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

　　五柳村编者的话：得到 刘衡2003年写出、今年3月修改的《人民日报的右派们》后，在网上搜索还找不到这篇文章，于是赶快发出（2007-04-02 19:36:48）。但后来五柳村建立的这个站点被永久注销了。幸在网上别处还有收存。找到青山明月于2007-07-26 15:18:53 发出的文本，即转录于下：（2007-04-02 发出的本文，后来也消失了；2012-01-27 17:06:32在网易博客发出，随即被那里设置为隐藏，大家看不到。今日再发在此，希望这回不会被屏蔽。–五柳村编者，2012年2月7日。） 　　刘 衡女士今年８５岁，超过了毛泽东活着的年龄，也许這是她不幸一生中最大安慰。她是人民日报的名記者，写了不少好文章，至今烩炙人口。几十年来她壮志不减， 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当电脑进入中国后，她以74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81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其不折不挠精神使人敬佩，特此向朋友们推荐刘衡老大姐写当年人 民日报反右詳情的文章《“人民日报” 的右派们》。這篇文章是她离休后的1999年草写，今年3月修改而成。 　　《人民日报》的右派们 　　中 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央的驯服工具。中央正确时，党报也正确，中央犯错误时，党报也跟着犯错误。在知识分子中轰 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运动里，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 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11％。《人民日报》 划了32个，其中编辑部门有24人。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包括文化较低的干事在内，共460人，右派分子占5％以上。据说这个比例在新闻界是比较低的， 像《新湖南报社》当时不过140多人，被划成右派的有54人，竟高达38.5％。21年后，除了极个别的外，全国右派分子99.944%得到改正，只有 0.066%称为摘帽右派，据说不足三千人。這三千个没有“改正”的右派，绝大部分死于非命，少数是原单位坚持不改。《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分子全部一 风吹，但很凄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1、概况1958年1月6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是《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 ，正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里面说：”《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从6月下旬开始……5个 月中……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13人。”实际上，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告一段落。经过深挖细揭，到1958年3月底， 又挖出11人。到5月，又补课挖出8人。总计从1957年6月到1958年5月， 一年功夫，《人民日报》先后挖出右派分子共32人。计有： 　　记 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党员、1999年病故)、记者林钢(党员、反右后离婚)、刘衡(女、党员、反右后离婚) 、吕建中(党员、反右后离婚、1995年病故)、高粮(党员、2006年10月21日病故)、陈国安、钦达木尼(蒙族、党员)、季音(党员)、习平(女、 党员、改正后病故)、刘群（党员）。 　　国际部：副总编辑黄操良(党员、反右中自杀)、东方部主任蒋元椿(党员、1996年病故)、西方部副主任胡骑(党员、反右后离婚、改正后病故)、编辑胡平(文革中自杀)、李右、裴达(党员)、孙乃、方达。 　　文艺部：编辑杨建中(即蓝翎、党员、2005年2月8日病故)、沈同衡（2002年病故）。 　　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党员、文革中自杀)。 　　文教部：编辑赵克惠。 　　图片组：组长苍石(党员)、张光华。 　　图书室：管理员林安乾(团员、文革中自杀)。 　　行政科：科员赵恒良（团员、一直未婚，改正后住精神病医院）。 　　财务室：朱克潜(改正后病故)。 　　印刷厂：劳资科科员杨春长(党员、2004年12月21日病故)、统计员张恩铭。 　　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蒋如芝(女、党员、1991年病故)、教师张保义。 　　幼儿园：教师田兰坡(女、团员、2006年病故)。 　　另外，印刷厂工人郭卷生也有“右派”言论，因领导指示不在工人中划右派，就把他划成坏分子，开除工职、开除团籍，回家乡劳改。 　　前一阶段揭发的13人中，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只有蒋元椿、林钢、刘衡、杨建中、苍石、沈同衡、胡平等7人。据说有社会影响的人才有上报的资格。 　　2、”罪行” 　　国际部的右派分子有8名，占全报社第二位。因为鸣放初期，在黄操良领导下，国际部出了一张墙报《呼风唤雨》。好些人响应党的号召，在上面写了一些意见、诗文。开头这些泼辣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赞。一反右派，就变成抹不去、赖不掉的罪证了。例如： 　　老 党员蒋元椿根据大家对胡乔木的意见， (如：乔木同志说报纸横排不能用竖标题，赶紧把已经发排的竖标题拆掉;以后他又说，横排可以弄，就赶紧弄个竖标题;国际部登别的国家”毕业就是失业”， 乔木说，我们国家升学就业也紧张，不能登;英国房荒，国际部主任陈浚跟着也说， 不能登，因为我们国家住房也紧张……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等等。)写了《圣旨口》，讽刺胡乔木是圣旨口，说一不二。他说：”只要某个领导人的嘴一动，大家就洗 耳恭听，急忙记在笔记本上，回来照办无误。不管这位领导人的意见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灵活处理，反正来一个死搬活套。据说，这叫做` 组织性纪律性`。”胡乔木是中央派来领导报社的， 就认为蒋元椿批评胡乔木就是反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在《人民日报》首批揭发出的13名右派分子中，蒋的职位最高，因此，在1月6日发表的消息 中，标题标出他的大名，文中也点名批判他：”这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改进《人民日报》 的工作，恶意诽谤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是`圣旨口`，是`紧箍咒`。他们认为，党中央规定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具体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就是`圣旨口 `;而编辑部在自己的活动中，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接受并贯彻党中央对编辑部工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凭`圣旨口`办事， 就是用`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脑筋。