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王小峰 | 罗大佑演唱会

采访过三次罗大佑,看过他的演唱会有四五次。虽然那些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但每次听都还有些感动。现场有人举着一排荧光牌子:“你是我青春最深的记忆。”罗大佑虽然不是我青春最深的记忆,但肯定是我青春最深记忆的注脚。这次北京演唱会,我听到的歌曲中最有触动的是《未来的主人翁》。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如电击了一下,这简直是一首预言性质的歌曲,二十多年前这么想,如今都应验了。 我躲在边上拍照片,但这次没拍几张。一来他的照片我拍的够多了,二来他唱歌就那么几个动作,而且总闭眼睛。拍来拍去,就这么拍来拍去,也没啥新意。还不如坐在那里跟着唱歌呢。我的脑海在暮然回首青春往事,在场地,我暮然回首,发现有人举着荧光牌,上面写着—— 老罗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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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侯德健:我到重庆“真不是去唱红歌的”

[导读]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代表作《龙的传人》 三十年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侯德健数度出走,伴随着叛逃的骂名,每一次都留下难以解读的背影。这也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侯德健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 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 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珺、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 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重庆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    符号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侯德健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事后看来,他很有先见之明,一年半后即1984年底,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闹崩,他在大陆受到的统战礼遇、他和官方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 这一年侯德健出走广东,与安哥、孙冕等人的友谊即在此时结下。东方歌舞团卡住他的档案,广东这里就无法接受,侯德健一时成了黑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麻烦的。但在安哥的印象里,他从来没看过侯德健流露过任何忧愁和不快。他认识侯德健的时候后者二十七八岁,瘦得跟猴一样,一脸嚣张,正在大放厥词: “三十岁之后还有什活头,人都废了,还剩这两年,大家抓紧时间干吧!” 安哥当时三十过半,听了这话差点一口气抽不上来。侯德健还拍着他肩膀,当他是同龄人。 “侯德健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可能除了女朋友。”安哥笑着说。侯德健是极度聪明的,“一会儿一个点子”,他帮安哥策划个人摄影展,这在当年根本没人办,“还帮我写策展词,拿张纸片,刷刷刷十五分钟就写好了”。侯德健也是慷慨的朋友,饭局上沈宏非夸他的手表好看,他说拿去拿去,谁夸他的琴好使,他也说拿去拿去,“从来不会记自己给谁送过什么。”程琳和侯德健当时生活在一起,在安哥和一帮朋友看来,两人并不合适。程琳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做事很绝,有时让侯德健的一帮朋友都觉得下不了台。侯德健送出去的琴,据说后来多半被程琳挨家挨户敲门又收回去了。 用今天的话说,侯德健几乎带来了“先进文化”。他的英文和中文底子都相当好,在北京时,他每周都往杨宪益、戴乃迭家的“二流堂”跑,座上客还有黄苗子、丁聪、唐瑜等人。所谓二流,就是不正经,二十七岁的侯德健和七十岁的杨宪益气味相投异常,杨宪益说什么这个小青年都能接上,两人并列为二流堂两大话痨。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这一次是离开大陆,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难以解读的背影,一段虚与委蛇的历史,以及辗转于海峡两岸的反复。这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以至于如乐评人李皖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社会良心、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面太简单也太易变形的历史的哈哈镜,或许能见侯德健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在李皖看来,侯德健的作品中分量高过《龙的传人》的有太多,比如收于他在大陆做的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里的《龙的传人续篇》。