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胡耀邦认为“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按即党与腐败这种对抗性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1984年初在贵州谈话中，胡耀邦就指出，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65]。 　　在领导整党工作中，胡耀邦多次指出我们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县委书记的小车陷入河中，周围群众视若无睹，没人上来帮忙。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说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遭到了严重的败坏。他也认为这党风不正的根源在上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能上头有病，下面吃药。中央领导和领导机关首先要带好头。 　　为了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胡耀邦持之以恒地抽出时间，亲自批阅大量群众来信。从1979年担任中央秘书长至1985年的6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2000多封。耀邦同志还要求相关地方和部门，及时报告人民来信的查实情况和处理结果，如果来信所述与事实不符，也应据实说明。正是通过批阅人民来信，使胡耀邦从一个重要渠道及时了解到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重要问题，并帮助老百姓解决疾苦。而人民群众则通过胡耀邦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对他们写信所反映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解决，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党组织的温暖。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还经常风尘仆仆，奔走祖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穷落后地区，即老少边穷地区。他走过了全国大多数的县。这一点后来也成了他的“罪过”之一。 　　三 　　说“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这是对胡耀邦历史地位的一个评价。当然胡耀邦的历史地位不限于这一点，他不但是总设计师，而且在很长的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前线总指挥，也是最高决策者之一。笔者当然知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作为邓小平先生的专有名词。但我以为这并不矛盾。在这里，我想简单讨论一下与“总设计师”这个名词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同意叶选基先生的观点，中国在文革后走向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66]”我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其第一阶段(1977～1989)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的突破和建设，不但并非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功绩，而且是民间和党内智慧与奋斗的结晶。就中共而言，也不仅是领袖集体，在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也包括众多省级干部和更多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 　　其次，在这个领袖集体中，胡耀邦是“真正做出了具有战略全局性和时代开创性的杰出贡献的”，而且他的“业绩和贡献是长时期的，多方面的”[67]。如果就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开拓性、前瞻性和效果而言，胡耀邦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胡耀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和领导者。 　　祝华新曾说：在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都是高级工程师。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准确。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顾名思义，是对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提出总体的思想依据、战略谋划和工作思路。就这个定义而言，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大量事实证明，说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第一位总设计师，是名至实归的。 　　指出和肯定这一点，不但是符合历史真相的，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人们所有相关的回忆，都特别指出胡耀邦本人的四个特点：崇高人格、理性思维、创新勇气、民主作风。只有具备这些特点，再加上政治地位，才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胡耀邦充任这一时代角色，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确实是不二之选。 　　在改革开放的准备以及实施时期，以及在所有领域的改革开放中，胡耀邦都表现了以思想解放为前导的特点，表现了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勇于开拓创新的思想品格和道德品格。可以说，胡耀邦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和理论素养的政治家，他能够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代环境下，从一个省部级干部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任党的几个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甚至是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并非偶然和幸至。他是一个在需要英雄的时代关头，自觉而出色地担当了历史重任的英雄人物，是时代与个人的契合。他也是中共这一时期革新求变的优秀政治家群体中的一分子和杰出代表，是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突出反映和有力证明。他是众望所归的。“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68]” 　　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历史伟人，但他在改革开放第一阶段中的历史地位，更多的是统帅，是总指挥，是管拍板、最后决策的。邓小平当然也有很多原创性的宝贵思想，但他的思想有其特点，就是更多注重实际操作，在很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不争论”。我们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另一位总设计师或者第二位总设计师。这个说法，也包含了他的某些思想和做法，与胡耀邦的不尽一致之处。 　　再次，胡耀邦的思想和思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解放思想一面，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但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总体把握，创造性地领会和实践，并加以细化、完善和具有操作性，否则可能会产生某种片面性。比如他提出的“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思想，虽然强调了不分所有制的开发主体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突出了使人民尽快致富的动机，但是在执行中，需要有关领导在处理国家与个人利益、资源保护与开发最大效益与近期效益方面，做更细致、全面的谋划和操作。又如，他对甘肃农业发展提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方针，现在看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在当时，也需要当地领导在实现经济发展思路和战略转移的同时，不放松可能的粮食生产。今天回顾，当年在胡耀邦下台后对他的具体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些批判，显得很肤浅和简单。大体上我有一个印象：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改革中，胡耀邦不但是高屋建瓴的总设计师，而且有杰出的前线指挥能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经济上，他更多地是出思想、思路，这时，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领会和贯彻落实工作没有跟上。 　　又次，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当时“二代领导核心”的权力影响，在困难的政治格局中，胡耀邦的思想和文献中，也包括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胡耀邦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这些不影响胡耀邦思想的主体价值。 　　当然，囿于资料所限，我的“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总设计师”的看法可能还需要继续论证。我因此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迟早整理出版《胡耀邦文集》。这不但有利于恢复历史真相和胡耀邦真实的历史地位，而且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胡耀邦应有的历史地位，包括他对于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可能在他在位时和去位不久时，人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虽然1989年的风波因他去世而起，但那时人民更多地是对他的同情，以及对时政的不满。现在，在他去世这么多年，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数度曲折之后，面对今天严峻的现实，我们才真正认识到胡耀邦对于我们的意义。 　　