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

国家形象攻关问鬼佬更要问苍生 据报道，中国有关部门为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负面印象，目前正在筹拍影片以便正面宣传中国，对世界进行国家公关。该国家形象宣传片项目总策划朱幼光近日透露，国新办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在国际主流媒体播放由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诠释的、长为3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消息说，从去年11月开始，国新办就召集国内多家知名广告公司就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征集方案，然后上海灵狮广告有限公司就中标。据说，这部影片将由《人物篇》、《角度篇》组成。在《人物篇》中，由包括姚明、宋祖英、等在内的约50人的中国科技界、体育界、金融界、思想界、企业界等领域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在《角度篇》中，有一个桂林鱼鹰捕鱼的画面，旁白引用孟子的“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以此来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的确，作为21世纪世界上正在崛起的超级政治、经济力量，中国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某些国家空间的压缩，以及由此带来的偏见和不快，因而，在这些国家的媒体和舆论上，经常可以看到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对中国的描写。因此，中国当然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反击，还原真实的中国，取得一个公道。 那么什么是有力的反击措施呢？说到底，国际媒体对中国的评论和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一种文化上的观感和沉淀，它只会伴随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锋而此消彼长，因此也只有依靠中国文化、价值观等创新，由此形成的对他们产生足够心服的软实力，只有这种能耐，才能扭转深刻在他们脑海中的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而不是屈服于金钱和压力，或者说心服于攻心的公关宣传或者是暴力战争力量的压服。 显然，对于当前的有关部门，从他们要将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国际大媒体上轮番播放的思路看，他们最终选择的是通过制作，来形成中国的国家形象；通过花钱，以便能在国际主流媒体上作自我宣传。且不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是简单制作的华丽影片就是能说明的，但这一举动至少说明，对于中国主流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来说，来自外国人的看法和舆论从来就比来自中国人的值得重视。在他们看来，顺事的时候，外国人的称赞能让自己爽入云端，外国人才是上帝；一旦衰运时，外国人的批评和压力常常让自己感到友邦惊诧，坐立不安，外国人才是能解决他们心病的“鬼神”。而依照广东人的传统，称外国人为鬼佬，因此可以说，国新办可谓是只问鬼佬不问苍生啊。 尽管中国的官员们认定外国才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主战场，外国人的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才值得如此大举砸钱，重金消费。但实际上，外国人骨子里其实不一定就会买金钱的仗，斯皮尔伯格退出京奥足以说明，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是多么重要。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价值观里，钱的确是个重要的参数，但是比起真实和真相来，外国人会心服口服的只会是后者；人家可以得了钱财，未必要为暴发户消灾；你既然愿意花钱作假，人家为什么不可以敷衍呢？！而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不能光怪外国人的偏见和挑剔，因为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就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它有各种各样的民生、民权和民主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宣传片里，按照目前报道的内容，并没有社会问题的思考，甚至连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不允许存在。有运动员有航天员有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只展现了中国美好的一面，但不是中国真实的一面，不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真相，不是真形象，有国家级别的作假嫌疑。很简单，因为中国这个国家，难道只有领导只有精英只有成功只有建设成就，没有团队没有百姓没有失败没有流血代价麽？这是一个常人都会思考到的问题，更何况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从来就是在基层疾苦中走进的，希拉里、默克尔访华接见异见人士，足以说明。而我们的官员们，有曾经意识到这一点吗？ 实际上，中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国家形象认知，才是类似重金值得花费的地方。怎么花费呢？家国家宣传片在新闻联播日日联播吗？