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母舰

张千帆：宪政民主是最高国家利益 进入专题 ： 宪政民主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一、引言 　　 　　改革三十年后，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工业、军事等“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似乎彻底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被动挨打的弱国面貌，渐渐步入世界大国甚至强国的行列，以至“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震撼”等自我膨胀的话语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国内群体性事件也在同步增长，公权滥用、贪污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各种危机此起彼伏。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力”似乎在崛起，但是人民尚未崛起。然而，在一个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一个没有人民的“崛起”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崛起，因为这种所谓的“崛起”只能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在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下堂而皇之地攫取公共利益，广大民众却得不到任何好处。曾几何时，德国和日本也迅速崛起过，但是他们的富强给这个世界以及本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战争的灾祸。今日中国显然不能重蹈国家主义崛起的覆辙。 　　既然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人的崛起。这种崛起不是航天飞机、航空母舰或GDP所能代表的，甚至也不是人均GDP所能代表的，因为人不只是经济动物，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也保不住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为什么我把乌坎事件作为乌坎人崛起的标志，因为通过和平集会并成功改选村委会，乌坎人真正站起来了。虽然长年积累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至少兆头是好的。乌坎事件表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实现自我管理的。目前绝大部分地区之所以未能真正实现民主自治，根本在于宪法未能落到实处。只有落实宪法规定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各项权益，侵吞人民利益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及其衍生的种种社会不公才能得到有效遏制。简言之，宪政民主才是关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最高国家利益。 　　然而，正如清末出国考察的满清大员载泽指出：“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清末宪政改革也正是因为满清既得利益作祟而功败垂成，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当今中国汲取。事实上，在宪政改革因屡遭既得利益阻碍而长期困顿难行的今天，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度、道德、物质三重危机。制度建树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强项。首先，中国自秦以降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套体制本来就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近几十年来更是凸显出种种弊端，根本无力制止各地各级官员的公权滥用。其次，如果说传统儒家道德曾有助于约束制度不能有效约束的官员行为，那么这套价值体系也早已被历次政治运动摧毁。取而代之的马列正统一度很有战斗力，但是改革三十年来，随着国家有限退出人民的道德与社会生活，正统意识形态很快为物质主义所替代。在一片信仰真空下，道德危机此起彼伏，不仅官场腐败十分普遍，平民百姓也往往唯利是图、以邻为壑。道德危机和制度危机加在一起，让今日中国人陷入了第三重困境——物质危机。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是国民道德滑坡直接造成的， 当然也和政府监管不力有关；环境污染同样是政府不作为和企业缺乏道德责任的结果，资源浪费乃至耗竭则是不惜一切追求GDP增长的“中国模式”的题中之义。如果继续以此不负责任的模式“发展”下去，等到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被破坏殆尽，那时无论如何修复道德和制度，都将为时已晚。 　　当然，物质是死的，摧毁物质生存基础的是人，是一群没有道德责任的国民以及不对国民负责的官员，也只有人才能挽救自己的物质生存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文明的生存危机，必须重建道德并改革制度。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从制度改良的角度探讨宪政民主之于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性。通过总结宪政民主的四大要素，本文论证了中国社会所应共守的底线原则。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各种思潮纷呈的多元社会，但是要形成一个健康的文明秩序，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必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正如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保守派指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是”。美国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够放任自由，每次大选民主党与共和党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其实两大对立政党争论的只是医改、税收、同性恋合法化等具体细节问题，对于国家宪法体制的基本“国是”问题则是没有分歧的。