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智效民 　　 　　 “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 　　 　　 竺可桢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1936年至1948年，由于蒋介石信任，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由于毛泽东赏识，他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约1000万字日记。这套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巨大变化。其中，他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就颇具代表性。 　　 　　 一、“三反”运动的背景 　　 　　 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现在看来，“三反”运动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 　　 　　 1950年6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并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意思是不可树敌太多，并要在各方面有所让步。]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爆发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对外战争的爆发使当局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于是在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参战命令的第三天，即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这样一来，不可树敌太多的思想路线立刻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合称为“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结束后，由于经济建设欠账太多，毛泽东于1951年10月又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防止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作法产生怀疑，毛泽东还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同时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思想运动，简称思想改造运动。 　　 　　 竺可桢是全国政协委员，当他在政协大会上听了毛泽东对两个运动的解释以后，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体会：“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45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中央发现全国各地的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1日作出向全党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12月7日，竺可桢在政务院第114次会议上听取薄一波的报告。薄首先介绍了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方案，接着讲到贪污浪费情况。他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内共有326000人服务，而贪污者占九万人，占28%，其中应受严重处分者占千分之一二，已枪毙者150，其中60人在四川一省。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五十三亿，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薄一波的报告代表了中央对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此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虽然有抗美援朝运动，但“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必须展开”；浪费的原因，“大概是官僚主义”（第484至485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这反映了中央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心。但是，由于爱国增产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再加上只有大张旗鼓的指示，而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因此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和指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元旦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各界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952年已经开始，本年将继续抗美援朝工作为重心，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年新增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第531页）。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高潮。从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中科院为“三反”运动而停止办公 　　 　　 在此之前，《光明日报》于12月1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室营造科科长黄山立贪污案。据说黄在修建物理楼的过程中，利用职权贪污受贿6059万元。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黄立山之贪污，院中三不管之状态有以养成之。……我们大家统对于国家负此损失负点责任。”（第482页） 　　 　　 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由院长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担任副主任委员。12月25日上午，中科院召开动员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说：“官僚主义为贪污与浪费的根源，要肃清贪污与浪费，必须清除官僚主义。为此须发动群众，要大家把公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改造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这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贪污浪费行为，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都要从思想改造的角度，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 　　 　　 会后，竺可桢担任中科院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当天下午，竺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头十天阅读文件，发动群众检举，以后俟进程如何再定办法，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同上，第495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必然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除此之外，让知识分子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是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杀手锏。12月27日，中科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事先安排，由竺可桢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会。他讲了三个问题：一、自我批评与古代自省有何不同，二、批评与西方代议制有何不同，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由于准备不足，或者说尚未想明白，竺可桢认为自己”讲得一塌糊涂“（第496页）。这显然与竺可桢从未接触过这类”游戏规则“有关。作为运动领导的竺可桢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1952年元旦，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钱三强应邀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设的晚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的讲话。第二天上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根据形势的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即日发动’三反’运动，……希望十天以内有结果。“郭院长还要求从当天下午起，中科院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郭沫若是通天人物，他的这些作法显然与中共中央随后发出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有关。 　　 　　 元月3日上午，竺可桢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响应毛主席号召，发动大众热情来做’三反’运动。“正在这时，中科院党组成员兼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曹日昌的母亲去世，要回老家奔丧，竺可桢劝他不要回去。可见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当天晚上十点半，竺可桢收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来信，要他在第二天八点半之前汇报运动情况，同时提交书面报告。竺可桢立刻通知曹日昌，让他连夜准备书面报告（第532页）。第二天一早，竺可桢与曹日昌前往文委会进行汇报。曹日昌准备的书面报告分五个部分：（1）是否已经自上而下检讨工作，（2）自下而上的发动工作怎样，（3）”三反“运动的重点何在，（4）检查组织状况如何，（5）存在何种基本问题。运动刚刚开始，曹日昌就能写出如此报告，真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投入”三反“运动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文章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之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没有转载，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不注意。另外，该刊只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没有把国内科技成果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忽视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竺可桢马上与郭沫若商量，”决计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但损失将数千万元（按，旧币，下同）。“（第539页）可见在”三反“运动中，并不反对所有浪费。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浪费再大也无所谓。 　　 　　 三、竺可桢”无法应付“ 　　 　　 1952年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开大会，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分别作了检查。竺可桢在检查中说，除了官僚主义外，他还有”本位主义和敌我不分两个缺点“。与会者对他提出以下意见：一是有作客思想，二是没有接触实际，三是利用公家运器材的机会搬过家具。此外，大家对他们动用巨额公款修建院长宿舍也有很大意见（第534至535页）。 　　 　　 一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委员会要求限期完成思想改造任务，竺可桢去找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商量。他说：“余辈均五十岁以上人，讲思想改造不及年青人之速。而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实在使人焦急。”另外，他还听钱三强说：现在“近代物理所年青人亦莫知所从，正如一群鸡鸭，但闻四处呼声，遂致彷徨歧途。”