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续篇》虽然仍关注这篇土地,却远远超越了民族的主旨,我把它看做是对命运的追索。”李皖说。这首歌不曾大红大紫,或许是它出现得太早,或许是它的曲式太复杂,或许正因为它过于开阔的视野反而不能再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这首歌,如同1990年之后的侯德健,被干净地遗忘了。    客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其实也有过联系。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席周应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和台湾关系很尴尬,我要是回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的态度,似乎仍是责备中带一点无奈,好像侯德健只是一个因为不懂规矩而闯祸的孩子。 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 1993年他去了新西兰。一开始靠种菜、教书为生,日子过得散淡自在。之后逐渐介入澳洲的电影业。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侯德健就担当过制片人,找年轻导演余为彦拍了部叫《月光少年》的片子,居然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台湾政府奖励了100万。在新西兰,他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帮美国大片做特效。他是技术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捣鼓线性编程,自己冲印胶片,现在影视技术改为非线编,对我来说只会更简单。” 在老友安哥看来,侯德健的缺点是“太聪明”。“站得太高,看得太远,反而对自己周遭的危险不觉察,缺乏人情世故方面的基本感觉。”侯德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仍有电话联系,安哥知道侯德健做电影了,结婚了,研究《易经》了,唯独不知道侯德健病了。 去年12月的巫山红叶节是安哥和侯德健一起去的。1988年他们就一起来过,当时还有侯德健的老父,从刚“解禁”的台湾跑回来,父子俩给乡亲捐了不少钱,资助了一群年轻人出门学开车、进工厂。侯德健对巫山感情很深,每次回来都很自在的。而这次演出,他在台上唱他唱过无数遍的《龙的传人》时,安哥却在台下发现他打冷战、非常紧张、满头大汗。 事后侯德健告诉安哥,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没有及时吃药。”他解释的病因是,前几年身体不好,吃很多药,有些药不该吃,引发了抑郁。 此刻侯德健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放松,平和,对于抛来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回以足够的坦诚。“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通。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但不被人相信。人们不管你是真话还是谎言。这成了我的心结。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外公就是。后来这段时间,我感觉我需要帮助,但是基督教没能帮上我。我又往佛教里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了困惑都是要到《周易》里找答案的。我就开始研究《周易》了。外面传说我在搞算命,还说我成功预测了2000年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和9·21地震,其实我没测准的也有很多,大家不关心罢了。对我来说,《易经》只是方法,我在学习通过它来解惑罢了。” 侯德健说他始终是个客人,这话并非矫情。“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侯德健语气畅快地背出这一段,仿佛在为今天的聊天作结。 确实,他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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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鹄:“逃兵”侯德健

三十年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侯德健数度出走,伴随着叛逃的骂名,每一次都留下难以解读的背影。这也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侯德健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珺、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重庆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    符号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侯德健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事后看来,他很有先见之明,一年半后即1984年底,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闹崩,他在大陆受到的统战礼遇、他和官方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   这一年侯德健出走广东,与安哥、孙冕等人的友谊即在此时结下。