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易明 著 文刀 译 特逗 校 作者：易明 来源：中国改革网 来源日期：2011-7-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9 3:49:39 阅读量：8次 本文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主任、高级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2010年11月9日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原文较长，本站做部分摘译。原文阅读请点击 这里 引言 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中国内部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政治改革后的中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缺少共识，更不要说实施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虽然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来，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就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进行着，但相关的争论在过去数月里重新活跃起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数次对政治改革做出与此前相比更为直接的阐释，退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和知识分子们则呼吁采取更大胆的政治举措，所有这些都将政改议题置于中国政治议题中最突出的位置。在更加活跃的纸媒和网络媒体以及颇具参与性的公民社会这一大背景下，这样的讨论就被赋予了更大的分量。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使得中国外交政策专家们现在也加入到国内政策的辩论中。这些外交政策专家们意识到中国的全球形象以及在环境、卫生和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实践。 政治现代化 在大多数官方表述中，如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支持的社论里，政治重构或改革意味着使政治体制更有效、更具代表性，而同时又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2010年10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未来5年党的工作定了基调，其公报称，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日报》10月刊登的一系列社论也清楚地表明了党中央领导人赞成的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这些社论认为，在政改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并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实际操作层面，可以看到，北京已经推出了若干措施，以建立官员问责制度并促进现有政治体制内的透明度。这些措施包括开展反腐败运动、增加公众对环保等领域的知情权、决定“党代会的召开、官员的选拔、退休和固任期限制”，以及尝试对预算体系进行改革等。北京还允许一些党外人士在政府重要部门任职，如科技部部长万钢和卫生部部长陈竺。 随着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中国共产党也在寻求对民众的利益做出更多回应的方法，前提是不完全改变政治体制。努力之一就是开通网上留言板–“直通中南海”，民众可以借此给最高领导人留言。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已经在网上与民众进行过对话互动，地方官员可能也会做客电台节目，一些全国人大和区人大的代表也已安排时间与他们的选民见面，倾听选民们的诉求。但全国人大内部的讨论认为这种见面也存在问题，因为官员们可能会借此机会发展其个人选民和大众追随者。 社会公正 近期中国的一些改革提议，来源于政治光谱中强调社会公正的要素，如加速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虽然西方媒体可能会盛赞中国所取得的非凡经济成就，但是一些知识分子连同前军方官员、工人和农民都已对30年来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表示出严重的担忧。裙带资本主义、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以及环境挑战的增加都被视为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的失败。这些学者被称为“新左派”，他们对进一步的市场改革持怀疑态度，要求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调控市场以确保社会公正。 但在政治领域中，这样的状态很难被界定。一些与“新左派”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对当前的西方式民主表达了不满，但他们也无法提出另外一个清晰的方案。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可信赖的、能做出回应并负责任的体制，但他们不确定什么政治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实现这样的体制。除了对代议制民主的担忧，他们还对寻求更具革命性变革的人构成了挑战。 革命性改革 尽管相当一部分中国政治精英致力于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另外一些人则在寻求更激进一些的突破，他们推崇普世价值、直选、宪政民主、权力分治、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其他一些制度改革。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精英视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为一种必须。这些改革者无疑把温家宝总理视为他们在中国领导人中的支持者。在过去一年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以及大受欢迎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中，温家宝总理认为，言论自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他进一步指出，政党必须演进–领导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与治理国家的政党应该有所不同。