相反，德国魏玛共和时期，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势同水火，尤其是官僚和平民、上流和下层社会分歧严重，最后纳粹势力乘虚而入，将德国和整个世界推向战争深渊。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在宪政民主等宪法体制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则很可能重蹈德、日覆辙。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崛起”不是复兴，而是覆灭。要避免国家主义悲剧重演，只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宪政民主，尤其是支撑宪政大厦的四大基石：宗教与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与司法审查。 　　 　　二、宪政基石之一：宗教与信仰自由 　　 　　宪政的第一块基石是现行宪法第36条规定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能否在中国自由传播与发展，直接决定了中华道德文明秩序的兴衰。中国儒家传统之所以衰落，根本原因在于这套相当复杂的世俗主义传统带有内在的精英贵族气质，不容易深入到平民阶层。尤其是儒家礼制等级森严，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缺乏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学者（包括今天的一些学者）喜欢这套理论，而中国传统的特点正是学者治国。这样，少数文人士大夫确实有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但是被动接受统治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却与国家政治无关。在没有人民主动拥护的情况下，儒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道统”，从汉初开始就形成独尊儒术的格局，严重抑制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与道德发展。两千多年后发生辛亥革命，清朝的垮台意味着儒家失去了自己的保护人，儒学的衰败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必然陷入无所不在的“囚徒困境”，人民出于短期自利动机彼此伤害，最后危及自己的基本生存。在这样一种人人各自为战的“自然状态”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文明，因为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至少避免相互伤害。且不说任何高科技，今天我们所消费的任何必需品，哪怕只是一杯自来水或一只水杯，都是极其复杂的人类合作的产物，中间涉及诸多环节，哪个环节出点错都会出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要求合作，合作让众人得利，所以人类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驱使下自然合作，无需政府干预。然而，卢梭却挑战这个说法，认为合作确实使人得利，但是背信弃义者会得利更多，因而理性人是不会自动合作的。换言之，一群没有基本信任和道德底线的人处于一种“囚徒困境”；无论对方合作还是不合作，自己不合作总是最有利的。当然，博弈论告诉我们，重复游戏可以建立信任；如果我们之间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要长期相处，我的不合作会招致你的报复，那么选择合作对我是理性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很大，陌生人很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期望下次还会和对方遭遇，因而重复博弈并不能杜绝普遍的背信弃义行为，不合作仍然是上策。更糟糕的是，各人也都知道对方这种想法，因而合作是傻瓜，背信弃义、短期自利才是无往而不胜的“纳什平衡”策略，虽然这意味着所有人活在十分悲惨的“自然状态”中。 　　要逃脱自然状态，中国法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出了国家主义药方：理性设计的法律可以改变人的收益结构，进而改变行为方式。譬如要防止偷盗，只需要重刑去刑；如果盗贼偷了东西不但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到重罚，当然也就没有人偷盗了。反之，道德是没用的，因为你费了半天劲，最后也只有少数“君子”才学会儒家那套东西，绝大多数人还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统治是“众人之事”，只能依靠国法而非道德。韩非的《五蠹》很精辟地指出：“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何保证“明主必其诛”？法家治国的逻辑前提是严格执法，但是官员为什么要执法呢？如果有人污染环境，违反了环保法，执法官员前去开了张十万的罚单，但是污染企业和执法者“私了”，私下给他个人5万，这对于企业和执法者来说不也是“双赢”安排吗？法家很明智地看到，官员是靠不住的；无论上级、下级，各级官员都靠不住。惟一靠得住的就是君主，因为国家统治不好，自己要“下课”的，所以法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王一个人身上。法家原本提倡法治，现在却走到极端的人治。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但是且不说许多统治者是庸君甚至昏君，即便统治者是符合法家标准的“明主”，那么大一个国家，他一个人再英明，能统治过来吗？因此，现在轮到儒家来讥笑法家：秦始皇那么“英明”，秦朝的法律那么严苛，但是传到他儿子就完蛋了。由此可见，治国光靠法律是不够的。事实上，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法治秩序。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家这套逻辑很吃香，但是当今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法，却还是没有法治？症结正在于我们的道德秩序已经瓦解。今天中国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表明，国人的道德状况已经沦落到令人忧心的地步。一方面，人民对自己的职业没有基本操守，为了蝇头小利可以为所欲为，即便严重损害他人的健康与安全也在所不惜，诸如毒奶粉、毒蔬菜、毒大米、死猪肉、地沟油充斥市场，生态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对于陌生人的生命与安危时而表现得麻木不仁，譬如广东佛山的两岁女孩小悦悦被汽车碾压，周边十几位路人竟来来往往、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由此可见，许多国民已经沦落为只顾自我、惟利是图、胆小怕事、缺乏担当的经济动物。