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斗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意义非同凡响，其有助于以安全保发展、实现发展与安全并举;有助于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外事与内事;有助于打破部门利益羁绊、维护整体国家利益;有助于中国从容参与大国战略博弈、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大潮。 　　 设立”国安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标志着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中央强有力统筹、跨部门整合、从战略上主动运筹”的历史新阶段，需要抓紧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通过积极主动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运筹，助推国家安全工作与民族复兴伟业。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 　　 对于设立”国安委”，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专门说明。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关于设立”国安委”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总书记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习总书记还明确了”国安委”的主要职责，即”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中，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亦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安全战略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而言更是一种新生事物，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超前谋划。 　　 全盘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与环境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内忧”与”外患”并存。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互动频繁，乃至产生联动效应。对中国而言，作为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一方面”外患”有增无减、复杂嬗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内忧”仍然存在，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仍在国内。 　　 二是国家安全的”内涵”更加复杂，”外延”更加宽广。内涵更复杂是指国家安全的主体虽基本维持不变，即作为整体的主权国家及其中央政府，但客体却越来越多，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位于中国境内的中外法人与个人，也包括位于境外的中国法人与个人。随着中国企业与公民大踏步地”走出去”，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日益向外延伸，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日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项重大工作;外延更宽广则是指国家安全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三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仍吃重，非传统安全更复杂。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安全、捍卫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压力不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压力增大，例如”东伊运”幕后指使实施的”10·28″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的美对华网络渗透等。 　　 其次，需要分辨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需厘清国家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 　　 具体而言，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主要有二：一是中国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内外、励精图治、放眼全球、更加主动有为;二是全球化与多极化难以逆转，世界力量对比”新陈代谢”与”新升旧降”对中国有利。 　　 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大致包括如下五点： 　　 一是国内转型期社会矛盾累积，各类群体性事件多发易发，外部敌对势力趁机插手利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统筹推进改革难度增大。 　　 二是”台独”、”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国际反华势力对其加以扶持利用，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极端主义任务艰巨。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三是中国加速崛起改变了国际与地区格局，引发西方大国不安不满与周边个别国家反弹对抗。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美国竭力维持世界霸权与亚太主导权，中美博弈更加敏感复杂激烈。日本不甘被中国全面赶超，企图摆脱和平宪法掣肘、实现军事大国野心。美日同盟加深、彼此相互利用，导致周边环境的”安全系数”下降，海洋争端加剧。 　　 四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严重依赖于境外能源资源进口与国际市场需求，经济安全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容易受制于人。 　　 五是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叠加，重大自然灾害趋于频繁、危害加大。 　　 战略方针与战略目标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方针宜采”辩证统筹、古为今用、主动运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其要有三：一是强化与贯彻”综合安全”、”大安全”理念，统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应对现实威胁与长远挑战。 　　 二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谋略思想博大精深、堪称”战略宝库”，理应系统整理、古为今用，尤其是以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盛唐(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与清朝前期(康雍乾)三大盛世为代表，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也值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中国所发扬光大，包括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合作与斗争并举、维护自身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兼顾。 　　 三是善于利用矛盾、借力打力、纵横捭阖，应主动谋划、积极博弈，防止被动挨整，制人而非制于人。 　　 