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

（2012年6月20日） 一、“涛哥给力”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会否出手一直是媒体关注焦点，财经记者们报道着希腊大选后会否退出欧元区的动态，经济学家们分析着德国总理默克尔能否扮演救世主角色。《人民日报》一周前还以西班牙困境为据，就此教育国民“敢拼才会赢，苦干无止境”，强调“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既是体制的竞争，也是国民生存方式的竞争。体制创新不易，精神世界的扬弃更难。明白吃苦的道理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则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今晨，那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的顶端放上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的领导人合影，新华社则发出胡锦涛同奥巴马在墨西哥会晤的快讯。市场化媒体更关心这些高层社交身后的实质性动作，《南方都市报》用头版头条宣布，“ 中国向IMF增资430亿美元，增资规模仅次于日德，将相应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话语权；《第一财经日报》用“中国贡献一成，美国一毛不拔”形容局势；财新网由记者分析“中国增资IMF亏不亏”，得出的结论是“最近IMF两轮大幅增资，均是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占据主导。这一方面与各发达国家的财力捉襟见肘有关，也同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利的过程”；《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金砖国家”援手IMF的目的是“推动和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 比起《新京报》和《京华时报》使用新华社通稿的中规中矩，《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多发了两幅会场留影，标明来自法新社——“胡锦涛主席捡起中国国旗”；来自安徽的《市场星报》或许也衡量过在这幅领导人“正面”照片上使用外电的风险，编辑们为那个动作画上红圈，更放上“我心中，你最重”的大标题。这些选择的底气应该都来自微博：“涛哥捡国旗”，这正是昨天深夜席卷网络论坛的话题。 《环球时报》记者王文在21时许发出官方合影照之后的一组画面，根据照片上的说明，“G20合影，主办国用国旗来标位置，有的领导人直接踩在了国旗上。合影完毕，各国领导人散去，各国国旗被众人踩来踩去，唯有中国的五星红旗没有被踩，因为唯有她的主人弯腰把她捡起并细心地收了起来。”王文并附加自己对网络舆论场的感叹，“如果这人是奥巴马，微博中一定又是一片公知的狂欢，但的确不是。” 这组图片迅速得到传播，“涛哥给力”的评语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一些王文口中的“公知”在内，也向胡锦涛的这个举动表示了赞赏。比如赵楚，这位时常为《环球时报》撰稿却也曾公开指责该报价值观的专栏作家，即言“这个细节本身当然是值得肯定的，肯定和赞美都正常，但拿这个可贵的细节来攻击所谓莫须有的公知，岂不是太挑衅了？谁是公知？公知如此罪大恶极、不可理喻，那干脆你们建议全社会行动起来，把公知全杀了算了。” 但与此同时，那些认定涛哥不过是“另一个影帝”的人们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即外国通讯社的图片原文说明，根据这段英文，胡锦涛当时是因为国旗胶纸粘住了他的鞋子而撕除。甚至，现场视频也被寻获张贴，据此，“王文们”被彻底钉在了“自作多情、迫不及待”的“五毛党”靶心上。 在得到《深圳晚报》今天那段报道之前，新浪微博的控制方式是同时阻止“公知”和“五毛党”的互相抨击。于是，在承认“是粘鞋上了”但强调“摘下来后揣口袋里了”后，另一位《环球时报》长年作者李牧就此抱怨，“本条围脖的争议甚至被禁转，让我多少感到遗憾。海内外公知占据了反对派的角色，拙劣表演最终演化出‘谣言倒逼真相’这样一个笑话；随便找件事就狂喷，廉价的爱国主义又要演化出什么涅？” 不过，今天早晨，依据特区报人的努力，这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门户网站终于可以解禁，并把“G20峰会胡锦涛细心捡起国旗贴纸”的图文报道推荐在醒目位置。比起“这一幕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报纸描述，来自新华网的舆情描述有所调整，改为“这一细节引发中外网民的赞叹。” 二、你我是“成本” 在转发下属王文的微博时，胡锡进给出了“真诚之举。赞。”的评语，此时，除了用《世界金融“重切蛋糕”，再难也要推动》为中国增资IMF鼓劲外，他应该也已经签发了今日《环球时报》上的另两篇评论：《中国早已进入民主国家的范畴》、《教育的崇洋媚外将毁中国根基》。前文中，作者郑若麟强调“选举只是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却不是主要标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终目标”，所以，“当一国领导人并非通过世袭上台，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不仅仅是共和制的，而且进入了民主体制的范畴。” 根据预测，胡总书记还有不到半年任期，他应该不需要太操心老龄化社会的执政难题。但那个流传的网络段子已经表达了中国国民对执政者推迟退休动议的不满：“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2015年快到了，大家猜一下会喊什么呢？网友代为回答：再老也得养政府！” 这种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承诺可信度的批判甚至获得了搜狐在上周五推荐，身为媒体人的作者谢勇值此叹息宣传之道：“在最初推行政策的事情，政策后果尚未显现，一起皆是美好愿景，话可以说的无限圆满，胸部拍得山崩般响亮，而随后事情渐渐不妙，口风渐转，待转到了180度，养老已经和计划生育似乎已经没有半毛钱关。”