让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们追思胡耀邦的业绩，包括他的思想成果、道德人格、政治作用，重新认识他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恢复历史真相和还胡耀邦一个公道，而且也对中共，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 　　说到现实意义，我还想多说两句。 　　如果“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这一认识不谬，在我个人说，固然是得之太晚，在党和国家以至全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人民早就表露了这样的遗憾和忿恨：胡耀邦过早地、并且是以非正常的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我也想说，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后来的发展道路不会如此。但本文不想讨论胡耀邦下台的原因及其影响，宁可将其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曲折。1988年，胡耀邦亲自向自己的一位老部下抄写了一段马克思语录： 　　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 　　是的，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虽然晚了一点，但胡耀邦已经回到我们当中。 　　由于时代的限制，胡耀邦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思路中，对于二三十年后的现实社会生活，肯定有没有预计到的地方。但总体说来，他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好多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就其改革思想来说，有的已成为现实(如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有的则没有很好执行(如精神文明建设)，有的甚至夭折了(如民主改革)。但后两种结果都不是设计师胡耀邦的责任。 　　胡耀邦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前瞻性。在我看来，他的很多思想大概都超前了20年甚至更多，比如生产与消费、内需的关系，比如民族关系，比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比如政治体制改革。他的确是一个站在时代最前列引领人民前进的领袖，当然，由于超前，他的很多思想不被当时的某些领导人、各级干部理解，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甚至被批判。可是由于这一特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各种曲折、面临各种矛盾的今天，他的思想恰恰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回到胡耀邦的任务。胡耀邦的思想资源，他的道德人格和思想品格，他的责任感和勇气，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仍然是一个榜样，一个财富，甚至是一种急需。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与1977～1978两年甚至文革时期很相像，而胡耀邦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当今中国：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起，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69]。 　　当然，胡耀邦也不赞成苏联模式的那种强国穷民的社会主义。他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是真正的让人民富裕、文明、民主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模式。我们需要像当年胡耀邦那样，发起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推进新一轮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启动一个真正开拓创新、生机勃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如果是这样，胡耀邦对于我们，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叶选基先生三年前说：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70]。 　　在中共领袖进入常人时代后，也许我们不能再指望出现一个完全类似胡耀邦那样的英雄领袖，但是在道德人格、理论勇气和政治责任方面，能否出现一个在几分上与胡耀邦类似的领袖，决定了中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人民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不要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别领袖的英明上，而是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正如胡耀邦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是共产党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但是，英雄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能否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将再次考验我们这个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说：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撕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空间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71]。 　　1982年1月14日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胡耀邦说： 　　一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们，要打开局面，就要有点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战略和战术。 　　今天人民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在呼唤中国的变革与进步。他们也在呼唤第二个华国锋和胡耀邦，把堤坝打开一个缺口。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中好些都曾是胡耀邦的学生和部下。对于胡耀邦的全部思想和现实意义，他们应当比笔者有更多的领会和把握。同时，那些仍然秉持了老一代革命家理想的“红二代”和其他高官们，也应该从胡耀邦的思想和人格中得到鞭策和动力。 　　改革再出发!打开新局面! 　　唯有那些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才能有这样的眼力、魄力、毅力、智慧和信义![72] 　　——————————————————————————– 　　[1] 引自胡德平：《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南方周末，2009-2-11。 　　[2] 人们公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低估了为它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其实，真正的政治交锋和转折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中全会不过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做一个思想上、政治上和人事上的确认。 　　[3]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与前来看望他的叶选宁(叶剑英之子)谈了三条建议：“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并要求叶选宁务必把他的意见带给叶剑英。这被后人称为“新隆中三策”，表明了胡耀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谋略，也说明他的改革开放思维不是一日之功。 　　[4] 据说，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劝导胡耀邦：“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转引自：http://www.stnn.cc/reveal/200704/t20070417_516085.html 　　[5]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北京，2011年，页83。下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6]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83。 　　[7]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3月，页351。下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8] 同上，页352。 　　[9] 同上，页282。 　　[10]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93。 　　[1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82。 　　[12] 梁金泉：《改革人物之胡耀邦（2）：平民愤亲批高干子女死刑》。搜狐视频，http://tv.sohu.com/20090805/n265722475.shtmlhttp://tv.sohu.com/20090805/n265722475.shtml 　　[13]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485、486。 　　[14] 同上，页494。 　　[15] 同上，页538、548。 　　[16] 同上，页499。 　　[17] 徐艳红：《胡耀邦治国理念：藏富于民 富民为先——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28期）2011-5-26。http://www.hybsl.cn/zonghe/lishijintian/2011-01-04/24566.html 　　[18] 参见胡甫臣：《胡耀邦鲜为人知的两大贡献》。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0年9月。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10-09-29/22638.html 　　[19] 参见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20] 参见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1] 参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怀念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页356。 　　