中国第一次城市化进程启动,院子卖了三千多块钱,我们住进了楼房,挺高兴。再后来发现,我家老宅每亩地的价格是6000万,涨了上万倍。我就琢磨,为什么我的地变成你的地,我再买你建的房要多花一万多倍的价钱?   由此出发,自然就关注了拆迁。拆迁导致了很多悲剧,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你不能让人睡醒之后突然闻到青草的味道——你家房子被拆了,你被抬出来扔在草地上。   崔永元:现在我们上网总能看到某个地方强拆,某个人被碾死了,渐渐地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好像三天看不到强拆新闻都有点想了似的。其实这是天大的事,不能任由自己视而不见。我们做新闻的首先关心事件真伪,其次关心前因后果。像把人拆死了的事情,我的反应肯定是愤怒,这种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搪塞。   南方周末:书中有个人物叫唐巧珍,抗拆中自焚,这本书是唐福珍事件引发的吗?   李承鹏:唐福珍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开始写提纲了,那个惨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事发时我刚好在成都,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结果被反复删除。我是穷汉子出身,你欺负我这个事就没完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还要写好。最早的大纲写了8.6万多字,不断推翻重写。这本小说语言貌似狂欢,但写作时真的很压抑。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写拆迁?杂文对现实的影响是不是更有力量?   李承鹏:拆迁这件事写成小说的原因,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现有土地政策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   比如说,这本书里写了很多抗拆的点子,李可乐的最后一招就是藏匿身份证、房产证。他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他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和他合伙买房的哥们都想把房子卖掉,跪下跟他要身份证。李可乐这才想到,没有我的身份证还办不了这个事,如果整条街的人把身份证和房产证集中藏起来,开发商就无法个个击破,那么,他开发的房子就不合法,也就卖不出去。李可乐就想,你不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还想不到这么好的办法呢!这种隐喻和戏剧强度,小说之外的文体是无法实现的。   南方周末:小说或者文学对现实的影响还有力量吗?   崔永元:小说太有用了,这是毛泽东说的。小说的观点和想法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不一定直指要害,但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杂文和博客像可乐一样,是快速消费品,而小说是可以留下来的。   我现在特别理解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当时比我们还要愤怒,他们看到的事更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们当时走的是启蒙。我非常看中这条路,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让所有人都明白事理,这个事情特别关键。无论是老百姓、网民,还是执政者,领导人,我觉得都要纳入到这个社会里才行,明白常识,明白法律,知道春夏秋冬,知道自然规律,这样做事情才能上正道。   南方周末:这本书有没有想写但没写的内容?   李承鹏:有,比如有一段是技术原因被删掉了,特别可惜。那段写的是,你是个钉子户,你要告拆迁队,结果你发现开发商抢先把拆迁队告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告拆迁队,就要去更高一级的法院告。开发商和拆迁队的官司打到最后,开发商肯定不会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的。   修改阶段,我和责任编辑用投影仪把电子版打到墙上一句一句地看。李可乐说了句,“我要活得有尊严”,前面不能提谁说的这句话,我就很愤怒,就天天吵。   南方周末:小说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这是“被”的结果吗?   李承鹏:我是发自肺腑地讲了一个光明的结局,生活中很郁闷,看你的小说还郁闷,这就不对了。而且从小说技术上来讲,悲剧写成喜剧更有力量,苦中作乐是一种高级的东西。   崔永元:光明的尾巴没错,好莱坞的电影都是光明的尾巴,它能让观众笑着离开剧场,下次他才乐意重返。其实也没那么悲观,我们有一段时间哀叹野生动物就快死光了,结果一抓环境保护,狼灾和野猪灾全都出来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一样。最关键的是人心,如果人人都觉得某些东西应该修复,这个社会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   南方周末:你相信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崔永元:我认为文学真的可以塑造人格。