为此，他希望当时兼任副院长的陈伯达能够“到院多主持思想改造或至少能一星期来一次。”（第555页） 　　 　　 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变成人人过关了，因此不要说普通知识分子，就连竺可桢也觉得“莫知所从”。为了表示积极，他请沈自敏对自己进行帮助。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面对自己老校长，沈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态度，所以最能压制学生”。此外他还批评竺可桢的文章“没有阶级争斗性”。 　　 　　 2月28日下午，竺可桢在会上再作检查。检查之后，沈自敏说竺可桢“在浙大培植了强固的反动集团”，曹日昌认为他“对教授治校没有批判”。此外，还有人说他是御用学者，与蒋介石见面不用通报（第569页）。对于沈自敏的说法，竺可桢虽然不能接受，但也不敢反驳，只是在日记中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 　　 　　 3月15日，竺可桢继续在小组会上做检查。这次检查的问题包括“向上爬、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及国民党时代学生运动”，其中重点是学生运动。检查之后，许多人提了意见。小组会结束时，院党组成员、历史学家刘大年要求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问题。 　　 　　 无奈之下，竺可桢只好再次请沈自敏来家吃饭，帮助自己分析错误。4月14日，刘大年找他谈话。指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有崇美思想，作客思想，在浙大时敌我不分，还为殖民主义辩护；但由于“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问心无愧……，生活严谨，没有贪污”，因此需要从行动上站在人民一边（第599页）。4月23日，竺可桢将自己的检讨装订起来，寄给刘大年和沈自敏。随后，他还与沈自敏谈过自传写作和个人检查等问题。从二人的接触情况来看，沈显然是党内负责“帮助”竺可桢的特殊人物。 　　 　　 经过半年的精神折磨，竺可桢已经难以忍受。他在5月12日的日记中用“年衰力薄”、“真同走尸”、“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心境。 　　 　　 尽管如此，原来“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的运动仍然是遥遥无期。两个月后，刘大年又来拜访竺可桢，说院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从下星期开始，要他和陶孟和、吴有训再作检查。几天后，中科院再次召开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一向很少露面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竺可桢说：“自院成立以来，陈院长来院作大报告是第一次。”第二天，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贾伊且各夫突然来访。正在这时，竺可桢患了感冒，他既要接待外宾，又要准备检查，因此他在日记中说：这种局面“使我无法应付”（第661页），可见他有多么难受。 　　 　　 7月28日，竺可桢写了五千多字的检查稿之后，又一次请沈自敏对他进行帮助。沈认为他在稿子中分析事实太多，分析思想太少，而思想转变的关键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7月30日，竺可桢在大会上作检查。会议由陶孟和主持，华罗庚、罗常培、范文澜、钱雨农等人出席。8月24日，中科院公布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过关者的名单，其中没有竺可桢的名字。至此，竺可桢总算得以解脱。 　　 　　 四、其他专家学者的遭遇 　　 　　 相比之下，竺可桢周围的专家学者就没有这么幸运。 　　 　　 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刚刚被任命为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就遇上了三反运动。于是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官僚作风和作客思想，然后才赴沈阳上任。一个多月后，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拿了美军的3000美元、60两黄金和卡车一辆。于是竺可桢写信让他坦白交待。随后，竺向钱三强询问此事。钱三强说，1945年前后，严济慈为美军创造的价值合十万美元，应该获利一万。但实际上他只得到“黄金一百五十两之谱，即合美金七千五百元之数。”（第558页）1946年，严济慈回到北平后，拿这笔钱买了房子，因此被视为贪污。 　　 　　 2月13日，竺可桢与李四光、陶孟和、吴有训等人商量此事，认为既然有人揭发，就该让严济慈早点坦白交待。于是，他们联名致函严济慈表达这个意见。所幸严济慈的坦白还算彻底，并主动将这套房子充公，才免于处分（第592页）。严济慈的命运显然与他的价值有关。这种事换上其他人，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图书馆职工毛宗荫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是中科院图书馆少有的专业人员。因为他经手购买了许多书籍，并负责装订图书馆的报纸，因此有人怀疑他贪污。面对声色俱厉的呵斥，老实巴交的毛宗荫在斗争会上承认自己贪污160万元。但群众并不满足，他只好跳楼自杀，寻了短见。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同情毛宗荫的竺可桢居然会觉得“这是右倾思想，……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第586页）又如应用物理所一位研究人员因为被人发现私自出售无线电振荡片三片，也在宿舍“畏罪自尽”（第590页）。 　　 　　 除此之外，自杀未遂者不知有多少，其中包括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4月10日中午，竺可桢看望吴有训，得知吴先生因为在运动中难以过关，已经买了一条绳子，几次要悬梁自尽。后来他把内心痛苦向太太和盘托出，才避免悲剧发生。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气氛。 　　 　　 除了中科院的事情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学术界朋友们的一些遭遇。4月25日晚，竺可桢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字树人）见面，谈到周枚荪（字炳琳）在北大三次检讨未能通过。周的儿子也检举揭发他，但还是儿子的口气。相比之下，陆志韦的女儿在会上检举自己的父亲时，开口就是“你陆志韦”如何如何（第607页），则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也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振道等人的老师；周枚荪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陆志韦是著名心理学家，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运动中的处境 　　 　　 与周、陆二人相比，饶毓泰遭受的内心折磨也许更大。三反运动开始后，竺可桢曾多次拜访饶毓泰，2月28日，他听说饶在家中晕倒，便前去看望。3月6日，竺可桢又收到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来信，“知树人神经失常。”他与吴有训匆匆到了饶毓泰家之后，只见饶躺在床上，“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饶毓泰得病，是因为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会上批判了他。批判的理由是他不仅只会“教人做研究”，还说什么清华应该“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批判者认为这“全是自私自利”。饶毓泰不能接受这种批判，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批评他思想有问题。因此有人说他病情加重，与汤先生的批评有关。饶毓泰也认为，北大自“马寅初、汤用彤起，直到学生，无一寄与同情”，相比之下，“倒是科学院友人还有同情”，因此他想离开北大（第574页）。 　　 　　 随后，竺可桢得知“燕京（大学）’三反’极热烈”，该校的“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成为北京各大学’三反’中心人物”（第583页）。浙江大学在运动中“自杀者五人，……许多人自己承认没有根据的贪污事件。”（第711页）这说明，中科院的“三反”运动，似乎没有北大、燕大、浙大等高校那么“热烈”。 　　 　　 一场由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经济领域的斗争，居然与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了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从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会遭到严重打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智效民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６７９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７１５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６８２页） 　　 　　 １９１４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２７６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会靠归纳”（《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１９１４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１９１５年１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８５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第３３８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２４３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３３至４１页，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五元（一说十元），共发行股票４０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却是无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鸿隽从康乃耳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１２５２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三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７４８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１９３３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２７６页，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 　　 　　 任鸿隽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１６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１２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但是他却为科学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第３８８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八号第１０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同上，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任鸿隽是１９３５年９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加再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华”，表示了“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该会每年有上百万元款项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过于宽泛，所以中基会把这一概念的涵义限定在科学事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页）。