右派分子蒋元椿竟狂妄地主张圣旨口`要`封口`，要把领导上的意见顶回去。” 　　胡平与蒋元椿有类似 言论，他在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上说： “资产阶级报纸讲究用事实说话， 分明是一篇评论，但它很巧妙地写成`客观地报道事实`的样子。而我们只知道笨手笨脚地发议论， 不注意用事实来说服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采取发表意见，和读者商量的口气。而我们常常用一种教训人的口气。外面不把我们当成舆论机关，而当成布告牌， 登不登视为政治待遇。””报社有一些领导同志，头上戴着个金箍儿的。他们一听到权威方面说几个字，马上头发热，手足无措。” 　　当时有一个 公式： 对某个党员领导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总支书记肖风”义正词严”地说： “党不是抽象的，没有一个空洞的共产党。右派分子不可能去反对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共产党， 他都是要通过反对某个具体的党员、具体的党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来取消党的领导! “这样，凡是给个别领导人提意见的都有当右派的危险;”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成了大大小小领导人的护身法宝，是掩盖自己为非作歹、压制批评的整人利剑。 　　但 也有个别例外的：国际部副主任高集写过长篇发言，谈到《人民日报》成了布告牌，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乔木同志说什么，就听什么。上边说的好些例子就是高集提供的。他说：”乔木同志小事管多了，就可能放松了大事。””我们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现在变成`从乔木同志来，到工作中去`。”结果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其中有何奥妙？原来他写了发言稿不久， 去参加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会上，乔木对他说：”你的意见很好，是善意地提出意见。”当时肖风正在旁边， 听见了这些话，不但不划高集是右派，还让他参加反右派报道。看来人们说乔木是”圣旨口”，是说对了。 　　非党员孙乃：1957年春， 报社组织了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党总支召开五天”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孙乃发言，讲了”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群众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写了在用人方面的几点建议，如： 　　1.知。过去报社在”知人”方面只限于知道一些死的东西(如出身、历史)，而活的东西 (如性格、特长)平时不去了解，运动来了才去了解。这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疑心，弄 得不好反而加深隔阂。希望今后”楼上楼下、墙里墙外”互相接近……最好是既没有楼， 也没有墙。 　　2. 信。发挥人的积极性，”不仅仅是依靠面包”，还要精神支持。报社有些作法挫伤人的自尊心， 到处留下政治待遇的痕迹，滥用”因人而异”的原则，有时形成对人不对事，结果是非不明， 赏罚不公。一阵风来了，错戴帽子也许是”难免”的，但”难免”以后怎样？就没有下文。那种根据主观定出的题目硬做文章的作法， 不但不能让人心服，反而造成新的思想问题。 　　3. 用。要在知和信的基础上用人，被用者虽紧张但愉快。在报社，有些人被冷藏起来，有些用非所长， 有些虽用但不给予应有的信任。这不但对不起人，而且浪费国家最宝贵 的财产，也是一种犯罪。 　　4.定。用得其当了，就要定下来，不要朝令夕改，朝三(三楼)暮四(四楼)。这样，干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有确定的目标可奔。 　　孙 乃还写了一首小诗：”蓓蕾枝头鸟啾啾，裤脚管下月双钩。好景催人游春去，却又是，放还收。几翻风雨撼同舟， 帽子底下度春秋。块垒未销鸣声噎，是非事，语还休。”诗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 被整风小组要去，发表在《呼风唤雨》墙报上。副总编黄操良高兴地对孙说：”这下好了，我们的墙报有了副刊!”一反右派，说孙乃在诗中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 就被划成右派分子。孙乃当时并没有戴任何帽子， 他的诗句”帽子底下度春秋”，竟然变成了他对自己的预言，他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虽然在六十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但仍然戴了个”摘帽右派”的帽子。 　　李右原名李佑民，1948年上大学时改名李右。反右派运动中，他积极给组织提了许多意见，结果无限上纲，被划成右派分子。例如，他说： 　　”现在社会上错误言论多了，发表出来，使矛盾表面化。这让党和群众摸摸底，没有什么不好。”批判为：”拥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算不算收？不能算收，当然可以对它反驳。但是今天的社论(指 《这是为什么？》)和新闻作得不够。帽子扣得不少，而分析作得极少，这样就不能说服人。” 批判为：”反对党发起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 搞革命和搞建设都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之能成功主要归功于牺牲了的烈士们。无论在死人里、活人里，党员都是少数。但一讲到功，就归于党;而党员 犯了错误，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归咎于个人…….只居功不居过，就会产生一系列不良风气。首先就容易把党塑造成有百是而无一非的神道。另外，还会 使人把`党籍`和`德`混同起来。以为入了党，就像打了防疫针一样，德就高了。”批判为：”污蔑党居功不居过。” 　　”以前革命的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有的甚至流血牺牲了。现在反过来了，好些党员享受在前，吃苦在后;升得快，留洋优先，生活福利自有人特殊照 顾…….然而革命这个东西一不能输出，二不能遗传，三不像某些性病那样可以过渡。可是现在就有夫贵妻荣的现象，弄得有些小学生互相比爸爸。”批判为：”污 蔑党有特权。” 　　以后，强逼李右到农场劳改，发配他到河南。他感到他的名字改得太不吉利，把”右”改成”佑”，成了李佑。 　　1938 年入党的黄操良是1955年从新华社调进《人民日报》的，他是1957年5月6日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另外6人是： 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陈浚、肖风。)6月，整风转为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变成反右领导小组。1958年4月上旬，报社的反右派运动即将结束。走廊里突 然贴出了几张大字报， 说黄是隐藏最深、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大右派，要挖出来示众。黄在11日服安眠药自杀。