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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和印度两国军队在边境有争议地区的对峙持续20天后，中印两国都宣布，双方军队已经撤回到原先控制区，边境对峙就此结束。 中国和印度军队5月5日同时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僵持对峙局面。路透社的报道援引一位印度军方人士的话说，双方边境指挥官举行会议后达成协议，随后撤军。从而结束了被外界称为“帐篷对峙”的紧张局势。 印度北方司令部的官员说，印度部队从4月16日开始驻扎的地方后撤了一公里。此外，他还说，印度外长仍将按计划于5月9日访问北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6日表示，中印两国在中印边界西端发生对峙的事件之后，通过有关的涉边机制，外交以及边防会晤等渠道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与磋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此之前，印度指控中国部队越过印度边境线多达19公里，但中国却坚持说中国军队“没有入侵行为”。中印两国一直都不承认，两国目前实际的控制线是两国应有的边境线。两国在该区域边境一直存在争议，边界纠纷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两国军队相互入侵几公里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但是极少会在争议领土安营扎寨。 旅美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冉伯恭认为，两国都没有意图把这场对峙升级，因为双方都不愿看到因领土纠纷而发生军事冲突： “中国为了防止印度在那一带开采石油、开采矿产，就在那儿支起帐篷对峙。不过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已经有很多边境麻烦了。比如说与日本，特别是闹得很厉害，与菲律宾、与越南等，都有领土纠纷。因此我想，中国不会因为这次对峙与印度发生严重冲突。双方都想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 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一对峙事件被印度方面称为数年以来中国对印度领土最为严重的侵犯。尽管这些年来中印关系缓慢回暖，但印度仍一直对中印关系感到担忧。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两国边境问题对双边关系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962年，中印双方还因边界纠纷曾发生过一场战争。之后，双方为解决边境问题共举行过15轮会谈，但一直没有结果。报道说，印度外交部长库尔希德原定于5月8日和9日对北京进行正式访问，但在双方边界对峙期间他曾暗示，如果印中军队对峙没有进展，他可能将取消原定对北京的访问。中国总理李克强也预计5月19日访问印度，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首次出访。这场边界对峙问题无疑给李克强对印度的访问蒙上了阴影。 冉伯恭先生认为，中印两国都希望进一步发展各自的经济，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因领土纠纷而发生战争：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最近几年来比较和平，双方的经济来往有改善。特别是对中国来说，中国对印度的贸易数量相当大，贸易有出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不会发生冲突，基本上是保持现状。中国和印度的确是有领土纠纷，但双方都希望暂时控制这个问题，不要使它扩大，将来慢慢解决。这是双方的基本政策，因此我想，特别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会发生严重冲突的。” 路透社的报道说，两国都希望低调处理领土争议，以不影响双边贸易。印度曾把中方的行动称为“地方性问题”，并确信可以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则表示，中印都有“能力和智慧”通过“友好协商”化解争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6号在《人民法院报》发表题为“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文章。文章说，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不可错判。 沈德咏在文章中对“错放”和“错判”的危害作权衡的时候形象地说：“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沈德咏在文章中肯定法院“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 北京律师刘晓原表示，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公开的冤假错案统计数字，但是冤假错案却“经常”发生。他说，沈德咏有关“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要求符合刑事诉讼的“疑罪从无”原则： “（在审判时）证据不足你就应该宣判他无罪，但实践中往往做不到。” 北京律师李仁兵表示，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在防范冤假错案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发生冤假错案的情况仍然严重： “冤假错案即使很少，该杜绝的应该尽量去杜绝。” 李律师说，中国司法部门尚未完全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 “（司法人员）没有把程序优先、程序实体并重摆在突出位置。” 刘晓原律师也表示，冤假错案的发生与中国司法不独立有关：　 “（法院）迫于其它方面的压力，比如政法委的压力，就判下去了（意为宣布错误判决）。”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还要求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重大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及时公布案情，让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对冤假错案的防范。对此，李仁兵律师说，沈德咏的这个要求是有益的，但是司法人员要防止将公众的情感和憎恶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江西上饶市信州区汪家园一位居民最近发出呼吁信，要求中央政府敦促地方政府解决当地居民长期饮用受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居住在汪家园的郑耀善最近通过律师向中国国务院和环保部门发信，反映当地的水污染问题。他在信中表示，汪家园的多户居民长期以来使用的地下水呈现红色，根本无法饮用。当地居民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五个多月前，当地环保部门曾到场取样化验，发现水质超标严重，要求居民不要再饮用这里的地下水。但过了近半年后，当地政府仍然没有为居民铺设自来水管道。 郑耀善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当地居民用压水机打上来的地下水是红色的，而且有明显的臭味，根本无法食用。 “那个水不能吃，我们一直买矿泉水。那个水煮稀饭都是红的，吃了对子孙后代都有损害。