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人们通常觉得，谣言都是捏造的，并认为里头有很恶劣的动机，但往往没有想到，谣言本身不纯粹是虚构的，里面是有真实性的。我个人非常反对在谣言的定义里头引入动机论。我们知道，动机论或者说诛心论，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或者在话语的论述当中，常常不是针对对方的行为或者语言，而
是直接去批评对方，为什么会说这种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去揣测对方的目的和动机。这种动机判断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理性讨论的最大障碍，而且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扼杀言论自由的。

现在看，几个互联网巨头把互联网瓜分了，这些巨头其中之一是搜狐。城池的失守都是分分秒秒的事。他有些地方的确做得好，但也要承认他有时丧失了重大的机会。不知道他再回来对企业的日常管理介入有多深。但是我认为，这绝不是他高枕无忧的时候。     从企业本身来看，创始人出世与入世很正常。再造搜狐跟二次创业一样，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提法。单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这种举动是非常正常的。     当然，很多人由于他今年 2 月份的讲话关注到他。对于整个互联网的外部环境的评论，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关注，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互联网产业界很少有人公开谈论自身的环境。这是个很奇特的情况。整个环境和互联网公司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互联网企业家们避而不谈，要不就是顾左右而言它，不肯直面最尖锐的问题。 一旦有这样一个互联网公司的领头人来谈，引起震动是很自然的。     张朝阳在演讲中说， “ 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 ”“ 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 毫无疑问，这意味着阻碍创新和扼杀竞争的阴云正在逼近中国互联网。     按照张的看法，这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其实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是官商结合走到极端的一种产物。这并非张一人的隐忧，吴敬琏先生早就警告说：有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些特性的很多迹象已然在我们身边显现，但在互联网业，张朝阳是第一个出来抨击这种危险发展趋势的企业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在当下大环境中，中国互联网业已很难独善其身，这个行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所生发出来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我没有和张就这个问题交谈过，但我想，以张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请注意，我说的不只是像张朝阳这样的大企业家，还有众多中小企业创业者）：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企业家精神得以在这个行业充分爆发。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已经 “ 许可证当道 ” ，不仅耗费着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限额发放的稀缺性资源之上极易产生寻租和黑幕交易。     我不是特别奇怪张朝阳会做这样一个演讲。他属于最早一批的互联网创业者。那批创业者大多都具有理想主义的底色。这里面固然有利益的追逐，成功赚钱的渴望，但是相通的价值是很完备的。     后来的创业者，其创业过程是理想主义渐退的过程。有人说这是进步，应在商言商。后来人都更注意商业模式和利润了。在我来看，理想主义的消退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很多人知道中国互联网环境并不好，但是不说话？这背后是很多利益的权衡。     我跟张朝阳最早打交道是因为《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尼葛洛庞帝写的，我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张朝阳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是后者来北京演讲的翻译。）那时候张朝阳还远远没有成名，搜狐没有上市。每次见他，他的企业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你会感觉到张朝阳也会有一些变化，每次都是不同的场景。最近这两年没有跟他进行深入交流。我很难说他后面的阶段有没有深入的转变。     我对张朝阳是比较欣赏的。从某种程度来看，中国互联网企业是明星璀璨。但是张尤其算是有智慧的人。他在 90 年代末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觉得中国才有出路。 90 年代末期的海归，赶上了中国的发展大潮。他看到未来的前景。第二，张朝阳很早看到趋势，互联网创业。这个故事人人尽知。     当然，智慧还体现在具有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的能力。智慧很大的成分是街头的生存智慧，尤其对企业家十分重要。比如说，创始人跟企业的关系，很多创始人做大了企业，丧失经营控制权，甚至很悲惨地被踢出局。但是张朝阳在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中，跟各色人等斗勇斗智斗狠，始终保持了自己带领企业前进的地位。在公司的掌控权方面，搜狐不是没有发生变动的可能性的，张朝阳凭借着政治智慧和商业智慧，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和战略的实施。     他还是一个挺有理想的人。早期我跟他接触比较多，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虽然，他的表现方式，有时被说是作秀。今天看来，大概是因为早期搜狐没有多少推广费用，通过打造张朝阳自己来打造搜狐的品牌，进行推广，最为简单有效。所以看到所谓的天安门前滑滑板的照片，他通过把自己打扮成时尚的、很酷的形象来推广企业本身。我觉得这些 “ 作秀 ” 是掩盖不了他本质上的理想主义色彩的。     这个观察也可以从他的讲话中看到。你会发现，他对于理想的追求战胜了一些现实的考量和算计，让他忍不住说出心里话。     事实上，他那一代的互联网人，理想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包括张树新，她比张朝阳还理想，包括田溯宁。他们算是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我觉得这里头除了人的个性外，还有时代的特征。那时互联网刚刚开始，在中国没有理想主义是做不下去的。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策的扶持。没有现在这些固定的套路，拿投资，上市，套现。完全凭借着一腔热血。     早期互联网充满了神话。现在，神话时代彻底过去，一切都有规则或者说潜规则。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群体性的作用。商业公司在早期是起到最为积极的作用的。然后当互联网成为全社会的现象时，互联网公司不仅仅在书写商业史，而且在书写社会史。互联网的出现影响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信息本来是少数人控制，现在变为人人都可以自由生产、自由消费。这是信息的民主化。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跟以往比，这是革命性的东西。第二，互联网部分为公众实现了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这是很大的变化。第三，原来没有一个全国性话题讨论的公共平台。原有的平台是由上而下的，公众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难以形成舆论。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民意就现实存在，看得见摸得着了。这是极大的突破，这样公众就更有可能介入社会生活，尽管介入程度目前仍有限。民意的出现，导致民众提出诉求，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三个意义。     有人说，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和互联网精神有关。平等、开放、自由获取、共同分享的互联网技术特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不是说有这样的技术特性就会对社会有所改变。技术特性来自人的使用。     互联网的使用还是要观察它根植在什么环境土壤之中。包括第一代创业者都是在国外发现这个神奇的东西，然后回国推广。互联网是典型的外来物种，要考虑中国的阳光、土壤、环境。所以，植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不去想在中国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互联网企业。那样也没必要称呼自己为企业家，就是一个生意人，商人。生意人可以用网络游戏上市，可以赚到大笔的钱。所以说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体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褪去，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行动者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一封明信片、一个电话、一条黄丝带、一束鲜花，也能汇成强大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