在此战略方针下，应由近及远、制定分阶段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时间段： 　　 一是从现在开始的未来5年(2013–2017年)，目标是完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增强国家安全工作手段与能力，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为”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捍卫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确保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和平安宁，稳步拓展海外利益。 　　 二是在”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周年前夕(2020年)，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逐步成为周边乃至国际安全环境的主动塑造者。 　　 三是在建党百年与建国百年这两个”一百年”之间的近30年”空档期”(2021–2049年)，稳扎稳打，促进国内长治久安，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国际安全环境，增加对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实现国内与国际安全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并在此期间以适当方式实现国家完全的统一与领土完整。 　　 四是在”第二个一百年”即建国一百周年之际与本世纪中叶(2050年)，为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成为周边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与国际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参与者。 　　 战略布局与战略重点 　　 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应坚持”内外兼修、内主外辅、全面推进、重点突出”的原则，统筹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综合运用常态化管理、事先预警与应急处置、危机管控，具体与扼要而言，包括以下八大领域的安全战略： 　　 一是政治安全。强化反分裂、反暴恐、反宗教极端主义斗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扶助弱势群体、增强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民族与宗教政策，加大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总体和谐与政权安全。 　　 二是战略安全。全面与均衡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扩大合作面、管理竞争面。稳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中欧互利平等合作。完善”金砖国家”机制，做大做强新兴大国互信合作，防止被西方大国分化，防止被西方大国联手压制。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三是周边安全。完善地缘战略布局，统筹经略陆海、着力开拓海洋。坚决遏制日本右倾化，打好全面赶超日本的”新持久战”，防止美日联手使坏。有效处置周边热点、难点，妥善化解南海争端，加大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周边安全话语权。 　　 四是军事安全。扎实推进中国军事现代化，强化细化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军事威慑力，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加强军事外交，增进军事互信。对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加大投入，抢占未来制高点。 　　 五是经济安全。大力扶持民族产业与自主品牌，积极投身世界新科技、新产业与新能源革命，逐步减少对外能源资源依赖，通过改革与强化风险管理维护金融安全，稳步推进周边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全球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扩大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预防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不利影响，通过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强化海外利益保护。 　　 六是文化安全。坚持”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打造有说服力、吸引力、亲和力、竞争力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强化公民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统筹内宣与外宣，改进网络时代舆论斗争方式方法，有效增强党和政府公信力与话语权，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主动应对西方强势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渗透。 　　 七是信息网络安全。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专门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强调要”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八是其他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应预防与有效处置重大疫情，如正在中东肆虐的新型呼吸道病毒;以及生态环境安全，应加强灾害预防与抢险救灾工作，防止极端气候与其他重大自然灾害引发严重破坏，如近期重创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等。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160.html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外争自由，内省自身 今天是第十四个记者节，我们召开第一期安平沙龙。 在北京生活，每天养成早起第一件事查空气污染指数的习惯。今天有霾，想起展江老师前两天就陈永洲事件发表评论说，“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在11月8日第十四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 早起的第二件事，是打开微信，看到许多朋友圈的朋友在谈论记者节。上海的富敏荣律师说：“今天11月8日是第10个记者节，这是一个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今年的记者节看来只能在哀怨中度过了。恕不说节日快乐了。” 在陈鸣他们的一个微信群中，中山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大三学生写道：“去年这时候，我还乐乐呵呵地逐一发短信给认识的记者老师。今天就算了吧。发现我根本说不清是怎样一个群体在过这个节——哦，好像还不能用‘一个群体’来形容他们。” 陈永洲事件最好地证明了，在外界环境如此险恶之时，新闻界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在头版上斗大的“请放人”、“再请放人”激发巨大的舆论风暴之时，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在2013年10月24日写作的“媒体札记”的名字叫做《命运共同体》，仅仅过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在2013年11月5日，他的另一篇“媒体札记”的名字已经改作了《决裂的时机》，其中说到：“轻重缓急，大恶小恶，何去何从？理念决裂已经昭然若揭。”如此急转直下的新闻从业者的心理波荡，令当初一位《新快报》记者充满感情的声称“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现在听上去像是一个滥情的笑话。 徐达内所说的决裂意指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一篇《新闻寻租不可恕》引发了来自南方的“少壮派”的“不忿”，新闻界“愈发呈现道不同不相与谋之势”。