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高达２８３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基会既资助国内学者，也资助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任鸿隽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大科学家和著名研究室的帮助，其“收效之速，成材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第５２２页）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一百多个学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５７４万余元，美金４.４５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１００万元。（《丁文江的传记》第１２５至１２７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除此之外，中基会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社会调查拨出专款，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翻译科学和历史文化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１９２５年进入中基会到１９３５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７６１页） 　　 　　 八、战争年代，反思科学得失 　　 　　 １９３７年６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离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中研院、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浏览当年的《竺可桢日记》，有关学术活动的记录比比皆是，难怪费正清看到中国知识界战时生活状况后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６９页，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关于前者，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华民族好像一条大船，抗日战争好像一场暴风雨，科技人才好比船上的机务人员。没有机务人员，船到紧要关头就会束手无策。（第５５２页）。至于后者，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战结束前，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５０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八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５８７页） 　　 　　 九、尾声：难圆的梦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１９４６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６０５页），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美梦。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５３５页）。面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才能防止独裁，制止战争。 　　 　　 内战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做好了出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１２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陶孟和因为经费问题与任鸿隽有过矛盾，看陈衡哲的口吻，显然对陶的选择不以为然。５月４日，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同上，第１２４７页）的记录。 　　 　　 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９月１１日，竺已得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骕（字步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１２８６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复返已经引起当局怀疑，并受到严格监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价值。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再度回来，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今雨来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此情此景在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表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同上，第１２９４页）。后来，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等人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无论是能力还是成就都并不亚于他们的任鸿隽，却长期没有一个实质性职务。看来，任鸿隽想要继续他的科学救国梦，恐怕是难了。 　　 　　 从此以后，中国科学社的命运也被饶毓泰不幸言中： 　　 　　 １９５１年，创办３５年之久的《科学》月刊被迫停刊，后来虽然以《科学》季刊的形式出现，却没有维持几年； 　　 　　 １９５３年，由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于１９３５年，是当年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和仪器被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接管； 　　 　　 １９５６年春，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全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泸湾区图书馆；同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印刷厂（在印刷科学书刊方面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１９６０年，中国科学社以捐献的名义，将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图书、设备和８万多元余款上交国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动。这让人想起任鸿隽在１９４８年说过的一句话：“私人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可以保护学术天才。（第６１９页） 　　 　　 据说任鸿隽当时曾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科学》季刊不要中断。但“结果是财产交了，《科学》断了”（第７６６页）。 　　 　　 １９６１年，就在办理中国科学社财产移交手续之后不久，任鸿隽溘然长逝，享年７５岁。 　　 　　 ２００２、１０、

　　智效民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庄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因无意于仕途，便在家乡办起新式学堂。1913年，潘光旦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因跳高受伤，截掉一条腿。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在1922年实现赴美国留学的愿望。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1934年以后，他应清华大学邀请，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担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任教期间，他主要从事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受苏联影响，优生学成为研究禁区，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也转移到民族学领域。1957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光旦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他因病住院，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最终被迫出院，惨死家中，终年68岁。 　　 　　 潘光旦崇尚自由主义，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有关自由主义教育的文章，后来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他的主张也被湮没。我把它们翻检出来，无非想寻找一面镜子，看看当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 　　 　　 一、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前两年，《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记者对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采访，题目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采访中，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途径。于是，能不能顺应“计划教育”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一所大学，就成了学生、老师、家长最大的思想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模式，并且是青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吗？ 　　 　　 为了弄清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些论述。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这说明，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知识的灌输，是当今教育的问题所在。 　　 　　 那么，把教育的目的简化成单纯的知识灌输，会有什么危害呢？ 　　 　　 早在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办教育的人虽然也承认应该破除成见，但是却只知道破除别人的成见，不知道破除自己的成见。这样一来，别人的主张是成见，而自己的主张却成了主义和学说。这种将某种主张定于一尊的作法，不但让青少年无法认识自己，也容易让他们遭受蒙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二、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知识越来越深奥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对专家教授充满敬意。于是，所谓“遇事找专家”、“没有专门知识就没有发言权”，就成了一种时尚。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教授却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来越少，批评它的人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对立的状况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学问之大敌！ 　　 　　 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 　　 　　 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 　　 　　 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的这个头衔的。但由于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中国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谓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 　　 　　 当时，潘光旦还在上海教书。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经有所评论。1927年，他在《语丝》发表文章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看来，这种“上海气”影响到教育界，就会冒出许多“野鸡大学”、“野鸡教授”。与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这恐怕是潘光旦与许多江浙知识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体制，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还有京派、海派之区别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已经到处是那种“可厌的上海气”了。 　　 　　 