温在接受CNN专访时的结束语也进一步表明他正在党的通常原则之外推进改革，他用“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来形容他的政改决心。 要求进行革命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高度公开，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纸媒和网络媒体上，也出现了支持这种高调行为的热烈讨论。新闻记者、学者和积极的网民形成了对更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支持力量。他们希望共产党能将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呼声作为优先考虑的事务之一。 一个广受欢迎的观点认为，革命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观察报》2010年10月底刊登的一篇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政改》的社论就表达了这种观点。 政改的支持者也常常提出，只有更多的根本性改革才能确保社会稳定，而稳定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重中之重的事务之一。财新传媒和《新世纪》周刊那位率性直言的总编辑胡舒立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停滞不前，是因为“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她进一步指出，“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 作为提升中国外交政策和形象不可或缺的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正成为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话题。北京某国际关系学者表示，克服中国政治思维和评论在称霸和自卑或受害者心态之间来回摇摆的唯一方法就是，对外部世界更为开放、提高国内教育水平以及改善“中国社会和法制”。《新世纪》周刊一篇题为《抓住政改的战略机遇期》的社论也回应了这一主题，该社论指出：像强拆这一类社会问题带来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民众对国家失去信心，并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虚拟的政治体制 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这给中国共产党限制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很大困难。事实上，互联网在中国正演化成为一种虚拟的政治体制，民众在网上传递信息，组织网络集会和线上抗议。 有些活动家使用互联网发动线上活动（其中一些还发展成为实际的抗议活动），成功地阻止了建设水坝和有污染的工厂，以及反对广东省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禁用粤语等等。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要算是一些文化人物利用互联网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势头已经出现。 尽管社交网站Twitter在中国国内被屏蔽，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政治化的网站。在时下的中国，Twitter是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力量。 四处寻找政改前景 有关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中，一个似乎有些隐晦，但又常常是明确的话题就是外部世界的作用。而一个反复出现的论调就是既愿意学习西方的经验，同时又反对西方的模式。 政治现代化、社会公正和革命性改革这三者小心翼翼地融合在一起，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试验中。就像中国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来开启经济改革进程一样，它也可以建立类似的特区进行政治改革。 在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讲话的城市—深圳，目前正进行一个全新的政治改革试验。在温家宝总理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支持下，深圳的政治改革处于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前沿。改革所确定的目标与共产党的有限改革理念严格保持一致，即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体系、发展一个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并打造完备市场体制和社会先进文化，创建和谐社会。 同时，这一改革还包括了一些革命性的因素，如逐步推进直选，在区一级领导干部选拔中引入更多候选人，考虑允许候选人通过在一定限度内组织竞选活动角逐区委和市委常委职位等。深圳已经“削减了1/3政府工作部门，数百名官员分流或退休、硬性规定官员放弃在行业协会和慈善机构中担任的双重职务。”但是深圳最大的创新是允许公民团体在不需要挂靠政府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注册，允许他们寻求海外资金和雇用外国人。这些团体还可以向深圳政府提供包括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等领域里的服务。 深圳的改革以及其他地方将跟进的改革，可能至少会为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路线图提供部分参考。中国共产党正尝试着跟上民众需求的改变。不管这场改革是由共产党领导、还是由人民主导，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和30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巨变同等重要的政治改革正顺利进行着。

