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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的政协和人大两会上，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 据本台报道，四川阿坝地区3月5号再次发生一起藏人抗议中国西藏政策的自焚事件。一个名叫多杰的18岁藏族青年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政府大楼前点火自焚。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李昌平在四川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说，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藏区虽然也有极少数寺庙和极个别僧侣遥相呼应，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代表藏区主流，丝毫不能阻挡藏区发展稳定的大势。四川阿坝州州长吴泽刚说，西藏阿坝地区里连续出现自焚事件的背后原因是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的诱惑和欺骗。 总部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中国藏区的自焚事件是北京的西藏政策所导致， “在国际上大家都非常清楚流亡政府从来都没有支持或者说去鼓励这样做，反而相反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公约呼吁不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方式——自焚的方式。中共一惯的作法就是遇到问题，推到达赖喇嘛这边，特别是流亡政府这边。　” 过去一年，至少有22名藏人因反对中国压制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自由而自焚，其中包括数名十几岁的青年。美国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西藏的自焚事件，要从中国的西藏政策上找原因， “所谓海外的其他政治力量也好、达赖也好，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矛盾，谁都掀不起来。如果有矛盾，压也是压不住的。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毫无理由的外头的几句煽动而采取自焚、自杀行动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荒唐和可笑的。”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当前新疆形势稳定、团结，暴力恐怖事件不是宗教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反人类的。新疆对暴力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他还表示，今后发生一起，坚决打击一起，发生一件，解决一件。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本台记者说，张春贤代表的是中国的政治利益， “当局所说的严打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当地推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治理。而当地所出现的一切动荡和当地在中国所推行的系统性镇压有直接的关系。相反，中国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编造各种谎言，来推卸自身推行的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动荡。” 迪里夏提说，中国的严打政策不能平息维吾尔人的反抗， “中国当局如果他们认为严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的话，那么中国当局就应该无条件的尊重维吾尔民族的言论、聚会、游行、结社等各方面的权利。另外有关两会代表，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这两会的代表完全是一个政治花瓶。” 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加拿大的魁北克因为是法语区，其语言和文化传统和加拿大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差别，当地一直闹着要独立，后来事通过全民公决来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通过一次魁北克的居民投票自决，从投票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魁北克再也不会提那种独立愿望和要求了，为什么呢？魁北克的大多数人还是要留在加拿大的。少数人通过这一次的充分的民主表达，知道自己的那种过激的愿望和要求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所以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政治上的解决一定要让他们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和要求。”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也表示，为了缓和新疆当地局势和政治冲突，建议人大会议审议民族自决权立法公投，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解决维吾尔民族的政治归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干部子女。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外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受到非议是不公平的。宗立成的这番话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争议。 据北京出版的《新京报》3月7日的报道，宗立成甚至还说，一个官员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官位的，是老百姓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但因为某人是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宗立成还声称，他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位官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 对宗立成的这番话，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官员子女出国读书不是教育问题，涉及到官员的信息是否公开，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否廉洁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将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出国读书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有助于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 3月7日公布在中国网滨海高新网上的、针对宗立成言论的一个点评指出，不可否认，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但现实问题不能不让公众焦虑，一些腐败官员的背后经常有子女在境外、甚至全家在境外等情况。再者，结合现在的收入现状，很多公众认为一般官员家庭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出国的财务支出。作为支配公共权力、有“权力寻租”便利的领导干部，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期待自然会更高。要让干部送子女出国这个“公民权利”不被质疑和放大，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及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的信息透明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份3月7日发表在 国际在线专稿网上的文章也指出，不错，官员送子女出国本身没有错，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确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报告公示制度，公众对于官员及其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面对送子女出国的高昂留学费用，公众必然要问一声：钱是从哪里来的？