东方歌舞团卡住他的档案,广东这里就无法接受,侯德健一时成了黑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麻烦的。但在安哥的印象里,他从来没看过侯德健流露过任何忧愁和不快。他认识侯德健的时候后者二十七八岁,瘦得跟猴一样,一脸嚣张,正在大放厥词:   “三十岁之后还有什活头,人都废了,还剩这两年,大家抓紧时间干吧!”   安哥当时三十过半,听了这话差点一口气抽不上来。侯德健还拍着他肩膀,当他是同龄人。   “侯德健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可能除了女朋友。”安哥笑着说。侯德健是极度聪明的,“一会儿一个点子”,他帮安哥策划个人摄影展,这在当年根本没人办,“还帮我写策展词,拿张纸片,刷刷刷十五分钟就写好了”。侯德健也是慷慨的朋友,饭局上沈宏非夸他的手表好看,他说拿去拿去,谁夸他的琴好使,他也说拿去拿去,“从来不会记自己给谁送过什么。”程琳和侯德健当时生活在一起,在安哥和一帮朋友看来,两人并不合适。程琳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做事很绝,有时让侯德健的一帮朋友都觉得下不了台。侯德健送出去的琴,据说后来多半被程琳挨家挨户敲门又收回去了。   用今天的话说,侯德健几乎带来了“先进文化”。他的英文和中文底子都相当好,在北京时,他每周都往杨宪益、戴乃迭家的“二流堂”跑,座上客还有黄苗子、丁聪、唐瑜等人。所谓二流,就是不正经,二十七岁的侯德健和七十岁的杨宪益气味相投异常,杨宪益说什么这个小青年都能接上,两人并列为二流堂两大话痨。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这一次是离开大陆,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难以解读的背影,一段虚与委蛇的历史,以及辗转于海峡两岸的反复。这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以至于如乐评人李皖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社会良心、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面太简单也太易变形的历史的哈哈镜,或许能见侯德健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在李皖看来,侯德健的作品中分量高过《龙的传人》的有太多,比如收于他在大陆做的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里的《龙的传人续篇》。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续篇》虽然仍关注这篇土地,却远远超越了民族的主旨,我把它看做是对命运的追索。”李皖说。这首歌不曾大红大紫,或许是它出现得太早,或许是它的曲式太复杂,或许正因为它过于开阔的视野反而不能再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这首歌,如同1990年之后的侯德健,被干净地遗忘了。    客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其实也有过联系。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席周应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和台湾关系很尴尬,我要是回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的态度,似乎仍是责备中带一点无奈,好像侯德健只是一个因为不懂规矩而闯祸的孩子。   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   1993年他去了新西兰。一开始靠种菜、教书为生,日子过得散淡自在。之后逐渐介入澳洲的电影业。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侯德健就担当过制片人,找年轻导演余为彦拍了部叫《月光少年》的片子,居然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台湾政府奖励了100万。在新西兰,他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帮美国大片做特效。他是技术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捣鼓线性编程,自己冲印胶片,现在影视技术改为非线编,对我来说只会更简单。”   在老友安哥看来,侯德健的缺点是“太聪明”。“站得太高,看得太远,反而对自己周遭的危险不觉察,缺乏人情世故方面的基本感觉。”侯德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仍有电话联系,安哥知道侯德健做电影了,结婚了,研究《易经》了,唯独不知道侯德健病了。   去年12月的巫山红叶节是安哥和侯德健一起去的。1988年他们就一起来过,当时还有侯德健的老父,从刚“解禁”的台湾跑回来,父子俩给乡亲捐了不少钱,资助了一群年轻人出门学开车、进工厂。侯德健对巫山感情很深,每次回来都很自在的。而这次演出,他在台上唱他唱过无数遍的《龙的传人》时,安哥却在台下发现他打冷战、非常紧张、满头大汗。   事后侯德健告诉安哥,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没有及时吃药。”他解释的病因是,前几年身体不好,吃很多药,有些药不该吃,引发了抑郁。   