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敬畏民意比不敬畏民意要好，敬畏民意有权利的内容，有现代的政治气息，有现实意义。但是敬畏民意一直没有拴住权力裸奔的双脚，这不得不让人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敬畏民意忽略了政治现实中存在的若干风险，这既包括理论上的风险，也包括现实中存在的风险。 敬畏民意是伪命题。如果民意是划为集体民意而不是个体民意，集体民意就是伪民意。这是因为集体民意具有不断的可分性，既大集体民意和小集体民意，多数民意和少数民意，根本性的民意和暂时性的民意。在多种民意存在的情况下，无论何种民意的取舍都会伤害其它的民意。比如降低房价就是民意，可炒房客、已经买房子的人有谁希望房价降下来呢，难道实现民意就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民意来伤害另一部分人的民意为前提？集体民意的可分性造成集体民意的模糊性，不知民意的底线在哪里，民意的高压线在哪里。比如上访，上访制度设计的目的很显然是考虑到民意，国家领导人对访民的接见也是想为了更好地体恤民意，即使上访的问题解决了，也是少数民意，遭受同样苦难而没有上访的部分民意就得不到体现，所以上访制度只解决了好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部分问题。
阅读更多在文化学者吴祚来看来，“网络水军”是有组织的、以赢利为目的、松散的网络造势团体，当事人出于某种商业或名誉目的，出资给网络公关公司，雇用闲散的网民，通过海量的转帖、跟帖、点击，形成虚假的网络民意，这就是典型的“网络水军”行为。 …
阅读更多一 网络问政在2009年的中国尤其是广东掀起股股热潮，从官员上网向网民拜年到各地官员纷纷开通网络直通车，面对面地在网络上与网民沟通、问政，及至于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网络问政向我们展现了不断提高民主程度的一个过程。毫无疑问，以网络问政为代表的网络民主，已然在2009年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块奇葩。 这块“奇葩”将往何处去，它能否跨越冬天的藩篱，在新的一年漫天绽放吗？我们谁也无法揭晓，唯待历史宣告答案。即使在网络问政最热闹非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保持一股警惕：毕竟网络民主还是新生事物，毕竟网络民主的发展会损害到一些人尤其是权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毕竟一边有官员上网与网民沟通，一边也有官员对不听话的网民责之以刑，跨省抓捕。这都说明，网络民主还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它随时有可能迎来寒冬腊月，在冰雪冷煞中瞬间凋零。 在经历了官员公款出国旅游、最牛团长夫人等一系列网友曝光和邓玉娇事件、王帅事件后，权力体系中的某一部分必然对网络民主产生警惕之心。在习惯于发号施令之后，谁也不想因为细节的不小心而被网民聚焦，导致乌纱帽不保。与其被动地、小心翼翼地生活，毋如构建反制机制，封堵、抓捕好事网民，在福建“严晓玲案”中，网民仅仅因为转贴而被定性“诽谤罪”，身陷囹圄。这说明，网络民主其实连民主的雏形也尚未形成，网民并未当家作主，有权者仍然有权，无权者仍然无权，这一点并没有因网络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根本性转变。 分析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治生态不难发现，中国的网络政治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网络政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以年度字而论，英国网民选出了unfriend”，美国网民选出了“Twitter”，而中国网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推选了“被”。前两者都与社交用词、社交工具有关，个人化的痕迹明显，而后者则政治意味浓厚，显示出中外网民对政治关注度的极大不同。 何故也？ 这主要在于不同国家的网民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方式不同。对于英美网民来说，互联网主要是个人化的信息平台，他们可以在那里交友、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等，技术的味道更浓，政治宣泄则主要依靠选举制度，网络上的虚拟民主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大，因而缺乏兴趣；而对于中国网民来说，2009年从被就业到被捐款、被代表、被开心，乃至于被自杀，无不反映出弱势民众的无奈，基于这种经常“被” 的状态，互联网由此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还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网络的交互性、便捷性等等激发起人们对虚拟民主的兴趣，现实中对民主的需求在网络中逐渐显现，“操练民主”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网络行为。 政治手段向来存在多面性，运用得好，难题迎刃而解，皆大欢喜；运用得不好，错上加错，两败俱伤。广东是中国网民最多的省份，又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思想活跃，媒体发达，公民社会日显雏形，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政治手段属性，使网民能够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广东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中来，对政府是一个新课题，对网民，也是一个新课题。“网络问政”能够在广东率先推出，并在2009年得以在全省遍地开花，这与广东的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网民同样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他们并不是带着发泄和添乱的目的来应对网络问政，而是积极地展现公民诉求，从而和改革力量形成有机互动。 二 然而，热闹归热闹，冷静下来看，网络问政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通过网络问政，可以让网民的意见进入决策程序，但能不能进入，并不是网民说了算，还得看决策者本身的意愿。在网络问政中，网民实际上仍然处于被挑选、被引导、被主导的角色，这说明网络问政其实是可以全盘操控的。