根据这篇《计生与养老口号轮回，你我是“成本”》所言，“经过三十年轮回，人们又不得不回到养儿防老的老路上，可即便是放弃了良善伦理的等而下之之策，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一种眼看着自己成为历史‘成本’，却又无能自救的无力感，也正是中国人当下真实状态的写照吧。” 的确，半个月来，宣传官员们的确允许了有关这个话题的大多数争议出现在公开媒体上。这其中，也包括由人民网公布那份始终有超过90%反对意见的调查数据。 《21世纪经济报道》曾于上周五援引来自人社部官员的回应，即“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虽然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网民意见”并不能时时等同于“公民意见”，但在这个“要命”的议题上，这种提醒还是迅速引来了反驳。 比如《晶报》。这份深圳报纸在连发五篇社论质疑本地医保“清零”政策后，又腾出版位连发三文反对延迟退休。先是上周六逼问一句“延迟退休调研怎样才算不片面”：“人社部以‘上网人多数比较年轻，老人占位子令年轻人压力增大’为由，将人民网九成人反对的调查结果定性为‘片面’，很难令人信服。事实上，许多人强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是因为担心这项政策损害到自身的养老保障权利。尤其是身处生产一线的企业职工，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延迟退休将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被剥夺感。这是政策制定者不能回避的民众反应……事实上，反对的声音并非完全来自网络，在人社部放出延迟退休的政策风声之际，就有不少专家学者表达反对意见，很多媒体也发声要求人社部慎重，必须在充分的信息公开、广泛论证调研和民意征集的基础上，考量延迟退休政策推出的可能性。” 在例举“挪用亏空导致养老金缺口”、“推迟退休不如压缩‘三公’经费”、“公务员、垄断性企事业单位人员是延迟退休的最大受益人群”以及“年轻人就业难”等反对意见后，这份特区报纸强调这就是“普遍性的民意”。而三天之后，《延迟退休为何遭受持续质疑》又已见报，作者感慨“人社部只是就延迟退休的问题吹了吹风，便招致近乎一边倒的质疑”。原因何在，根据该文分析，“公众关注的焦点并非全然集中于延迟退休是否合理一处，有关社保的一切几乎都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甚至有些人一谈到‘养老金’三个字，便表现出焦躁和忧虑的情绪。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人社部传出延迟退休的消息不过是根导火索，它点燃了在民间蛰伏已久的情绪，人们借由此事，将多年来对养老金管理运营的疑虑和不满统统宣泄了出来。” 对“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己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的气愤在今日那篇 《养老金双轨制：可以改一改吗？》中得到了更进一步阐述。摘要宣布，“推进社会保障的公平、均等和普惠，是建立一个理性、公正社会的重要前提。尽管近年来企业职工养老金出现了多次上涨，但不从顶层设计上改进，这样的小打小闹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因此，与其讨论延迟退休问题，不如先研究养老金的并轨问题。” 根据《晶报》概括，“所谓养老金双轨制，是指我国有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另一套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单位和职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来缴纳，这样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的确，这正是民间意见领袖诟病焦点之一，多有评论斥责这种“双轨制”有违公平。 来自《珠江晚报》的《养老金双轨制将制造严重社会不公》被新浪昨日推荐在评论频道头条。作者的论据来自《投资者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占工资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纳入社保体系，不用个人交一分钱，退休时养老金却是前者的3倍。’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对《投资者报》表示，这种不公平成为目前人们反对延迟退休的主要原因。”署名“沂蒙客”的作者就此强调，“为了填补社保资金巨额缺口，我们一味地强调延迟退休年龄，恐怕无益于保障资金的平衡，甚至误导社会忽视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的缺陷，例如双轨制的改革等。” 《新华每日电讯》更允许作者邓聿文叹息“我们岂止是‘双轨’，而是‘五轨’”：“公务员有一套养老，事业单位和企业各有一套养老，无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有一套养老，农民又有一套养老，很多单位甚至同时就并存几套养老体系。如果这种碎片化的养老制度，长时间得不到并轨，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就会适得其反，达不到目的。”在承认山西等五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三年多来未取得实质突破的困境后，这位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的评论员强调，“广大网民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意义不在他们提出的具体理由，而是让主管部门看到，社会对一部分群体所拥有的养老保险特权，是有不小意见的”。于是，邓聿文向执政者建言，“从国家利益考虑，应该秉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公务员的养老改革有个说法和规划”：“国家对机关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并轨改革，一定要有个明确表态，制定出一个时间表。