走廊里又贴出大字报，声讨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 余辜等等。 　　记者部的人数比国际部少得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国际部还多2人，共10人。占报社第一位。这是与记者部领导人员的品质、水平等等分不开的。 　　记 者部主任陈浚曾经向我夸耀： “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的后台是 我。””你们都瞧不起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原来他是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对记者部进行遥控，很少与我们直接冲突。 　　副 主任汪琦（刘白羽的妻子）在鸣放期间曾到上海各报社取经，回来后向大家作报告，极力称赞《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她说：《解放日报》说，市 委对他们干涉太多，使他们报纸没有生命。她还写了《新民晚报为什么那样受欢迎？ 》(登在1957年5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 第139期)。文中说：”…….合营后，《新民晚报》的方针一直没有确定。党、团员拼命要把《新民晚报》 办得同上海其他日报一样，结果，越办越糟。不到一年，眼看国家的21万元都快赔光了。最惨的时候，《新民晚报》的销数只有1万多份。””《新民晚报》过去 对于老报人这一部分力量，是没有很好运用的。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党、团员都去搞运动了，无暇过问报纸，这时， 才把《新民晚报》交给他们去办。”文中表扬了《新民晚报》的记者们点子多、动作快。称赞了该报负责人赵超构的三句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 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她说大家对”软些”有争论，但毛主席(毛主席3月份曾到上海点火_____笔者注) 给赵超构带去一个口信，说：”我觉得《新民晚报》不是黄色报纸，现在的内容还不够软，还可以再软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作者张涛之是这样写 的：”3月10日，毛主席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会上， 毛主席说，《新民晚报》办得不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第523页——笔者注) 　　本来这些言论并没有错误。据文革期间，汪琦在五七干校交代：一反右派，她就敏感到自己的话和报上批判的右派 言论一样，害怕弄到自己头上，说她反对党 的领导、歌颂资产阶级报纸、老报人等等， 赶紧利用副主任和支部副书记的职权，先下手为强。她领着大家批这个，斗那个，转移大家对她的注意。”缺德无才”，这是大家对她的评语。 　　支 部书记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没有去过解放区，她对去过解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顶头上司汪琦唯命是从， 以为跟着她走，就是跟着党走。即使走错了，她也不必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呢？鸣放初期，傅冬和林钢都在首都记者组。他们在闲谈中，曾就政治、时事和文艺问 题坦率交换过意见， 观点完全一致，傅冬比林钢说的还多。一反右派，有些看法成了”问题”，傅冬立刻揭发林钢， 说这些意见都是林钢说的。弄得林钢有口难辩。当时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把一些旧戏解禁了。筱翠花的《马思远》 是其中之一。在这以前，5月里， 林钢写了一篇报道《筱翠花说”我要唱戏”》。不几天，这戏上演了。林钢又写了报道《筱翠花重演《马思远》》：”…….晚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 夏衍及著名演员叶盛兰、杜近芳、新凤霞等曾到后台去看筱翠花，祝贺他的演出。”6月，一反右派，这部受到领导和大家欢迎的戏又变成坏戏了。林钢首当其冲， 被傅冬抛出。运动中，一个整人成了左派，一个挨整成了右派。《人民日报》 1958年1月6日发表的那篇消息批判说：”右派分子林钢还恶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歪曲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力鼓吹筱翠花演出坏戏《马思远》。” 　　鸣 放时，我正在内蒙古记者站，鸣放刚刚开始，突然反右派了。从报上揭发的材料看，只是片言只语、 断章取义，没有说服力。我很奇怪怎么人们一对肃反 有意见，就说他是右派分子？我很担心这样匆匆忙忙地划右派，又要搞错许多人。就在党的小组会上提出我的担心。小组的林沫、钦达木尼和我有同感，就让我这个 党的小组长向支部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 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立 刻，引起支部怀疑。林沫赶快表示转变，并把我的汇报告诉记者部。汪琦如获至宝，把我叫回北京。这当间， 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 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 亲。我父亲来信说，报上讲的许多不是事实。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 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我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 不要”无中生有”，也不 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谁知汪琦对着白纸黑字硬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划我是右派分子。傅冬还对我 说：”某某单位只要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光这一条就要被划成右派，你不光有这一条，还有肃反这一条，能不划吗？”由此可见，《人民日报》 的反右派报道推动 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运动也受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影响。大家就是这样你比我、我比你地扩大着战果，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在鸣放期间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 批评大汉族主义，林沫的署名在前面。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刘 时平也是记者部的副主任， 肃反时斗过他。鸣放时，刘的妻子蒋如芝说，大刘不是反革命， 把他斗错了等等。一反右派，就说蒋如芝攻击肃反，划她是右派。接着，说刘是蒋如芝的幕后操纵人：”如果不是幕后操纵人，蒋如芝怎么知道把大刘斗错了？”于 是，刘时平成了没有说话的右派。”你没有说话， 骨子里也是反党的!”汪琦、傅冬等这些革命的”左派”竟能看到人的骨子里，根据人骨子里的东西定罪! 　　吕 建中在鸣放中对编委会的成员提了一些意见。如： “胡绩伟把中央某负责人的意见说得有声有色，但谈了之后就不作具体研究，错了没人负责。””