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核心提示 ： 男女比例失衡让中国近几年的女性及儿童的诱拐事件频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诱拐国 原文： 誘拐大国になった中国　一人っ子政策の悲惨な余波 来源：日经商业 地球危机系列 作者：石弘之 发表时间：2010年7月29日 译者：huamei 近年来，诱拐、贩卖人口的现象急剧增加，一方面，子女数量的减少导致结婚人群大幅缩小，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的增加也为儿童贩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各大体育盛会的兴办也为以男性游客为目标的色情行业带来了更大的需求。尤其在中国，近几年来女性及儿童的诱拐事件频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诱拐国。 独生子女政策与婚龄女性数量不足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去年一年拐卖儿童案件裁决数为1,107件，与前年相比增加了11%。 中国公安部于去年4至5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诱拐活动，共查处案件306件，打掉72个人口诱拐团伙，救出214名被拐女性、196名被拐儿童。犯罪集团中有6人被判死刑，1,061人被处以5年以上刑罚。 人口贩卖的地下组织规模庞大，甚至不乏妇产科医生、护士等。组织内分工细密，“绑架”、“转移”、“贩卖”均有专人负责。除了杀害被拐儿童的父母，给孩子服用安眠药等手段外，也有组织将被拐儿童伪装成自己的孩子转移到外地。而从绑匪处花50元（1元约合13日元）就可买到一个孩子，再转手贩卖时卖价可达 1200元。 有的村落举村从事诱拐活动并以此为生。在某个由83人构成的小村庄中，被揭露出来的从事拐卖活动的就有45人。而一个自称河南省山东香华高级技术开发公司的骗子公司，竟在10年内诱拐了2,500人。 据公安部推断，一年当中被诱拐的女童、少女达数千乃至数万人，但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从事反诱拐领域的NGO（非政府组织）推测，一年间的实际数目为30~50万人。 发生在中国的诱拐事件几乎没有向被拐者家属索要赎金的案例，这是因为诱拐是以人口贩卖为目的。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男尊女卑的观念再加上悬殊的贫富差距，多重因素的影响成为了人口贩卖猖獗的温床。 中国政府从79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汉族夫妇原则上只准生一个孩子，违反这项规定将被处罚。截止到06年，中国成功地抑制了约4亿人口的增长，这是另中国政府引以为豪的成果。然而，高压的政策也诱生了其他社会矛盾和冲突，诱拐事件频发便是其中之一。 男女比例失衡与婚姻诈骗 由于一对妇夫只准生一个孩子，而更多的家庭想要男孩。尤其在农村，男人是家庭劳动力的支柱，女儿则被认为是一家的“累赘”，同时，男子继承家族血脉的传统观念也根深蒂固。虽然法律上禁止，但胎儿的性别判定还是成为了一个商业项目。通过超音波对胎儿的性别进行判定，很多人流手术只因怀的是女婴。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男女比例的平衡被打破。今年6月，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去年男女出生比率为，100（女）：119.45（男）。其中，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100：192。正常的男女出生比率为100：103~107，由此可见，中国的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20岁以下的男性比女性多3200万人。在农村，这个差距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大多数女性都不愿意嫁到农村的情况下，男性都外出打工。20年之后将有3700万适婚女青年找不到对象。 与此同时，在出嫁女性数量不足这个背景下，婚姻诈骗的现象也急剧增加。据报道，在河南省，一个想结婚的27岁的小伙子娶了老婆，但却在婚后第10天发现新娘与3万8千块钱的彩礼一同消失了。调查发现，仅两个月时间，就有包含该男子在内的11人，因同样的失踪事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 结婚难的现状，导致彩礼的数额也在节节攀升。80年代的时候，彩礼的数额还非常小，90年代，这个数字已上升到1500~3000元，到了02、03年彩礼的数额高涨至6000~1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农村家庭几年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花钱买一个被拐来的媳妇要相对便宜得多。 诱拐案件大多针对年轻女性，因为男性花钱更愿意 “娶”一个年轻老婆为其传宗接代。价钱则从几千元到两万五千元不等。据报道，有人买老婆甚至曾花了4万块。 难以遗返的朝鲜女偷渡客 近来，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成为了诱拐的新目标。因为这些从贫困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夫妇，大多都有几个孩子。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工大军，生存得不到任何保障，即便发生诱拐事件，警察多半也不会全力侦察处理，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国内对诱拐案件的大规模打击以及更加严密的戒备，使得犯罪集团又将目光转向海外，海外女童、女性被拐案件渐呈高发趋势。据AFP通信社报道，很多从朝鲜偷渡到中国的年轻女性被卖到了农村。 据朝鲜偷渡者援助组称，偷渡到中国的朝鲜男子，在被中国政府发现后多被强制送返回国。女性因其“经济价值”高，因此会受到特别庇护。目前，藏身于中国的朝鲜偷渡客中有八成是女性，而这其中有90%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中国的掮客，则通过向驻守边境的朝鲜士兵行贿的方式，帮助这些朝鲜女性偷渡到中国。贿赂的金额每人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在中国可以挣到大钱”，一些偷渡到中国的朝鲜女性就是听信了掮客的这番话，才被卖到了农村，成了“中国媳妇”。这样一个朝鲜女性的贩卖价格通常为五千至一万元。 在这样的交易中，买方多为农村残疾患者或独身中老年男性。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家庭中有孩子是残疾人的话，父母往往会花钱买一个新娘以照顾孩子日后的生活。 此外，脱衣舞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也是一个贩卖渠道。被贩卖到这里的女性如果被某男性买家看中，他就会花钱从别人手中将其买过来，如此转买转卖，有的女性甚至被转卖达七八次之多。 跨境诱拐 与朝鲜相同，缅甸也成为了人口贩卖的“供给地”。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对缅甸女性的诱拐、贩卖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规模。与中国南部的云南省接壤的缅甸，人贩子通过花言巧语从那里诱骗出女性，然后再把她们带到山东、安徽、湖北等缺少媳妇的农村贩卖。贩卖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水涨船高，从08年的一到三万元，跃升至最近的四五万元。 据云南省公安厅称，07年被诱拐后遣送回国的缅甸女性只有54人，08年为87人，09年则达到268人。然而这个数字仅仅是警方根据报告的失踪人口解救出来的人数，实际的被拐人数要远高于此。尤其在越南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被诱拐贩卖到中国来的女性数量急剧增加。 人口贩卖，英语是“Trafficking”，日本警视厅将其定义为人身交易。以强制劳动、性榨取、获取移植器官、儿童买卖、强制结婚等为目的交易，都被称其为人身交易，这种交易在跨境交易中为数不少。 联合国在49年颁布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公约》中明令禁止贩卖人口，直到96年在“反对儿童商业性榨取世界会议”等各种场合，这条规定被不断强化。可是在今天，各地贩卖人口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特别是以儿童为目标的犯罪组织。由于少子化而导致的劳动力以及结婚对象不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农村家庭买进年幼的孩子以便于掌控。此外，在少子化现象不断加深致使家族制度分崩离析的时候，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以护理老年残疾人为借口的跨国婚姻交易也越来越引起注意。 另外，市场经济的不断渗透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人口贩卖也成为了最高效、便捷的赚钱手段之一。大型国际体育盛会的召开往往会吸引大批男性游客，不仅带动了色情产业的发展，更为拐卖女性提供了更强的动机。 目标：南非世界杯游客 据南非当地的NGO称，今年的南非世界杯吸引了来自美欧等地的4万名性工作者。这其中有很多是被拐女性，埃塞俄比亚等地少女被拐案件也有所增加。 德班作为世界杯会场之一，在今年5月，15名曾被监禁在小屋里的少女得到了警方的救助和保护——她们都是为提供性服务而被拐卖至此。德班和开普敦两个港口城市已经成为人口贩卖的基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份有关儿童卖淫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满18岁儿童被诱拐，被迫从事卖淫活动，其中以发展中国家尤甚。