往大里讲,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公民，权利平等，不能在事关个人晚年生活的养老保险上分三六九等。我们承认历史形成的权利差距,但是这种差距不能无限延续下去。 同时期待“顶层设计”的还有《第一财经日报》，由作者李珍以新农保为例，叹息由于“设计制度时缺乏时空观念和整体的理念”以致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制度实施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极高；该制度在充足性上与其他制度差距大，更让农民觉得不公平；引起所谓制度‘碎片化’的问题以及无法与其他制度衔接的问题。”这位人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此认为，必须“承认现实，宽容‘碎片化’，包容收入差别”，而且“要跳出养老保险，站在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是社会保护的立场上设计养老保险。” 漩涡中央的人社部官员其实也没有装聋作哑。在推荐了来自中国经济周刊的“养老金缺口10年后出现”的预测后，门户网站们昨又转发《工人日报》上的安抚，即“所谓公务员吃了普通职工养老保险的疑问，实质上代表了普通职工对养老保险双轨制的不满，这一点上，政府并未及时澄清公务员养老金是由财政支付的。实际上，在现行养老双轨体制下，我们所说的养老金缺口是指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而公务员主要靠财政保障。” 不过，这段减压又迅速招来了反唇相讥，比起《长江商报》的《结存率不足以解答养老金之问》，那篇《“公务员不占用养老金”是天大谎言》更加不留情面了。在反问“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公务员养老金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后，《珠江晚报》作者盛翔强调，“国家财政既有义务给公务员支付养老金，就同样有义务弥补养老金缺口；只要养老金并轨，就能从支付给公务员的养老金里省出一大笔钱来弥补养老金缺口……如果公务员必须自行缴费，政府为其缴纳的部分也像普通雇主一样全额计入社会统筹，养老金缺口必然减小。”于是，他在此代表异议者要求政策制定者“革自己的命”，重申“还是那句话，先谈并轨养老金，再谈延迟退休。” 当然，今天更需要被网站编辑们重视推荐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的最新讯息。透露“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在53岁左右”的数据后，这位人社部负责人重申：“的确在对‘延迟退休年龄’展开研究以为国家提出相关建议，但进行政策研究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如果要启动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肯定会深入论证，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得到《人民日报》更高版位的是“民生三问•我们的养老金怎么了”之下篇。根据编辑摘录的答问重点，出面的人大教授郑功成的观点是：“延迟退休年龄，是基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需要。如果理解为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恐怕是本末倒置的。养老金面临的主要是保值增值压力而非支付压力”；“劳动适龄人口越过顶峰、人员退休未置换等量岗位的现状，消减了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即便如此，仍应充分考虑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我们建议，采取小步渐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将其对就业的影响降至最低”；“延迟退休年龄，需要认真研究、审慎决策，尽可能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且，要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 网易没有在要闻区推荐“现行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的定心丸，或者是因为在这家网站看来，“养老并非一定要靠政府才能做好”。根据其自制专题，“养老首先是个人责任，让政府包办养老的思想根源是家长主义”，在例举了“国有单位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全社会总额的78.4%”和“中国职工的五项法定社会保险缴费率占到工资总额的40%，排在世界181个国家之首”等数据后，结语认定：“在养老保险问题上，政府并没有天经地义的责任，也不是其想做就能做好，当前的制度设计已经在让投保人的利益受损而非受惠。” 或许那些年轻的网络编辑们的确更有自力更生的勇气，午前，凤凰网也已在首页推荐出火线专题，为70后80后出谋划策：“在社会层面，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得供养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以解决养老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对我们的人口政策赶紧做出调整，更长远也更紧迫。” 除了呼吁还中国人以“生育自由”外，这位“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还提出：“让公务员也交社保从表面看是一个更公平的方式，但深究一下，其实是一种折腾……把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人的个人养老账户去，一举两得地解决国企的问题和社保的问题。”