在编委会里，有这样的人(王揖)，看起来道貌岸然，似乎很有原 则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脑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编委会缺乏原则性， 对许多事情是非不明，不了了之，这就掩盖了这种人的无能，发展了自由主义。””肖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应该整一整。””现在提出不少意见，领导要 边整边改，如果这次整风结束后仍不了了之，我建议邓拓辞去现任职，健全编委会。”结果说吕建中攻击了编委会许多成员没有脑子，是非不明，”他要改组编委 会，邓拓辞职。”吕建中对记者部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如：”陈浚乱指挥记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很厉害。在稿费问题上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真理报》 的经验。””谁不了解汪琦在记者部的情况？应该对她来个称职与否的审查。”结果这些符合实际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系列的攻击。吕建中当时在记者部当编辑，他根 据记者部领导的指示，给各记者站打电话，让他们发回鸣放稿件。一反右派，被说成是他”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国安是因为同意办同人报而被划成右派的。鸣放期间，毛主席说： “我看每省办两个报，一个党外办，一个党内办，唱对台戏。”毛主席自己说可以，一些人跟着鹦鹉学舌，却被划成右派。于是，汪琦把陈国安抓住了。 　　摄影记者高粮原是记者部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跟着汪琦、傅冬等在部里挖出几名右派分子， 成绩卓著。他万万没有想到，1958年反右派补课，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而来，三天功夫，定他为漏网右派。他的主要罪状是他牵扯进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左叶事件中。请看他自己的叙述： 　　”1957 年4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了部长助理左叶同电影摄影师韩德福吵架事件，在国宾面前造成不 良影响。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接待办公室放进的记者多了些，陪同参观的人也多。地方狭窄，造成了拥挤。负责维持秩序与负责新闻报道和电影新闻摄制人员都很着 急。大家满身大汗，拥挤中也防碍了贵宾的参观速度。当时开路的左叶碰到韩德福时，说：`别挤啦，再挤我让你们滚出去`!韩说：`我是来执行拍摄任务的，拍 不成谁负责`？左叶有些急噪，在拥挤中怕出乱子，就讲：`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当场就吵起来…… 　　”事隔不久，《中国青年 报》发表了洪克写的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跟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诗与漫画《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把矛头指向左 叶…….事情闹大了，中宣部为此召开了对证会。左叶、韩德福、洪克都到会了。左叶做了些检查，但基本上是 各说各的理。最后主持会的人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目睹了此事件的经过……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呐……” 　　(摘自高粮著《历史的脚印》第170–171页) 　　据 我所知，4月正是鸣放初期， 新闻界都想发表反对三风的稿件。正好碰见左叶的事，以为抓住了官僚主义的典型， 因此一窝蜂地大做文章。《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小品文，我们报社的袁水拍据此写诗：《官僚主义者滚开!》还配上漫画(载5月10日)，造成轰动。实际上，这 是人们工作上的冲突，与官僚主义、地位高低等等并不沾边。左叶气得哭了，不承认骂过”滚出去”， 说他讲的是：”你的工作重要，难道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并不是和记者比地位高低等等。一些读者也给本报来信， 说我们小题大做，人为地扩大矛盾，不公正，没有抓对典型：”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猎取好镜头，在接待贵宾的场合，让在场的国家负责干部让路来猎取镜 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文章提出要求尊重记者，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记者尊重别人。””不能只许新闻记者在金銮殿跑马，不许部长助理在大街骑驴。” 　　不久，中央宣传部召开对证会，人们说没听见左叶骂”滚出去”，唯独高粮说听见他骂了。实际上，大家都在气头上，骂与不骂关系不大。可是以后反右派，人们又要抓右派典型，于是，左叶事件又一窝蜂地被说成是”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高粮提供了进攻的炮弹。 　　在 左叶事件中遭殃的不仅仅是高粮一个人。例如：《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与摄影师》 小品文，后来被划成右派分子，含冤而死。著名记者彭子冈根据这事写了一篇关于尊重新闻记者的文章，上面说：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这也变成她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状。写诗的袁水拍没有被划，可能因为 他是通天人物，到毛主席家里吃过饭，不知被谁保护下来了。原来，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久，以中宣部 文艺处处长江青(化名李进)为首，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了20多天。团员有袁水拍、钟惦榧。当时袁水拍是《人民日报》 文艺部主任。他回来后，谈到江青如何如何好，钟惦榧老跟她作对，不听指挥，江青如何如何讨厌他等等。还说，他们回来时，毛主席亲自去迎接。他被江青邀请到 家中，和毛主席共进晚餐： “一大桌子菜，都是由江青给毛主席夹菜， 毛主席只顾吃，离不开辣椒…….”这次调查，是江青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通过这次调查，袁水拍和江青互有好感，有了来往，文化大革命中，袁水拍倒向了”四 人帮”，就不奇怪了。 　　社会上不少右派分子在反右派初期，是反右积极分子。谁知射出的箭虽然射中了别人 ，又折回来射中了自己。他们对别人穷凶极恶，无限上纲，搞乱了大家的思想。结果，人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弄得国家大乱，也为以后更乱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好多右派分子在初期为了自保，跟着领导去打人棍子、抓人辫子。从别人的罹难中得到自己的安全 感， 甚至是快感。谁知好景不长，不知道自己碰到了哪根神经，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徒唤苍天：奈何!奈何!当然，还有更多的右派分子是虔诚地相信党报上所说的一 切，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号角既响，能不冲吗？”