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每年大概有6至10万的儿童被迫从事性交易活动。 不仅是菲律宾，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卖淫少女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据泰国政府调查，虽然总数不明，但国内的性工作者中有40%未满18岁，10%未满12岁。 在印度的约有120万名儿童被强迫从事卖淫活动（联邦警察局公布的数据），而这一数字，在斯里兰卡为4万（国际劳工组织），孟加拉国为3万（联合国儿童基金），越南为2万（NGO）（调查年份各异，数字为过去数年间的统计）。根据泰国的调查，买春客当中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地的游客。其中，单纯以买春为目的游客不在少数。 儿时无法接受完整的教育，以后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这是与贫困息息相关的连锁反应。很多儿童因感染爱滋等性感染疾病而死去。在印度，器官交易引发的诱拐也越来越引起注意。 在中国，女性数量越来越少的现状将持续加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日趋高发的女性诱拐事件，将如何制止？这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沉重课题。 相关阅读： 经济学人：针对女孩的战争：性别杀戮 博客：中国来鸿：我的悲惨“相亲”经历 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调（2003数据） 本文标签： 文集 , 最新消息 , 看中国 日经 , 独生子女政策 , 男女比例失衡 , 诈骗 , 诱拐儿童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核心提示：通过清楚说明开放式威权政权以什么样的方式利用它们与国际体系的纽带作为一种强化它们在国内统治的手段，我们在文中声称，当前的国际体系特别有利于威权国家的一种亚型（即开放式威权政权）的生存和相对成功。它们能够享受整合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保持了相对封闭或非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体系。此外，通过促使其国际态势改变，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提高了精确应对学者假设会导致其下台的各类国内压力以及矛盾的能力。 原文：Op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rviving and Thriving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译文：开放式威权政权：在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里生存和兴盛之道 作者：Naazneen H. Barma, Ely Ratner, and Regine A. Spector 原文出处：Georgetown大学民主与公民社会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所办的《民主与社会》（Democracy & Society）2009年春季刊 翻译：@Freeman7777 校对：@jiangge09、@hsinwang 对于项目的描述 西方的传统之见和学术看法认为，威权政权在其自身内就已经埋下使其走向不可避免的毁灭的种子，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威权政权在适当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变成民主国家。经验上来讲， 过去三十年来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以及近年来东欧和欧亚大陆国家政权更迭的浪潮激化了这些想法，并鼓舞产生了一批庞大和杰出的民主转型研究文献。 1   学者们已经揭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孕育的转型肇因，产生了各式各样强调国内社会经济危机以及开发和利用了这些开端的精英和大众层面行为者的策略性行为的解释。   然而，几十年来，一系列现代威权国家已经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与此同时却限制了政治自由，这也是一个实证上的事实。 2   许多观察家以现代化理论的目的论为基础，并且以诸如南韩和台湾的发展历程作为例子， 指出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将不出所料地导致民主转型；唯一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转型多快才会到来。在本项目中，我们提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看法，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背景下，一种具有特定特征的威权政权的亚型——我们称之为“开放式威权政权” (“open authoritarian regimes”)——似乎在无限期地延续统治。这些政权透过各种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版本给他们的国民带来了经济成功，并且擅长于以使它们能从全球连接中受益的方式接入到国际体系里，同时却保留了对国内权力的控制。正是由于它们对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保持开放姿态，才使其威权模式得以维持。 3      在本项目中，我们将这种新类型的政权概念化，解释了它们成功背后的机制，并为这种观点的可信性证明提供了实证性证据。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能够能够在民主化缺位的情况下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因为它们融入国际体系的特定方式在使它们在取得成功的同时能够避免国内政治改革的压力 。 4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宣称今日的开放式威权政权将永远不会民主化，而是要去凸显当前导致它们实现特殊的非民主均衡(non-democratic equilibrium)的全球性背景。这么做，我们不是要去关注这些政权所面临的潜在隐患，而是强调对这些威权政权仍然保有权力的原因和机制的理解。 5      通过清楚说明开放式威权政权以什么样的方式利用它们与国际体系的纽带作为一种强化它们在国内统治的手段，我们在文中声称，当前的国际体系特别有利于威权国家的一种亚型（即开放式威权政权）的生存和相对成功。它们能够享受整合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保持了相对封闭或非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体系。此外，通过促使其国际态势改变，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提高了精确应对学者假设会导致其下台的各类国内压力以及矛盾的能力。   我们的逻辑有两方面。首先，我们认为，成功的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依靠其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来决定其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选择性的互连方式。这些政权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和降低贫困的记录已经使经历了整合到全球经济的考验。然而，从控制了石油供应的中亚和波斯湾的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 ，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制造业强国，都一直在事关如何精确连接方面谨慎以对，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其竞争力的源泉。这些国家已经经由新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积累了物质财富，并在近期开始推动一种互补性的标准外交政策议程，强调不干涉内政并诉诸于全球体系里的不平等的认知。简而言之，开放式威权政权已经变得特别适应于获得国际连接的收益，同时回避自由主义的国际社会通常所要求的附加条款以及自由主义改革的代价。   其次，我们提出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擅长透过一种社会政治跨越( sociopolitical leapfrogging )的策略去进行国内控制。跨越的概念往往一直被应用于各类技术；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经由跳跃到手机技术向本国国民提供电话覆盖，从而绕开临时且昂贵的陆上线路。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制度性跨越的概念来理解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何赶上那些更为先进的、更为发达的国家。他检视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采取的资本积累的策略，并发现后来才进入到工业化舞台的国家既能对先前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采用的战略进行模仿又能进行创新。 6    以这种精神，对于开放式政权既模仿又在其基础上改善得更为成功的政策而言，我们认为开放式政权善于进行政策跨越，绕过那些较低效或失败的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政策。