胡舒立说：“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已足以使人痛心疾首。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在胡舒立的评论当中，她也对警方的行为、陈案的罪名、司法的程序等等提出了批评，但显然，她笔锋所向，更多是讨伐“新闻寻租”，意在强调，“中国的新闻寻租并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体人的顽疾”。这种行业行为，业已在极大损害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保护——公信力。为此，不仅需要行业自律，最终还需要健康的法律和竞争环境。“政府应当给予媒体更多的空间，对记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护，使新闻人自尊自持。” 胡舒立认为自己在言说常识，但她没有想到引来的是新闻界的一场争议。对胡舒立的指责集中在她提倡的“自律自省”上，宋志标说，自律只有在自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是“奉旨自律”，等于自戕自贱；魏海田说，在这个时候讨伐新闻寻租，让人感觉时间选择有问题，对象选择也有问题，“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甚至下了一个极重的判断，“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 这些争议，凸显了中国新闻界今日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如，是先自由还是先自律？是重结果还是重程序？是倡道德还是凭制度？在2013年，新闻界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无可回避，必须回答。 2013年新闻界有两件大事，皆发生于广州，恰在一头一尾，凸显了一个事实：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年初的南周事件，是10年来中国媒体在空间越缩越紧、枷锁越戴越牢的环境下，零星的抗争、郁结的悲情的一次汇总式的爆发。它最大的结果是让审查成为全社会可见的。不但该报新年献词被政府主管部门某负责人改得错漏百出、面目全非，更令人震惊的是据南周编辑部1月5日的声明披露，仅2012年一年内，《南方周末》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行撤稿达1034篇。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说：“在这个网络时代，报纸都要消亡了，报禁却还没解除。”在此种他律中，新闻人丧失了所有的“自尊自持”。 有人会说，在中国，人们对审查早就习以为常：从网上针对个人的删帖、屏蔽、“敏感词”、“发帖有风险、上网需谨慎”到传统媒体面临的宣传部门审稿、撤稿、强制通稿，你怎么还说审查是不可见的？审查的不可见，在于它的不可言说。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的不承认。中国有三大戈培尔式谎言：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环境是充分开放的；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审查的不可见其次表现在，我们私下里可以把这些谎言编成段子嘲谑，但在公开的场合下我们不敢或者不能言说谎言之慌。“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张维迎曾说，“但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胡舒立被视为有政治资源有特权的媒体大佬，但即使是她，也不能把话挑明了说，这样半遮半掩的说辞无疑会被更加激进的人视为以“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回避皇帝赤裸本身的“特殊媒体势力”的权宜之举。 有关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这回事，梁文道有个更加精彩的判断，道尽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知道他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换言之，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审查随处可见，但人人又对其视而不见。这就是中国有关审查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吊诡现实。 南周事件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媒体长期遭遇管制和禁锢的真相撕开了一角，将暗箱的操作、可怕的愚弄、肆意侮辱却又野蛮掩盖的审查行径大白于天下。媒体人走向前台，表达对专横的媒体钳制行径的不满和抗拒，此其一也；普通公民直接到现场诉求“争取说话的权利”，以公开和理性的方式，推动当局言论管制边界的后退，此其二也。这的确不是一报一行业之事，更不是所谓党办媒体的家法范畴，这是牵涉我国所有公民是否享有言论自由、是否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宪法之事！ 年末的新快报事件，陈永洲承认收钱写稿，新快报高层旋即遭到清理。此事看上去的指向完全不同，但它发生在网络打谣、整肃舆论的运动中，在充斥于耳边的“亮剑”、“抢占”、 “强化”、“确保”、“掌控”、“阵地”、“制高点”和“舆论斗争”的说法下，显得意味深长。  还需注意的是，网络打谣和媒体打假似乎都构成了一个漫长的“污名化”过程的一部分，先是公知被整体污名化，然后是网络大V，现在是媒体，让所有社会上的守望者、批评者和监督者和被批评和监督的对象变成50步与100步的关系，让比烂逻辑成为通行的逻辑。也正是因此，在这个节点讨伐陈永洲现象，也会被视为“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福建福州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在网上就“新快报记者被拘事件”评论称“最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一听说哪里报道有钱啦，狗一样地跑过去……挑黃黑腐这种容易红的新闻，沽名钓誉”。情形如此，也不能说对提倡自律的时机不当所感到的忧虑为多虑。 两起事件，起因不同，结局不同，但仔细分析，其实当中也有共性。除了审查的主线始终一以贯之，可以辨析的共性至少还有两点：一是媒体人主体性的缺失。胡舒立的“政府应给予媒体更多空间，使新闻人自尊自持”使人诟病的地方在于，里面不免一丝同“善待善用善管媒体”暗通款曲的气味，这种“善”的姿态，实际上还是不把媒体当做主体；但另一方面，宋志标认为，在“政治难度”下，“新闻界的自律不仅不能，也容易沦为虚伪之饰，进一步自取捆绑”，也同样是把媒体人视为缺乏主体性的一群人的表现。 其二，在这两起事件中，都存在利用了民众对媒体应有的道义担当来确保舆论优势、但随后又把民众晾到一边的情形。在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现实状态下，民众无可避免地存在民粹化倾向，但民众依然是媒体在社会转型期最大的依靠。媒体人有道德担当，不等于拥有傲慢的权力，更何况道德担当已被打了折扣，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民众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领先于媒体人。 经此两件事，媒体人应该秉持的立场是，外争自由，内省自身。没有孰先孰后，必须双管齐下。今天的安平沙龙，与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失踪者储安平先生有巧合的命名，重新来读一段安平先生当年给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社会所下的结论，对我们或许不无启示： “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讲道德、讲良心人格、洁身自好、保持坚贞，恢复生活的目标，恢复努力的自信，恢复崇高的理想，这是每一个媒体人现在就应该着手做的。 与此同时，媒体人也应该借陈永洲事件引发全社会讨论的契机，呼吁政府，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对各级地方政府加以约束，采取措施防止那些被媒体负面报道激怒的地方官员和其他机构以报复、恐吓、打压等手段对付记者和检举人。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策的情况下，呼吁出台新闻法，禁止行政部门对媒体实施控制和干预，在法律上赋予媒体以基本的监督权利。 同时，呼吁中国建立独立的专业机构，保护新闻自由，使媒体的独立性不受政府的干扰，帮助解决行业内出现的职业道德危机，并维护记者的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