三、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发展经济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那就会遗患无穷。 　　 　　 记得在上世纪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方案，国家财政拿出18亿元用来改善校园环境与教职工待遇。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报道说，北大教师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批评”的话题，也成了相关领导的心病。这就有点不对味了。难道广大教师与相关领导之间，是一种“拿多少银子，就必须干多少活儿”的关系吗？ 　　 　　 当时北大的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正在担任校长助理，他拟定了一套严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师考核制度，从而引起轰动。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给教师一点宁静》。文章说：“既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又怕他们不称职，不好好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便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师，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教师排忧解难，提供服务。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个群体，只要你诚心实意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克尽职守，全力以赴。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把做学问视为谋生的手段，还把它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贫之至，他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就已经得到验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制约他们，而是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即使冯谖再世，也无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运。”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为什么要使教授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 　　 　　 四、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有感于前些年“脑体倒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不正常现象，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教授也富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不知是名实不符，还是在开玩笑，近年来“注水教授”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潘光旦早有批评。1930年，他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如果教授“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比如鲁迅，他本来在教育部供职，却要在许多大学讲课。因此只能叫讲师，不能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也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五、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小学生每天必须有人接送，就连考上大学也要家长护送。前两年有媒体报导说，有些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住不起旅馆，只好在学校操场上露宿，而他们的子女却在宿舍里高枕无忧。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心寒心痛。除此之外，无论家长还是社会，总是对孩子们放心不下。一会儿怕他们受黄色书刊影响，一会儿怕他们沉迷于网络。但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担心，却很少有人追究。 　　 　　 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业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 　　 　　 六、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学校为什么放假？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学校放假是为了让师生们避开严寒酷暑，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劳动强度太大。尽管这些解释有点勉强，但好像没有更好的答案。后来看到潘光旦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使我茅塞顿开，并发现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潘文的题目是《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文章一开头就说：“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学校放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问。 　　 　　 接下来潘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学校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重视教材。“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使学生“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从而失去了自动研究的机会。他认为这种“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比八股文还要严重。他说，心理学家认为“钩心半角”的八股文还有一种“磨炼智力的功用”，而那种在“专读一书”的教学模式，却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乐趣。 　　 　　 正因为如此，潘先生认为假期是每一个学生“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大家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树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的信念，其次要选择一两个比较高明的求知方法。这就是说，同学们在假期一定要摆脱教师的阴影，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学习生活。他举例说，在自然知识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远足，从事地质的观察和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可以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类似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很多。 　　 　　 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胡适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是从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第一学年毕矣！”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曾有点奇怪，心想美国人的暑假开始早，大概结束也早吧。没想到一直翻到9月28日的日记，才有“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的记录。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暑假居然有三个半月之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如此，胡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干了些什么呢？纵观这三个多月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暑假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其中有旅游、开会、交友、阅读、写作、打球、玩牌、逛公园、学拉丁文、演讲辩论、上暑期学校（包括学化学、演习题、做实验）等等。这与潘光旦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在美国大学里，虽然未必有“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但放假的目的，却是为了“知识生活的解放”，为了给学生多留一点自由自在地学习研究的机会。 　　 　　 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潘光旦先生为什么要把学校教育说得那么可怕呢？我想这与学校本身的缺陷有关。据说近代教育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学校比作工厂，把教室比作车间，把老师比作工人，把学生比作原料。这种“规模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不但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爱好，还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的人们才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前几年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别了，高考！》的文章，在谈到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设计时列举了“社区服务”等内容。这也应该是假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时候还可能更为严重。另外，该文虽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但由于大学生活乃是中小学的继续，所以大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大同小异。 　　 　　 七、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时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潘光旦为什么主张学生不要入党呢？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 　　 　　 大约是1940年，《今日评论》发表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讨论“党”的文章。有感于此，潘光旦在《学生参加政党的问题》的一开始就说：“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接下来，潘对党的本义作了分析。他说，尽管民主政治的理论认为党是一个万不可少的现象，但是根据先哲的遗训和民族的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也不是一种好现象。所谓“不偏不党皇道荡荡”、“君子群而不党”，以及历代的党祸、党争，都是最好的证明。我想，从字形上看，党（黨）字从尚从黑，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潘先生还说，这一理解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在西方，“’党’与’偏袒’（party，partizanship）两个字还不是同一来源么？”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学生不要入党，理由是：第一，学生时代是一个人身心尚不健全，思想还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学生入党无异于拔苗助长；何况党派内外的排挤、倾轧和争斗，对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第二，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学生入党也是一个极不相宜的举动”。因为学校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在此之外又出现一个党的系统，则会破坏学校管理的自主权和完整性。第三，党与主义是互相依存的，信奉一种主义，“足以锢蔽人心，桎梏思想”，所以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青年学生也不应该入党。 　　 　　 在文章最后，潘先生承认青年学生对三民主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所谓“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他也承认，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毕业后是否可以入党，那“就让他……自由抉择好了。” 　　 　　

