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不知道该庆祝，还是祭奠，抑或诅咒。但我还是给父亲——一位61年中共党龄的老八路致电问候。这是他及他们庆贺的日子，这个事实，我无法抹杀。但这个日子对于我的全部意义，除关乎父子感情，还意味着不自由——人身自由与写作自由。恰好偶然翻到这篇文章，转载并评述。     如果你不知道斯塔西，那么可曾知道契卡？这两个都是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老大哥东德和前苏联的秘密警察组织别称。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换个叫法——国保。国保属于警察系列，他们每天进出公安局大门，但是很少穿着警服，行动诡秘，面目模糊。他们专干违法之事——这话有些诋毁这些国家公务员，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们具备超越法律的执法能力，可任意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但是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跟全国各地许多国保打过交道，但更多的国保躲在背后秘密窃听、跟踪监控，他们从不会露面。手机和互联网是最为简捷的监控方式，当然还有其它秘密方式。对于重点人群——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作家、媒体工作者、法律人士、上访者、宗教人士等等他们认为有违维稳的力量，有不同的监控和限制方式。他们会去你的家人、同学和朋友处调查——了解他们的收入状况，与你如何来往，谈过什么，你现在哪里……当然他们会发展线人，现在最为时兴的的叫法叫“信息员”——可能是你身边的每个人，包括亲属与同事。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找你喝茶吃饭；他们文质彬彬，措辞得体，甚至会与你主动握手、问好、道别；会给你递香烟、倒水。但是，他们可能转眼就会罗织罪名，将你送进监狱；可能指使不明身份者将你揍得头破血流，让你无法指认行凶者。总之，国保跟下文的斯塔西所有手法惊人的一致。 　　互联网非常伟大，有些网友制作了百度词条 国保 ，照录于此。 　　基本信息 　国保属于公安系统的一个警种。公安部一局就是国保局，省厅和直辖市市局下辖国保总队，地市局和直辖市分局下辖国保支队，县市（区）设国保大队。 　　 职能 　国保大队负责组织侦察、处置所辖地区的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和线索；及时处置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苗头；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邪教、非法宗教等非法组织的活动，查禁非法出版物，防止境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以及敌对组织的渗透破坏活动；及时收集和掌握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情报信息，分析研究敌情、社情、政情动态；加强对秘密力量和信息队伍的管理工作；负责信息网络的监管；对重点部门、对象和重点部位开展安保。（职能实质上与西方国家情报机关下属的国内安全机关一致） 　　工作方式 　主要的工作方式包括侦查、劝说、软禁、拘押乃至刑讯等，对象包括反动份子、非法组织以及上访者，在行动时时常采取突击、秘密的方式。这些方式体现了国保支队的特殊性质。如该大队采用普通办案方式，工作便无法顺利开展。 　　 成员与专业书籍 　国保警察属于国家公务员，不少人毕业于公安院校的国内安全保卫专业。国保支队的主要专业书籍包括：《国内安全保卫学》、《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常用法律法规手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新版法律文书制作指南》等。 　　扩展阅读：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5288.htm?fr=ala0_1   原载南方周末，标题《 永别了，斯塔西——参访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   “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 　　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秘密档案，令空气里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　图/CFP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 　　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 　　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 　　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 　　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　　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 　　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感谢哥德学院（中国）提供相关帮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不知对敏感词语的屏蔽是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因屏蔽技术严苛、僵化而闹出的笑话之多，中国若说排世界第二，想必没有哪个国家敢排第一（朝鲜人民表示观众情绪基本稳定）。最新鲜的笑话来自魔兽游戏。8月31日，《魔兽世界：巫妖王之怒》国服终于开通——另有台服、欧服、美服等早在2008年底便已开通，国服迟到了20个月之久。受尽煎熬的玩家发现莫名的苦难还在继续：游戏新增了许多屏蔽词，如“自由”、“性感”、“激情”、“诱惑”等（此前“文胸”、“沙僧”等词汇皆属屏蔽之列），如果玩家注册账户名中含有这些词语，即被要求强制改名。由此衍生了一个新名词：“目田”，用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 　　 　　当自由成为无头的孤魂野鬼 　　 　　恐怕没几个词语，比自由被阉割、屏蔽更加意味深长。 　　我第一个博客，建在某网站，当该网站把“乳房”列为敏感词的时候，我选择了告别；转移阵地到另一网站，该网站先后将“维-权”、“宪-政”纳入剪刀手之下，我欲再逃，却发现以中国之大，竟无处不受敏感词过滤网的毒害。