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news.163.com/12/0924/09/8C5I99UR00014AED.html 微博时代如何应对挑战？ 2012-09-24 09:22:00　来源:  南方日报 (广州)　 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涌现了大量政务微博。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在“新浪微博-政务厅”上开设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已超过2000个。但是，政务微博是否数量越多越好？微博时代下的公共机构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昨日下午，针对这些问题，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与会嘉宾以圆桌论坛的形式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思维碰撞和观点交锋。 讨论微博时代下的网络问政，首先应当明确网络问政的概念内涵。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网络问政不仅仅是问计于民。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提出，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最终的结果应该导向责任制或问责制。”胡泳说，问责式的网络问政，意义在于提升政府官员的责任感和道义感。 中宣部舆情信息局网络舆情处研究员张鸫也认为，微博问政联系两头，一头是党和政府，一头是人民群众，党政机构需要更好地公开信息，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汇集民智。群众则要向有关方面问政策、问政事，甚至问责任，以便更好地建言献策，参政议政。 那么，政务微博应当怎么运用，才能更好地实现问政目的？人民日报社前副总编辑周瑞金指出，目前的微博问政还处于初级阶段，与老百姓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 对此，张鸫认为要确立政务微博的服务意识和制度规范。发挥政务微博的影响力，要注意团结意见领袖，争取他们成为政务微博的粉丝；最重要的是，“只有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为群众解决问题，才能赢得群众的欢迎”。人民网地方部副主任杨佳则从宏观层面建议，可以将网络问政纳入到电子政务的考核体系当中。 在与会嘉宾中，廖新波除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这个身份，还是一名粉丝数超200万的知名微博主。一个“廖新波”能否带出更多“廖新波”？ 胡泳认为，南方这片土壤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毗邻港澳，又是网络问政的发源地，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廖新波”。廖新波则认为，“开微博有个人性格的因素。对于每个官员而言，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推动，需要一个过程，要求都开博不现实。”周瑞金则表示，“我们开这个网络问政研讨会，目的就在于探讨一个有效的制度化途径，把（廖新波）这种特例变成常态”。 南方日报记者 黄沁 戎飞腾

360和百度斗争对市场和用户都有利 在国内的搜索引擎市场上，百度占据了将近八成的市场份额，这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且是高度垄断。一家独大，这对这个搜索市场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很容易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搜索引擎市场需要更多的竞争，来打破这种垄断局面，让这个市场“活”起来。如今360打入搜索市场，就是个好的开始。从初始态势来看，360攻势如虹。开局不错，但要想真正在搜索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关键取决于更“本分”的竞争，也即更有搜索技术含量的竞争，360要拿出比百度这个先入者更有竞争力的搜索产品，这也是360能否对百度形成实质挑战的筹码。 综合来说，360和百度之间的斗争对市场和用户都是有利的。 作为普通用户，我对3B大战十分欢迎，但是任何竞争都是要有原则的，我反对毫无底线的竞争。 （答博客中国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f4ef301014z6c.html 钓鱼岛之争与网络民族主义        胡泳： 其实我没有想特别讨论钓鱼岛，因为现在讨论钓鱼岛是非常敏感的事，而要谈钓鱼岛，就意味着首先对历史是非常清楚的，知识上的认识是充足的。   在这里还是先说一下钓鱼岛，我在美国时跟一些台湾人接触，其实 70 年代台湾在海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个盛大的保钓活动，甚至叫“新五四运动”，当时是作为一种思潮而非简单的民族主义。台湾有一帮人当时去美国留学，这些人其实是台湾政府派过去的精英，但在保钓期间很多人慢慢倾向大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马英九当时也在保钓当中有一些作为。这是很复杂的事，而我本身对这段历史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不会专门谈保钓。但因为崔卫平老师和贺卫方老师都提到关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渊源尤其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但又是极其难以说清楚的，所以我想稍微说远一点。        我曾很仔细地看过台湾一个历史学家陈永发写的一本书《中国共产革命 70 年》，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本质上全都是民族主义党。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是没问题的，它的英文就是 Nationalist ，本身跟“ national ” 有巨大的关系。但陈永发说，共产党也是民族主义政党，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刚才崔老师说，那时候我们是站在全世界角度来看的，讲的共产主义是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主义。所以陈永发用很多东西论证共产党就是民族主义政党。当时读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发现。后来我发现他的这种说法在当下是完全准确的。 为什么？从党的讲法来看，共产党成立 70 年，党提出的最大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提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离我们非常遥远，为了显示它离我们的遥远性，党还提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们党提的主要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电视上播的《复兴之路》、《大国崛起》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我们党特别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如果哪一天把共产党命名为“复兴党”，我认为也是完全合适的。 两大政党在中国历史上扮演某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的内里有非常厚重的民族主义历史和概念在其间，而这个东西说起来又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民族主义”本身是舶来品，中华文化没有产生这个东西。在欧洲那样的小邦林立的土壤中产生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被吸收到中国，而又加上近代中国被殖民、被列强欺负的强化经历，所以“民族主义”在中国扎了根。