智效民 　　 　　 八、自由、民主与教育的关系 　　 　　 抗战时，潘光旦曾经分别谈论“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修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倾向。 　　 　　 九、教育为什么不是训练？ 　　 　　 抗日战争后期，潘光旦看到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便把它翻译出来。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纳入“新中学生文库”。潘光旦在“译者弁言”中介绍说，这个赫胥黎并不是《天演论》的作者汤姆斯·赫胥黎，而是他的孙子。老赫胥黎除了《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自由教育》等论著，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过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对小赫胥黎不大熟悉，但是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 　　 　　 比如究竟什么是教育，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约自汉代以后，中国就有“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说法。直到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1980年缩印本）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变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陵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因此他认为：“受此训练的无产大众从青年进而为成年之日，便是民主政治开始退步之时。”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早在1941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也教育与训练作过辨析。他说：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所以人们往往把“教”与“训”混为一谈；但是在“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和《学记》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就“连教字也用得很省，……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在“中国第一种的政治作品《尚书》里，……（却）有五十五个训字”。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教与训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还说：由于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过“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中国教育为什么会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呢？潘光旦认为这种变化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古代教育“理学与科举的流弊”，二是近代教育对知识的偏重，三是当代教育政治化、主义化的倾向。 　　 　　 与潘光旦相比，赫胥黎则是从西方近代史上探讨了教育变为训练的原因和危害。他指出，由于受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影响，许多改革家认为一旦普及了初等教育，就可以让“这个世界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但事与愿违的是，普及教育不但没有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替独裁政治和世界大战，做了一番清宫除道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赫胥黎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手段与目的背离有关。他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自立自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今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通国的儿童都得接受一些纪律化的训练，都得受这种训练的折磨”，那就会使我们走进“水深火热的境界”。他举例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反对蒙特梭利的启发式教育思想，就是要把教育变成训练。 　　 　　 看来，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并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实在是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 　　 　　 十、为什么宣传不是教育？ 　　 　　 除了把教育当作训练之外，把宣传当作教育，也会造成很大危害。 　　 　　 赫胥黎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军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的快，来得普遍。”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电视，赫胥黎也会对它的宣传作用感到惊讶。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这本书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文章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难怪赫胥黎要说，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 　　 　　 潘光旦的文章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发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强调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他还指出，学校以外的环境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那些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不仅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像鸦片一样让他们上瘾成癖。这样一来，青少年就可能成为“环境的寄生体、社会的可怜虫、文化的赘疣、民族的负担——这是多么一件惕目惊心的大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作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十一、为什么听话不一定是好孩子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的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的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的控制他的作为，自动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的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独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十二、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处于停滞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世界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英美学习，走西方人的路；一条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对于这两种路径选择，潘光旦虽然主张不仅要学习英、美，学习苏联，而且还要向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学习。但是，从思想立场上看，他还是明显地倾向于英美两国。 　　 　　 1945年，《自由论坛》周刊先后组织两个特刊，介绍了英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为此，潘光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在引用这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明确表示：中国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是做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十分幼稚。也就是说，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似乎是一向停滞着，形成生物学家所称中止发育的状态。至晚近百年，西洋文化的输入，与输入后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突然又给了我们一些强烈的刺激，于是停滞着的发育机能又复苏醒而活动起来。”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学习其他民族的经验，才能“教我们推进到成年的境界”。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首先介绍说，沉着是英国人最大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明。一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时，船上全部男子临危不惧的表现，令人非常钦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30万英军在敦克尔克被德军包围。但是在民众的支援下，英军将士居然秩序井然地撤退回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潘光旦认为，就沉着而言，“个人不易，团体尤难；太平时节的团体不易，危险时期的群众尤难。而英国人竟能之，不但能，并且擅长，并且习惯成自然的已经变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英国人所以伟大，其民族生活的所以始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素虽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这显然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 　　 　　 这种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有关。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人是一个注重实际经验、忽视抽象思维的民族，这种倚轻倚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一个英国人向你问路，你告诉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然后从左边第三个胡同口进去……，他肯定会越听越糊涂。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画一张草图，他才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去处。再比如你要买５６．３４元的商品，用１００元付账，英国人的找钱方式也会让你忍俊不禁。他们往往是先拿出６分，与商品凑成５６．４元；再拿出６角，凑成５７元；再拿出３元，凑成６０元；再拿出４０元，凑成１００元；然后才会把商品和这４３．６６元一齐交给你。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怎么算是成熟，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呢？这正是储安平撰写此书的目的。