[22] 能够形成这种批判，而且振振有词，说明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与人民利益不一致的人。胡耀邦曾经论述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只是胡耀邦没有意识到，公权力或者说国家，确实会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体现在公权力的执掌者身上。胡耀邦的下台，实际上也是后一种人的作为。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3]徐艳红：《胡耀邦治国理念：藏富于民 富民为先——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28期）2011-5-26。 　　[24]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25]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88。 　　[26]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7]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68。 　　[28] 同上，页297。 　　[29]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0] 胡德平：《规划代表未来》。南方周末，2010-7-1。 　　[31] 胡德平：《对北京提出治理环境污染的新任务》。南方周末，2010-5-6。 　　[32] 胡德平：《统筹城乡建设是解决城市居民住宅的根本方向》。南方周末，2010-1-28。 　　[33]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4] 胡德平：《耀邦同志对发展小城镇的论述》。爱思想网， 2010-3-13。 　　[35] 《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36] 宋万国：《耀邦同志向我了解西欧情况》。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37] 参见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8]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39] 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爱思想网，2008-12-1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237.html# 　　[40] 叶向真口述 盛平整理：《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财经》杂志总第227期。转引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014875.html 　　[4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91。 　　[42] 据叶向真的回忆，“在12月12日晚上定稿时，还在争论。于是，叶帅指示，把胡耀邦同志请来，听听他的意见。耀邦同志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专门来到军科二号楼，认真阅读了讲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完全同意叶帅讲话稿的精神，拍板保留这段话。这段话不仅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成为30年后确定这篇稿子就是叶帅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重要依据。刘诗昆记得，讲话稿在老式打字机上定稿后，叶帅拿到刚刚打印出的定稿，就乘车匆匆赶赴闭幕会会场，此时离开会时间已不远了。”据同文记述，叶剑英的这段话和其他一些话，在会后的编辑过程中，给删掉了。见：叶向真口述 盛平整理：《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财经》杂志总第227期。转引自：五柳村文粹，http://wuliucun.ycool.com/post.3014875.html 　　同时，叶剑英的这篇讲话，也没有编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选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中。见：爱思想网，2008-12-1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3237.html# 　　[43]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33。 　　[44] 胡德平：《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南方周末，2009-2-11。 　　[45]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197～199。 　　[46] 同上，页291。对于民主，当时党内也是有不同声音的。胡乔木在起草三中全会有关文件时，将叶剑英对西单民主墙的评价的话删去。 　　[47]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25。 　　[48]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27。 　　[49]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205。 　　[50]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1] 祝华新：《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页556。 　　[52] 关相生：《胡耀邦在广东轶闻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羊城晚报，2010-5-16。 　　[53]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54]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5]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56] 吕则征：《胡耀邦的理性思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printnews.asp?newsid=202724 　　[57] 参见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09-4-13。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09-04-13/13549.html 　　[58] 邓小平在胡耀邦讲话后第二天也到会讲话，他针对胡耀邦头一天的讲话，强调战争危险，强调“一条线”战略思想。他说，“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的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叫社会帝国主义。”转引自宋以敏：《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09-4-13。 　　[59] 参见同上。 　　[60] 以上参见朱良：《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南方周末，2011-2-18。 　　[61] 同上。 　　[62] 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爱思想网，2009-8-2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752.html 　　[63] 少数民族部分，主要参照了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爱思想网，2009-8-24。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752.html 　　[64] 胡启立：《人生．人格．人心——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感言》。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4-15。http://www.hybsl.cn/zt/22zhounian/22/2011-04-15/25598.html 　　[65] 以上部分参见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66] 引自《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67] 郑必坚：《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自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373。 　　[68]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03。 　　[69] 同上，页277。 　　[70] 《重温改革初衷，恢复历史真相》，南方周末，2009-2-11。 　　[71]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页109。 　　[72] 这句话是对胡德平一句话的改写。

兼论胡耀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 第5点：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何方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开放二字一次未提。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35]。 文革前和文革中，胡耀邦对国际形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有37年党龄的党员，我和其他许多真正爱党忧党的同志一样，在考虑为党做些什么。最后决定写一篇文章，谈一谈胡耀邦。于是有了本文。 这个想法的缘起，是最近读的两本书，一本是祝华新先生的《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另一本是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后产生了一个印象：胡耀邦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起码是第一位；形成一个结论：我们需要回到胡耀邦。 先谈第一点。这一点认识似乎来得突兀，但在脑海中搜索自己当年的亲历，把那记忆的碎片串连，竟与这一认识是每每印证。 如果要更慎重与严谨，就应该查阅更多的文献。我这才注意到中国竟然没有出版过《胡耀邦文集》或《选集》。有一部150多万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应当很权威，特别是它在蒐集胡耀邦相关文献时，还介绍了同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或者时代背景，因此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判定胡耀邦思想的独特之处与历史地位。