开放式威权政府有时观察到了民主国家偶然性的政策试验，就从中精心挑选了最有前途的那些政策，并以一种渐进和可控的方式把它们应用到了本国。它们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军事方面，和民主国家一样也连接到了国际体系里，因而它们国家的精英越来越能够如民主国家的精英那般调适自身去应对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   我们把开放式的威权政权概念化为由于具有连接国际体系的特性，被策略性地置于对自身国际公共品的消费进行套利的国内政治体制。开放式威权政权从自由主义的世界拿到了一套成功的政策和理念，这些政策和理念已经透过民主国家的制衡被审核过了，而同一时间则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享有搭便车待遇。它们也已经处在创造具有替代性的治理模式以维持政权的最前沿。最为明显来讲，这些措施包括了：一个可持续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许多人现在都承认其为“北京共识”，一种越来越专断的外交政策立场，该立场使国家主义和共有权利(communal rights)压倒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概念获得了优待；一系列旨在保护它们自身防止选举革命威胁的国内政策。 7   身怀二心的(Janus-faced)开放式威权国家通过结合社会政治跨越以及选择性互连方式，继续带来，并在必要时对其独一无二的国家—社会契约进行修改，使其自身的生存变得可能。 8   简而言之，作为一种面对世界其他地方采取双重态度的结果，开放式威权政权越来越能维持其自身：接入到国际经济去获得接入性的战利品，并阻绝了许多学者迄今仍假设会通过民主转型导致它们垮台的许多国际压力。   理论启示 开放式威权主义的概念在至少三个重要方面挑战了政治科学里的主要范式(paradigms)。首先，我们反对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性的进程必然是均质化的。在一个正变平的世界里，经济一体化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规范化(normalization)，这一观念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在这里表达的见解认为，开放式威权政权正是利用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利用选择性的互连以及社会政治的跨越式策略——去保持其非民主的、非西方的倾向。我们认为，更多关注应该放到国际体系里开放式威权政权所偏好的连接的扩散上并要去检视那种连接内容和后果的变化。   其次，我们完全跳出了认为所有国家最终都会演变为民主国家目的论式的观念。这种支配性的规范性倾向体现在转型文献，以及政治科学家概念化“受到停滞的”转型或民主“倒退”的习惯里。在本项目里，我们假设非民主可以在一种稳定均衡状态中存在下去。本项目的挑战是要凸显透过什么机制国际环境可以支持那种均衡。   第三，我们的研究说明了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各国能够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与经济现代化（即便在政治上也许还有差距）。批评者不可避免将认为，从民主国家借鉴和调适而来的制度将最终发挥自由化的倾向，而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所做的连接也将在某一天改变这些政权。在界定开放式威权政权当前所处的均衡状态方面，我们相信已把举证责任转移给了另外一方。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启示 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感情上面临的极度痛苦的选择”(“gut-wrenching choices”)。我们论点的依据是，鉴于开放式威权政权当前所身处的国际环境，这些政权似乎是特别可持续的。由于我们包括在“开放式威权政权”标题下的许多国家——诸如中国、俄罗斯以及新加坡——正在国际政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大量严峻的问题。下面我们列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困境。   首先，美国需要去正式确定或澄清其在主权和国际干涉问题上的立场吗？美国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虚伪是举世公认的。一方面，美国拒绝加入会划定其外交政策灵活性的国际条约（如京都议定书）与国际组织（如国际刑事法院） 另一方面，当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或当美国体认到自由主义的规范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美国政府一直强烈捍卫其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权利。鉴于受到开放式威权政权公开拥护，造成了以绝对主权和不干涉政策为内涵的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兴起，这种虚伪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加有害了。 通过削弱多边倡议，它既破坏了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凝聚力，又提供给主张绝对主权观念的国家以动力去拒绝自由主义国家聚集在一起所进行的干涉。为了重新振兴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美国应怎样重新考虑自己对于主权的信条，是使用武力还是进行自由主义干涉？ 其次，美国是否会继续在人权和个人自由的等级制中享有政治权利的特权？开放式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就，是其可持续性的关键——这些经济成就为它们自身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并为使潜在挑战者得到满意和笼络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发展中世界的各种政权，通过公开强调经济发展的首要性，已经减少了政治改革的呼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实现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自由派越来越难以争辩说，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是必要的，甚至是兼容的共生物。例如，美国愿意通过诸如宣称政治权利比经济发展与减少贫困的方式来拒绝这种对人权的重新定义吗   最后，美国应该视政权类型为国际政治的明显特征吗？这种策略已经被提倡过了——以 一个民主国家同盟的形式——是由一些自由派干涉主义的思想家提出来的，体现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里， 9   更为近期的话则体现在参议员麦凯恩的总统竞选过程。他们的逻辑是，民主政体往往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意愿，因此将更加有效地管理全球性问题。把将会鼓舞一个反平衡联盟涌现的明显危险置于一边。 本项目提出的论点则提醒，强大的非民主政权也许会令人吃惊地持续下去。从长远来说，如果全球政治中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威权性质的，排除非民主政权，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还可以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那些问题——如气候变迁  ，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吗？可持续的开放式威权政权的概念如何重塑了我们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接触还是寻求孤立非民主国家的思考方式？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是，它们理应在强大和可持续的开放式威权政权崛起的背景里进行严肃的考量。     Naazneen H.