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摘要:下面这些话，出自曾任中国沈阳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韩广生先生之口。韩广生先生虽然已经去国了，但通过下面这些话不难看出，他仍然心忧中华。不要一味以为他是在讲负面的话，他的某些观点值得看看，特别值得体制内的官员们看看，因为出了国的人，一方面可能会有情绪，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曾在体制内干过，对现状和问题看得格外清楚，在国内却不能说出来，只有出国后才能实话实说。 杜导斌按：下面这些话出自曾任中国沈阳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的韩广生先生之口。韩广生先生虽然已经出国了，但通过下面这些话不难看出，他仍然心忧中华。 不要一味以为他是在讲负面的话，他的某些观点值得看看，特别值得体制内的官员们看看，因为出了国的人，一方面可能会有情绪，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曾在体制内干过，对现状和问题看得格外清楚，在国内不能说出来，只有出国后才能实话实说。 一位原副厅级干部去国后讲的话 一直关心中国的韩广生认为，只要中共还在，不管谁上台也不会变，“总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权，为了这个什么都可以变。它已经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价值观了。” 韩广生说，中共从一开始，就以高压迫使人们忠于马列主义，使很多人确实向往着解放全人类。但这套东西把中国引向了崩溃的边沿。先是毛理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然后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法。中共从来不接受普世的价值观，他们没有能够凝聚和征服人心的东西。 说到各级党政官员的状态，他说：“我认为他们已经没有灵魂。他们信仰什么？他们已经不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或者是搞政绩，谋晋升；或者是捞钱财；更普遍的是找后路。” “我感觉到他们就像深处触礁的泰坦尼克号轮船一样，纷纷在找出路。他们已经是离心离德，各怀鬼胎，各行其是。” 截至2012年3月底，第17届中央委员会中，204名中央委员中，有187人有直系亲属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居住、生活、工作，或已经加入所在国国籍，占91%；167名候补委员中，则有142人亲属已移居海外，占85%；127名中纪委委员中，有113人亲属已移居海外。 韩广生提到这个统计数据时说：“这船要沉了，党员对共产党没有了信心。” 对于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指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搞“平民秀”的事件。韩广生说，胡锡进给他的感觉是在说：“我们都是娼妓，你不要在这炫耀你是良家妇女。” 中共内部有这样的观念：江山是老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下来的，谁要想要，拿3，000万人来换。“这是什么观念呢？这是农民起义观念：谁打下的江山谁坐。那江山到底是谁的呢？不是人民的。” 民众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提出了质疑。韩广生说，中共通过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是虚伪的。 “但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啊？连假民主都够不上。各省市都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因为曾经有党委安排的副省长、副市长被人大给选下去了。”他说，“这就是为了保证党的统一领导。” 韩广生提到他在中国参加过的选举：过去看完名单后，同意的画圈，不同意的画叉。后来变成，你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不要动笔。他说，人大代表的构成，党员占70%以上，有的省份达到90%，“这是什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 第二是政府的公信力。“由于谎言太多，由于报喜不报忧，由于能把丧事说成喜事。政府说的话，包括政府喉舌说的话没有人相信。” 韩广生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已经烂下去了。他说：“这个社会不讲诚信，没有道德底线；这个社会的人为了钱，为了博上位，不惜一切手段，以丑为美，以献丑博眼球。” “这个社会的人冷漠，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这个社会很多人积怨很深，不时爆发出群体或个人的抗争。”他说，从贵州的瓮安事件，到上海杨佳杀警察事件，再到广东的乌坎事件。乌坎事件“就是人民造反，把中共的地方政权给推翻了。”就是“官逼民反。” 相关日志 2012/04/12 — Emyn: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后清这个体制横竖都要挨上一刀(1-4) 2012/06/20 — 管中窥豹，深入总部调研苏宁易购研发 2012/06/20 — 你不说你是党员的话，我们才好说话哦。 2012/06/19 — 陆川、王小帅等知名导演集体吐槽体制瓶颈 2012/06/10 —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2012/06/10 — 华盛顿邮报：留学与伪善 中共权贵的全球化 2012/06/08 — BBC:中共“内部投票推选最高领导层” 2012/06/03 — 《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双重危害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6/01 — 日人才恶循环：排斥海归学生不愿留学

（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