是在各省市电视台轮番轰炸吗？当然不是，而是要将花费在筹拍国家宣传片和投放国际媒体的预算费用，全部用在改善民生、民权、民主上，比如完善养老制度，比如提高职工工资，比如加大教育投资，比如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比如减少社会矛盾，减少官员腐败、减少吃喝浪费、减少矿难、减少天灾人祸。。。。。。加快法制、民主进程并因此加大投入。 很遗憾，中国的某些官员作出了一个舍本逐末的决定。他们不但在对外上，过于在意外国人的看法而非要在国际媒体上大规模撒钱，忽视对本国国民的进行国家形象“公关”、忽视本国国民对国家形象的观感，而且，他们在选择代表国家形象的时候，只是选择了在金字塔尖的所谓的优秀代表，明确将真正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日夜打拼的处在金字塔底端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普通人排除在外，在两个方面都无视铸就中国国力人群的存在，就好像在表明，当需要付出和奉献的时候，官员们口里总有13亿人民，而一旦涉及到代表国家形象等荣誉时，13亿人就被官员们抛弃到了九霄云外，人民成为了工具。以这种理念做成的宣传片会得到国际主流媒体的认同还是嘲笑实在不得而知，但是从以往经历来看，国际主流价值的标准，绝对不会忽视民意、不会忽视普通国民可以挑选所谓的成功精英来捏造一个所谓的国家形象。民才是国家的根，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高调提出要让本国国民更有尊严的活着；何况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其实很多时候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家负面新闻屡屡成为他们报道的头条，而一个急促的攻心宣传只会让他们在鼓胀腰包的同时，感受来自中国国新办的荒诞不经——制造美丽的中国梦。面对中国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我们红墙外的奴隶们无法改变什么，但接下来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终于找到了源源不尽的消费之处，红墙内的官员们一定会对国际大媒体播放的中国的美好和成功欣喜若狂、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引以为豪，而中国的苍生们会依然在被迫拆迁、游街示众、不明真相、跨省追捕、五路奶粉、地沟油、有害疫苗、防洪奇迹、漏油清理奇迹中轮回辗转，周而往复，永无休止，直至一起幻灭。 中国公民意识的苏醒和中国制度变革的沉睡，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呢。它敛聚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漠视中发酵汹涌，而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不过是崩盘的先兆。国民党的倒台不是因为它不够聪明，而是它对独享权力已经足够的贪婪，使得他丧失了正确认知危机危及自身政权继续的理性。可见不是中国国内国民对中国国国家形象的看法不重要，也不是中国有关部门对中国国民进行国家形象攻关不重要，相反它迫在眉睫，但是有些人硬要让它不重要，或者无视它的存在，又有什么办法呢？结果呢，当然是报复性的反击，群体性的脆弱和无关乎己的打砸泄愤狂欢。但是纳税人的钱，就哗哗地流去国际主流媒体展示中国国家空中和谐形象了，就哗哗地流去现实中维稳了。 中国的许多人喜欢外国人的东西，LV，欧莱雅什么的，所以中国官员热衷讨喜外国人的似乎情理之中；中国也有很多人喜欢美国的伟哥，为什么呢？因为伟哥能在使用了它的时候显示自己男人的正确形象，展示出自己的男人雄风，尽管谁都知道，伟哥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即时效应。但是，如果有些人在自己使用了伟哥的时候恢复男人的勃起功能了，就以为自己不用伟哥的时候也永远是一个能勃起的男人，就以为自己是一个不用伟哥的时候也永远是正常硬得起的男人，就以为别人看待自己是正常甚至是威猛男人的形象，那实在太搞笑了；因为其实伟哥花钱买的越多，用得越多， 越只能说明这个男人的不正常和无能，他的真实形象不过一个非常阳痿的伟哥药物狂。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其实也是一样，别以为花的钱越多，强行上的主流媒体的次数越多，就以为这个国家形象有多么硬，其实不然，那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形象有多么的衰，国家形象宣传片不过是伟哥助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陆 崕的最新更新： “捍卫粤语”群体性事件的荒唐诱因 / 2010-07-29 23:08 / 评论数( 0 ) 《唐山大地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映射 / 2010-07-27 11:56 / 评论数( 0 ) 汪洋说韩寒迎合一部分人的原因 / 2010-07-24 11:12 / 评论数( 4 ) 打工皇帝唐骏涉嫌造假，哪些人被羞辱了？ / 2010-07-15 22:36 / 评论数( 12 ) 禁止调侃国足的狂妄与自卑 / 2010-07-06 22:13 / 评论数( 2 )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1.我爱这土地 不管艾青还是AWW,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在我们这些庸常人生里的过客来看,他们这辈子都挺精彩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然后后现代的德里达和福柯们又冷酷的宣告说:”语言已被解构,意义已经终结”之后,特别是在几无可为,百无聊赖的今日中国,你会发现:像他们父子俩那样活着简直已经是一种传奇.也就难怪很多荷尔蒙过剩青春期过长的人,老是叫嚣着要回到文革,回到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去了.