这就意味者一旦网络问政的结果不被问政者所喜，这一形式便有可能中断。事实上，一些地方的网络问政明显带有应付上级和赶时髦的味道，网络民主秀的痕迹明显。然而“网络民主秀”是十分危险的，在“秀场”中，官员难免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讲一些豪言壮语，平时秀一秀也无所谓，但如果要在网络上秀民主，只讲不兑现，便会陷入困境：网络民主秀面对的是各色各样的网民，他们一旦发现“秀场”的存在,便可能抓住“秀话”，要求兑现。对于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的网民来说，画饼充饥式的口头民主一定不是选择项。 网络民主还需要解决一个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现在有些地方动辄讲网民如何如何，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网民在中国仍然是少数人群，网民的利益诉求能不能代表非网民的利益诉求，在一些具体的利益诉求事件中，显然是可疑的。以猪价上涨为案例，每次猪价上涨，上网比例相对较高的市民们往往会发出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网络上形成压力以后，往往影响调控的导向，但为什么要调控猪价上涨时不听一听养猪农户的声音呢？到了猪价下跌，养猪亏本的时候，却又很少人再来关注养猪农户的生存状况了。这说明，我们应当考虑，在网络民主的语境下，非网民的利益诉求有没有被忽视？ 无数个网民有无数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有无数个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民主形态。政府也需要需要听到更多元的声音，虽然目前我们有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体制内民主决策程序并不缺乏，然而讨论民主不能不顾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国情，平民百姓并不是人人有机会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事实上，普通百姓也很难当上代表，他们通常是“被代表”。网络的出现之所以点燃中国人的激情，不过是在于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现实中的“被代表”，因而积极在网络上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代表别人，自己当起了网络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但由于缺乏代议机制，网络民意很可能是偶发的、即时的、无序的，一种被政府采纳的民意可能只能体现部分人群的利益，从而形成对另外一部分人群的政策性不公。因此，下一步，应当探讨网络民主如何建立代议机制，譬如可否考虑人大和政协里增设网络代表和网络委员的界别，让网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两会，从而更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共利益的诉求。 三 网络问政只是开始，最终目的还是网络执政和施政，不能问而不施，问而不举，对于目前的改革来说，网络民主其实大可以借用起来，以在民间经讨论形成改革共识。但是，举凡改革，必定会触犯现有利益格局。 在现有既得利益者格局仍然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要想“杀开一条血路”，必须懂得更多的政治智慧， “不动存量动增量”就是一种办法。对于目前的社会意见体系来说，网络意见场便是一种典型的“增量”。这种“增量”既体现在技术形式的新颖上，也体现在内容形式的差别上。政府之所以要实施“网络问政”，一是要应对自发蓬勃的民间舆论，二是要借助这种民间舆论为施政提供更多的民主性和更多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在现行话语体系下，以互联网聚集起来的改革呼声会形成对体制内的舆论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被借用来推动改变现行利益格局，使决策能够走出“常委会”，既和民间互动，又迫使各地方机构表态，以给决策的实施绑上“翅膀”，从而提高执政能力。 网络只是手段，但如果制度建设给这个手段一个出口，它将回报给这个社会以善意，2009年的广东向外界展示了网络问政所带来的积极一面，这说明，只要尊重民意，尊重民智，珍视民生，体恤民情，维护民权，政府和网民之间是可以平等对话、取得发展共识的。网络问政毕竟刚刚起步，有些问题、有些脆弱都是正常的。但越是脆弱，越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呵护、推动其发展。毕竟，网络问政给予了网络意见一个出口，哪怕这个出口是有限制的出口、是被主导的出口，但对于民主进程来说，多一个出口，总比没有出口好。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网络民主才刚刚找到网络问政这一个路径，还有许多路径需要我们共同寻找、共同把“路”走出来。即使眼前有再多的困难，有再多的阻挠，有再多的可变因素，我们也应当同舟共济，携手穿越冬天的藩篱，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春”，要想包括网络民主在内的民主事业花开满园，要想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还得靠诸君一起打拼。
阅读更多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http://tech.sina.com.cn/i/2011-01-10/07545076085.shtml 南方都市报：围观改变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 年 01 月 10 日 07:54 南方都市报 官方微博 南方都市报 网问中国 2010 年，互联网正受到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与网民在线交流；作为创新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它第一次被吸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各地公安系统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 “ 进驻 ” 微博 …… 与此同时，民意 “ 借网出海 ” ：草根的小网站正壮大为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亦有官员在网络舆论监督中落马。 