此刻侯德健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放松,平和,对于抛来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回以足够的坦诚。“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通。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但不被人相信。人们不管你是真话还是谎言。这成了我的心结。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外公就是。后来这段时间,我感觉我需要帮助,但是基督教没能帮上我。我又往佛教里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了困惑都是要到《周易》里找答案的。我就开始研究《周易》了。外面传说我在搞算命,还说我成功预测了2000年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和9·21地震,其实我没测准的也有很多,大家不关心罢了。对我来说,《易经》只是方法,我在学习通过它来解惑罢了。”   侯德健说他始终是个客人,这话并非矫情。“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侯德健语气畅快地背出这一段,仿佛在为今天的聊天作结。   确实,他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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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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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我最好的爱情

作者: 文殊唯心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儿时有位阿姨领着我买玩具,总会问我:“这个你爱不爱?”我很胆怯说这个字,只是点点头 表达情感,抓着玩具不放。我以为自己不好意思,也算分外珍惜这个“爱”字。阿姨的面相已经模 糊,但那一声“爱不爱”,总像电热毯隔着床单给我的温暖。 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多不好意思啊,要羞着脸,用动作来表现。所以我很小就学会帮女生 搬板凳,会一个节日送喜欢的女生六张贺卡,会在她骑自行车时跟着跑,再说会话。 小学六年,我偷偷喜欢过两个女生。我都没告诉她们,不知她们那时是否知道。一个是班长, 对班长的喜欢是从同桌开始的,我是顽固的差生,是她比学赶帮的对象,但不是对象。那时我觉得 学习挺愉悦,愉悦到老忘记学的是什么。一次领导检查升旗,老师要求男女生必须牵手以示团结。 站我旁边的刚好是班长,太刺激,我记得手心出汗了都没松开,以后再谈恋爱也没有牵出一手汗。 相反,她总是挣脱,我也不慌张,说老师看着呢。肥手又继续摸上去,对于我来说那不只是异性的 手,而是心上人的心,要求比现在简单,满足感狂飙到眩晕。毕业十年后,举办了一次同学会,她 来了。我焦急的等待着她以何种方式出现,等她出现后,我想起罗大佑的歌《相见不如怀念》。我 把这事跟另一个同学谈起,他说是,班长走过来,现场是一片男生心碎的声音,原来每个男生心中 都有一个班长。 还有一个,有水汪汪的大眼睛,笑起来很甜。与她外表不相称的是早熟,她的早熟对于那时的 我来说,敬仰得一塌糊涂。她经常围坐在一起说话,说算命的说她以后会生龙凤胎;希望自己的老 公以后可以六点钟下班回家陪她。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怀孕的前提是做爱,但丝毫不妨碍我在脑中勾 勒出下班进门见她带两个孩子的画面,心中荡漾地叫着“我可以办到”。后来,她说她喜欢上别的 男生,我竟不失落,日子一天天过,仿佛无穷尽着。有天她又说觉着自己很幼稚,不该喜欢那个男 生,我问为什么?她说他太矮了,以后生出的小孩长不高,直到现在我都想佩服的对她点头。后来 到了五、六年级,她蓄起长发,穿松糕鞋,听《还珠格格》的歌,喜欢站在雨里,我就觉着她离我 越来越远了。多年之后,我曾努力找过,没有找到,依我预见,她感情生活应该丰富且多伤,不是 我酸,是她提前懂得太多。 大人总嚷着小屁孩,哪懂什么是爱情。稍大后,我以为大人是觉得我们不懂得性。不是不懂, 而是懵懂。听坏学生讲偷胸罩的故事,比听勇者斗恶龙刺激。在一起换衣服游泳,脸红心跳地偷看 女生胸部,有的竟然还没我大,害我一个人在泳池边叹气好久。还记得女生身上是香香的,那是舒 肤佳、六神花露水混着百雀羚的味道。从此,固执的认为女生香是天生的,直到有次去打扫女厕 所,闻到臭味,看见一堆又一堆。惊讶她们的排泄也会这么污浊,泪流满面对着一坨又一坨。 对小学生来说,最好的爱是什么?爱是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排排坐。能理解的浪漫,是 女生把“山无棱,天地合”一遍一遍地说;男生托腮沉思,说生活像一杯苦咖啡,其实喝得最多是 汽水。小学毕业后,我对自己说会想她们一辈子,一个暑假就不当一回事。 进入初中,依然开着恋爱的玩笑,不过这“爱”和“性”开始联系紧密。胸部像个飞机场也成 为谈恋爱的障碍,记得有一位精瘦如鳝鱼的哥们,被一位波涛汹涌喜欢。很长时间里,我们都不再 担心这哥们会营养不良。最刺激的,是听说其它班有女生怀孕。我只好奇怎么才能让女生怀孕,周 围的同学像大人般嘲笑,那你是怎么来的?我毫不怀疑是从我妈肚子里来的,忘了问我怎么会在我 妈的肚子里。 等到了高中,表白了几次就失败了几次,因为自卑,把高三最后的时间追一个胖且不好看的女 孩。我追她不是我也胖且不好看,只因为一个更加胖且不好看的胖子竟然追到过她。沿着前人走过 的路,我会觉着平坦一些。这就是我的初恋,没有雨中回眸,没有水汪汪的大眼睛,没有窈窕身 材,没有善解人意,甚至没有值得日后下酒的炫耀。