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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去年九月被北京警方拘捕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上个月传出病危的消息，北京警方将她送院治疗。近日，已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的曹顺利病情略微好转，但仍未脱离危险。有中国法律界人士认为，当局加紧了对维权人士的打压。 今年五十二岁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去年九月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时，在北京机场被警方拘捕。十月份，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正式逮捕了曹顺利，并将其一直关押至今。今年二月份，原本患有肝病的曹顺利因肺部感染被送进医院，随后传出她病危的消息。到医院看望过曹顺利的家属和律师表示，当时曹顺利已经不省人事，医院并且下达了病危通知。 曹顺利的律师王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最近几天，曹顺利的病情略微好转，但仍然处于危险期之中。 “昨天开始有所好转。一个是她的肺部的感染有所减轻，第二个是腹腔积液也减少了，还有一个是之前二十四小时都需要佩戴的呼吸机在昨天有一段时间没有佩戴，算是好消息吧。没有收到医院完全脱离危险的通知，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 王律师表示，曹顺利的病情和她在看守所的待遇有关，也与警方未对已经身患重病的曹顺利给于及时医治有很大关系。在她病重之后，北京警方没有经过家属和律师，强行为曹顺利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目的是不愿意支付曹顺利的医药费，推卸责任。 “二月二十七日检察院强行为曹顺利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前家属不同意取保候审，担心取保候审之后医药费看守所那边就不承担了，再有一个是担心责任的问题，就是说看守所可能会推卸责任。” 曹顺利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在2002年国家住房改革中，因揭露单位在分配住房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得罪了相关领导，因此遭报复，失去公职，走上了维权之路。 王律师表示，中国当局严厉对付曹顺利是因为她去年公开在中国外交部前，要求中国国家的人权报告起草工作吸收民间人士参与， “曹顺利要求外交部公开中国的人权报告和一些与人权相关的问题。公安给她定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现在这个案子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还没有起诉到法院，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半年了。” 今年二月份，曹顺利被送入北京309医院抢救之后，不少在京访民希望到医院看望她，但遭到警方询问。在北京的江天勇律师介绍说，曹顺利是法学硕士，在长期上访过程中，她的法律知识帮助了不少中国各地在京上访的访民。去年北京警方拘捕控告曹顺利，不符合中国法律精神，是一种明显的打击报复行为。 “曹顺利并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她只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对中国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义务承诺，例如保障人权等等。其实她最主要的事情包括要求中国政府批准联合国国际人权相应的公约，同时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政府的保障人权之类的工作作出定期审查，并提交审查状况的报告，而报告本身也应该吸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包括民间的意见。很重要的一点是，曹顺利要求把中国民间的声音写到报告里面。最终，曹顺利是因为要到瑞士参加相应的关于人权方面的会议而被当局抓走，这个显然就是一种打击。” 江律师也表示，最近一年以来，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帮助弱势群体的法律工作者，以及部分运用法律维权的上访人士加强了打压。 江律师认为，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当局反贪腐并没有触及真正的大老虎，政治体制改革遥遥无期，但对维权人士和弱势群体的打压却明显加强，因此他对未来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并不表乐观。 记者：石山 / 责编：嘉华

上周六在中国西南城市的一个火车站砍死29人、砍伤143人的袭击者，是有志当圣战者的人呢，还是寻求逃离中国的未来难民？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一个来自共产党官方，另一个来自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一家新闻服务机构，它们对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为什么这6名男子和2名女子，从自己在西部边远新疆地区的老家，来到近1500公里以外的云南省省会昆明，并在那里下决心要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虽然当局还未给出被捕者的民族成份和家乡，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讲一种属于突厥语系的语言，他们大部分信奉穆斯林教，近来，维吾尔族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据自由亚洲电台( Radio Free Asia )报道，这些袭击者可能是被逼入绝境的，因为他们多次试图从中国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区离开中国，皆未成功。自由亚洲电台是一家受美国国会资助的媒体。其报道援引一个匿名消息源称，这8人去年逃离了他们的老家、丝绸之路城市和田市，那是在当地维吾尔族人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冲突导致几十名维吾尔族人死亡。该消息源称，中国警方逮捕了试图从莫亨附近的边境离开中国的其他30名维吾尔族人之后，他们放弃了尝试。 “他们不能返回和田，但也不能在昆明做任何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而且新疆地区的警方还发布了对他们的逮捕令，”自由亚洲电台援引该消息源的话说，该电台把这个消息源描述为一位在昆明生活的维吾尔族人。 他说，他们孤苦伶仃，后又听说新疆流血冲突事件不断增加，这让他们的绝望变成了杀人倾向。近几个月来，有100多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被警方开枪打死或打死，当局称这些事件为“恐怖主义袭击”，但流亡组织则说，警方的所作所为与违法杀人没什么两样。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们给政府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也可以做些事情。’” 与这个描述相抵的说法是云南省党委书记秦光荣给出的，他对中国广播网称，这8个人原先是想出国参加“圣战”，曾试图途经越南离开中国，云南与越南接壤，但没能“出去”。 他说，他们未能离开中国，也不能返回新疆，于是决定在昆明发动“圣战”。 该报道称，秦光荣的说法是基于一名嫌疑人的供述，这名女嫌疑人在火车站被警方击中受伤。其他3名嫌疑人也已被逮捕。据国家媒体报道，有4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 这篇引述秦光荣说法的文章已被该广播电台从其网站上删除，但之前已被其他媒体转载。 