我1987年刚工作时,做一档节目叫“午间半小时”,当时我刚好看了史铁生揭露社会不公现象的小说《午餐半小时》,看完之后脑子就像被砸了一砖,小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些名著就更不用说了,像《约翰·克里斯朵夫》、《悲惨世界》,都能让人看得浑身颤抖,浑身出汗。   南方周末:有没有遇到过有恻隐之心的拆迁队或不可理喻的钉子户?   李承鹏:善良的拆迁队一个都没有,凶狠的占60%,愿意给人一点小恩小惠的占30%,被击退的不到10%。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拆迁办、拆迁队、开发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披着马甲。   不可理喻的钉子户肯定也有,有人出的价格高得离谱,也有人就像藏獒守土,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对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春树的观点,当鸡蛋和高墙对立,作家一定要站在鸡蛋一边。当然也有少量卧底,他会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大家,不过80%的群众都是随大流。   南方周末: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强拆事件?   崔永元: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好的出发点结果未必是好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你大权在握之时,有人会给你描绘另一幅美妙图画——这个城市一两年间翻天覆地,三年赶超发达国家。此时谁能保证自己不强拆?   但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经常能看到高楼大厦前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那一刻我们才发觉,这座城市的美就在这个地方。   那些小房子之所以没被拆掉,是因为法律保障它的存在。我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也把这一条写进去,“私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写“神圣不可侵犯”。   李承鹏:强拆屡屡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区长、镇长都想把自己的城市建成纽约。关于土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人是天和地种下的庄稼,我们是碳水化合物,离不开土地。   南方周末:你希望“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你能为此做些什么?   崔永元:当每个人都学会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这个社会就会正常运转起来。   李承鹏:我小时候觉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非常反动的,后来我发现人不为己真的会天诛地灭。美国大兵为什么自私的同时又那么勇敢?因为你要欺负美国就直接欺负到他家里了,他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家。   崔永元:我们就用宅基地来说,你给我划多少我就用多少,我绝不侵犯你一寸;反之国家也不能侵犯我一寸。   我觉得现在的“司法解释”就是证明法律漏洞太多,所谓的司法解释就是补丁,就是一个一个在找补。我觉得要搞清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是用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名义强制拆迁,那就要把这个界定清楚,什么叫公共利益,修高速公路是公共利益吗?新建一个小区,哪怕你能容纳2600万人,是公共利益吗?我可不这么认识,我认为公共利益是不排斥个体的,也就是说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你不能说小崔一个人的利益就是私人利益,因为我的利益只要不超出法律的范畴,没有超出法律范畴的要求,它就是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体的私人利益组成的。   南方周末:如果制度或法律建设暂时跟不上,“民愤极大,从严惩处”这种方式是否可以重新提起?我们都知道,很多出事的官员都官复原职了,撞死人也可以没有下文。   崔永元:我就非常想把干部问责制度搞清楚,犯什么样的错误永远不能出山,什么样的错误一时不能出山。我觉得这都属于政策法律法规这个层面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探讨才有意义。   为了顺应网络民意高速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违法治精神,还是会埋下隐患。   关心现实是一种家教   南方周末:说真话的难度在哪里?   崔永元:1996年我们开始做“实话实说”,大概做了两年,“实话实说”创始者之一郑也夫说节目组左顾右盼,经常婆婆没枪毙,媳妇就把自己枪毙了。就说我自己吧,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   南方周末:你们为什么热心干预社会现实?   