可惜的是它是一本港版书，一时间难以觅到。好在网络上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很多。我在作了泛泛浏览之后，益发坚定了这个认识。 同时，从阅读中看到有不少前辈已经提出要系统地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并且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这样做了。比如何方先生说：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1]。 就此而言，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努力和丰硕成果，但我认为这本书尚未能完全、完整地概括胡耀邦的思想。我愿意就此做一个更进一步当然也是简单的论证。然后，我再谈一谈第二点认识，即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胡耀邦。 一 人们一般把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89年的十二年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一阶段又以1978年底的“两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2]，划分前后两个时期，77、78两年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酝酿时期(我赞成叶选基先生的看法，这一时期不是所谓徘徊时期)，后十年可以称之为继往开来、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和曲折反复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当然后期截止到1987年胡下台——胡耀邦都发挥了重要的、全局性的、甚至某个方面决定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包括： 1．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2．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3．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4．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5．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6．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7．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8．主持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新局面。 9．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多党合作、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10．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腐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做了开拓性工作。 以上10个方面，人们比较熟悉、形成共识的是第1点中的真理大讨论和第2点。本文第二部分，我将就以上十个方面做一简要叙述。不过，虽然力求简要，由于涉及大量而丰富的内容，这一部分仍然是较长的。有些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部分进入第三部分，如果要读，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一部分中的第1点、第2点、第4点和第6 点。 二 胡耀邦改革开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了简要，下面罗列和归纳的仅是十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和仍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第1点：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这一点概括的是胡耀邦当年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两个最重要的成绩。人们往往重视了后一个成绩，对于前一点还重视不够。 中共在文革后进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说法，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头两点，都与胡耀邦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回顾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不能不说虽然有了粉碎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突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沉重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障碍。不但“凡是派”(按：这里说“凡是派”只是说这些人的思想和政治特点，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帮派，更不是说他们是坏人)还坚守着强大的思想壁垒、沿袭着既定的方针政策并有着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且要求改变的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相当混乱、迷茫、僵化和胆怯的。中国能否真正踏上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首先的、关键的也是艰巨的、复杂的任务，是要在党内外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突破，“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叶选基语)。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虽然以好学著称、但并非以理论家名世的胡耀邦身上，并非偶然。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在他本人来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首先他具有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思想品格，有多年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中外文化底蕴，厚积而勃发，这一点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十分突出；其次他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信仰和政治家的非凡眼光、非凡胆魄[3]。二是，他于1977年3月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任命他担任此职的、他的老朋友华国锋，大概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冷板凳”上，会做出后来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4]。 胡耀邦一到党校，5月就提出“将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并以此为己任(这种“颠倒了的东西”，用胡耀邦的话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组织枷锁”，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以马克思“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的大无畏精神自励，主动冲进“北京政治旋涡”(胡耀邦语)，组建“理论动态组”，7月创办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当个排头兵”。在五天发一篇文章的这个小小内部刊物上，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组织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在胡耀邦任职党校时期，《理论动态》一共出版了345期。它“如投枪，像匕首，短距离接触，力求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5]，成为当时中国体制内思想最解放、言论最大胆、立场最坚定、是非最鲜明、联系实际最紧密、理论功力最坚实的思想阵地，从此发起了充满风险而又气势恢宏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系统战役，并成为许多高层领导的思想源头和理论界重要文章的创意源头，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共振和波澜。从北京西北角发出的声音，终于搅动并改变了全党全社会的政治局面。 对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功绩，胡耀邦自己也是欣慰的。他后来说：“我死后，要写上一句，生前办过《理论动态”[6]。 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的第一篇文章，是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刚刚出版的、系统宣传毛泽东“继续革命”极左理论的《毛选》五卷，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 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将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文章批评将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认为这是对继续革命的篡改。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7]” 在这篇文章7月15日首发后，第二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意让中办电话转告党校，他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经由这篇文章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并由1978年底的“两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抛弃。 胡耀邦后来说：1977年7月吴江文章“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8]” 真理标准大讨论情况人们都熟悉，不赘。 第2点：胡耀邦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这一点人们也熟悉，详细情况不赘。