核心提示 ： 作为对哈维尔公开信的自然反反应，推特上的中国人开始流传呼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奖给刘晓波的联名信 原文： Petition Urges Nobel for Jailed Chinese Writer 作者：安德鲁·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 发表时间：2010年9月25日 发自北京 译者：JL 校对：@xiaomi2020 2002年的刘晓波 北京——300百名学者、律师、工人、退休政府官员联名签署一份呼吁书，请求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这项行动的确使中国政府感到恼怒。刘晓波先生是一位正在狱中的作家，在一生中的多数时间里，他都投身到了对中国的民主改革的呼吁中。 去年12月，54岁的刘晓波先生，评论家，一度是位文学教授，因为撰写了被政府认为意在颠覆国家政权的文章而被判11年。但是他最大的罪行是作为08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08宪章 呼吁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权、以司法独立、多党竞选来结束其独裁统治。 08宪章以30多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捍卫者起草的77宪章为榜样，在被政府审查系统将它从网络上删除之前，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0人的签名，在去年12月被定罪之前，刘晓波先生曾因为赞成民主的主张被劳教三年。 周五发起的这次请愿活动始于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的领袖：瓦茨拉夫• 哈维尔（Vaclav Havel） 丹纳•尼姆科娃（Dana Nemcova） 瓦茨拉夫•玛丽（Vaclav Maly）等人在“国际先锋论坛”发表 公开信 支持刘晓波获选的第二天。 “我们请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彰刘晓波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毫不退缩地坚持和平改革的主张，使他成为第一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通过颁授此奖，诺奖委员会将向刘晓波和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与刘晓波携手并肩，继续为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坚定奋斗。” 除了签名支持公开信以外，联署的中国人还重申了对政府的批评，包括政治腐败、缺乏社会公正。呼吁书建议，如果刘晓波先生获奖，将影响一个无迹象放弃一党专政的国家的政治改变。 张祖桦，一位坦率直言的政治理论家，已经签署了此次呼吁书。他将此次呼吁书看做对哈维尔等人公开信的一个自发反应。因为实际上中国政府有效地在互联网上将此消息屏蔽了，联名签署次已经在推特上开始流传行。推特在中国大陆只有通过突破中国的“长城防火墙”才能登陆。 张先生说：“因为明显的原因，我不能道告知谁是本次联名签署的作者。”张先生也因为涉及到08宪章的事情而被警察24小时监控。“但是我希望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能够更关注中国，现在中国急需得这种关注。” 中国的人权倡议者过去就曾经燃起过希望，后来又破灭了。2008年，胡佳，另一位异议者曾经服刑三年半，据说已进入围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但是那一年，该奖颁给了芬兰的前总统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 Li Bibo 对此文有贡献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哈维尔 请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纽约时报：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蔑视激起了异见人士的恐惧 纽约时报社论：高智晟、胡佳、刘晓波 经济学人：中国的高压政治：他们在恐惧什么？ 纽约书评博客：北京最怕什么？ 中国，“互联网戒严”失败 纽约时报：中美汇率僵局 纽约时报中国来鸿：一个害怕自己历史的体制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日本，美国 纽约时报：盲人律师陈光诚将被释放 墙内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核心提示 ：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是已知的最长的一本毛泽东传记，几乎每一章都有让历史学家惊讶的重大发现，但是，书中的索引经常过于复杂、迷乱、难以复查，让人不由地怀疑是否作者在书中投射了太多自己的揣测 原文： LRB·Andrew Nathan·Jade and Plastic 来源：伦敦书评 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 发表时间：2005年11月 译者、校对：@xiaomi2020 作者简介：黎安友是1919班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他是《天安门文件》的联合作者，和Bruce Gilley合著过《中国的新统治者》。 书名：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Mao: The Unknown Story 作者：张戎和哈利戴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出版社：Cape 页数：814 pp 定价：£25.00 出版时间：2005年6月 ISBN 0 224 07126 2 毛泽东漫长的、邪恶的一生已经有了好几本英文的长篇传记。张戎和哈利戴写的这本是最长的，超过了菲利普·肖特（Philip Sort）的《毛》（1999）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1995）。这本书在调研上花费的精力是超乎寻常的。从所记录的最早的访谈日期来看，至少从1986年开始，作者就已经开始为这本书工作了。访谈使作者们能够从许多高层和有意思的人那里获得一手资料，第一个访谈对象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1 。他们也深入到了长征的偏远地带、毛在延安时的窑洞、超过20个毛在全国的秘密私人别墅、俄罗斯总统府和外交部的档案、还有其他，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伦敦和华盛顿的档案库中。他们甚至想进入平壤的中国战争纪念馆，不过失败了。 这本书收录了在38个国家、363个按人名排列的访谈，包括两位前美国总统、李光耀、新加坡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刚果的独裁者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毛的助手和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前日本内阁部长，（他承认毛泽东曾经把周恩来总理赶到中南海的厕所里）、毛的女儿和外孙、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张和哈利戴也收录了几十个匿名的访谈，包括了一名在延安的洗衣工，它描述毛的内衣是用上好的棉制作；一名药剂师，在1940年代他曾经被指控为毛的一位政治对手开来苏水；在延安时期毛的女儿的奶妈；毛的别墅中的服务员，许多毛的“女朋友”。他们也采用了上千条没有档案记录的消息来源，包括与中文、英文、俄文、法文和意大利文所写的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文章。这些资料中也包括了许多我，和其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和政治专家们都不熟悉的内容。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几乎在每一章当中，张和哈利戴都写出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中的一些如果是真实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可称得上是大新闻。早在江西苏维埃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积攒了大量的私人财富；在长征中他的部队只真正的打过一仗；他们能够从国民党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是蒋介石特地允许的；长征中最著名的一战根本没有发生；1962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毛曾经攻打过印度。 其他的独家揭秘则对揭示毛的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时期他就曾经对一名政敌投毒。如果能够帮助他提升在党内的地位，他可以将自己的战士送上屠宰场。他在刘少奇被缓慢地折磨至死的过程中自得其乐。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是自私和无情的。张戎和哈利戴在此之上，又增加了以下的特征：残酷、超级权力狂、缺乏理想和同情、懒惰、为权力而挑起革命只为了满足嗜杀和性欲。 无论是在时间上、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中，都很难想象有比毛更全景式的人物了。张戎和哈利戴完全聚焦于毛泽东。在他周围，我们可以一窥共产党领导人的懦弱和愚蠢，他们要么向周恩来一样受毛泽东的摆布，要么就被毛泽东杀掉。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政治运动造就了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半个世纪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折磨、杀戮和毁坏而全无善意，在其统治之下的人民陷于贫困和无力。或许有人想这样解释毛泽东政权的暴力和长寿，书中字里行间未能体现更强大的历史力量：社会逻辑或体制化的解释、中国在冷战期间夹在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性地理位置。这些理论在这本道德感强烈的书中都显得太过无情，好像在为毛泽东开脱，似乎他并不总是有意要造成他领导下的重重灾难。 考虑到中国的档案总是迷雾重重，专制政权对历史和宣传的强力控制，毛泽东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鲜为人知的，这不算出人意料。邓小平在1981年为了保障政权延续，在党的会议上定下了官方对毛的评价：七分对、三分错。毛泽东，或是毛式象征仍然安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他的形象在党的官员们心中仍然是光辉的。邓小平的决定影响了对这一前独裁者的所有官方描写，也包括在中国可以公开发表的所有和毛泽东有关的内容。