结果打人的棍棒落到自己头上，”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既然党 要我当右派，我就听党的话，当吧。” 　　在记者部， 与高粮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季音、习平夫妇，他们都在上海记者站。季音是1955年全国第一次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1957年，他跟着党组织” 人云亦云”地搞反右派报道，如批判大学者沈志远、老报人陆诒等，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见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被划为右派 分子的材料。刘是季音的老战友，而材料中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 季音向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刘不应被划为右派。季音哪里知道， 柯庆施正是反右派以后提拔上来的，他是有名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有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随毛主席要跟随到盲从的程度。”他怎么会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仗义执言呢？以后季音又在记者站谈起此事， 结果被告到记者部，汪琦、田流、顾雷等抓住这个增大反右成绩的机会， 把季音划成右派。在当时红色恐怖下，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 就是：只要领导说某人是右派，别人不能说反面话。否则就是”包庇右派”、”和右派站在一边”， 自己也就成了右派。在运动中，真正包庇亲友的人是极少的。大家对不熟悉的人能够跟着起哄、斗争、搞批判报道。可是，对熟悉、了解的人常常能发现其中许多不 确实之处，就说点公道话，自己以为是为党、为同志负责，结果成了包庇亲友的罪人。季音是其中的一例。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季音有类似之 处。在反右初期，我虽然对这场运动奇怪、困惑，但我仍然紧紧跟着党走，搞反右派报导。我听说包头市商业局副局长苗春 森是右派分子，这人我从未听说过，也没见过。对别人揭发的材料都信以为真，赶紧编写一篇《黑心贤士–苗春森》的通讯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湖北日报说我 父亲是右派，但报上登的好些材料不是事实。我虽然没像季音那样去说公道话，但我让父亲自己去说。 　　习平在1955年曾对一位好朋友谈过” 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直到1958年底，进行反右补课。那位好朋友把习平揭发了， 习平也难逃厄运。在批判大会上，汪琦穿着高级呢子大衣，戴着漂亮的仿俄式毛头巾，揭发习平，说习平在上海，做了件很漂亮的旗袍，不好意思穿着上街，经常在 家对着穿衣镜自我欣赏。这也成了习平的一大罪状。难道汪琦自己穿高级洋服，就是无产阶级; 习平穿民族服装，反倒成了资产阶级？由这样的人才领导反右运动，记者部右派分子的数量能不全社第一吗？ 　　文艺部的编辑杨建中(即蓝翎)根据 一个名叫小兰的姑娘被迫害死亡的事实，写了一篇杂文《沉思》，交给文艺部领导运动的刘甲。刘甲把蓝翎自己删改的地 方全部复原，竭力夸张，予以穷追猛打。杂文原来的标题是《面对着血迹的沉思》 。《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特地指出：”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斑 斑`、漆黑一团。” 　　文艺部的沈同衡画了一副漫画， 批评官僚主义。画中的一位人事领导干部戴着乌纱帽，就说他丑化党的人事制度，成了沈同衡当右派的罪状之一。 　　图 片组组长苍石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的完全是与事实不合的材料。例如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是”大锯条”、”圣旨口”等等。实际上，漫画《大锯条》是张光 华画的(张因此被划成右派)，”圣旨口”是蒋元椿说的。再如说他离间报社与外界的关系，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实际上是：外边对《人民日报》登照片 少，有意见。苍石作过解释，大意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有时因重要文章非登不可， 只好把照片割爱了。但当时某些领导搜寻右派邀功请赏热昏了头，硬要东拼西凑，胡乱上纲上线。甚至把他早在1952年已经解决的问题作为罪状扯了进来。即： 解放初期，苍石在《苏南日报》工作时，曾介绍他的堂兄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堂兄的反革命政治面目， 立刻向组织报告并协助公安部门使他归案。事后，苍石主动进行了自我检查。组织上为了教育他，给了他”党内劝告”处分。 　　财务室的朱克潜在7 月中旬给领导写了两封信， 对他的工资待遇、降级处分等等提出意见，说：”根据我本身各方面的条件和周围同志比较一下，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是：谁靠近领导，提升得就快， 党内提升得更快。否则，你再努力，再有成绩，也不容易被人发觉和承认。我曾经抵挡二个或以上的人拼命工作， 结果是对我无情的斗争、残酷的打击，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希望领导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希望这信保密，只给处以上的干部看。因他在信中点了几个人的 名， 说他们工作不如他、但工资比他多。他一点也没想到，当时领导正苦于抓不到右派，而他正找上门来。于是，领导把他的信公开发表。立刻引起公愤，人们万箭齐 发，说他攻击领导、攻击共产党，是右派分子无疑。加上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虽然以前早就交代，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行政科赵恒良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行政部门两个领导是两个山头，被领导打成右派。 　　印 刷厂的杨春长12岁在印刷厂当学徒， 在日本《新民报》、《华北新报》、国民党《华北日报》 当排字工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日报》接收了《华北日报》，杨春长被留用，从工人、车间副主任、主任、统计、技术科科员到劳资科科员。1957年，他响应 号召，帮助党整风，写了两篇稿子，说了心里话：认为工人工资提得慢，干部工资提得快。工厂书记刘钊把自己卖布的小舅子提拔到工厂当干部， 他认为报社有裙带风等等。一反右派，就说杨春长挑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污蔑报社领导等等，划成右派分子。 　　印刷厂统计员张恩铭写了《出版社 为什么要企业化？》，有四千字，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引起几万字的批判， 如《”企业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批判他挑拨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关系，说他攻击报社的工作制度、人事制度等等。