据5月27日《社会科学报》报道：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我们难以确知是何时“维稳”一词成了热点词汇，也不知道官方对“维稳”的准确定义。以百姓的生活经验推之，“维稳”无非是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具体的讲，就是动用专政力量对付上访的人、闹事的人、群体事件的人。不过是早已经臭名远扬的“窝里斗”的另一种文字表达而已。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原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曾说过：“在当前群众信访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那么，把每年用于“维稳”的5140亿元用于解决民生中的紧迫问题，用于解决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百姓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　……　”，还怕社会不稳定？中国百姓就那么喜欢“闹事”？中国百姓就那么容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坏人利用？太低估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水平了吧？新中国成立60年了，连这一点基本的自信心都没有，太脆弱太多疑了吧？风声鹤呖，草木皆兵，历来是受人嘲笑的形象，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到底是每年花5140亿元解决民生中的紧迫问题好，还是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好，答案自明。何须多说。       假如某人脸上有疮疤，却不愿意花钱把疮疤治好，而是花大价钱防止别人议论和批评他脸上的疮疤，花巨资去禁止别人说他脸上有疮疤，从生活常识我们也会认识到是本末倒置。5140亿元不应该成为内耗的牺牲品，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嘲笑我们的把柄。事实上只要观念转变了，百姓的事并不差钱，只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国家和社会自然就稳定了。5140亿元花得冤枉，花得不值呵。

     每年5140亿值吗？ 文章提交者：bjwj 据5月27日《社会科学报》报道：2009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已成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维稳是压倒一切的重任。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我们难以确知是何时“维稳”一词成了热点词汇，也不知道官方对“维稳”的准确定义。以百姓的生活经验推之，“维稳”无非是中国人对付中国人，具体的讲，就是动用专政力量对付上访的人、闹事的人、群体事件的人。不过是早已经臭名远扬的“窝里斗”的另一种文字表达而已。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原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曾说过：“在当前群众信访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那么，把每年用于“维稳”的5140亿元用于解决民生中的紧迫问题，用于解决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百姓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　……　”，还怕社会不稳定？中国百姓就那么喜欢“闹事”？中国百姓就那么容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坏人利用？太低估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水平了吧？新中国成立60年了，连这一点基本的自信心都没有，太脆弱太多疑了吧？风声鹤呖，草木皆兵，历来是受人嘲笑的形象，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到底是每年花5140亿元解决民生中的紧迫问题好，还是每年花5140亿元“维稳”好，答案自明。何须多说。        假如某人脸上有疮疤，却不愿意花钱把疮疤治好，而是花大价钱防止别人议论和批评他脸上的疮疤，花巨资去禁止别人说他脸上有疮疤，从生活常识我们也会认识到是本末倒置。5140亿元不应该成为内耗的牺牲品，不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嘲笑我们的把柄。事实上只要观念转变了，百姓的事并不差钱，只要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国家和社会自然就稳定了。5140亿元花得冤枉，花得不值呵。

（编者注：茅于轼这里所言的贫富差距可能缩小了，指的不是货币意义上的，而是说从财富效应上，也就是“享受”上来说（经济学中的“享受”指的是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的，现在，富豪们只有在追求奢侈品上做文章，得到的主要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而非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这恰好说明，我们在满足日常各种生活的必需品上，从“享受”上来说，贫富差距大大的缩小了。） 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杨佳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有家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一口气咽不下才诉诸暴力。如果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如果分析错误，对策也跟着错，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 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只表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方法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挨上，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暴力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穷人。这是改革前三十年共产的结果，中国变成了穷人国。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的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的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讲，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错误的政策得以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