一 1990年4月，中国人还没有从数个月前那场风波中缓过神来，《正大综艺》开播了。在此前的一九八十年代，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中国知识精英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当延续了近十年的文化空气几个月前又骤然凝固，中国人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通过《正大综艺》扑面而来。来自台湾的女导游迈着轻盈的脚步，在欧美各地悠闲自得地漫步、徜徉，不时向电视观众抛出一个个趣味横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有奖竞猜，以纯娱乐的方式丰富观众的见识，却从不像几个月.前的电视纪录片《河.殇.》那样引发深度思考。《正大综艺》的开播，似乎预示着精英文化的退场，中国从此逐渐踏入了大众消费和娱乐时代。 踩到时代节拍的杨澜，因为《正大综艺》，从原先默默无闻的北外女生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事业从此一帆风顺。在人们看来，杨澜不但幸运，而且极其聪明。在很多重要关头，她总能做出非常明智的决断。当杨澜在央视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断然离开，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她并没有因此而淡出公众视野，相反，这一出乎常人意料的大胆的举动，却使得她更加受到国人的瞩目。1997年，中国出现了名人出书热潮，杨澜的处女座《凭海临风》也适时出版，销量达到50万册。面对接踵而来的对该书文字水准和内容的如潮的批评，杨澜又很果断地把稿费全部捐给公益事业。2000年，她创建卫星频道“阳光卫视”，不久之后，就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商业上的成功给杨澜带来了政治上的荣耀。2003年，杨澜成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除了事业上的成就，杨澜还拥有疼爱她的丈夫、聪明可爱的孩子、和睦的家庭。总是，幸福的女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她都不缺。 在这个人人罹患成功焦虑症的年代，杨澜无疑为那些渴望速成的人们提供了一夜出名和暴富的经典样板。杨澜的名气为她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积极地利用这种影响力，为中国慈善事业筹集了大量的捐款，她的名字因此变得更加的响亮。但是，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赋予她足够的勇气去挑战利益集团，正视中国面临的深层困境。作为一个知名媒体人，她更多的时候是在积极地迎合消费时代的受众品位。近年来，她主持的针对中国都市女性观众的大型谈话节目《天下女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电视版的《女友》杂志。这个号称“中国最有智慧的女人”有时更像一个精明的商人。 如果说杨澜代表着智慧，是凭借机遇、能力，并融入社会潮流，才取得辉煌的成就，胡舒立则代表理想主义，她是以韧性、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奠定了自己在新闻界的地位。 1985年，在《工人日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的胡舒立以一篇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在新闻界初露锋芒。此后，她便对新闻理想的执着贯穿自己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亲任杂志主编，并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财经杂志成长的十年，是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积重难返，国民深深地陷入消费和娱乐风潮，而知识分子却集体缺席的十年。面对娱乐导向型刊物的冲击，政经类刊物的市场前景十分暗淡。但《财经》顶住了市场压力，在商业效益和新闻理想，在社会正义与特殊利益之间费心周旋，用独特、深入的调查性报道，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为同行树立了典范。2003年，《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荣誉提名奖。由于《财经》大胆地揭露和尖锐地批评中国股市的黑幕，不时地引发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震，胡舒立因此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我见到杨澜一次。那是2005年初，在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那一天，杨澜作为“爱心形象大使”要来签名售书，为慈善事业募捐。我前一天晚上挑灯夜读至凌晨一点多，把《凭海临风》看完。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书店楼下等待她的到来。八点钟，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九点还差几分，杨澜在众人的热盼中飘然而至。她是那么的光彩照人，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不拒绝任何站在她身边与她合照的请求。我记得那一天签名之后，我和杨澜握了握手，那种感觉随后几天一直都清晰、执拗地留在我的手掌上。2007年，她再次来到厦门，在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庆祝会的做了何谓“成功”的主题演讲，对台下那些如饥似渴，希冀获取成功秘诀的学子们分享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听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报告厅，他们来自不同的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杨澜的崇拜。在他们眼中，杨澜的名气就和她那那迅速堆积的财富一样诱人。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吃力地从人头之间的缝隙中窥视明星的风采。 我只在杂志和网站的图片中见过胡舒立。这个“最危险的女人”看去和蔼、普通，毫无明星气质，只是眉宇间透出一股刚毅和决断。2009年，当她的媒体理想遭到资本和权力的阻击之后，她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从媒体转战学院。在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为这位新来的院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说，向在座师生诠释新闻的理想与现实。那一天的场面可远远没有杨澜的讲座那么壮观，听众绝大多数都是新闻系的学生和老师。和中国其他大学一样，新闻系之外的学生，除了那些平时心系国运的极少数人，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胡舒立是谁。