环保部门来化验，也说那个水不能吃，但解决要靠政府，但政府就不管。” 郑耀善表示，他们早在2005年就反映了相关的问题，但当地政府部门回复说，该区要拆迁，因此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他说，其实自来铺设水管道并不远，政府部门只是不关心民众的疾苦。 “本来解决起来很容易。附近区政府只有一千米，邮电仓库就三百米，都很容易接过来，它就不给你接。” 郑耀善还在信中透露，上饶市四十万居民的生活污水基本上都是通过一条五米宽的排水渠，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排入信江河，而信江正是当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 本台记者致电上饶信州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郑先生表示，他没有听说过当地地下水受污染的情况，而信州居民的饮用水绝对没有问题。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红色的，我们这里从来不是工业发达地区，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污染。而且我们这里的自来水，几年前就迁到上游去了。所以他说的，就算是真实的，也不会影响居民的饮用水。” 这位郑先生还表示，上饶市经济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大企业，所以当地的河流没有受到受污染，上饶的水资源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此，给中央政府去信的郑耀善认为，政府官员所说的并不真实。 “他们说的很漂亮，也不会透露问题。他们说山变清水变绿，天变蓝，实际上四面八方的工厂污水都流到信江河，污染很严重。九十年代水还可以，现在就是没有人管了。” 通过网络搜索，本台记者发现，汪家园地区的水问题其实涉及到房地产开发，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汪耀善表示，几年前，他的住房被人用炸药炸垮，他虽然向公安部门举报，但因为爆炸嫌疑人有钱有势，结果并未受到追究。而汪家园地区自来水长期无法接通，也是这位爆炸嫌疑人与地方当局联手打击报复被拆迁户的结果。 “他在政府里面有人任高官，他又用钱买通很多官员，所以官员保护他，所以就不给解决吃水 的问题。” 近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拆迁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由于各地政府牺牲环境吸引企业投资，各类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拆迁和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并多次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郑耀善给中国中央政府写信，也是这两个问题的具体体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上海黄浦江水域出现大量死猪事件已经发生两个多月了。尽管官方就这一事件做出了种种解释，许多上海市民和公众舆论仍然心存疑虑。最近，上海一位律师要求当地一个环保部门公开有关死猪事件的环保措施，未能如愿。这位律师表示对这个结果难以接受，进一步向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行政复议。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真的就形同虚设吗？ 这位继续追问上海死猪事件的律师名叫李珺。李珺是3月中旬向当地松江区环保局提出申请的，要求该部门公布就死猪事件所采取的监管措施。李珺提出的三个具体问题是：松江区环保局平时在这个水域有哪些监管措施？过去3年，黄浦江上游水域一直有死猪出现，该部门针对这种情况采取过哪些措施？今年3月大量死猪事件曝光之后到打捞活动开始之前的几天里，松江区环保局与其它部门联动情况怎么样？据中国媒体报道，清明节前，李珺收到了松江区环保局的《非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李珺得知，该部门认为，李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松江区环保局认为，李珺申请的事项属于咨询类，因此邀请她到环保局面谈。李珺认为，自己的申请材料完全合乎规定，环保局拒绝答复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因此于5月6号向上海市松江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 上海有关死猪问题的环保措施为什么不能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又从哪里谈起？上海市民许先生分析说： “归根结底要把死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搞清楚。各部门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是不可能让公众知道的。公众根本没有知情权。” 上海附近黄浦江上游水域本来是当地一级饮用水源。但是，今年3月5号该水域突然发现漂浮大量死猪，令民众极为恐慌。几天后官方开始打捞死猪，公布累计捞出死猪1万多头。上海官方一再保证，这些死猪并没有影响当地饮用水质量，但民众对官方解释的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官方表示，这些死猪多为小猪，因抗冻能力差、抵抗力弱诱发常见病死亡。但这种说法也不能取信于民。上海另一位居民沈女士说： “我们都怕了，买了净水器，也是自我安慰。他们不公开信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除了这位叫李珺的律师外，上海市一位化名为“小兰州”的市民也曾向当地水务局申请公开供水监测报告。据中国媒体报道，“小兰州”得到的答复是，他要求的信息已经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海洋局网站上公开，建议他上网查询。另外，上海一个叫“小刀”的大学生也曾向上海水务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希望知道一些有关水质安全的数据。上海水务局在答复中提供了部分数据，并通知他另一部分数据需要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公开。 上海死猪事件发生后不久，长江三角洲一带就爆发H7N9新型禽流感疫情。这其中有多少问题官方一直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至今民间仍然是疑虑重重？广州的法律专家、民间组织公民不合作运动创办人唐荆陵先生说： “上海死猪事件当局一直没有给民众一个清晰的交代，不了了之。中国定了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没按法律来做。” 中国是于5年前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唐荆陵先生注意到，最近几年，很多地方都有民众向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希望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效果一直不大： “广东也有人要求政府公开财务等信息，但他们都是拒绝公开。其它省份也有类似情况。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他们都拒绝公开，或者要很久才能公开。” 最近几年，环保问题是引起中国一些地方民众抗议的突出问题之一。抗议者普遍指责政府部门信息不透明、不作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