在官与民的一次又一次网络互动中，网络问政继续前行，不断地拓展着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尴尬与争议也在浮现。网络问政依然走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路上，而网络围观仍旧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如何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成为决定网络问政未来的关键。 政府：公安刮起微博风 “ 不是五毛，拒绝马甲，我是 Leif ，省厅刘警官，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1 年第一天，广东公安厅网站的 “ 刘警官 ” 及其团队通过网络给网民送上祝福。 过去的 2010 年，从网络拜年到连线交流，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政府官员加入到与网民互动行列之中， “ 触网 ” 正成为常态，但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肇始于广东的公安微博风。 2010 年 2 月 25 日，肇庆市公安局以发布公安业务、公共信息为主题的公安微博 ———“ 平安肇庆 ” 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此后佛山、珠海等地广东省内的公安部门陆续跟进，至 5 月 11 日，广东公安微博群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包括北京、河北公安等在内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有统计显示：至去年年底，全国已有近 500 家公安机关开通了官方微博。在网络问政渐成趋势的大背景下，公安微博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度 “ 现象 ” 。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公安微博起初并不讨好，因 “ 套话太多 ” 一度为网民诟病，但在随后的北京 “ 方舟子遇袭 ” 、广州 “ 海珠区女白领失踪 ” 等热点社会事件中，面对网民不断抛来的问题，公安微博很快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6 月 3 日，广州公安破天荒地在官方微博上直播发生于白云区银兴路某住宅内的持枪袭警案，如此 “ 大胆 ” 之举让网民耳目一新。对此，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杨锦麟评价称： “ 利用微博，抢夺话语权高地，值得鼓励。 ” “ 如果说前两年中国的网络问政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那么今年网络问政的广度和形式应该说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 ”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看来，像公安系统这样的敏感部门都纷纷开微博回应网民问政，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民间：网络围观依然凶猛 2010 年，来自民间的网络围观依然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年初，在沸沸扬扬的广西烟草局局长 “ 日记门 ” 事件，网民用围观见证了又一次网络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继此前一盒 “ 天价香烟 ” 将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拉下马后， “ 日记门 ” 的主角 ——— 原广西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韩峰，成为第二个在围观中落马的官员。 而在下半年的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 拆迁户自焚 ” 事件中，微博直播引发的网络围观成功上演了 “ 网络大救援 ” ，令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被免职。 在凶猛的网络围观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草根的地方性小网站正成为 “ 网络问政 ” 的特色推动力量。 备受关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 “703804 网 ” 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成立五六年时间、员工二三十人的民间 “ 小网站 ” ，从备受全国关注的大贪官杨秀珠被抓，到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滞留国外不归 …… 因为屡屡与引起诸多网民关注的 “ 大事件 ” 相联， “703804” 成为当地闻名的 “ 民间信访局 ” 。 一篇题为《从民间 “ 最猛料网站 ” 看 2010 网络问政》的文章注意到： “2010 年，网络舆情已经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党政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的廉洁行为和执政能力日渐公开透明。一批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官僚十足的领导干部，被网络问政 ‘ 下马 ’ 。 ” 网络民意正成为每个中国官员不能忽视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 2010012 期题为《中国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的文章披露， 70% 的受调查者表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 “ 网络恐惧 ” ， 47% 受访官员认为 “ 县处级 ” 干部最怕网络监督，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成为最怕网络监督的两个群体。 难题：如何从围观到问责 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韩峰并非唯一因 “ 情色日记 ” 遭网络曝光的政府官员，但最后被法律明确处以刑罚的，韩局长只是 “ 倒霉的一个 ” 。 