回顾它的时候，人们除了赞扬胡耀邦的道德勇气外(连邓小平也为胡耀邦的胆略惊讶)，也指出由此集合了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队伍的骨干力量(缪一轮语)。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通过这种改正、平反、落实政策，表明了执政党具有勇于认错、真诚忏悔和敢于自新的能力，具有崇高的政治伦理和责任感，因此也就具有了继续执政和承担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政治资格，从而不但实现了与党内和社会的和解，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刷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除旧布新，如果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积弊予以正视甚至检讨，并且承担责任，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说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共当时的领袖，之所以不能够如实地否定历史上的错误，正是因为牵连到自己，比如反右。否定别人总是容易的，否定自己就很困难。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9]。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平反冤假错案“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10]，而“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11]”换言之，只有中共高层有像胡耀邦这样的领袖，才会有真正的、以崇高的信仰为基础和指引的真正的改革，这种具有道德正义性质的改革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有，也会一开始就扭曲，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单项的、腐腿的改革，或者会在进行中变味。那种担心“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的顾虑，其实不过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维护利益、迟滞改革的一种借口。胡耀邦向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证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并使共产党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第3点：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始于1977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领导下，实行先是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后是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政策，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人对以大寨道路为特征的极左农业模式的否定。这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在当时都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也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风险，交织着党内从高层到基层的激烈的斗争。反对者不但有纪登奎、陈永贵这样的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也有诸如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以及全国大多数的省委书记和国家主管部门的领导人。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年多，最后以1982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宣告改革胜利。 当时这场斗争的形式，也是很丰富的，简单归纳，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大员如万里、赵紫阳、周惠在个别地区的实践性突破(胡耀邦后来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也在1978年支持了广东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中央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和后来调入中央的赵紫阳、万里以及杜润生对地方实践突破的肯定，并扩大到对大寨道路所代表的左倾农业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一点一点撬动坚固的传统壁垒，从小到大拓展农村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形成全国包产到户的革命。在这两个方面的敏感斗争中，1977年12月上旬出任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8年12月下旬改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80年2月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此总书记不是后来的总书记，不是中共一把手，而是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总书记是党内一把手)的胡耀邦，从开始时并不分管农业，到后来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身份不同，都起到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启动，胡耀邦不但在全党层面做了大量廓清障碍和单项突破的工作，而且直接组织制定了中央关键性文件的起草，从而发起了全面的、多方位的改革。 万里1977年开创的农村改革，在中央和全党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激烈争论。即使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不敢对此表态支持，反而是强调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措辞之严厉，让下面有意改革的同志很是为难。 万里和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万里多年后说：当时工作动辄得咎，如果没有耀邦同志(在中央)支持，那就不好办了。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除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外，还有一句：要解放，找耀邦[12]。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否定包产到户，要求已经搞了的地方要“坚决纠正”，并在头版配发吉林省纠正“错误做法”的报道。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做法予以批评，要求赶紧改正补救。并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支持。胡耀邦认为，“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13]” 此时需要一提的是华国锋。1979年3 月，在听取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虽然强调了坚持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不变，但是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没有一句批评，并说可以试验。邓小平在会上也只是含混了说了一句“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应当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和分管领导王任重虽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却表现了思想与政治的开明，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杜润生语)，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会后，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虽然从两个不许增加到“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也首次提出：对于群众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1979年9月，已经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赵紫阳被授权对三中全会农业文件进行最后的修改，他和时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胡耀邦合作，在最后的文本中，将三个“不许”改为一个，即不许“分田单干”，但巧妙地接着说：“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允许例外。 这份文件，就为农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从这道门缝，某些地方领导、广大农民和当时的一些媒体如《人民日报》，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终于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杜润生后来说：胡耀邦“是个思想解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1980年4月，邓小平才正式对包产到户表态支持。但此时党内高层仍然对此存在重大分歧。在同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话，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会后，在胡耀邦、万里的主导下，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其中提出：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14]。 座谈会后，胡耀邦、万里到全国游说诸候实行农业改革。比如，湖南、河北都是在胡耀邦的督促和批评下，才开始包产到户的。 在此期间，胡耀邦也指导进行了农村改革第二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否定大寨模式的片面性。