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在中国之外，已经没有历史学家试图将过去对毛的那种浪漫幻想转化为圣人、智者和人道英雄，但是张戎和哈利戴的毛泽东传即使是对今天已经不再抱有神秘化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新的发现。 但是，这本书也存在问题。他们的许多发现都来自于不能被检验的信息来源，另外的一些则是公开的猜测，或是基于次要证据，还有一些则是不真实的。 有两种不可验证的消息来源。匿名的访谈和没有发表的文章或书。前者包括“上海代表的妻子”，与“一位当地的党史学者的访谈”、一位“过去的地下工作者”的访谈、一位“知情人”的访谈、一位“了解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的访谈、“毛泽东的女朋友”的访谈、“毛泽东的私人工作人员”的访谈与一位“俄罗斯内部人士”的访谈和一位“家庭成员”的访谈。这本书包括了几十处这样的引用。不能获得的文件资料则包括，毛的第二名妻子杨开慧没有发表的回忆录手稿，（这些手稿被长篇引用，是援引自一位读过这些档案文件的人靠记忆进行的复述）；1960年代“根据对行刑者的询问”未发表的记录；“同时期报纸报道”；一份“未发表的手稿”；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手写的未发表的日记”；“证明了有毒的医疗记录”； * 等等等等 基于这样的消息来源，张戎和哈利戴声称长征中最著名的战役，1935年的大渡河之战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主要的证据是与一位“我们在1997年碰到的一位93岁的当地妇女”的访谈，辅助证据是1983年与桥边的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所做的访谈。他们声称“蒋介石故意放走了红军，给红军留下了出口”，则没有出处。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毛的授意下，一位金医生向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主要政敌王明投毒。他们说这是基于一份官方调查。“我们获得的这一发现是一个被守口如瓶的秘密”。他们在注释中引用了这份文件，但是没有说怎样才能看到这份文件。他们称，1965年，毛泽东指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未能在雅加达夺取政权，他们的证据是毛和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的谈话。按照注释中的说明，还特别指出有些内容“与发表的版本不同”，而这些谈话内容是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的”。其他的学者们如何才能了解这些内容则没有说明。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的盟友林彪曾经警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毛准备应对政变已经有多年了，而这些准备活动在前几个月更加密集。他们的来源是三卷本的“文革研究资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撰，他们说这本书未被发表，也没有说他们是怎么看到的。 他们说毛在文革期间拒绝判处前主席刘少奇死刑因为他更希望刘被缓慢地折磨致死，毛“完全清楚”刘所受的折磨，濒死的刘的照片曾被拍下来，也暗示毛曾看到过这些照片。这一连串的断言的消息来源是与刘的妻子王光美，和一位未具名的林彪的家属所做的访谈。 当然，有信誉的中国学者也经常将匿名访谈和未发表的文章列为消息来源。由于这一政权对描写自身的历史和著作常常秘而不宣，这些信息来源也不得不成为匿名的。我自己就曾经涉足过类似的调研之中。麻烦的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作者无法给读者任何信息，帮助他们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这样一部消解毛的光辉形象的长篇研究著作，内含与许多人的访谈，涉及遍布全中国的偏远和隐秘的地点，跨度经年，基于许多敏感的未发表的消息来源，而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许多关键之处又被严密控制着，本书的作者们应该预料到这本书会受到 理所应当的 质疑，也应该谈及这些问题。 如何才可能得到这些信息？无论是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谁授权了这一研究项目，或给予了保护？如果没有人这么做，那么调研持续进行时，如何维持了项目的保密性？这些访谈者都是如何被找到的？ 他们 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了访谈？他们是如何面对提问的？这些访谈的记录是如何被保存的？信息所有者何以有动力说出他们了解的情况？用了什么方法来确认他们的身份，和检验他们提供的信息？怎样获得了未发表的文件？这些文件如何被证明是真实的？如果有的话，在哪些地方作者咨询过其他的学者（如果没有的话，又是为什么）？ 这样的一篇与方法论相关的文章应当被收录进来，阐释张戎和哈利戴对他们所做的这项研究的历程和动机。张戎也曾经写过受到赞誉的《野天鹅》（1991），这本书讲述的是她的祖母、母亲和她自己，时间跨度从1909年到1978年近70年的时间。张戎是几百万被毛泽东迫害过的人之一。她的愤怒虽然很容易被理解，却也影响到了这本新书。 哈利戴的名字以更小的字体出现在书脊和封页上，说明他在本项目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他看来负责的是引用俄语、巴尔干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的档案和信息来源的部分，也负责与俄国外交官和共产国际的官员的访谈。他不是一名中国专家，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历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的作者，也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修正历史的合作者，是霍查（Enver Hoxha） 2 回忆录的英文版的编辑者。简言之，他看起来象是个左翼人物，他对毛泽东的失望可能是出于政治，也可能有个人的原因。 很明显，许多张戎和哈利戴的声称是基于扭曲的、误导的，或牵强地运用证据的基础之上。比如说，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成立，而不是通常所说的1921年成立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1920年时，毛泽东不在上海。他们引用的两个消息来源，却仅仅证实了在1921年上海举办第一次党代会之前就存在着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已知的事实。他们宣称国民党的政客汪精卫是毛泽东早期的党员生涯的秘密“赞助人”，这看来是误读了以下事实，汪精卫曾经短暂地做过国民党的领袖，在国共联合阵线时期，他曾经为毛泽东和其他的共产党人都授予过国民党职务。 张戎和哈利戴引用了四个消息来源来证明他们所说的，早在1930年代，毛在江西苏维埃就藏有大笔的“私人财富”。其中一个来源是不能被检验的匿名访谈。第二个来源是一位作家，舒龙所写的一本中文书，其中说，毛泽东曾经让他的哥哥，毛泽民，担任当时共产党党产银行的行长，在受到敌人威胁时，他曾从一个“秘密宝库”中把钱分给各个共产党军队组织。第三个来源是哈里森·萨里斯百瑞（ Harrison Salisbury ）所写的《长征》（1985），其中也提及类似的说法，毛泽民曾参与将红军的钱和财产藏在一个山洞里达两年，直到长征之前不久才被转移，然后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分掉，让他们以备长征。第四个来源是哈里森在剑桥大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但是，引述有断章取义之嫌，张戎和哈利戴所引的文章无法在哥伦比亚大学稀有书和手稿图书馆里找到（从给出的信息中也很难了解正确的引述来源。） 在《蒋介石放走了红军》这一章当中，张戎和哈利戴说他们“确信”，1934年，蒋介石让毛泽东的队伍逃脱了包围圈，这样可以威胁到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他们为了自保有可能会投靠蒋介石。红军的确是逃脱了，但是多数学者归因于蒋的无能。张戎和哈利戴的证据是一本发表的日记，其中蒋介石告诉其秘书“当共产党的队伍到达贵州，我们就可以跟进。这比我们为了征服贵州而挑起战争要好。四川和云南为了自救不得不欢迎我们的到来。”虽然这段引述是正确，这没有证明蒋介石有这样的战略。这种消息来源——这番话的对象不是如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说给陈布雷听的，而是一名低级别职员，晏道刚，自己解释的蒋介石说的话，他说蒋一开始竭力要阻止红军入贵州，只是在失败了之后才决定追击红军，尽管遭到了当地军阀的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大家会期望，如果这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战略的话，应该留下不止一处明显的证据。 他们说长城中的土城战役是一场巨大的失败，而不是官方宣称的胜利，毛泽东有意一手导演了这场灾难。他们歪曲了信息来源得出了这一结论。来源描述的是这是场久拖不决的战斗，其中毛泽东拒绝撤退，的确造成了严重的伤亡，但是仍然以红军的胜利告终。虽然信息来源可能很繁复，张戎和哈利戴没有解释为什么用了这些信息，却衍生出和信息相反的结论。 他们认为，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答应了共产党要求建立“联合阵线”的条件是斯大林以从莫斯科释放蒋的儿子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张戎和哈利戴称之为蒋介石多年来的“以红军换儿子”的计划，而这也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的结束”。