结果这位与杨春长同为留用人员的张恩铭也被 划成右派分子。 　　职工业余学校的副校长蒋如芝在鸣放中对领导提了一些意见， 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领导， 不应由领导来领导整风。”就说她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理由是：”一个人砍伤了另一个人的手指头， 你能说我只是伤害了你的手指头，并没有伤害你本人吗？”蒋如芝还说，她丈夫刘时平在肃反时挨斗是倒霉， 到现在还不向他道歉。肃反时领导曾派人到他家搜查，她妈妈说：”解放前国民党曾来家搜查，想不到解放后共产党也来。”她同意妈妈的话，就说她：”这不是说 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吗？这不是反对肃反运动吗？” 　　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张保义在鸣放会上说：在这样一个社会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十分不容易 的，不是整别人，就是挨别人的整。我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 也不是反革命，但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不愉快，不幸福，思想不自由，选择职业不自由，说话就更不能随便了。结果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说他咒骂新社会，与右派诗人艾青一个腔调。因艾青说过：”党内有一批整人的人，有一批人挨整”。 　　幼儿园的教师田兰坡是一个23岁的青年。 她17岁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积极分子。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 提意见：”我老家在蓟县，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 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病，时时都在说。可是，在那个时候，田兰坡一说，就把她划成右派。开头，她想不通：”我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呢？”经过人们狂轰乱 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 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都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 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名言：”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现在派上了新用场。 　　从 以上种种”罪行”看来， 我的难友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们一样，他们既没有对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批评或异议，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民主不要 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要平等不要特权。他们只是反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特权， 反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要求更多的民主等等。相反的，那些整人的人，好多正像鲁迅1936年8月6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那样：” 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 利益，而只顾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当然，即使是在那邪气上升、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人民日 报》也不是到处血迹斑斑、漆黑一团。有一些部门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们不随大溜，不去和别的部门攀比。当记者部、国际部纷纷打出这个、那个右派的时候， 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不在”矮子里头拔将军”。宁肯打右派的成绩是个零，也不怕被人说成”反右不力”、是右倾等等。萧航、马沛文领导的国内政治部没有划一个 右派分子。 部内章世鸿为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顾执中辩护，还说过两句讽刺话：”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林韦同志(李银河的父 亲、王小波的岳父) 领导的农村部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部内陈泊微、林晰、江夏等三位同志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林晰还说： “徐兑同志工作也是按圣旨口办事。上面怎么说，她就怎么说。上面说蔬菜问题不宜讨论，她也照办。”却都被大家保护过关， 仅仅作了几次检查了事。农村部唯一的右派是副主任刘晓唏，他是在高级党校进修时被划的。他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象化，神秘化”，他主张“要 破除迷信，不要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如果他不去党校，留在 农村部，在那种环境里，不会被划成右派的。真是：人的命运前途无法预测，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 像林韦这样的好党员终于没有逃脱厄运。他在1959年到安徽采访，给总编辑吴冷西写信， 说安徽饿死了人等等。反右倾时，吴冷西揭发：”有些右倾言论，如说大办钢铁1070万吨是好高骛远， 要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才搞这么多的，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又说，政治挂帅是吹牛皮，人民公社是独立王国，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违反客观发展规 律，供给制出懒汉等等”。10月19日，他作反右倾整风报告：”反右倾的斗争，比预料的要严重、激烈得多，它是前年的反右派斗争的继续，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漏网分子，有些是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他说， 报社一千人左右，可分成5种：”1.在大风浪中，立场坚定，毫不动摇。2.有些糊涂观点， 在个别问题上说过怪话，但不是对大跃进、公社化有意见。3.对大跃进、公社化确有些意见，在短时间里有过动摇，发表过右倾言论经过学习，又坚定下来。这两 种人不失为是有缺点的好同志。4. 比较系统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表系统的右倾言论，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报社的反映。5.

