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络问政在2009年的中国尤其是广东掀起股股热潮，从官员上网向网民拜年到各地官员纷纷开通网络直通车，面对面地在网络上与网民沟通、问政，及至于邀请网民“一起当市长”，网络问政向我们展现了不断提高民主程度的一个过程。毫无疑问，以网络问政为代表的网络民主，已然在2009年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块奇葩。
这块“奇葩”将往何处去，它能否跨越冬天的藩篱，在新的一年漫天绽放吗？我们谁也无法揭晓，唯待历史宣告答案。即使在网络问政最热闹非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保持一股警惕：毕竟网络民主还是新生事物，毕竟网络民主的发展会损害到一些人尤其是权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毕竟一边有官员上网与网民沟通，一边也有官员对不听话的网民责之以刑，跨省抓捕。这都说明，网络民主还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它随时有可能迎来寒冬腊月，在冰雪冷煞中瞬间凋零。
在经历了官员公款出国旅游、最牛团长夫人等一系列网友曝光和邓玉娇事件、王帅事件后，权力体系中的某一部分必然对网络民主产生警惕之心。在习惯于发号施令之后，谁也不想因为细节的不小心而被网民聚焦，导致乌纱帽不保。与其被动地、小心翼翼地生活，毋如构建反制机制，封堵、抓捕好事网民，在福建“严晓玲案”中，网民仅仅因为转贴而被定性“诽谤罪”，身陷囹圄。这说明，网络民主其实连民主的雏形也尚未形成，网民并未当家作主，有权者仍然有权，无权者仍然无权，这一点并没有因网络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根本性转变。
分析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政治生态不难发现，中国的网络政治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网络政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形态。以年度字而论，英国网民选出了unfriend”，美国网民选出了“Twitter”，而中国网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推选了“被”。前两者都与社交用词、社交工具有关，个人化的痕迹明显，而后者则政治意味浓厚，显示出中外网民对政治关注度的极大不同。
何故也？
这主要在于不同国家的网民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方式不同。对于英美网民来说，互联网主要是个人化的信息平台，他们可以在那里交友、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等，技术的味道更浓，政治宣泄则主要依靠选举制度，网络上的虚拟民主对他们而言价值不大，因而缺乏兴趣；而对于中国网民来说，2009年从被就业到被捐款、被代表、被开心，乃至于被自杀，无不反映出弱势民众的无奈，基于这种经常“被” 的状态，互联网由此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还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网络的交互性、便捷性等等激发起人们对虚拟民主的兴趣，现实中对民主的需求在网络中逐渐显现，“操练民主”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网络行为。
政治手段向来存在多面性，运用得好，难题迎刃而解，皆大欢喜；运用得不好，错上加错，两败俱伤。广东是中国网民最多的省份，又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思想活跃，媒体发达，公民社会日显雏形，如何利用好网络的政治手段属性，使网民能够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到广东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中来，对政府是一个新课题，对网民，也是一个新课题。“网络问政”能够在广东率先推出，并在2009年得以在全省遍地开花，这与广东的政治大环境有关，也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的网民同样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智慧，他们并不是带着发泄和添乱的目的来应对网络问政，而是积极地展现公民诉求，从而和改革力量形成有机互动。
二
然而，热闹归热闹，冷静下来看，网络问政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虽然通过网络问政，可以让网民的意见进入决策程序，但能不能进入，并不是网民说了算，还得看决策者本身的意愿。在网络问政中，网民实际上仍然处于被挑选、被引导、被主导的角色，这说明网络问政其实是可以全盘操控的。这就意味者一旦网络问政的结果不被问政者所喜，这一形式便有可能中断。事实上，一些地方的网络问政明显带有应付上级和赶时髦的味道，网络民主秀的痕迹明显。然而“网络民主秀”是十分危险的，在“秀场”中，官员难免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讲一些豪言壮语，平时秀一秀也无所谓，但如果要在网络上秀民主，只讲不兑现，便会陷入困境：网络民主秀面对的是各色各样的网民，他们一旦发现“秀场”的存在,便可能抓住“秀话”，要求兑现。对于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的网民来说，画饼充饥式的口头民主一定不是选择项。
网络民主还需要解决一个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现在有些地方动辄讲网民如何如何，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网民在中国仍然是少数人群，网民的利益诉求能不能代表非网民的利益诉求，在一些具体的利益诉求事件中，显然是可疑的。以猪价上涨为案例，每次猪价上涨，上网比例相对较高的市民们往往会发出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网络上形成压力以后，往往影响调控的导向，但为什么要调控猪价上涨时不听一听养猪农户的声音呢？到了猪价下跌，养猪亏本的时候，却又很少人再来关注养猪农户的生存状况了。这说明，我们应当考虑，在网络民主的语境下，非网民的利益诉求有没有被忽视？
无数个网民有无数个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有无数个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民主形态。政府也需要需要听到更多元的声音，虽然目前我们有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体制内民主决策程序并不缺乏，然而讨论民主不能不顾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国情，平民百姓并不是人人有机会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事实上，普通百姓也很难当上代表，他们通常是“被代表”。网络的出现之所以点燃中国人的激情，不过是在于许多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现实中的“被代表”，因而积极在网络上自己代表自己，自己代表别人，自己当起了网络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但由于缺乏代议机制，网络民意很可能是偶发的、即时的、无序的，一种被政府采纳的民意可能只能体现部分人群的利益，从而形成对另外一部分人群的政策性不公。因此，下一步，应当探讨网络民主如何建立代议机制，譬如可否考虑人大和政协里增设网络代表和网络委员的界别，让网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两会，从而更好、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共利益的诉求。
三
网络问政只是开始，最终目的还是网络执政和施政，不能问而不施，问而不举，对于目前的改革来说，网络民主其实大可以借用起来，以在民间经讨论形成改革共识。但是，举凡改革，必定会触犯现有利益格局。
在现有既得利益者格局仍然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要想“杀开一条血路”，必须懂得更多的政治智慧， “不动存量动增量”就是一种办法。对于目前的社会意见体系来说，网络意见场便是一种典型的“增量”。这种“增量”既体现在技术形式的新颖上，也体现在内容形式的差别上。政府之所以要实施“网络问政”，一是要应对自发蓬勃的民间舆论，二是要借助这种民间舆论为施政提供更多的民主性和更多的合法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在现行话语体系下，以互联网聚集起来的改革呼声会形成对体制内的舆论压力，而这种压力可以被借用来推动改变现行利益格局，使决策能够走出“常委会”，既和民间互动，又迫使各地方机构表态，以给决策的实施绑上“翅膀”，从而提高执政能力。
网络只是手段，但如果制度建设给这个手段一个出口，它将回报给这个社会以善意，2009年的广东向外界展示了网络问政所带来的积极一面，这说明，只要尊重民意，尊重民智，珍视民生，体恤民情，维护民权，政府和网民之间是可以平等对话、取得发展共识的。网络问政毕竟刚刚起步，有些问题、有些脆弱都是正常的。但越是脆弱，越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呵护、推动其发展。毕竟，网络问政给予了网络意见一个出口，哪怕这个出口是有限制的出口、是被主导的出口，但对于民主进程来说，多一个出口，总比没有出口好。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网络民主才刚刚找到网络问政这一个路径，还有许多路径需要我们共同寻找、共同把“路”走出来。即使眼前有再多的困难，有再多的阻挠，有再多的可变因素，我们也应当同舟共济，携手穿越冬天的藩篱，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春”，要想包括网络民主在内的民主事业花开满园，要想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还得靠诸君一起打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