对这一贯穿于好几章的论点，他们提出的信息来源中，重要的一条证据是当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会面的时候，他告诉蒋莫斯科会送他的儿子回家。这一信息的出处是韩素音所写的周恩来传记，其中她写道，一名高层共产党官员站在蒋的门外听到了这番谈话，韩本人就不是可靠的作者，她是写了王炳南曾偷听到部分周和蒋的谈话，周向蒋保证说他的儿子会回来，还说他是爱国的，毫无疑问希望他的父亲可以抗击侵略者。但是她没有把这一部分描写成是一桩交易，而是作为周恩来能打动人心的证据。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斯大林—蒋介石之间做了内部交易，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蒋介石会为了私人原因而改变他的战略。 在《红色间谍触发了中日战争》一章当中，作者说，1937年，一名国民党将领在上海抗拒了蒋介石的命令抵抗了日本的入侵，从而挑起了一场大战，这名将领“几乎肯定”是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行动。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张戎和哈利戴引述了这名将军多年之后的回忆录，其中他说，作为一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在上海战役之前十年他就同情共产党，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了联合战线，并有一部分进入了黄埔的领导层。张景军说那时——1925年，周恩来告诉他，“等到合适的时机加入共产党”。“但是共产党保证说从此我们就会支持你，掩护你，让你的工作更容易开展。”这就变成了张戎和哈利戴所说的“留在国民党内部，秘密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与张接触的俄国人后来被枪决了——这也成了12年之后张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行动的不确切的证据。 张戎和哈利戴说毛泽东让周恩来列出一张知名人士的名单，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豁免，因此周恩来不应被当做后来保护了其他人的功臣。他们的消息来源无法证实这一点。其中一份是毛的指示摘要，和另外一些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是毛给周做的指示，要保护某个人。编者注释中说周照办了，然后又列了一个短名单，是其他应该被保护的人，没有说这份名单是毛让周列的。另一处消息来源，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所写的文章，说在文革中，周恩来没有插手其他人施加的迫害，而是亲自审查高级别的官员。可以支持张戎和哈利戴的论点的就是周恩来也难逃其咎，这些信息来源却没有澄清是谁列出了那张需要被保护的名单。 一些张戎和哈利戴的论据已经不仅限于错误地使用信息来源，或是不列出信息来源。可能他们认为通过总结在多种事件中表现出的模式，已经有了做出结论的自信。这包括他们宣称的，1950年6月，斯大林故意让大使退出联合国应对北韩入侵南韩一事的安理会会议，因为他希望美国可以出征朝鲜；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斯大林得了致命的中风；毛泽东与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希利（Walter Ulbricht）的谈话，与后来乌布希利决定拆掉柏林墙有关系；在1954年和1958年，毛泽东两次挑起了台湾海峡危机，就为了让美国进行核威胁，这样中国就可以向苏联施压，向中国提供援助，帮助制造原子弹。 张戎和哈利戴错误的声明还包括断言毛泽东策划了一段时间后，发动了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而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中国和苏联做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政治交易。赫鲁晓夫告诉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如果中印爆发战争，莫斯科将站在中国的一边；作为回报，毛泽东要支持苏联对古巴发射导弹。但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消息来源。毛的大使汇报说，苏联对北京所做的严正声明是虚伪的，企图掩盖苏联正和印度日益结盟的事实。张戎和哈利戴又进一步暗示，赫鲁晓夫的承诺让毛泽东决定“打败印度，占领印度的地盘”；他们没能提供的重要的背景信息是，引用约翰·加弗（John Garver）的权威研究，尽管印度军队没有先开火，尼赫鲁之前曾经“命令印度军队“进入争议地区，消灭中国军队”。印度忽略了中国发出的要他们停止‘前进政策’ 的警告 ，直到此时，中国军队才突然“大军出动，发动了袭击”。 张戎和哈利戴说在“文革”前夕，北京市长彭真飞到四川，与被打倒的彭德怀将军秘密会面。他们的消息来源证实确实有此会面。但是他们误读了爆料者的话，说这场谈话是“ 秘密进行的 ”（原文为斜体），而事实上这场会面是由党支书李井泉安排的，这一会面在当时的中国本来可以算是体制内的，虽然李井泉和彭真同意不将此次谈话汇报给北京。“彭真和彭德怀的这次谈话从来也没有被披露过，”张戎和哈利戴说，然后书里他们用了整整四页的篇幅来重新构筑谈话内容。“从谈话发生的时间和彭真市长拜访彭德怀所冒的风险来判断，很可能他们讨论的是用武力来制止毛的可行性。”他们的消息来源没有说任何这样的话，而是说二人讨论了后来在北京公开的政治思想宣传运动。这二人不大可能讨论军事行动，他们一人是文职官员，另一人是被清洗的将军，二人都无法调动任何军队。 张戎和哈利戴描述了一名旅长蔡铁根的事。在文革期间，他曾想过要组织游击队来反抗毛，后因此罪名而被枪决。可是，他们的信息来源说蔡是被一个政治活动家陷害的，他歪曲了蔡和他的朋友们关于游击战的谈话，造成了错误的印象说蔡是想要组织游击队来对抗政权。 这三类缺陷并非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在某些地方，张戎和哈利戴的发现可能是真的，并为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本书最彻底地引述了从毛泽东死后到今天出现的大量的回忆录，来自于他的同事、官员、工作人员和受害者，在展现毛泽东的妻子们和孩子们所受的痛苦方面尤其深入。它包括从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档案馆和文献中的信息来源，就我所知，这些资料是其他学者没有用过的。这些信息来源揭示出新的发现，比如苏联人首先要求共产党注意农民；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一名苏联特工；在1930年代，苏联人曾经和一名军阀打过交道，让蒋认为苏联可能要支持他来做中国的统治者；在1939年，毛泽东发起过和日本情报机构的长期合作；毛泽东在美国共产党内部嵌入了他独享的“强大的情报网络”，所获信息苏联人是得不到的；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曾经向金日成保证过中国会出兵；在未具名日期的某个时刻，毛泽东曾经密谋要罢免金日成；在1950年代早期毛泽东曾经在苏联发起过未具体说明的“秘密行动”。但这些说法在未来都必须要经过检查，还不能被认为是定论。 张戎和哈利戴是信息收集狂：所有的信息都被收录，无论是从哪儿来的，或有多可靠。鱼龙混杂，这些碎片象马赛克一样拼凑起来，描绘出一幅毛的画卷，毛可能如其所绘，但不是那么合情合理。这幅画卷里，毛泽东懒惰、无责任感、追求权力和舒适感、缺乏原创思想、在战术上精明、战略上愚蠢，不喜欢与任何人共事、自私且残酷无情。“毛泽东的心中只有绝对的自私和不负责任。”毛是一个“冷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喜欢血腥暗杀。” 他表现出对“慢慢折磨别人致死的”嗜好。他是“强盗中的强盗”。他“酷爱舒适感”。他“最大的武器就是冷酷无情”。他有着很多敌人，都是从他的迫害和压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对农民没有什么特殊的同情”；“毛泽东极不受人欢迎”。“当地人不爱戴毛泽东。”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掌权呢？张戎和哈利戴给出的答案是他比他的对手更恶毒。他能够打败那些千锤百炼的革命家靠的是保住了那些令人不齿的秘密、造谣诽谤、拿手的暗杀和谋杀、保密和篡改信息、有技巧的恐吓。这些革命家包括他的前同盟和左膀右臂，后来成了“自我矮化的奴隶”周恩来、‘受到高度威胁的’刘少奇，毛泽东和林彪结成了实用性联盟然后又抛弃了他，他为洛夫做过媒，是个“心理扭曲，性欲很强的男人”。毛看不起蒋介石因为“蒋……把个人情感投入到了政治和军事行动中。”而毛泽东“没有他这样的弱点。” 张戎和哈利戴把自己当作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可以说出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真实想法或意图，而我们则没有这样洞悉一切的能力。一名谨慎的历史学家会避免用毛泽东的诗或演讲来证明这就是他的感受或清晰的意图，因为诗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政治演讲或对话可能会采用修辞的、幽默的或故意误导性的表达。张戎和哈利戴全部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话，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的“饥荒和核战争没什么大不了”的愤怒之语。甚至在没有诗歌或演讲作为他们的解释基础的时候，张戎和哈利戴还是再三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强加给毛泽东。 当然毛需要受到严厉的道德审判。之前对他的生活的描述充斥着他的成就，忽略了其他人的代价。但是这样的描绘妨碍了严肃的道德审判。要解开当代中国历史的谜团，只是把毛泽东丑化是一个太过简单的答案。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总有一些是坏蛋，如果能指出是一些非常糟糕的机制，和非常棘手的状况，这两者让坏人变得更坏，让他们有了动机和机会做出罪恶滔天的事，这会更有用，也更接近于真实。 张戎和哈利戴的熊熊怒火无疑说明了那些他们采用的未发表的匿名中国爆料者的心态。这些地下的观点比官方认可的宣传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党内和党外现在对毛泽东的评判。因此，这本书既可以被当做是撕碎毛泽东神话的报告，也可以被当作是消解这一神话的炸弹。中国人的“去毛化”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要超越简单的个人化的谴责，同志仍需努力。 * 原注：这本书的结构比通常严肃的学术著作要难于查找信息来源。要想找到一个数据来源，你得先翻到书后的注释区，然后再按照正文的页码来寻找来源。每一页的下面都有好几行粗体字标签都指向那一页，每一行标签都是一个来源列表，通常有5、6页之长。这些引述只提供了作者的姓名和页数，你得再翻来翻去地查书目表，才能定位来源。而人名表又分为两部分，中文来源和非中文来源。另外，很多来源的标题是简写，所以你在的检查两页简写表才能找到书目。如果对一个论断有多个信息来源的话，很难弄清楚哪个来源是支持文中有争议的说法的。如果四个来源都做不到而第五个又无法获得的话，那么这一有争议的论断就不可能被证实了。 ——————————————— 来信 发表于《伦敦书评》2005年12月刊 Vol. 27 No