她的专业精神固然在精英圈子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在企业家受到追逐和热捧的时代，她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经常是大众冷落甚至揶揄的对象。这足以解释杨澜和胡舒立两个媒体人在大学生当中的知名度何以存在巨大的落差。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再加上僵化的管理体制，大学已经不再是培养精英的场所，尽管从这里走出来的“大众”几乎个个都把自己当做精英。 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时代的关键词悄悄地变了，“创业”成了大学校园中最闪光的字眼。多年前那些披头散发、举止怪异的诗人和带着黑框眼镜，整天若有所思的“尼采”和“叔本华”们从象牙塔中消失了，或是，已经换上了职业套装，穿梭在俱乐部和沙龙之中，要把自己打造成创业者或职场金领。现在，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你感受到的肯定不会是科学探索或指点江山的激情，而是对成功的过度渴求和焦虑，处处都弥漫着浮躁的气息。留意搜索一下校园各处的海报栏，看到最多的词汇一定是“企业家”、“公务员”、“出国”和“培训”。再随便走访几个学生寝室，保证能发现《人性的弱点》或类似的“成功学”著作。有些寝室甚至人手一本，却很少能看到胡舒立的《财经》杂志和《南方周末》。就和校内随处可见的各路成功人士的名牌小车一样，它们时刻都在提醒着你：这里俨然是一个中年人的世界。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由于工科过于强势，文科氛围过于稀薄，这些问题因此更加突出。 “这份报纸讲的都是中国的阴暗面。中国难道没有好的一面吗？人生短暂，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再说，我们要相信党和政府能把社会治理好嘛。”当我向研究生A推荐《南方周末》时，她显得十分委屈。她仰慕杨澜和大小S。每天，她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和寝室的两点一线中度过。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很少超出“康熙来了”、银乐迪KTV和周末银泰百货的“买五百送两百”。毕业之前，她很幸运地被杭州的华为录用。现在，就要离校了，她正在忙碌地学习广场舞。工作之后，她要靠这个来保持身材。她打算毕业后的三年之内嫁给一个有事业基础的，爱她的老公。然后，买车买房。成为像杨澜一样幸福的女人是她最大的梦想。 原来只读《体坛周报》的读工科的研究生B倒是很痛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南方周末》他几乎每期都看，只是，从来都不是出于对该报信念和原则上的认同。他高中就入了预备党员。在不少老师和很多同学眼中，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抬头就是笑脸，开口就是夸人。他崇拜胡雪岩，渴望将来成为又一个红顶商人。为此，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的人脉，紧紧抓住每一个在他看来对他将来的事业或许有帮助的“潜力股”。读《南方周末》，《财经》杂志就和他书桌上摆放着的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样，仅仅是为了在社交场所中给个人形象提供点缀。他真正感兴趣并从头看到尾的只有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他太聪明了，以至于身上看不到一点学生时代的纯真。 在这个由于过度渴望成功而极度推崇生存智慧的时代，成功难免被简化成一套算术公式。为了成功，我们可以不顾原则和底线，可以放弃责任、收敛锐气，一切成败得失都可以用金钱来换算。胡舒立和《财经》获得国内外同行高度认可，这当然也足够的风光，只是这条路路途艰难，风险莫测，有可能落个遍体鳞伤的下场；丘成桐、余英时所到达的学术高度作为成功的另一种定义，同样让人极其的向往，但是，那属于长线投资，收益没有保证。生存智慧提醒大家：要抓住短平快的东西；要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要磨去棱角，削尖脑袋，以机会主义为策略，积极地迎合现实。这些才是实现成功梦想，通向财富的最稳妥的捷径。既然是捷径，像曾宪梓那样从推销领带起家的，前网络时代的路径自然不是特别值得效仿，李开复、马云、李彦宏这类通过互联网迅速敛财的创业模式才倍受推崇。 生存智慧传授的仅仅是办公室政治。它教你如何琢磨别人的心理，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然而，有了它并不能保证成功的道路从来就一马平川，还必须学会如何在焦灼的期待中或在面对挫折时，给自己做做心理按摩。于是，“心灵鸡汤”热构成了当下大学校园的另一道景观。每天，只要轻轻点击一下QQ空间的好友动态，喷涌而出的信息当中，总少不了几条心理健康日志。它们要么高屋建瓴，要么以舒缓的语气谆谆地告诫你：“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任何决定……”，“记住这二十条，人生就会改变。” 这两股热潮间接推动了国学的复兴。每到周末，很多大学校园都要迎来一道盛况——各路精英和风云人物开着各自的名牌小车，齐聚周末国学班。那适时推出的一个个国学讲座是大学与市场合作无间的又一个范例。我们的祖先虽然缺乏向未知世界进行智力探索的热情，却给他们的后人留下了充沛的生存智慧。如今，这些智慧既可以用来帮助企业家赚钱，帮助官员升迁，还可以帮助大学利用学术资源敛财。不是吗？绝大多数翘首聆听讲座的CEO、政府官员和年轻的创业者们，除了借国学附庸风雅外，真正感兴趣的从来都不是儒家的济世情怀，而是从《孙子兵法》中提炼出的驭人术和大学里的于丹们假借《庄子》开出的心理调适药方。 也许，《正大综艺》开播的意义被我过度解读了。或许，我对杨澜的评价有失公允，但我绝对无意贬低创业者和商界精英。我相信，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精神能给缺乏商业传统的中国社会注入创新的元素。当代大学生们对成功的渴望同样无可厚非，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心灵被“成功学”格式化，导致精神的维度过于单一。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应该具有超然于世俗的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钱挣得比别人多。如此多的创业明星讲座、未来企业家俱乐部、商界精英沙龙或许能造就更多马云、李开复之类的商界巨子，但是，绝对培养不出若干年后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这难道不是大学的真正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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