崔永元:这个是家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我父亲是政委,常年在外,一直到高中我每年只有一两个月能见到他。当时没有人管我,我就在大院的叔叔阿姨家里到处吃。我跟赵本山演小品时叫“大叔大妈”,有很多网友说这两个称谓不是一家子,但在部队大院就叫叔叔、阿姨,没有第三个称呼。   我现在帮别人就是小时候训练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悲惨的事真扛不住,条件反射似的就想帮一把。前些天刚发生一件事,12名驴友雪夜被困江西宜春明月山,缆车向他们要4倍的价钱,他们下不了山就有可能要被冻死,然后紧急求救。我马上打电话给江西有关部门,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你说用不着这么牛吧?但我觉得人命关天,就别谦虚了,这个名字如果有用就赶紧拿来解决问题。后来这个事解决了,我才踏踏实实睡觉去了。   我总是在想,可能崔永元被困在明月山上了,打一个电话有一万个人来救,假如说崔永元不是今天的崔永元呢?他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可能我不危险,但我女儿会危险,我姐姐会危险,我二舅会危险。其实强拆且拆不到我们家,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愤怒,但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比拆自己家还愤怒。   李承鹏:我特别同意小崔说的“家教”。我妈信佛,她给人捐钱之后抬腿就走。她跟我说,如果你等人家说谢谢,功德就还给你了,所以给了钱赶紧走。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连学费都交不起,小崔还有百家饭可吃,我生在新疆,新疆地广人稀,我要吃百家饭能把自己走死。我不挑食,但我对住特别敏感。我在成都买房子时,房子均价才1000多一平方米,而我买的房子是3800多一平米。那位开发商是个球迷,他带我到他工地上跟我说,这个房子用了三倍的钢筋,这点特别打动我,房子结实我的世界就结实,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意识到70年产权是后来的事情了。   南方周末:你们打算对现实干预到什么程度?   崔永元:我这个年龄从小受的教育导致我们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甭说强制拆迁,美国打伊拉克我也反对,美日韩海上军演我也持反对态度。   李承鹏: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以后也不是,但我有自己的生活主张——我希望父母身体健康,同时我也希望别人父母的身体健康。我们是社会最稳定的那部分人,也真的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如果存心捣乱就不会写小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可以让很多人得到公平,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变心情。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是为了不让社会改变我。   “小崔说话”   ◎写拆迁扎不扎手?我觉得一点不扎手,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而且现在都没有“拆迁”这个词了,现在都是“强制拆迁”。拆迁有得商量。强拆没得商量。   ◎拆迁当然为了社会进步和繁荣,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擅长”的是用好的出发点干坏事。拆迁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的房子和城市长得一样,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百多个城市长得一模一样,这事有多恐怖?好像一个女的肚子大了,她要生孩子,传说要生多胞胎,最后生了两百多,长得都一样,再天大的喜事也不觉得它是好事了。   ◎我觉得不说话和说真话一样值得称赞,那也是非常大的美德,我也很佩服不说话的人,我最恨的是乱说话的人和故意说假话的人。我觉得说真话和沉默同样都是正确的。   ◎有时候看人的表情可以看出来,越说真话的人越不自然,越说假话的人越沉着。   ◎美国的社区连铁栅栏都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自私,他非常自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都不可以进入他的草坪,你进入以后他会喝令你停止,你再不停止他就开枪,这是法律给他的权利。当每个人都自私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看就是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随便侵犯你的权利。   ◎文学真的还是有力量的,现在我同时经历了纸阅读和网络阅读,纸阅读我在坚持,网络阅读已经开始了,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们人讲话的时候,你能听到他的语言,你还能看到他的形体,干这行的人叫做形体语言,我觉得纸阅读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叫掩卷长叹,不能关机长叹,其实纸阅读的美就在于这,包括你翻,包括你再翻回来,在重要的地方做标志,感兴趣的地方写上批注,它真的都是一种享受。    (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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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再为人民说话玄机几许深意几何