核心提示 ： 权衡粮食、能源、水资源三个系统的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确实是中国自然资源管理，和任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未来方向 原文： The Food-Energy-Water Nexu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Resource Challenges 来源：哈佛亚太季刊 2010年春季刊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作者简介：黄立安（Julian L. Wong），是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专长是国际气候和能源政策相关的问题，他同时还是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著名博客（www.greenleapforward.com）——“绿色大跃进”的作者。 水—能源—粮食的三角关系 腾飞的经济很快给中国带来了方方面面的资源挑战。中国集中了世界1/4的人口，但其可用耕地、石油和水源拥有率跟其人口相比，是极其失衡的。对任何想要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此类自然资源都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困境特别严重，这不仅因为中国人口庞大，而且她还在经受着快速的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后两者让中国对粮食，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更为迫切。另外，我们不仅要理解水是农业的核心问题，还必须改变过去将每种自然资源的困境分开讨论的现状，而未能重视粮食、能源、水这三者的内部联系。本文则着眼于三者的关系，论证了要对资源管理采取更整合的应对策略的紧急需要。 长江的案例 中国的长江从西部青藏高原发源地，往东流入上海旁边的东海海域，总长度超过6,000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长河。在中国史上，长江在文化、社会和经济上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非官方的中国南北分界线，中途流经云南深谷，被授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还是中国的农业和工业活动生命线，直至今日。长江流域的产出包括中国40%的谷物，1/3的棉花，48%的淡水水产和40%的工业产值1。 不现在长江已经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成就的牺牲品。过去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工业化，长江已经从孕育生命和繁荣的“母亲河”变成了现在的“多病之身”，成为了不懈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局限的明证。它成了中国60%污染物的垃圾场，和太平洋最大的单一的污染源。2长江还承载着两个极具争议的大型水利项目：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发电设施，后者是前无古人、历时几十年的巨大工程，从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引水到北方，这两项工程都是缓解更重大问题的应对之方。三峡工程力图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并在这个饱受温室气体之苦的世界里努力运用更清洁的能源，而后者则暗示出因中国不同区域的水资源的极度不均带来的无望。 这两个项目都耗资不菲：三峡工程的造价是300亿美元，而南水北调预计将是三峡工程的两倍3。两个工程都已造成了，或将造成千上万的居民背井离乡，重大的地形地貌变化，包括耕地破坏。更不要提，这两个项目对混泥土、钢铁、能源的消耗量何等惊人。它们说明了能源、水和粮食之间脆弱的联系。超于于长江意义的“粮食——水资源——能源三重难题”更是说明了这对中国的经济稳定与国家安全会造成怎样复杂和不祥的威胁。 水—能源 中国水资源匮乏，且分布极不均衡 气候变化现在是世界各国能源和环境计划的头号问题，也是中心问题。在几乎每个议题上，解决气候变化的讨论最终总会聚焦到我们的能源系统上，尤其是使用清洁能源替代我们对矿物燃料的需求以来。中国的电力中，有80%都是来自高污染的煤炭燃烧，比例惊人。同时，在对石油的消费方面，中国国内石油需求的一半要靠进口。而且因为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拥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这个需求还在不断增加。但是除了能源问题，想要应对气候变化还应考虑另外两个问题。中国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能源多样化和减少温室气体，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可替代能源也碰到了水资源和粮食体系的限制。 让我们从水资源说起。每种传统能源都要使用大量的水。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其水资源供应可能比能源本身更匮乏，难以自给自足。中国的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是2,200立方，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更让人惊讶的是它水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中国南方拥有55%的人口，40%的耕地和84%的水资源4。而中国北方正好相反，有45%的人口、60%的耕地，而仅有16%的水资源。 考虑到各种能源对水资源的多样需求，这不是好消息，尤其是对中国北方而言。水资源和能源使用之间的权衡被称为“水—能源症结”或者简化为“水能”。任何能源都需要开采，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铀，会造成重大的地下水污染，并耗尽地下水。发电不仅需要燃料，而且发电的每个环节都严重依赖水，比如蒸汽发电和系统冷却。核电站发电过程尤其如此，因为相比火力发电或可再生发电，它对冷却有更高要求，因此更是大量耗水的发电模式5。尽管这样，中国政府倾向将核电作为重大的替代能源战略。 水力发电展示出了水资源和能源之间最明显的联系。尽管水坝实际上不消耗水，或者改变水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它们确实短暂地打乱了水的自然流动。由于缺少对各条江河用水权利的有效管理，水的超低定价也导致了滥用，尤其是占水资源消耗70%的农业用水。这种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威胁到了沿江水位，导致了主要江河的断流。1997年，黄河在全年中多数时候都未能流到渤海，严重地影响了沿海省份山东的农业产量。6 南水北调计划对水资源的转移和干旱发生频率的增加，将会增加水供应的不确定性，而且对长期的计划造成威胁，这项计划是到2020年，当前装机容量提高50%至300亿瓦。在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一场长时间的干旱降临中国西南，许多水电站因为低水位而不得不停止发电。7从中期来看，气候变化可能产生讽刺性的相反结果——由于燃烧富碳的矿石燃料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了喜马拉雅山的积雪融化，流进中国西南的水可能会有增长，接着就会迎来干旱导致的水量长期下降。水力发电的水资源使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明了水系统的复杂性，而科学家们还在力图对此能理解得更透彻。 中国目前石油消费的一半要靠进口满足。由于它快速扩大的汽车市场，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只会继续增大。政策制定者们没有忽视石油挑战，一直在寻找石油替代品。但是诸如生物燃料和通过液化煤炭得到的燃料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局限。在粮食vs.燃料的辩论中，以粮食为基础的生物燃料在这一领域的讨论中总是难获青睐。