类似的事件并非仅此一桩。 2010 年 12 月，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采购苹果公司的新产品 iPodtouch4 作 U 盘成为网络热点；就在半年前，长春警方采购价值近 3 万元豪华电脑亦曾备受质疑。 诸如此类的政府采购，虽屡遭网民围观，甚至被媒体介入报道，但却依然不时出现，亦让网民倍感无力。 此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官民互动，虽被认为是可以排除身份、地位压力干扰的创新形式，但屡屡上演的 “ 跨省追捕 ” 事件，成为钳制网络意见表达的重要障碍。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网络问政，一边是热热闹闹的网络围观，如何让二者找到合适的公共议题接洽点，畅通官民互动，仍是各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在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看来，网络问政不仅是公民责问政府、政府到网上搜罗信息简单被动和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推进的状态。地方政府官员放下身段将网民不当作一般的草民和子民，网民也不是暴力心态对社会发泄不满，双方达成理性思维是非常关键 的。 而作为来自官方的代表，温州市网宣办主任张春校则认为，加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自身建设、建立网络危机事发后第一主体问责制度十分迫切。 隐忧：离了 “ 一把手 ” 会怎样 问责，已有试水者。 年初，苏北小县 ——— 江苏睢宁以 “ 网帖撂倒规划局长 ” 进入公众的视野。 据报道，只是因为对网帖只回复不办理，该县原规划局局长被免职。当地政府部门的通报称， 2008 年 10 月至去年 3 月，该县问责的 108 名干部中，有 78 人与网络问政有关，部分是被网民检举揭发，部分则是因处理网民投诉不力而被追究责任。 睢宁的经验不仅引发当地官场震动，同时也备受外界关注，被认为是 “ 网络问政动真格 ” 的典型。 曾几何时， “ 各地纷纷建立网络发言人 ” 成为备受网民热捧的善治之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络发言人几乎都成了 “ 摆设 ” 。 在 2010 年召开的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深圳网友 “ 公民证 ” 就曾表示，网络问政 “ 最尴尬的就是问了没有答 ” 。 按一些学者的观点， “( 网络 ) 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 ” 。但问政的过程究竟能否形成对官员的约束力，则有赖于问政最终能否落实到对相应政府部门和官员的 “ 问责 ” 层面上。 有观察者注意到， “ 网络问政的效果主要依某些地方官员、部门的开明思维而定，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网络问政绩效考核机制。 ” 就政府部门的反馈而言，不止睢宁一个地方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青岛市也在去年宣布，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考核政府部门政务公开工作的组成部分。 但由此而来的潜在隐忧是：问责的启动，依旧来自政府内部，甚至是一把手的主导，一旦离开了 “ 一把手 ” ，又当如何呢？ 专家：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 低调。 ” 这是河南洛阳李少宇在 2010 年岁末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的表态。 作为掌握着 “LYIC( 洛阳市网络发言人 )”ID 密码的该市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自去年 7 月前市委书记连维良调离洛阳后，李少宇已被借调到市政府一个临时机构。 据报道， 2010 年 7 月 13 日，洛阳市市委书记变更。此后的半年里， LYIC 共发了 15 个主题帖数量，大约只有前半年的 1/6 。 虽然洛阳市网管办方面强调，市委市政府一直都重视网络舆情，但当地官员的感受是， “ 暗访组 ” 正取代网络追责；而曾称作中国网络问政典范的 LYIC ，在网民眼里则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环。 相映成趣的是，连维良调任郑州市委书记后， ZZIC 高调亮相媒体。 LYIC 只是一个样本，但绝非孤例。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别具特色乃至显现 “ 成效 ” 的网络问政推进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执政者的力推。 前述草根网站 “703804 网 ” 的风光，被认为与温州市网宣办对 “703” 采取了 “ 包容、宽容、引导、管理 ” 的原则不无关系。 人民网题为《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的文章则注意到，被认为网络问政发展迅速的江西， “ 与省委书记苏荣的亲力推动不无关系 ” 。 如何让 “ 网络问政 ” 走得更远？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除了要解决 “ 谁来问政，向谁问，是否可以问出结果 ” 这样的问题，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 “ 民众需要的不是亲民的姿态，而是有关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际解决 …… 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一切都靠网络舆论将中国的事情改变的话，整个社会不会是健康发展的社会 ” 。 □ 南都记者张东锋
阅读更多无论是土地国有与尊重私有产权的民情之间的矛盾，还是维持既有政治体制与渴望权利的民众之间的矛盾，从根本而言都是制度性的。但是，对于特定事件中的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并不能改变这个制度，而只能在既有制度下转圜，而他们所依靠的，也依旧是不受民众约束的权力，从而，政府在特定事件中的作为，恰恰又成为了官民对立进一步升高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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