作者: 祝振强  |  评论(9)  | 标签: 时事观点 今年春天以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其流露出的人民立场、亲民态度、客观、冷静的务实精神、令各界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认同的观念、观点,有别于既往甚至有别于当下的话语姿态,无不令人刮目相看,以至于起初完全被网络舆论做出了相反的解读。笔者此前评论人民日报有关“异质思维”的文章,即遭致不少冷嘲热讽。这不难理解。坚冰既厚,非丝缕阳光可破,但是,你不能由此而拒绝阳光、不相信任何破冰的努力。 从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到以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一直到令人大惊的呼吁包容“异质思维”,直到日前的厘清、辨明“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人民日报的步伐、步态、步调、步骤确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令人不能相信的,是其最新文章中这样的语句“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 还是让我们先摘引这篇最新评论中的几段话。 “‘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如果说上述纯粹从理论、概念角度出发的论说,还不尽显锋芒的话,则下面的联系实际,即属百分之百替民众说话了——“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但暴力拆迁就一定合理吗?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且这种恳切、真诚的呼吁,谁能说人民日报不具备成为人民拥趸的潜力与可能——“少一点‘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人民日报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种样子,其玄机几许,深意几何,我以为不外如下几层。 首先,体制内原本念民、亲民、为民的相关人士,不甘于话语权旁落而为蝇营狗苟之人所霸持,不甘于与民众为敌言行思维的肆虐,不甘于举国上下的万马齐喑,不甘于道德滑坡如脱缰野马而无人阻遏,不甘于民众对当下的沮丧对未来的绝望——他们需要明确地站出来,态度鲜明地表达自己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表达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 若你认为其仍是半明半暗、吞吞吐吐的话,你更当理解此种局面下此种表达的良苦用心!这是一种渴望人民共鸣的呼吁,是一种渴望合唱的领唱,是一种希望人民站出来合力拖住历史倒车的顽强努力! 其次,体制内外蛰伏的改革力量、良性力量、建设性力量,需要凝聚起来,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动作起来,形成一个毋庸置疑的、强有力的共识——目下的这种社会空气需要净化、改变,目下的这种社会生活环境需要解压、宽松,目下的这种不正常、变态的、疯狂的打压、逼迫需要刹车,目下的这种倒行逆施需要改变,目下的这种敌对状态需要改观,目下的这种“封建思想、文革残余”猖獗的局面,需要对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一个归位的交代! 其实,若稍作解析“封建思想、文革残余”的内涵,无不会令我们惊讶——却原来,我们的社会竟倒退了这么远、这么久!比如专制、一言堂、官本位、权本位,比如权势继承、爵位继承,比如特权思想、特权意识、等级观念,比如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指鹿为马、为所欲为,比如红色浪潮、红色恐怖等等。 应该说,人民日报发出的,就是这样的声音,或曰这样的画外音。 还有,呼唤新闻工作者、舆论工作者、网络作者等一切有任何形式话语权的人们,应坚定信心,不为迷雾遮眼,不为压力所屈,不为外力所迫,坚定信念,重拾信心,勇敢地、无所畏惧地做出明智的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举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符合现实情形、未来方向,文明人性,客观务实。 长期以来,喉舌的名声并不好听,喉舌工作者更是被目为弱智、呆傻的象征。实则,包括喉舌单位在内的体制内,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以及开明人士、明智之士、清醒之人,他们不过是迫于生计而为五斗米折腰,发自己不愿意发的声,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事实上金字塔机制,决定了甚至某个个人,就能决定全部国家机器,包括喉舌。此种危险情形,曾经使国家蒙难、人民蒙难。极左年代的一系列事例,数不胜数。 一旦国泰民安、政治清明,这股压抑既久的强大的力量,必迸发出洪涛般的吼声,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既往历史关头的事实,亦证实了这一点。