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2011 年 08 月 10 日 | | | 英国防暴警察站在曼彻斯特市一处被骚乱者焚烧的商店外。 [AFP] 英国警方表示，当地连续第4晚发生骚乱。在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附近的伍尔弗汉尔顿市和西布罗米奇镇，有人投掷石块和纵火烧车。据最新消息，骚乱中一名26岁的男子在车内中枪，伤重不治，成为第一个在骚乱中死亡的人。 骚乱由伦敦蔓延到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3日以来已有500多人被捕。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前结束休假回国，主持危机小组会议。他说，已经要求正在暑期休假的国会星期四复会讨论这一事件。卡梅伦在首相府发表讲话称，暴徒的罪行令人厌恶，他强调会采取一切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不会出动军队。卡梅伦说，伦敦的警员会增加到1万6000人，是星期一晚间警力的三倍。 英格兰足总宣布，原定于星期三在温布莱球场举行的英格兰对荷兰友谊赛因骚乱而取消。这个骚乱事件让人联想到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在接受澳广采访时，旅美的政治评论家胡平分析说，“英国的骚乱事件值得关注。今年3月英国伦敦就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为紧急情况恶化，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工会就发动大规模的游行。这些游行抗议本身是很和平的，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搞起打砸抢。这次发生的事情在时间上和上次相距很近，当时导致发生骚乱的基本原因都还在，尤其是贫穷地区的年轻人因不满经济情况而抗议甚至打砸抢。” 胡平表示，“这次事件的开端是由于一个黑人被警察打死，而警方没有及时和死者家属沟通，因而很多人走上街头搞打砸抢。对此警方准备不足，而且很多人抱怨警方对这一骚乱反应迟钝，采取的手段也不果断。有人提议英国警方使用高压水枪和橡皮子弹应对，但英国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做，而且英国政府也不愿意采取这种方式。” 胡平指出，“在西方国家一旦经济情况恶化，街头骚乱发生的数量就会增加。而政府方面因为要遵循一定手段，不能一味胡来，所以不能对这种抗议出动坦克车或动用机关枪，它不能这么做。而且这些肇事的青年， 尽管很多人被抓，但两三天后也就没事了。在国外的华人普遍都不同情肇事的一方，而是抱怨政府的行动不够有力。这涉及到西方民主社会本身要遵守一些基本规则以及要讲究一些基本手段等等。要是放在一个专制国家恐怕根本不至于会闹成这个样子。” 从席卷中东北非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英国骚乱，是不是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只要一个小火花就会引爆这么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呢？胡平认为，“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从中国新疆或西藏地区发生的抗议来看，尽管政府在当地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少数族裔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不能说没有提高，但是骚乱还是发生了，这里面有更深层的原因得不到满足。而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享有公开表达的自由，不要说言论的自由，还包括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所有的问题完全可以遵循这种合法的方式去进行。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民众大多数对这种骚乱都不支持的原因，因为国家已经提供了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

中文主页 中文主页 更新时间 2011年 7月 05日 星期二 06:29 PM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聚合新闻  2011年 7月 05日 中共功罪评说之八：大跃进和大饥荒饿死多少人？ 记者: 李肃 宁馨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戈永辉拍摄 中国大跃进期间的照片显示人坐在密植的稻子上。当时各地竞相伪造粮食高产，种下大饥荒恶果。 中共官方传统上把1959-1961这段时间的大饥荒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者“三年困难时期”；而中西方独立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大饥荒时期”。对于这场灾难，中国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死亡人数：数千万* 关于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个数字：“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是对于三年灾难的死亡总人数，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杨继绳经过多年研究写成“墓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和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的研究说明：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另外，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被西方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该书挖掘了中国各地的大量档案资料，结论是那场饥荒导致多达四千五百万人死亡。 在此之前，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的死亡人数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人；中国著名记者刘宾雁的估计是3500万-4000万人。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好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 *大饥荒和自然灾害及苏联逼债有多大关系？*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指出：“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天灾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党史：发动“大跃进”与人民的愿望一致*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大跃进时指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 *大饥荒主因：高指标、高征购、公社食堂*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资金积累却不断提高。另外，为了保证工业发展，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在地方政府虚报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结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毛泽东是否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有关大跃进的章节中指出：“毛泽东在早期就意识到有问题，而且努力纠正错误。” 但事实是，在饥荒问题浮现之后，毛泽东还不遗余力地推动公社食堂。 毛泽东早在1959年3月到河南视察时就已经了解到，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造成农业产量不足。与此同时， 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农业繁荣的假象，各地纷纷建立公社集体食堂制度，造成坐吃山空。尽管问题已经浮上台面，毛泽东仍然继续推动大跃进的错误政策：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一些与会者反映了民间的饥荒问题。对此毛泽东说：“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1959年7月14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提出批评。于是毛泽东在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时表示，彭德怀“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随后被打成“反党集团”。 到1960年1月，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 *毛泽东要求农民勒紧肚皮* 前面提到，造成大饥荒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不断减产但地方政府吹嘘高产的情况下，农民被迫将口粮当做“余粮”交给政府，造成农民口粮严重不足。 对于农民缺粮的问题，毛泽东于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各地在产量剧减的情况下，却增加粮食征购额。