虽然这两种描述在关键点上有出入，但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者在决定采取暴力行动之前曾试图离开中国。尽管无法确定真相，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在阿富汗战场上曾经捕获到维吾尔族战士，包括后来被关在位于关塔那摩湾(  Guantánamo Bay )的美国拘留中心的22人。2011年中国当局说，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袭击并杀死了十几人的一群维吾尔族人，曾在巴基斯坦接受过训练。 但是流亡组织和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夸大了受伊斯兰主义影响的暴力威胁，甚至将维吾尔族异见人士也说成是分裂主义者。近年来，许多试图逃离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附近被捕获到后，被遣返原籍接受处罚。 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现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带着12亿美元（约合73亿元人民币）援助访问柬埔寨的前一天，有20名寻求避难的维吾尔族人被从柬埔寨遣返回新疆。 北京称被遣返的维吾尔族人是罪犯。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使者曾和这些人进行过面谈，作为处理他们避难申请的一部分，联合国称他们害怕受迫害的说法可信。 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些寻求避难者中任何人的消息。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中文网

« 世界报 » 常驻北京记者佩德罗莱蒂在国际版发表分析评论文章写道，尽管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乌克兰危机紧急会议上，中国显现不被俄罗斯所展示的被推翻总统亚努科维奇请求莫斯科军事干预的信件作为出兵乌克兰的理由所说服，但外交观察认为这是中国面对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立场开始有所保留，比较之先前拉开了距离。 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军事干预的计划，但也没有对俄罗斯提出批评，折射中国在从自身利益着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又要有限度支持俄罗斯以保持盟友关系的谨慎外交。 不支持俄罗斯干预乌克兰，是因为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对中国的台湾，西藏等问题都有意义；中国更反对乌克兰在西方鼓动下的街头颜色革命，推翻亚努科维奇，建立新政权。但支持莫斯科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可能自绝于乌克兰新政府关系，但中国需要乌克兰的粮食和能源，而陷入经济困境的乌克兰也需要中国的资金。 法国 « 回声报 » 常驻北京记者格雷兹庸在今年中国人大年会开幕之日撰文说，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年会就是政权总结成果制定计划的政治秀，当然，对政权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也有着测试的价值。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Hong Sheng）在接受格雷兹庸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应是中国强大的国企；迫在眉睫的改革应是土地权问题。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在本次中国人大会议上几乎没有着手这两项改革的可能性。 中国不顾污染的发展恶果，这是 法国« 世界报 »在头版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社评文章题目。社评文章强调指出，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可以对国际环保与减排敦促不作理睬，那么现在却不能对日益增加的国内人民对环境抱怨不闻不问。 « 世界报 »文章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千上万的上班族沿着宽敞的首都大道悠闲踩踏自行车的长龙阵已经被防护尘埃口罩景象所取代。3月3日清晨北京居民再次在被尘雾包围的城市里醒来。中国确实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展了，然而，在几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同时，也变成世界第一大污染国。 中国的发展，让很多穷国以及陷入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的发达工业国家羡慕，但中国领导人今天却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中国城市的严重污染让发展成果充满苦涩。至少有5亿人口，不仅有北京人，也有工业省份河北人，在几天前刚刚有过的雾霾天气里成为污染受害者。雾霾的严重污染程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污染指标30倍之多。 « 世界报 » 社论指出，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已经开始列清单，中国在2010年至少有120万人因污染而早亡。根据2012年英国医学杂志 « 柳叶刀 » 指出，同开采煤炭相连的黑肺病则是中国第一大职业病，中国发展的所需能源三分之二由煤炭供应。 城市里可怕的空气污染是显示中国污染严重程度最直接的现象，也成为城市居民第一不满，以致于河北一位居民对当地政府环保部门做司法起诉。这一诉讼也许会成为象征性的事件，但却表达了中国居民的种种愿望与诉求，他们认为政府既没有采取必要手段，也没有推出应有的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健康，免于受到不顾污染的发展带来的后果的危害。 « 世界报 »说，上任已有一年的中国头号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了一系列从减少城市车辆行驶到关闭严重污染的厂家等同污染做斗争的政策与措施。可是，民众对能否执行这些规定与措施却存有疑虑。 一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正式开幕，习近平将在会议上首先要推动由他制定的重要经济改革计划，有关环保的措施更被期待。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善于用经济发展第一的理由来推却在减少废气排放的责任，但现在这种说法从此却在国内受到批评，由此表明过去中国用各种办法避开了国际社会的质疑，现在却不能对国内人民的不满充耳不闻。 « 世界报 » 围绕中国环境污染问题还刊登常驻上海记者哈罗德到河南的采访报道指出，作为产煤大省的河南应该对成千上万来自农村的矿工患染黑肺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黑肺病曾是欧洲工业革命的职业病，黑肺病却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第一大职业病。« 世界报 »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需能源三分之二来自煤炭，而中国的“煤黑子”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双重的受害者：不仅他们付出沉重的健康代价，而且很多患染黑肺病的矿工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煤矿赔偿，司法诉讼道路遥远，层层荆棘，很多人在没有获得诉讼下落之前就未老先病亡了。被污染患病的矿工悲愤指责矿业老板，地方官员却在拖延时间，因为患病的矿工寿命不会比等待诉讼结果的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