而人民日报的前述评论,实际上就是要起到振臂一呼、唤起众声的作用——首当唤起的,就是有话语权人士的言行。 既然人民日报已大胆承认、大声呼吁“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则你还有什么理由前怕狼后怕虎、畏畏缩缩、止步不前?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敢大声说出自己即便是“非理性”但绝对是正当、正义的诉求?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敢通过正常、“不正常渠道”做出看上去“异质”、“非理性”,实则是利国利民、符合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果敢举动?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9 个评论 祝振强的最新更新: 各省市纷纷拦起“坝子”自保会出现什么格局 / 2011-06-02 11:23 / 评论数( 1 ) 呼吁“沉没的声音”之声音本身何以折戟沉没 / 2011-05-31 11:01 / 评论数( 2 ) 长江遭结扎,华夏大地怎么能不断子绝孙 / 2011-05-29 11:57 / 评论数( 2 ) 朝中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接力棒哪个人民去接 / 2011-05-27 14:13 / 评论数( 5 ) 无条件坚决支持尽早“公诉”茅于轼 / 2011-05-24 22:10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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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傅剑锋 | 忠于事实应该永远高于忠于网络民意

          一 与去年和今年的数起重大事件一样,“我爸是李刚”的传播,无疑是微博时代的网络围观与传统媒体持续追踪的共同胜利。 围绕“我爸是李刚”,网友们极尽想象展开了妙趣横生的造句大赛,还以图片、戏仿、摇滚、民谣等方式挖掘“我爸是李刚”的戏剧性,淋漓尽致地发泄了对目前的“官二代”特权的强烈不满,呈现出目前严重的官民冲突现实。 这符合网络时代的传播特征,更是微博时代的传播特征。那就是,越合符当下社会情绪,传播越火热;事件越符号化与象征化,传播越火热;反之,事件越复杂,越不利于传播。所以,微博时代的事件传播,需要的是符号化、概念化、象征化、冲突化、片断化,若是复杂的事件,也需要从其中抽离出最符合以上特征的细节或片断,提炼出最符合以上特征的一个概念。 如宜黄事件,其传播的成功离不开记者邓飞等人提炼的“厕所保卫战”和“保持通话”这两个概念,还离不开记者刘长拍摄的那张钟如九被囚在汽车中绝望表情的照片——这是个成功的传播片断。许多最牛官话,如“你是为人民说话,还是为党说话”,也特别合符这类网络传播特征。“我爸是李刚”事件,更是如此,这“一句”顶了“万句”,网络民意共同将“我爸是李刚”从复杂的肇事车祸案中抽离出来,并共同完成了对它的“特权化”象征的塑造。 至今,所有已经发表的国内传统媒体报道,也几乎都是建立在这句由网络民意选择的话语基础上的。但这个基础是否牢靠呢,这可能是个问题。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担忧,是发现“我爸是李刚”实际上有多个新闻报道的版本,哪个版本更准确、更接近真相,却莫衷一是。 需要说明的是,我提出这种担忧,完全无意否定网络对这一事件的巨大监督作用。我想要提醒的是,对事件的精准传播负有更大职责的传统媒体,不应简单地成为网络民意的应声虫,而应做更冷静、中立、深入的高质量调查,从而发扬网络传播中对的与好的一面,纠正网络中错误与非理性的一面。 二 下面,来辨析一下各个版本。 燕赵都市报、新京报、中新社等多家媒体称:肇事车司机是一名年轻男性,被保安和同学叫下车后并无任何歉意。在场有多名学生证实,听到这名男子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当时的网络传播基本采用了这个版本,因为这最符合网络情绪的需要。     然而,记者王克勤的调查,却与这个网络传播最广的版本不一样。在王克勤的这个版本中,没有那句“有本事你们告去”,而只有“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王克勤的描述如下:撞几位目击者形容肇事司机当时很“嚣张”,下车时“一身酒气”,甚至和门卫“有说有笑”。一位在场的同学质问他:“把人撞了还这么淡定?”“碍你们什么事?”肇事司机回答。肇事司机甚至说:“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这个版本的“恶少”比最初的传播版本要逊色一些。 在同类报道中,南方人物周刊显得比较清醒:“李启铭(即李一帆)“我爸是李刚”之语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说出的 ?他是在嚣张地恐吓现场群众,还是在向熟人求助,或仅仅是对恐惧的本能反应 ?要回答所有这些疑问,也许,只要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就明白了。然而,校方却迟迟没有公开相关的监控录像……”可惜的是,南方人物周刊并没有在这个点上继续掘进。 在这方面,评论作家笑蜀显得比大多数新闻记者理性与深刻,他说:“肇事者李一帆到底说过“我爸是李刚”没有?如果说过,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受害女生张某是否真的因利益牵连而在镜头前三缄其口?