1959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 随着各地饥荒情况越来越严重，1959年2、3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制止饥饿农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寻找活路。一些地区出现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农民逃荒的现象。 *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实际数字远高于此。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大饥荒一来，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开始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 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国家粮食库存告急的情况。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告知毛泽东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相关文章 中共功罪评说之七：反右如何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许多学者把反右运动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扼杀了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为毛泽东和中共以后几十年的灾难性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表示：反右“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中共功罪评说之五：土改为什么一定要流血？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 中共功罪评说之三：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是如何形成的？ 更多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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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文昭日前在官方媒体发表文章，呼吁要正确使用“中国特色”这一概念，克服对中国特色的泛化和庸俗化使用。 《北京日报》7月4号刊登了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的文章，题目为《要正确使用“中国特色”这个概念》。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一词在涵义上有变迁。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着眼点是摆脱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在90年代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政治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说法，着眼点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搞西方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等；进入21世纪后，使用 “中国特色的”各种说法，着眼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民族特色，维护历史传承。 美国中文网刊《中国事物》主编伍凡对此评论说， “这个问题反而有意思。其实中国特色是８０年代开始提出来的.看那时候的环境，８０年代提出来，它要想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搞阶级斗争，搞破坏，大跃进。现在它要搞邓小平提出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走发展经济的道路。但是发展经济的道路是怎么样一个道路呢？我们回忆看到实际上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的经济管理等于是用资本主义那一套嘛，才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嘛。但是它的政治系统还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本身就是不配的。但是你怎么样让人家接受呢？我认为在那个状况下，就加了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越久越特色了。它非要用特色掩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共产党。现在人家走上了一个垄断资本家的道路，垄断资产阶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特色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一个中国官僚、垄断、资产买办这样一个道理。这才是它的特色，但它不能公开讲，所以它把它给掩盖起来。” 文章说， “中国特色”目前被大量使用，但有些使用并不是很贴切。只有区分不同使用的细微意义，才能对“中国特色”做到严肃而准确地使用。 “中国特色”在本义上是个中性词，并不是某事物加上“中国特色”来形容，就比原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高于社会主义。文章说，“中国特色”也不等于中国与外国的不同，应克服 “中国特色”泛化和庸俗化现象。如果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都贴上“中国特色”标签，就会贻笑大方。例如，踢假球、吹黑哨是不能冠之以“中国特色”足球之路的。而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一些东西，虽然可能为中国所独有，如“大跃进”、“文革”，但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价值判断，即只有那些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才能被称为“中国特色”。 美国纽约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此评论说， “应该说这篇文章还是有正面的意义。它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的概念做了一个分析和澄清。显然作者就是对现在中国特色这一概念泛滥成灾不满意。” 谈到“中国特色”一词被滥用的原因，胡平分析说， “所谓中国特色无非是当局拒绝普世价值。拒绝学习其他国家的现成的先进经验的一个挡箭牌。所以一抬出中国特色，它就用不着跟你讲理了，因为它一方面没法驳斥普世价值，也没法驳斥其他国家现成的经验。就用中国特色来做挡箭牌给你顶回去了。那么实际上它这样做把这个当挡箭牌，当然当局它有它的难言之隐。像反腐败这些问题，有的是现成的经验、司法的独立、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廉政公署、官员财政的公开化等等。这些东西它都不采纳。它不采纳其实道路很简单，因为他们腐败太严重了。它要是采纳等于是政治上自杀嘛。但这种理解它又不能说出来。所以它就拿一个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挡箭牌来抵挡，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曾因参与89民运被投入监狱的北大法律博士李进进，7月6号在纽约推出新书《从广场到秦城—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 图片：曾因参与89民运被投入监狱的北大法律博士李进进，7月6号在纽约推出新书《从广场到秦城 – 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紫荆摄）   李进进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博士，后又获得美国威斯康斯大学法学博士，目前是纽约的执业律师，著有《美国财产法》。 李进进：“我这本书讲的就是当时我周围的这些所谓囚犯们，中国把他们当成犯人。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案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想些什么。中国怎么对待他们，法制情况是怎么样的。” 李进进的书中直接挑战中共长期给人们灌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称其为专制主义思维的口号。 李进进：“进过监狱里面的人他都知道一点：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你抗拒就没事儿了，可以回家了。你只要坦白了，你就要坐牢。” 李进进认为，这是政府用来哄人的政策，通过打人、欺骗，获得证据。坦白了，就有证据，这个罪名就成立了。 李进进：“中国人强调口供，这点不对。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制度、英美的制度，口供在证据学上重要，但是多数情况下，没有口供照样审判。” 李进进说，中共多年喊法制建设，但是发现对其统治不利，超出政治界线的时候，就走回头路。 李进进：“这么多年来，整个的政治思想倒退，全部的倒退，法制倒退。我写的这本书讲的是中国的法制。我记录的是二十年前的故事，但是今天仍然是差不多，没有进步，还是治人的治，不是治国，不是为了公平，不是为了正义。”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表示：“他对现在中国法学界流行的很多很多的理论、说法，通过他自身的经验，作了很深入很细致的批评。读这本书不仅仅对李进进个人的经历有很全面的了解，对中国的法律方面的情况也会有更深的认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