果真都是正常的薪俸收入吗？事实上，官员因为要送子女出国而收受贿赂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已经宣判的贪腐案件都可为之佐证；这足以说明，官员送子女出国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贪腐触因。因此，为“防腐于未然”，非常有必要将官员送子女出国的情况公之于众。 国际防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先生表示，政协委员宗立成有关官员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公民权利的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个政协委员这番言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中国反腐败反了这么久，连政协委员都是这个水平的话，真是很悲哀。谈了这么多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政府官员在中国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外国尤其是美国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官员有可能把子女送出国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一篇发表于3月7日的署名王学进的新浪网博客表示，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确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将子女送出国深造，但也不用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将子女送出国是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看，基于三种目的的居多： 一为招财进宝。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以大贪官毕玉玺为例。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二为转移赃款。有一些贪官急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对他们来说，赃款犹如烫手山芋，无论藏在家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均不安全。一旦出事，这些赃款就会成为犯罪证据。因此必须转移到海外。 三为预留后路。近来坊间热议的“裸官”问题多与此相关。一些贪官先是将子女送出国外，再是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典型的如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独居北京，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随时准备外逃。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对宗立成的这番话表示： “现在中国的官员子弟在海外留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流行现象。就像国内很多网民在意的一样，这些官员的名义工资都不足以供这些子女海外留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政府保护官员的收入不公开，政府也不调查官员的财产和收入来源，所以官员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收入送子女出国。” 一位叫孙维国的网民在商都网上发表题为 “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正确的废话”的文章说，宗立成委员说的非常正确，但宗立成委员可能忘了一个事实，老百姓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官员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知道这是官员的权利。之所以对官员此举有议论、有质疑，是因为到国外学习需要很多钱，对照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在国外学习费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官员财产信息彻底公开，让百姓清楚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如此，只要官员的财产来源合法，送子女出国学习就不会遭受百姓议论、质疑，反之，叫百姓怎能信服？怎能不质疑？可见，官员是否送子女到国外学习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宗立成委员所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新浪网的一篇博客报道，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估算，目前中国有118万裸官。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凡此种种，民众还能像宗委员那样“理性”看待官员送子女出国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星期四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按潜规则办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大阻力。 胡德平是针对记者提问 “中国当前改革处于何种状态”这个问题时作出上述回答的。为此, 中国湖南长沙博客小树表示, 胡德平只是看到问题的表象, 没有触及造成潜规则在中国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实质: “它是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说教育行业有教育行业的潜规则。在司法或者很多民生、行政执法问题方面都有很多潜规则。但这些都是社会的表面现象，并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本质。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它是一个重大的阻力。” 记者：“那你认为本质在哪里呢？” 小树：“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制造人吧。” 胡德平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经济奇迹中,百姓虽然受益,但利益集团也受益,垄断集团更受益,官商勾结是最大的赢家.胡德平进而表示,不按规则办事,甚至按潜规则和人情办事已经是改革的重大阻力. 虽然博客 小树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潜规则看上去成为中国改革的重大阻力，但山西太原民主人士邓太清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对权力的垄断: “因为中国的一党专政权力不受限制，它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那么它的潜规则必然盛行。如果中国能够铲除一党独裁专治，还政于民，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由人民来决定谁能上台执政？谁掌握权力的话，这个潜规则就不起作用了。胡德平只看到现象，没看到本质。奥巴马总统说过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讲话，是站在笼子里讲话，因为我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了。中国有句古语：‘苛政猛于虎’。那个权力是猛于虎的东西啊。你不把它关在笼子里，它要吃人的。它要吃人就要有潜规则来运作。” 胡德平还否定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改革必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利益。