事件的诸多关键细节,至今云遮雾罩,以致流言四起。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粗鄙的道德裁判,也就颇有市场。” 李一帆说这句话时的语境,媒体是不是可能还遗漏了什么?若按“我爸是李刚”流传最广的版本,李一帆当时的表情应该是很嚣张的,但网络上流传的李一帆撞人后坐在车中的照片,却显得神情惊惶。 目前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传播疑局,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河北大学、李刚本人还有河北有关部门来承担,他们必须自食缄默与封杀带来的苦果。但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对有责任感的媒体从业者来说,把传播疑局的责任完全推给权力者也是不对的。即使在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坚持理性精神的新闻从业者,仍有接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 三 南方周末编辑部在讨论这个选题时,就提出了不应只像大多数媒体那样只采访受害者家属与寥寥几名目击者,还应把李刚本人、看守所中的李一帆、李一帆的同学、李一帆的老师、河大等纳入采访计划,搞清楚李一帆是个怎样的“官二代”,他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出那句话的。南周记者陈鸣与多名实习生,尽管无法突破对李刚、李一帆、河大的采访,但采访到了李一帆的大学同班同学,李一帆的大学老师、高中老师及若干河北大学的教师。 陈鸣的这个调查发现了与主流网络舆论有所不同的李一帆。     李一帆的河北传媒学院同学提供了李家的辩解称:撞倒人后的李一帆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保卫科长,于是向他求助:“叔叔,我爸是李刚”,“因为无权的保安竟然要抽他的血(验检是否酒后驾车),哥哥真的吓坏了!”。河北大学副教授彭焕萍也认为这句话被歪曲:“加不加‘叔叔’二字,这句话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李一帆的大学同学魏生说的情况也和网络民意认为的恶少形象不一样。魏生称,李一帆在和大学同学相处时,从来不提自己是什么出身,对同学也友善。他举例说自己大学时候经济比较困难,晚上经常出去卖饼。有一次晚上很冷,李一帆看到魏生身上衣服少,就把自己身上的马甲脱下来给他穿。 李一帆的王姓大学同学还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一条人命没了,李一帆必须负责。但问题在于,不要把这东西放大到官二代、社会责任感、社会现象,甚至娱乐化。这事出了之后,从来没有哪怕一家媒体采访过李一帆周围的人,花时间去了解李一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现在南方周末的记者算是来采访了。”他与李一帆同属于河北传媒学院 08级播音主持专业学生。 网络舆论还出现了非理性的一面。高中教师王强教过李一帆高三一年的历史,只是因为在博客曾经加了李为好友,便被网民搜索上门,其中不乏人身威胁。 网络主流舆论甚至还以无形的压力促使传播者自行过滤掉可能会让网络民意不高兴的资讯。 记者陈鸣在调查中发现李一帆的这些鲜为人知的一面后,曾非常担心,如果发表出来,会不会被网络民意痛骂,被网民“人肉”。但新闻部总监郭光东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越有责任提供更多样、客观的资讯,为舆论认清真相提供更多的可能。我作为编辑也力挺郭的观点。陈鸣的这个调查,由于李刚父子的缺席,仍难以调查清楚李一帆说出“我爸是李刚”的具体语境,但至少采访了事件的对立双方,可使公众对该事件的认识更接近真相一些。令人遗憾的是,来自上级的报道管制要求,使这篇报道最后未能发表。 但陈鸣的这个调查表明,负责任的媒体人,其实是有可能更接近“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真相的。陈鸣的这个调查还表明,除了南方周末,其它国内媒体几乎没有去采访李刚的同学、老师等外围知情者。在新闻事件中,应采访利益冲突的双方及中立方,本应是媒体人的基本采访守则。为什么在这个报道中,大多数媒体却忽略与放弃了这个原则呢?因为他们急于站立场甚于查清事实吗? 在微博时代,由于它强大的舆论场力量,可能正在使传统媒体的记者与编辑陷入这样的一种危险:对一条带有强烈社会情绪的新闻,站立场变成了第一位,还原与调查事实反而降到次要位置。甚至可能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记者调查的事实与网络民意的想象有所不符,媒体甚至不一定敢发表这类新闻。因为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会使这家媒体、这个记者感到害怕。 网络传播的这种草根性,是可以理解的。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甚至也是需要的。但对网络传播中的民粹化与非理性一面,专业媒体人应保持距离、作批判性的审视。 有新闻专业主义自觉的媒体与记者,是不会简单地被网络情绪牵着走的,他忠于事实永远高过忠于网络民意。从长远看,具有这样独立调查精神的媒体与媒体人,才会真正被舆论世界、乃至网络民意所尊重。因为最有情绪的人,在情绪落潮心头清醒后,他仍会尊奉理性、尊奉真相。 (作者系南方周末资深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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