而今天，若在欧洲提“民族主义”，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过时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这样，但至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而后又经过各种价值观的普及，经过所有这一切的洗礼后，尤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高唱“民族主义”，很多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再比如法国，极右政党把自己叫做“国民阵线”， National Front, “ national ” 这个词在那个背景下有很多贬义，不像在我们这个地方总是高呼民族主义。 到了当代以后，突然之间互联网上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我见到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新媒体时，永远谈论两个问题：第一，网上是怎么控制舆论的；第二，另一个永远的话题是，“中国人的网络民族主义怎么那么厉害”？在网上怎么会有如此横行的趋势？感觉上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泛滥好像变成了某种崛起的思潮。但我觉得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它的崛起不是一个必然事物，更多的是人为的东西：对于上层来讲它有它的政治策略和意识形态需要，对于下层来讲离不开这么多年来对国民施加的教育，包括最近香港的国民教育争论，他们争论的问题很大：教育是以国家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国民教育是否等于公民教育。 民族主义在中国不能算是一个发展中的必然产物，然后成为一股有力的思潮，我觉得它更像一股野火，时不时地出来烧一下。我跟学生讲民族主义是每个时代学生的盛宴。一个事件出来以后就会有民族主义出来，比如美国人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不排除这里面有大量的人在玩火，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股野火，同时不是必然的产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把民族主义放到中国的其他问题上来加以关照。我在 2009 年 1 月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专栏，总结中国互联网 2008 年的舆论走向：我认为第一个走向是，民族主义在网上的势头在下降，而关乎民生的，所有对于中国更复杂的制度、更纷乱的发展前途的讨论，跟民族主义相比，恰好走完全相反的曲线。民生的东西在上升，民族主义的东西在下降，网络民族主义在 2008 年达到了它的高峰，之后是下降的。 这其中我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跟新浪微博有关，新浪微博测试时我是用户，在 2009 年九一八前夕测试者特别紧张，新浪的负责人老沉发了一条微博，提醒大家第二天要谨慎。结果第二天微博上最热烈的话题是宜黄的自焚。宜黄自焚成为微博上最热门的话题后，《新周刊》老总说了一句：“这是中国微博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天。”这种说法可能有点过了，但他看到了民族主义下降、民生问题上升这种东西。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就目前的网民来讲，他们仍然关注民族主义问题，但主流网民关注的已经不是这类问题了，而是人民的福祉问题。 为什么要用 2008 年作为节点？众所周知， 2008 年中国举办了令人骄傲的奥运会，奥运会后，震惊中外的三聚氰氨事件立即被揭露出来。三聚氰氨之前就已发现，但它的被压跟奥运会直接相关。有网友说“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奥运前”。当民族主义一路高歌凯旋时，会发现在那样的外表下，用手轻轻一碰，金粉掉后都是锈迹斑斑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说高亢的民族主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世博会后，上海接着发生大火；当有些经济学家鼓吹中国模式时，发生了动车事故。民生和民族两者存在截然相反的运行轨迹，我个人认为民生势头已经完全压倒民族势头。 在将来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外交事件引起网民包括舆论的哗然，比如民族主义的反弹等，但中国的主流会更关心国家到底怎么发展。很多外国人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会用一个隐喻来概括它：“中国的义和团”，但这个隐喻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义和团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因为那些练武术的大刀会成员，主要是慈禧太后的态度问题。 所以只要是政府本身从它的利益出发，不会采取永远的排外，哪怕民间有多少的热血青年（在网上抛洒热血尤其容易），这个势头不会形成。前面我说民族主义是野火，往后看，民族主义也不会掀起特别大的浪潮。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可能需要时间的验证。但如果单单从网络舆论观察，跟前两年相比有巨大差别。前两年中美、中日、台湾问题占据绝大部分网络空间，而在今天，民族主义永远不可能独霸舞台了。   （ 2012 年 9 月 13 日在新浪第一届名博沙龙上的发言）

http://www.chinafile.com/chinese-%E2%80%9Ctraitors%E2%80%9D-and-foreign-press Chinese “Traitors” and the Foreign Press A Forced Abortion Victim’s Family Tells Its Story, and Pays the Price HU YONG 08.30.12 On June 2nd, local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forced  Feng Jianmei , a twenty-two-year-old Shaanxi woman pregnant with her second daughter, to undergo an abor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In years past, this sad story might have ended there. Bu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has allow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to spread and comment on Feng’s story , catapulting China’s three decades of coercive family plann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limelight just as blind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s heroic campaign against forced abor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wa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While Feng’s case has sparked wide discussion, one underexplored aspect of it that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s how her family wrestled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tell their story to the foreign media, and how they were vilified and persecuted for it when they did. Feng was seven months pregnant when the abortion took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