　　周瑞金 政论家，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导。1991年主持写作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推波助澜。 　　回望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20年，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当年改革开放几近“休克”状态】 　　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些重要讲话，看似闲闲道来，其实字字着力，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邓小平南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国内的三种力量，一是体制内力量，包括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久经考验、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党内文宣部门的开明领导，如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吴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以及开国元勋的第二代们，在邓小平1975年短暂的治理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均有他们的身影。二是知识界文化界的一群代表，如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教育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革新求变派，“伤痕”作家群和朦胧诗派等。三是草根民众，他们拒绝“再被折腾”的呼声强烈，典型代表是几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国际上，中越关系交恶，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从国际战略和自身利益出发，支持中国对外开放。比如，在中国朝野几乎无人知晓“知识产权”概念时，美国人就迫不及待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副大使马继贤有一番话，表明了这位职业外交家对中美关系的洞见以及美国在促华开放问题上的心态。他认为美国只有始终促进中国发展，当中国有了经济、文化与军事优势后才能对自己有信心，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中国才能与周边地区和平相处，中美关系才能改善。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会扭转目前逐渐改善的双边关系，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孤立——美国也将失去与韩国、台湾地区广泛对话的基础。 　　然而，中国改革这次愉快的“郊游”，仅历经10年，就在八九十年代相交之时，碰到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潮。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一骑绝尘，伴有经济“双轨制”带来的利益集团疯狂寻租亦致泥沙俱下，“反腐败、要民主”的国内小气候形成，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随着“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决策层“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 　　而这场风波的国际大气候却越刮越猛，先是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接着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原政权一夜之间垮台，总统齐奥塞斯库被枪杀。与此同时，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列宁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底气，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 　　其时，体制内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分歧公开化，有人强调“有计划”;有人坚守“商品经济”;有人主张市场经济，被批判为“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内改革派曾经凝聚的三种力量也开始分化：“老干部”的调子不再一致;党内文宣部门中，不少主流媒体被“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占领，开放的言论只能借助地方媒体“发声”(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呼唤新一轮改革开放，但遭到“左”的报刊围攻批判近一年);而知识界、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也失去参政议论热情;草根民众更产生政治冷感。改革以来出现的第四种力量——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资、合资经济的代表人士，也在观望和等待之中。而西方世界包括其政界、媒体和公众再度陷入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自朝鲜战争以来，又一次集体“杯葛”中国。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小平独挽狂澜，极具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 　　1990年代初，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继续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这个关键时刻，已退休的88岁的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又一次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他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一、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内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邓小平一再坚定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就很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替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让诸多纷争在这“三个有利于”面前戛然而止。现在的中国，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邓小平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趑趄不前。 　　三、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 　　四、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邓小平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四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奇迹，其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乃至社会基础，均由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奠定。 　　【做大了“蛋糕”，为何没能消解民众的怨气、戾气】 　　国庆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标题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胞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 　　改革启动已34年，曾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然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蛋糕”却没能消解社会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开始着手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包含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而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是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而今天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社会的土壤正在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疯狂。        

胡绩伟 　　 　　 　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份，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纵队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的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入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擒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领污案－－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鹰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夥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十月九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堂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藉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 　　 　　 　　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祗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一九八○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迸发出热爱人民、爱热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股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著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溅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的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八月七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　８．２３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中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则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恨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寻原因。但我确有急躁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熾?l眾葛!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僻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 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几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　１９８１．８．７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中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祗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乾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对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一九八三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一九八三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一九四六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一九八四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一九八五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四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一九八六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一九八九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 　　 　　”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导、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二○○○年九月 　　 　　http://bbs.21ccom.net/thread-173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