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想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本书共十章，前六章是写政治体制的，因此对国王、王后、国会、内阁、首相、贵族制度、自由宪章，以及外族入侵的影响，都有详细介绍；直到第七章，才谈到英国人的性格和风度。储安平于三十年代初赴英留学，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人性格特征的，就是费厄泼赖精神。书中说，费厄泼赖是一个只能意会不好翻译的词汇，因为在其他语种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这个词来自运动场上，大致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含有“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后一点特别重要。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此外，在对手获胜后表示由衷的祝贺，也是费厄泼赖精神的具体体现。 　　 　　 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取代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据说海外有谚语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我也听朋友说：英国某大臣在一个国际性场合发言时，竟会出现“六八四十五”错误。有意思的是，当这句话引来哄堂大笑时，他还觉得莫名其妙。相比之下，我们虽然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把“六八四十八”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要面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处境。 　　 　　 储安平认为，这种状况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在英国，学校运动队队长往往是学生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正直、无私、勇敢、果断、有自持、能合作等品格，是费厄泼赖的典型。我想，英国足球比赛入场式常有孩子们参加，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举行，大概也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正因为如此，英国小学生常能把“这不公平”挂在嘴边，而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基本诉求。 　　 　　 顺便说一句，电影《泰坦尼克号》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主人翁的爱情故事，而是船长临危不惧的表现和乐队沉着奏乐的情景。《英国采风录》也提到这个历史细节，并“对英国人的沉毅和英勇”发出由衷的赞叹。总之，英国人之所以公正、诚实、含蓄、幽默、讲礼貌、守纪律、厌恶说谎、注重实干、不善交际、鄙视空谈；之所以除了认真做事之外，不屑于把精力放在阿谀奉承、走后门拉关系等方面，都与费厄泼赖精神有关。可见，在反思教育的今天，我们也不妨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另外，潘光旦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最大特征是信仰的自由的信仰。这是美国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他还说，英国人的沉着来源于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到了炉火纯青、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自由是看得见的。他们活泼有余而沉着不够。尽管如此，他们迟早也会达到英国人的境界。 　　 　　 十三、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潘光旦在《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中开门见山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表面上是两回事，是文明生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基本的精神说，实在是一回是，是一种精神适用到了两个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道：“所谓一种精神，最可以概括的是’客观’两个字。”把客观精神用于自然，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把客观精神用于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调适”；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文化的“调适”；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与历史的“调适”。但是一些浅薄的人却要“征服自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妄自尊大！”可见，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潘光旦所谓“调适”，与现代流行语“和谐”基本上是一码事。 　　 　　 潘光旦还说，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政治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是广大民众。为此，他们都需要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观察了解民众的各种要求，让“民众的智能、兴趣、欲望、意向、见解、理想成了一切政治活动与政治设施的最终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与调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把科学精神推广到政治领域。基于这一看法，潘光旦认为：许多人热衷于科学，有些人还做出很大成绩，但这些人“一出实验室，一离开书本，一放下数字，”便什么事也不想管，这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 　　 　　 潘光旦的这一认识，也许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行“七七”纪念会，参加会议的3000多人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如人；要救国，就需要坚守学术岗位，不要关心什么政治。对于熊先生的上半句话，潘光旦完全赞成，但对于下半句却不能苟同。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都代有相传。何况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首先应该是做人，做一个合格的国民，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此外，潘光旦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教训，语重心长地说：“单单注意技术的科学，以至于单单提倡精神上不能与政治发生联系的科学”，无论怎样标榜成功，也是无补于国家民族的。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和希特勒及其爪牙，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这三个国家为虎作伥的科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过错。 　　 　　 近年来，类似熊庆来的观点在学术界非常流行。许多人以学术至上为由反对关心政治。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一种逃避。看看潘光旦的观点，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时候，潘光旦以《正视科学》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进一步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开门见山说：“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还产生若干“看法上的错误”。 　　 　　 潘光旦认为，所谓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第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接下来他强调说，这三个内容固然各有其价值和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但是，多年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不用说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是科学研究的推进也很少注意。于是科学便成了一种偶像，科学迷信以及一系列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呼吁：只有把科学精神逐步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世上所有的偶像才能不打而自倒。 　　 　　 有感于科学界的种种乱象，我在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超过一千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2004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该院院长路甬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我认为，如果没有竺可桢所谓“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研究就不会走上正路。 　　 　　 这篇文章还谈到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试教育不但不可能传播科学精神，反而把学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扼杀了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把老师当作敌人，把学校教室视为地狱，这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中国教育已经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也让它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 　　 　　 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净化灵魂、塑造人格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科学精神、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市场。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喏喏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成了不敢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显然与当代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关。