可以说，在这方面，胡耀邦发挥了更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中虽然提出两个“不许”，但是在会后，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对会议文件作最后修订时，还是尽其可能，采取了迂回进攻、釜底抽薪的做法，对实行了14年的“农业学大寨”一是不提或少提(《决定》只提了一次，并且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而会议公报一句不提)，二是纠正了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了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祝华新语)。 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许多场合都“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胡耀邦，胡乱邦![15]” 1980年6月，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揭开了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并发表经过胡耀邦审阅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指导了党内和社会上对一系列农村改革和经济改革中的虽然具体但关系重大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并且有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为中国改革开道。比如，从1980年至1982年，《人民日报》多次对农民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长途贩运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结论，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在这个讨论中，胡耀邦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长途贩运，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16]” 1981年，胡乔木给广东省委写信，严厉批评广东出现的农民雇工承包集体鱼塘，并将信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同时派出调查组前往广东。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也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在两个调查组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时，胡耀邦明确支持广东省委的做法和意见，说：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后来并以中央名义认可广东的做法。 1982年初，由杜润生领导的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包产到户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第二阶段。这一年，中国各省市区，除了黑龙江外，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改革。1983年，黑龙江也易帜了。 一年后即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下达的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胡耀邦起的名字)，并将其肯定为“伟大的创造”。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但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引起了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起，在胡耀邦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颁发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第4点：胡耀邦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从农村起步的改革不但导致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推展到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出席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胡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方针、目标、任务、途径。胡耀邦说：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胡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 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胡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还最早提出了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志： 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17]” 1984年，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邓小平在中央全会讨论这个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决定主要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 1986年 9月，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吴象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1980～1987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国民经济，胡耀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这是他看到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而提出的。他找过好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然后1980年初去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翻两番的目标是邓小平提出的，实际上最早是胡耀邦提出的，而且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并被收回经济工作领导权。后来在事实面前，也经过孙冶方的论证(《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是病危住在医院的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终于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到上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18]。 下面，仅简单归纳胡耀邦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的其他方面改革的思想放在后面论述。 1．胡耀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富裕。 早在1969年，罢官挨批的胡耀邦就给毛泽东上书，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他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19]。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胡耀邦在当年10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有人说，这是全面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当时它的价值没有被人们全面认识，甚至被中止了，只是在今天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胡耀邦后来在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强调“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20]”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21]”甚至胡德平认为，如果仿子贡问政，胡耀邦的“三个有利于”必不得已而“留一”，于斯三者何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耀邦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有层次的，全面说怎么说，比较说怎么说，最后说怎么说，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藏富于民、富民为先的治国理念。” 这一点甚至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个“罪状”：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22]。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与富民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他关于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他认为，人民富裕的过程，向国家缴税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使国家富强的过程。耀邦同志认为国富而民穷是可能的，民富而国富则是必然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也会干。[23]” 让人民富裕，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而“写出‘辉煌六十年’这一标语的人，他是决没有还债情结的。[24]” 2．清晰的改革任务、原则、路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 在胡耀邦眼里，改革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指导思想下，他重视工人在企业改革中的民主管理权利。 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提出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要有新思维、新方式，要突破常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他不但以此表达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而且指出了我们党为人民利益服务、富民为先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不能改变。