区别只在于，何处尤其酷烈，宁可错杀一千，决不错放一个，何处相对宽容，当然，这种宽容极具偶然性，更多取决于审查者的一己之德。而且，这一人的良知担当，无法撼动体制化之恶的一分一毫，愁容骑士恶战权力风车过后，荼毒依然荼毒，荒唐依然荒唐。最终，担当者被卷入极速而冷酷运转的威权机器，或者被同化为螺丝钉，或者粉身碎骨，沦为炮灰。 　　就我所见，你可以把一些“三俗”词汇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反意识形态话语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党国要人设为敏感词，可以把一些异议人士设为敏感词——对于后二者而言，你禁止人们批判（赞美）他，同时则禁止人们赞美（批判）他，你卡住了民众的喉咙，同时则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我从来没见过，自由被列为禁品，置于刀口，凡从刀下过，都得挨一遭，有时斩你项上首级，有时割你脐下三寸，于是乎，言必称自由的战士，或成无头的孤魂野鬼，或成被阉了小头而只剩下（冤）大头的太监。 　　由此可划出敏感词政治的三个历史阶段：先是生殖器官、低俗词汇连同某些伟人熠熠生辉的姓名，不分青红皂白，高低贵贱，一股脑被投入言论雷区的搅拌机。其次，随时势的恶化，风波的泛起，某些特定词汇被发配关押于言辞的囹圄，最可怕的是，本来仅该判三个月的拘役，却判三年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如“游-行”、“瓮-安”、“石-首”；再如“维-权”等，被判有罪，简直就是六月飞雪的千古奇冤，它们被迫扮演词语帝国的赵作海之角色，时刻准备把牢底坐穿。再次，便是“自由”的沦陷。 　　这毋宁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标志，一个无以自拔的悖论。我们追逐自由，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每搬动一块石头都要流三五斗鲜血，不曾想，才刚刚上路，作为目标的“自由”却成了敏感词，成了他人眼中的刺，尽管我们追逐的自由是一种权利，一种气质，被禁止的自由只是一个狭义的词汇。然而，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一个词语的重量，胜过一支军队、一座城池。假如自由从此失踪，我们焉知什么是liberty，什么是freedom；我们焉知《勇敢的心》里面华莱士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不是“共-产-党万岁”？ 　　 　　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 　　 　　自由被砍了头，“目田”风行天下。借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讲，这乃是对中国现实的创造性转化。记得以前有人写文章，质问“中国人失去创造力了吗”，现在，答案有了。不过这创造力始于压迫，而非始于自觉。 　　对付敏感词审查，国人妙招迭出。譬如用拼音以及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敏感词（如世博简称SB），用错别字代替敏感词，用繁体字代替敏感词，甚至改动版式，通用是简体横排，有一种软件，可以将内容自动改为简体竖排。所谓你有拐子马，我有麻扎刀；你有金兀术，我有岳元帅；你有狼牙棒，我还有天灵盖呢。见招拆招，以无招胜有招。 　　殊不见，网友曰：砍了“自由”的头，还有“目田”；抽出“目田”的骨头，还有“日日”；榨干“日日”的血，还有“口口”。纵然将“口口”烧成灰烬，自由依然在我们心中龙腾虎啸。而从言辞到行动，从心灵到现实，只有区区一把杀猪刀的距离。 　　“自由”向“目田”的成功转化，从最具喜剧效果的角度，给了屏蔽者最犀利的一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某些人会认定，屏蔽和审查是解决言论与思想问题的良方。你禁止一个词汇，却不能禁止它背后的精神激荡；你屏蔽你眼中的罪恶，却不能将罪恶从此世彻底祛除。说到底，这一剂药方的本性乃是自欺欺人，是一副狗皮膏药，糊在了近视眼上。 　　“目田”的诞生，是政治近视眼们最大的苦痛。他们本以为“目田”是一根针，走近一看，原来是一颗锋利的钉子；伸手去拔钉子，却被扎出了血，原来钉子身上还有毒刺——这是自由之刺。自由虽掉了脑袋，双足却深深扎根于这块土地。本该在胸中欢腾的鲜血，洒在了地上，化作春泥更护花。 　　自由被禁，恰恰折射出了敌视自由者心头的恐惧。 　　其实，任何一个词语被禁，都是它的荣耀。 　　邓丽君：“为什么会禁止我的歌曲？” 　　鲍勃·迪伦：“不管是什么原因，被禁止永远是一种没有授勋仪式的荣誉。” 　　 　　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作为词汇的自由被屏蔽、砍头的同时，作为权利的自由同样遭到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记录三门峡移民史的《大迁徙》，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抓走。罪名是涉嫌非法经营——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样，这是一个著名的口袋罪。问题是，口袋再大，大不过公理和正义，谢朝平一未参与经营，二未以牟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的口袋，装不了他的脑袋。 　　自由的沦陷绝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沦陷，它能否保住头颅，更多取决于谢朝平们的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捍卫。如果谢朝平们的自由比枯萎的稻草还要脆弱，如果谢朝平们的合法权利之建构，乃是用竹签代替钢筋的豆腐渣工程，那么，哪怕自由之头巍然耸立，哪怕自由被写入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典，它终究是一纸空言，如断了线的风筝，被抽干了精血的行尸走肉；终究改变不了沦陷的命运。 　　数年前，网上曾流行同题作文：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今日，当自由沦为“目田”，正可重新命题：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欢迎关注法天下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fatianxia 转载或引用本网内容须注明“转自 雅典学园”字样，并标明本网网址 http://www.yadi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