那胖妞还捂着胸口对我说,她心里只有上个胖 子。但我他妈的只想谈恋爱,证明我有爱的能力,能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好好的。让我不那么 自卑,让我别没尝试就错过。这样,我用自尊换来惊喜、兴奋;用努力得来肯定、甜言。我体会到 恋的感觉,但我知道,那不是我爱的人。 进入大学,依然是容易被忽略的哪一个。我像一个观察者,在看爱情里多了什么,男生频繁的 在女生楼下放烟花,女生裙子更短,丝袜更性感。他们变成了评书家的弟子,行动着“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箴言。妞是越来越漂亮,人却总有失落。儿时,心目中的女神是大几岁的姐姐,侧头 看我写作业的老师。我记得垂下头发阵阵的香味,让我紧张,欢喜。现在的女神变成苍井空、松岛 枫还差点加个河莉秀。 说男人贪心,总认为得不到的最好;骂女人心急,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不让他来个山路十八弯。 大学里,没有白衣飘飘,没有十八岁的天空,只有宾馆的电话号码,还有各种味道的避孕套。我只 看到,爱情是一个口袋,从小到大未变大过,你装进了什么就得拿出点其它。不是你不能选择,而 是选择的太多,乱花早已迷人眼。 在我差点认为有“性”才为“爱”的时候,有幸遇见了一份恋爱。那是我想象中的女孩,漂 亮,且懂得很多。喜欢和她在一起,一起看书,一起自习,送她粉红色的玫瑰花,她说喜欢衬着玫 瑰的那些小花,坚强,有生命力。在交往一个月的时候,我说要纪念一下,带她去川菜馆子,就我 们两人,看她的脸吃辣泛起了红晕,我在想:“天,这就是我的心上人。” 跟着日子就不好过起来,为她留在了南京,睡四百元一个月的通铺,有时为省一块钱走两站 路。那时我吃得最多的是包子,她以为我喜欢,总替我买,我没告诉她,我不喜欢吃包子,只是能 饱肚子。最好吃的是盖浇饭,黄瓜鸡蛋,开心的是可以把鸡蛋炸成荷包蛋,她喜欢吃。那时没钱, 两人吃一份,她把蛋吃一半会分我,舍不得吃完,一份五块钱的饭而已,两人吃,不饿。 室友带来妈妈做的粽子,吃了才发觉米还是生的。我问他又要了两个,身上只剩三块钱,为了 见她,这个可以当中饭。哥们看不下去,给了我点钱,要我吃点好的,我花十块钱买了只烧鸡,骨 头差点忘了吐。我们会交换日记,她的字是那段日子中的甜蜜,她则说,我的字是她的符。 我们都觉着再也找不到比对方更好的人,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爱情,一点甜以及深重的苦。对 恋人来说,让他们坚信爱情的,不是幸福,而是受到的苦。困苦越深刻,爱情越坚定。就像西藏朝 圣的苦行僧,走几步就行五体投地礼,磨难越深刻,就离天越近。遭遇了正常恋人不可能的遭遇, 才会爱着你的爱,苦着你的苦。 后来?后来分手了,为一些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理由。那感觉像截肢,已经没有了,可还能感觉 存在。分手后我去了鼓浪屿,那是她一直想去的地方。一个人走在岛上,努力想抓住一丝联系。我 知道,这次后,我不敢再去。 和菜头说:“我打不赢爱情”。庄姑姑说:“我未见一个幸福的人。”红尘男女尽是遍体鳞伤, 爱情是在打仗,哪有成功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忘记报复吧,承认她(他)该和别人好好过。留着 信物吧,别学三流电视剧撕烂或烧毁。当然,可以强悍的日日面对,只当卧薪尝胆。 你还可以死去活来,可以叫嚣再也不相信爱情,但绝不能因此找一个老实但你却不爱的人。你 会害了他(她),也害了自己。不如一个人,不如等等,时间会让痛结痂,不必借助另一个人运功 疗伤。 朱丽叶的雕像,胸部快被磨成太平公主;王尔德的墓碑,满是香艳的唇印。据说这样一抓一亲 可以获得幸福的爱情,为“爱”,人们已趋疯狂。我问遍身边所有异性,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爱 情?得到的答案模糊不清,年轻的说得多,上了年纪的就一句。兴许各自的爱情总有叹息,最好的 却是一份意象,照不进现实里。王小坡说:“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是对待最好爱情的态度,好的 爱情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能说这句话的人一定身处幸福。这个“最好”,是不比较。但如果结束了 怎么办?这个“最好”,又变成最痛苦,想想就让人沮丧。 柏邦妮说:“上帝啊,收走我五十年生命吧!即使如此,也请不要夺走这些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 光。”我像被一个柠檬飞速的砸中脑门,说得真对,结果其实挺不重要。 但若不以结果论,如何对“美好”进行定性,那是否就否定了下一段不是最好的爱情?我保持对 爱情的悲观,但不放弃对爱情的期望。我愿意继续想象着,这世上某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正为我生 活,等待着我。只等着一次机缘巧合,不经意的发现。给她取个亲昵的小名——“晚晚”。 我愿给 她写信,给她唱歌,笨拙得像不曾爱过。 如此,即使没碰到爱情,我也愿积极生活。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文殊唯心的最新更新: 。。。。。。。 / 2011-05-18 10:29 / 评论数( 0 ) 一个同学 / 2011-05-08 22:01 / 评论数( 0 ) 继续勾引我们着迷的想象 / 2011-05-06 23:06 / 评论数( 3 ) 拉一次有意义的屎 / 2011-03-25 23:04 / 评论数( 0 ) にほん震ちょうこく颤 / 2011-03-18 21:25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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