　　智效民 　　 　　 下篇：中央大学 　　 　　 一、受命于动乱之际 　　 　　 罗家伦提出辞职后，并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但是他去意已决，便独自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历史学教授。不料蒋介石到武汉后，先是让他回清华，后来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国政治学校教育长，并主持校务。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曾参与该校筹备，因此他对这个学校非常熟悉。 　　 　　 罗家伦对于政治有自己的认识。他说：“不要仅存批评现状的态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来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只会活动的政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4-125页） 　　 　　 1932年9月，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所谓三江，是指江苏、安徽、江西，后因三省之间的纠纷，遂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1年，南高师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在此期间，校长郭秉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更换校长的“易长风潮”。这一风潮的起因和经过非常复杂，《南京大学史》说这次风潮“源于国内的政争”是有道理的。不过，该书以及其他研究者似乎没有广泛涉猎当年关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就有著名学者王世杰、陶孟和、张奚若写的文章。这些人在学术思想界享有盛誉，他们的话对于了解这一风潮有所帮助。 　　 　　 有人说，撤消郭秉文校长职务，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现。为此王世杰在《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中说：东南大学自郭秉文被免职以后，形成两派。“拥郭诸人的表示，是要拥护教育独立。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就是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了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职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学者胡敦复。当胡敦复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时，“拥郭派”学生在教授陆志韦、徐则陵带领下，对胡敦复等人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东大暴动》中一方面表示不敢相信，一方面尖锐指出：这次暴动既反映了东南大学教育的失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责郭秉文被撤换，是汪精卫、吴稚辉等人参与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对此，张奚若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说：“据我看来，郭氏免职与一般人所谓’党化’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件事是由东南大学内部发动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内部发动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种种不正大不规则的行为。”他还指出，新校长胡敦复被“拥郭派”教师雇佣流氓殴打凌辱，是无赖的“朋党”行为。（同上，第17期） 　　 　　 当然，曾经在东大担任教授并与郭秉文有矛盾的杨杏佛，在这次风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8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这种贪大求全和将所有大学都以“中山”二字命名的作法，自然不会长久。于是在1928年初，国民政府又下令将第四中大改为江苏大学，但遭到师生反对，最后才做出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决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本校师生怒打外交部长、打砸《中央日报》社，酿成“珍珠桥事件”而辞职。几经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锡朋前来接任。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中等以为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那天，他还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棋瑞政府，同学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为北大“五大臣出洋”的最佳人选。留学归来后，他先在武昌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北伐时在陈果夫手下供职。朱家骅辞职后担任教育部长，他是教育部政务次长。 　　 　　 据罗家伦说，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１２０人编制，却只有６０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因此罗家伦有“亦儒亦墨亦真诚”的诗句来歌颂他的品行。 　　 　　 按理说，派段锡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央大学十分活跃，他们在“珍珠桥事件”中甚至“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南京大学史》第1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此段锡朋上任时，许多学生高呼反对口号涌向校长办公室，“部分学生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极为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大。”（同上，第118页）这是1932年7月初的事 　　 　　 中央大学解散后，行政院派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十人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所谓“解散”，其实是利用暑假进行整顿。整顿之后，罗家伦于当年8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受任于动乱之际”。 　　 　　 二、校长的理想与大学的使命 　　 　　 罗家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抱负和治校方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罗家伦指出，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要承担起“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一个校长首先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作为首都的国立大学，我们对国家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他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而国立大学就是民族文化的寄托之处。如果大学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文化精神，领导民族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获得文凭以及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都缺乏诚意，文化怎能不堕落，事业怎能不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和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柔弱的体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创造一种伟大的文化。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有了这种共同意识，才能“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因此他要求“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2页），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演讲表达了罗家伦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的。这是大学校长的定义，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同上，第243页）与此同时，他想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有机”框架中，却又带着明显的政党意识和时代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由主义教育理念。 　　 　　 鉴于中央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情况，罗家伦曾说：“欲谋中央大学之重造，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第1页，无版权页，系非正式出版物）他计划各用三年时间来达到上述目标。他强调，安定中就要充实，充实时也要发展，因此这只是大致的划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影响了他的计划，使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使命也没有完成。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大至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发展建设、选择新校址，小到关系到师生生活的柴米油盐，都要过问。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他却说他是要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却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6582元；上任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达到1207042元，每年平均301760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以上。罗家伦说：在“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册，西文书一万九千五百七十册，中文杂志二百六十六种，西文杂志一百八十六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三十余种”，即使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以购得之”（同上，第15-18页）。这些数字，与他在离任前所谓“我在中大十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一些统计数字，计约略四年多的时间共旨在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为二百二十三万元。为数过于预算的四分之一。西文专门杂志定到七百余种；重要的全套杂志自出版以至当时的增购计六十种”（《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3页）云云，有不小出入。这可能是统计内容不同所致，也不排除罗家伦有夸大之嫌。尽管如此，罗家伦舍得在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方面花钱，却有口皆碑的。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中央大学因为地处首都，许多人都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在中央大学，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同上）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南京大学史》第123页） 　　 　　 1934年，罗家伦感到中央大学地处南京市中心，四周车马喧嚣，市气逼人，既不是研讨学问的环境，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他决定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人的首都大学。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有力支持。王世杰曾经是武汉大学校长，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在30年代初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走近武大》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时，正值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和国民党中央全会批准，先获得240万元建筑费，新校园建设开始起步。 　　 　　 为了选择合适地址，罗家伦在南京郊区四处寻觅，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景致。 　　 　　 罗家伦说，他这样做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决定的。因此，他在诗中把新校址视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在回忆中把这一计划当作”玫瑰色的甜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5-246页）。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便可落成。 　　 　　 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同上，第187页），其规模已经蔚为大观。 　　 　　 