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适当的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也不是高消费。消费需要支付能力，它的基础是人民的富裕。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也就是通过富民、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各产业行业的共同发展。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50年代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就发起过青年人服装美化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他也注重老百姓生活中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的转化。 胡耀邦1969年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就主张农民举办适合自己特点的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农村改革中又很早就主张农民以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1979年11月，他说：“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25]”在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对社队企业并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领导人的支持和农民自己的创造，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其产值居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赞叹“没有想到”。当年这些社队企业中经过改制，发展出至今许多行业的领头企业。胡耀邦也提出农村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他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26]。 胡耀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就业理念和方式。1979年后随着上千万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已经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中央安排给他一个任务：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也是胡耀邦这一时期分管的第一个经济工作。胡耀邦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多种所有制渠道就业的思想，为集体所有制、服务业恢复名誉，鼓励这些青年人自己创业。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数以百万讲的城镇青年进入服务业，不但解决了就业，而且发展了服务业。“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27]”胡德平由此认为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是城市改革的序幕和第一推动力。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注意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发挥科研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就以支持科技工作而受到批判，但他在被批判中，仍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1983年3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把强调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两个主题之一。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支持并倡导城市人民包括体制内科技人员和国企职工创办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民营企业。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重要指示中，提出北京要发展的工业中包括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书记处四项指示公布以后，风生水起，首都的科研人员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成立了国内首家民办科技机构。1983年，在这个机构遇到困难时，中央书记处分管领导方毅、胡启立表态支持这些开风气之先的科技人员，最高领导胡耀邦也批示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全面的指导和促进。中央领导的支持轰动了整个中关村，科研工作人员沸腾了，离开原体制、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市场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开创了整个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科技领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现在看，民进国退是中国改革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经验。正如胡耀邦所说：“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28]” 胡耀邦提出要扩大国内的横向经济合作。1984年初他在广东汕头指出，所谓开放，“对外不只是一个外，对外有两个，一个是外国的外，外省外区也叫外。你们要研究国内的外，与上海、镇江、苏州、无锡、汉口交流。[29]” 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在黔亲自促成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跨省区、高层次、定期进行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 胡耀邦认为发展经济要特别重视环境保护。1981年2月3日，旧历除夕，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值班，望着满天的烟火，他对身边的秘书说： 你看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北京如此，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还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繁重的大任务哩[30]。 1980年在对北京进行了数天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嘛！”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要求“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批复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建设等问题，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胡耀邦重视绿化，并把它和中国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31]。1984年，胡耀邦在视察甘肃时，指出这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当从单一重视粮食生产调整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治理山河，治穷致富”。笔者当时正在甘肃省委工作，胡耀邦的这个指示在全省所引起的震动，至今记忆犹新。 胡耀邦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是与农民个体商品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小城镇，采取集体所有制方式投资。1979年6月他有一个批语： 随着农业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32]。 1982年胡耀邦已经预计到中国将有1亿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化过程，1983年他提出一个主张：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专业户、社队企业发展到建设小城镇。同年7月14日，中央对北京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北京：“要按照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统筹安排、配套建设的原则，认真组织编制村镇建设规划，逐步建设起一批农工商结合发展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设施的农村集镇。”这个要求是有普遍意义的。1983年2月13日他在广东湛江说：“农民可以到城镇修房子，为什么不可以？一千年前景阳冈，没店怎么住啊？让手工业专业户到小城镇修房，二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茶馆什么的，便有了个落脚点。否则几十里地什么也没有，青年人没地方玩，便去赌博去了。[33]”1984年，胡耀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大措施。”指出：城市化不必在现有城市铺摊子，摊大饼，“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34]” 胡耀邦重视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1979年他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三个问题之一是住宅建设。1980年对北京发展的四项指示中也提到居住问题。此后北京的住宅建设掀起高潮。1983年中央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中，要求“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基础上，到1990年应基本解决无房户和居住严重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中央对北京市建设的两次指示，对其他城市都有指导作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会合，就把这两次指示的精神写入全会的决议之中。胡耀邦关于小城镇建设可以采取集体投入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我们的住房改革与建设，也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