胡德平用“按潜规则办事已成改革重大阻力”回答媒体提出“中国当前改革处于何种状态”的问题。为此， 邓太清表示: “中国现在改革处于一种有利于执政党、有利于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的改革。‘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话语呢？因为在共产党一党独裁专政之下，拆迁也改善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善了现在的市容环境。但这强拆是完全剥夺了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强拆。台湾有没有强拆？台湾建设也不错啊。美国也没有强拆。日本也没有强拆。日本、欧洲建得怎么样？也不比中国差啊。它的法治、民主、自由保障社会民主的进步啊。为什么中国有几千万的访民啊。而且中国现在的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等于国内年年地打仗啊。哪个国家的维稳费用超过国防费用？” 潜规则一词十多年前因中国学者、《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所著《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而流行。官场有官场潜规则，商场有商场潜规则，职场有职场潜规则。林林总总，潜规则已经取代各种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和许多官员嘴上宣传的各种正式规定和制度，实际支配着中国社会的运行。胡德平还表示，当前中国改革的乱象还包括所谓的“顶层设计”被一些部门和企业揽走，使最高决策部门无所作为，使本应人大制定的很多法律委托给了一个公司一个部门来做，其中包含考虑大量部门利益的考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6号对中方为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命名表示“非常遗憾”。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6号就中日关系发表讲话。 　　 图片：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6号上午会见记者时对中方为尖阁诸岛命名表示“非常遗憾”，（南洲提供） 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6号上午会见记者时针对日本政府先于中方敲定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无人岛名称一事表示说：“这是为了确保对划定专属经济区基点的岛屿进行管理。这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毫无疑问。”     玄叶对中方为尖阁诸岛命名表示“非常遗憾”，但也指出，“不应让此事阻碍日中关系的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名古屋市相关人员6号表示，该市市长河村隆之此前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后，要求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会面，而中国大使馆已通过驻名古屋总领事馆表示拒绝。中方表示，只要河村不收回发言就不可能会面，而河村则表示，“希望传达发言的真实意思”继续要求会面。   日本民主党6号决定，本月下旬将派出以干事长舆石东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北京。日本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名为“交流磋商机构”的定期磋商框架，此次访华将是该框架下的活动之一。   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于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就中日关系发表讲话。其中，对于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两国关系，杨洁篪表示，在历史认识及钓鱼岛的问题上，希望日方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杨洁篪的讲话反映出中国政府处于顾及国内舆论的艰难境地。   在此之上，杨洁篪还表示，关键是应当把对方的发展作为机遇，把对方看作自身发展的伙伴。他以此强调了改善中日国民感情的重要性，并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   此外，对于美国奥巴马政权推出将军事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新国防战略一事，杨洁篪称，欢迎美国在该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他以此对美国参与南海岛屿主权等问题进行了牵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南洲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三月十号是西藏民众抗议共产党专制起义五十三周年纪念日。法国著名汉学家候芷明教授认为，中共在西藏五十年来虽然有过不同的宗教政策，但是现在对宗教自由的镇压仍然是毫不客气。她对西方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漠视感到愤怒。 三月十号是西藏民众公开反抗共产党专制起义五十三周年纪念日。由于最近几个月西藏地区不断有僧人自焚抗议，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武装镇压，因此，今年三月十号前后，在德国和欧洲各地，关心西藏问题的团体、人权团体会举行一系列的各种不同形式、规模的活动。   法国著名汉学家候芷明教授一直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人权问题，并且积极支持了在巴黎的汉藏友好协会的成立。为此，记者三月六号上午，就西藏时下的问题采访了候芷明教授。对于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有无变化，候芷明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对宗教的态度，五十年代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绝对否定的态度。然后胡耀邦时期是恢复那些庙，再允许和尚，并不再管他们的事情。然后在选小班禅的事情，达赖喇嘛选了这个，中国政府选了那个。自从那个时侯以后，中国政府再次限制宗教活动的自由。然后从二零零七年之后，中国政府就是用非常粗暴，非常不客气的方式去干涉他们的宗教活动。那么最近就是到处都是武警，绝对没有宗教自由了。”   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对宗教自由的控制和镇压加剧，候芷明教授说，“我觉得每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措施。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以为他们有办法说服西藏人，一个原因是达赖喇嘛亲自说过，不能够说信，但是他尊敬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反对。一直到现在他还是说，不是马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他对列宁是不尊敬，对马克思他尊敬。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时间，中国政府以为他们可能会吸引西藏人相信。后来发现根本没有，那个时侯他们很吃惊，就是达赖喇嘛的妹妹到西藏的时候。他们发现藏人还是对达赖喇嘛有绝对的希望，对他有绝对的尊敬的态度等等。那个时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对于西藏僧人自焚事件在欧洲社会的反应，候芷明教授感到失望，甚至愤怒。对此她说，“在欧洲社会是引起了注意，但是远远不够。远远地不够！而且是引起谁的注意？西方社会一直有一部分人，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特别关心西藏问题。这些人既不属于西方的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但是他们属于政治环境中的一部分，他们会经常呼吁。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法国政府，或者说欧洲议会，或者参议会，他们都说得比较少，而且没有任何行动。我认为西方社会的这个不关心，是非常卑鄙的态度，我一直说这是种族歧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