而煤炭液化则会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另外，两种燃料的生产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水。最终，中国已经明智地停止了以粮食原料的生物燃料生产8和大部分，虽说不是全部的原本打算上马的煤炭液化项目9。 在水能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开采、运输、提纯、水分配，以及废水处理的过程都是非常耗能的过程。例如，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项目，像南水北调或者任何其它大的运河和水坝（三峡和其它的），都要用到大量的耗能巨大的混凝土和钢铁。中国也在试验海水淡化，把海水转化成适合人类使用的淡水。海水淡化可以看做是解决水资源匮乏的“万能妙方”，但是，前提是高成本和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可以被极大地降低。在那些为水处理工厂提供电力而建设的水电站中，对材料的使用同样需要能源投入，比如用来建冷却塔的混凝土。但是在分析水供应部分的能源消耗的时候，这部分很少被考虑在内。 粮食的终结？ 粮食安全面临人口和城市化的压力 农业用水占了中国所有用水量的70%，但是对中国GDP的贡献仅占15%。10农业部门对水资源比较挥霍通常都会归咎于扭曲的水价政策——跟工业和居民用水相比，农业部门从被严重低估的水价（每立方价格低于0.01美元）中获益——一些研究显示，单独提高水价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农民会减少粮食产出，或者为应对地表水的价格上涨而过度使用地下水。11但是，很明显，任何一种综合政策都会涉及到提升地表水使用效率策略。一种办法是升级灌溉技术，当前实行的灌溉办法非常低效，灌溉的水只有不到一半到达了庄稼。12以色列的现代滴灌技术被广泛使用，是值得了解的典型。在城市地区的水资源分布也显示出同样的低效率；现在亟需公共投资对城市的漏水水管和水龙头进行更换。 跟水资源一样，中国也缺乏耕地。中国要用世界耕地面积的7%来供养占世界20%的人口。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将会增加1.25亿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将粮食产出扩大25%才能支撑这一增长，而且这个目标还要在不断增长的城市和郊区发展大量吞噬耕地的情况下实现。粮食安全不仅受到不断增长的城市化进程和已经存在的水资源短缺的威胁，而且还会受到对矿石燃料不断增长的需求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会导致气温上升，水资源短缺和土地沙漠化。最近的一个研究预计，在2050年，中国的农业产出相对于2000年将会下降23%。13这一下降趋势很难满足前面提到的提高粮食产出以供养新增人口的要求。 另一个让中国以加速度迎头撞上“粮食—水—能源系统”极限的是强大的人口趋势，尤其是快速城市化造成的人口分布。在1990年，中国只有26%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现在已经升高到了46%。预计到2030年，还有3.5亿人将会涌入城市。14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发的人口现象，而是有目的的政策引导的结果。这种政策制定的前提是城市中心是GDP增长的引擎。这个趋势不仅反映了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产出（以少于国家一半的人口产生了国家3/4的GDP），也反映出由于发展和不可持续的耕作方法让耕地变得稀少，因而农业的GDP贡献在下滑。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阶段，对城市中心有无限增长潜力的假设遭到了质疑。2009年初，作为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出口市场的崩溃的直接后果，2,000万农民工因为无法找到工作，被遣返回自己的农村老家。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和中部正遭受近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影响了10，00万公顷小麦的灌溉和230万人的饮水。考虑到农村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重要性，农村发展，至少在纸面上，总是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来，工业化明显是发展的灵丹妙药。然而，当城市中心的经济机会即使只是短暂地遭遇困境，在中国政府的当前的考虑和各种文件中，农村发展政策又重新获得了重视。也许是时候来考虑进行无休止的城市化这种政策是否明智，重新思考农业在中国经济和环境未来方面的角色。可再生的农业代表的是可以让自然、社会和经济体制恢复活力，同时提高全国的气候、水和粮食安全。 前方道路 未来政策必须是整合的 在中国需找一个更清洁，更柔性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诸如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新能源对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的低碳排放，更因为相对于化石燃料，这些能源使用少得多的水。但是，在使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站取代化石燃料电站的时候，有必要降低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进大气。这种替换不能捕获排放进大气的温室气体，它也不能捕获那些已经积累下来的温室气体。 当人们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利用科技手段捕获和隔离从电力工厂和其他的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时，一种已经在数亿年的进化历史中被证明有效的自然解决方案就放在我们眼前：土地。土地是巨大的二氧化碳吸收库体，比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和空气所能吸收的碳总和还要多。可再生的农业技术，比如营养栽培、有机肥和污泥应用，免耕农业、覆膜种植和作物轮种，能让退化的和沙漠化的土壤重新恢复生机，并相应地增加了土壤的碳封存，而这种土地在中国有357万平方公里之多15，同时也会增加土壤对谈的吸收。这种可再生耕作方式通过减少基于石化产品的化肥和杀虫剂投入，也可以解决另一个和农业和能源关联的关键问题。矿物燃料上的投入不仅支撑了对石油的依赖，当它们排进河流时候，也带来重大的水污染问题。 通过对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合理管理减少对气候变化和用水的影响的第二个重要方法就是降低肉类消费。牲畜活动释放出大量的甲烷、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比如，牛粪，牛腹胀，嗳气占了人类活动产生的甲烷量的30%到40%。此外，肉类，尤其是牛肉是最低效率的的能量获取方式——生产一公斤无骨，可食用的牛肉需要消耗20公斤的饲料和15000升水16。尽管鸡肉和猪肉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比，但是饲养它们对水和饲料的需求仍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牲畜不是靠谷物喂养的，而是在牧场放牧，而牧场是以牺牲耕地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增长的肉类消费模式将会加剧粮食和水安全问题。虽然有些人会认为，控制个人的饮食已经超越了政府的职能范围，但是，如果把肉类生产真实的环境代价归入肉价的话，那么政府政策毫无疑问可以在影响到个人行为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不用说，对水资源管理的彻底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建立一个管理在各地区之间和各种用途之间的水的调配机构，引进水价机制，配合宣传来教育终端用户，尤其是教育农民，教给他们节水技术。 能源，水和粮食系统的相互作用很复杂。而在中国，考虑到三个系统资源的缺乏，这个相互作用就尤其重要。综合的治理政策才是核心，这个政策要强调系统中任意一个系统都要和其它系统有联系。这样，比如说，能源基础建设的决策不仅要考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局限，而且还要考虑水和因这些项目而占用的耕地。这意味着在试着把水价理性化的时候，也要考虑对农民作物产出选择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在试图改善粮食安全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在粮食供应链上能源和水的使用。权衡三个资源系统的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确实是未来自然资源管理，和任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方向。 原文注释 1  Xinhua News, “Water schools shed light on degenerating Yangtze,” April 11, 2009,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882/6634777.html.  Id. 2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China,” Water Technology, available at http://www.water-tech- 3   nology.net/projects/south_north/ (accessed April 20,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