四、抗日战争中的大搬迁 　　 　　 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突然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打破了罗家伦”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说：“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优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和他的学术伴侣，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因为我是略略知道国防政策的一个人，知道中枢是积极的准备抗日；同时又是天天和热血青年接近的一个人，他们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说，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罗家伦正在庐山，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他和最高当局不需要再忍辱负重了，于是他一扫以往的抑郁，感到非常兴奋。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的事飞回南京，同时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他显然要比北方的著名大学占有地理上的优势。不过，罗家伦的未雨绸缪也不容忽视。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由于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学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但顾不了家庭，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朱经农出面才释放。 　　 　　 经过详细考查和慎重考虑，罗家伦决定除医学院到成都外，其他各院系都迁往重庆。当时战局还不明朗，有人主张在城外挖防空壕上课，有人主张迁往上海，有人主张安徽，有人主张迁往庐山，还有人主张迁往武汉、沙市、宜昌，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罗家伦拜见蒋介石，陈述他的理由，得到蒋的同意，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他的理由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该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同上，第224页）从这三条理由看，罗家伦的确是少有的堪负重任的人才。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也被轰炸，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指挥若定，他刚让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遭到轰炸。他说这样做这不是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月多月努力，到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同上，第228页） 　　 　　 罗家伦是个诗人，即使谈如此艰难困苦的经历，也是颇有趣味，颇有感情。他说：“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同上，第228-229页）这其实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罗家伦和竺可桢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学生时代就想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将来到社会上就可能是贪官污吏。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说：“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样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羡慕中大的校工厨司的谈吐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写完这段轶闻后，他真诚地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走近南大》第54-55页） 　　 　　 五、重视人格教育，强调特立独行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景色是非常美丽，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鳞次栉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散布在小山坡上，再中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尽管校舍简陋，却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经二年，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两千多，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数十栋校舍。据王作荣说，这里“桃李满园，……蔓草丛生，蛙鸣阵阵，虫声唧唧”，倒像一个世外桃源。（同上，第44页） 　　 　　 罗家伦说，由于手里有那笔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所以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中央大学学生人数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师、学系也大有增加。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王作荣亲眼看到，“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同上，第55页）这一幕让他终身不忘。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今生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58页）。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同上，第203页）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同上，第237页） 　　 　　 由于他担心青年学生会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因此他希望大家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做转移风气的工作。走向社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海纳百川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 　　 　　 六、重视基础科学，倡导通才教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遇到的问题与八九十年代有点类似。当时社会上也有一股尊重科学、发展经济的潮流，于是许多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首先选择原是经济类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业。对于这种情况，罗家伦在题为《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的文章中有所反映。这篇文章有点像独幕剧，其中除“我”和天文学教授外，还有哲学教授、物理学教授、工程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投考大学青年。因此罗家伦在文章前面特意加按语说：“请求读者不要把这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认作独幕剧。” 　　 　　 故事在寒酸的哲学教授的客厅里发生。面对当时的经济热，许多青年都一窝蜂地报考经济系。于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看法—— 　　 　　 哲学教授说：“……在提倡科学的时代，大家倒把纯粹科学置之脑后。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结果是“经济！经济！青年岂不是在发经济狂吗？” 　　 　　 物理学教授是个明白人，他说：“我想每个时代思想的变动，总是发动在文哲方面。你们才是精神方面的领导者，是社会思想的前驱；现在许多青年看不到这点，真是可惜。” 　　 　　 对于哲学教授感叹的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学教授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经济系教的并不以银行为主体，但是想来学的人，往往以进银行为目的。”由于银行的工作其他专业人才也可以做，未必非要经济系学生才能胜任，这样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 　　 　　 面对教授们的感慨，投考青年申辩说：同学中“投考经济系的，……都是受了家庭的命令”；而不报考理工的，“乃是因为中学的数理化教育愈来愈坏的缘故。” 　　 　　 故事的最后，一直没有发言的天文学家仰天长叹，发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哀怨：“天呵！你也得救救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 　　 　　 这时的罗家伦，已经卸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他写这篇东西，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暴露了他的无奈。但是他在校长任上，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和抗争的。1942年他离开中央大学时，他一方面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指出时代青年和大学教育存在的四大问题： 　　 　　 第一，“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销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正当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这高尚理想的阶梯。我们唱高调责备流俗，是没有用的。若是我们没有抱负而只以个人的实利主义为前提，则我们于未问世之前，已经坠入流俗的溷瀦之中而不自觉。在这彷徨的人生幽径里面，只有坚定而高尚的理想，是我们前途的明灯。” 　　 　　 第二，“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质胜”文胜’之说，中国古来教育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日仍不可忽视。人生是要经过千磨万折的；若是平素没有修养，一经磨折，便要流入偏激、烦闷、横溃、或是悲观的路上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俗语所谓’老和尚成佛要经过千修百炼’这句话，何况我们还不到老和尚的增地呢？ 　　 　　 第三，”现在大学的教育，往往把一个青年知识造好了，身体却弄坏了。现在的大学课程，加在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固无所谓，加在真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是忙不过来。“ 　　 　　 第四，”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在大学里基本的理论科学，尤当注重。须知应用科学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应用科学将来的发展，还要靠新的原理的产生，前途才有希望。 　　 　　 第五，“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和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 　　 　　 第六，“现在中国社会上喜欢牵强附会的人太多。牵强附会是由于一知半解来的。于是科学的精神，就在这种浑沌的空气之中牺牲了。……所以我们青年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现象，必须尽力排除。”（同上，第248-251页） 　　 　　 此外，他还提出大学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以及把握时代的精神需要等任务。 　　 　　 从此，罗家伦就再也不没有回到教育界。因此，这些话可以视为罗家伦对大家的临别赠言。 　　 　　 罗家伦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两次担任大学的校长：一次是在北平的清华大学，为期两年（1928-1930）；一次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将近10年（1932-1941）。这两所大学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罗家伦涉足政治较深，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不是比较肤浅，就是失之公正。因此，探讨一下他在校长任期内的是非与得失、贡献与教训，是很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