这样的一群动物在一起不仅会彼此伤害，而且因为缺乏相互信任和道德勇气而根本不会在公共事务上集体合作，因为合作需要付出——虽然未必需要巨大的付出，譬如在选举日出来投票、拒绝贿选、拒绝以违法形式不当得利。换言之，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的社会也不可能支撑起民主与法治大厦。要构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文明，首先要重建国民的道德信仰。 　　儒学衰亡及其之后的历史教训表明，要重建真正的信仰，政府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或信仰通常是从孩提时代开始，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教育经历的交互影响下自由形成的。政府不可能强迫我们信或不信什么，当代中国也不存在强制信仰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如果由政府强行灌输某种道德价值，那么不仅灌输的价值和社会现实之间通常存在很大反差，而且灌输者本人也绝非圣贤；昨天还在市委大会上高调“唱红打黑”，明天可能就是被“双规”或“打黑”的对象。这种言论和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将刺穿任何“高贵的谎言”。即便政府一时有能力垄断信仰，譬如在“伟大领袖”呼风唤雨的五六十年代，这种权力也是极不正常、极其危险的，因为只有在高度极权的体制下，政府才可能享有这种极易滥用的权力。中国的“大跃进”、“文革”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发生的。在整个社会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人民已经不再盲信；正统信仰衰落了，却并不允许其它信仰自由传播并取而代之，从而造就了今日中国的道德和信仰危机。当然，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在宗教信仰领域放松管制，信徒空前增多。据官方统计，目前各类教众已达3.6亿之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不必要的管制仍然存在，从而限制了国民的道德发展。在一个高达十亿不信任何宗教的人群中，难免会发生各种道德失序和社会问题。 　　道德信仰的重建对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而重建道德的基本条件是落实现行宪法第36条规定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在这方面，基督教是比较超越的，耶稣从一开始就主张信仰和权力的分离。宗教或道德信仰必须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然、自由地产生、传播，政府灌输或压制都同样是徒劳的，最后必然失败。归根结底，道德不是管出来的；政府越管，人民越不信。专制与垄断是信仰的天敌。中世纪欧洲由天主教会垄断信仰，反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上帝才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一旦宗教和教会绑定在一起，人们会把教士的腐化算到上帝的账上。新教革命打破了中世纪教会对基督教义的垄断，对《圣经》的理解出现了多个版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本身出现多个“上帝”，以至尼采曾经断言“上帝死了！”然而，上帝并没有死。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依然兴旺发达，而且似乎教义越多元，宗教反而越发达。 　　只要放开宗教与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或学说自由传播，必然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进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道德觉悟。事实上，信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就是什么都不信。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几乎所有宗教对文明社会都是有利的，因为都能够帮助人们抑制过度的物质欲望；专制社会也许不需要宗教，但是自由社会一定离不开宗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民主   

作者： 信力建   中国人对一些实际上远离自己的事物总有一些异乎寻常的爱好关注——譬如，对跟自己生活几乎水米无干的航天技术，卫星发射，航空母舰；又或者是对某次实际上跟他没有多少关系的所谓“盛会”，他总是念兹在兹，不但心里想着嘴里说着，还用诸如鲜花拼字稻穗摆图等等仪式来表明自己对这些事物的关注投入甚至迷狂。 从学理上看，实际上这是一种巫术心态的表现。所谓“巫术”一般是指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换言之，巫术指通过从事超自然的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诸如获得爱情与金钱、惩罚敌人、保护朋友等等。它的出现看起来完全取决于偶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行为被“理性的”观察者说成是非理性的。即，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是否存在偶然的联系是不可证实的。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早期对阿赞德人的研究就是和巫术有关的一个经典案例。苏丹人认为所有的死亡都是巫术引起的。例如，当一个人坐在粮仓旁边时，粮仓倒塌并把他压死了，那么阿赞德人就会说这是女巫搞的鬼。当埃文斯·普里查德说粮仓的木头框架已经腐烂，房子倒塌不值得大惊小怪时，阿赞德人说他在瞎说。连傻子都知道他的死很显然就是破败不堪的房子造成的。但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它倒塌时是这个男的而不是别人坐在房子下边？在阿赞德人看来，很显然只有巫术——别人对这个男人施加的超自然诅咒——是这件事的元凶，并且只有它才能对为什么坏事老发生在这人身上作出回答。同时，他们认为，和宣称世界受偶然事件支配的解释相比，这种解释更让人满意。 这种巫术，在今天的香港也还存在，香港至今还有“打小人”的习俗，中心地点是铜锣湾鹅颈桥下，什么时间都可以打，不过最 主要的“打小人”日期是惊蛰日，有“专业打手”，手操旧鞋烂鞋，打残打烂放在砖头上的 纸人 。内地不提倡这些“迷信活动”，也就没有这样公开的民俗，但是暗地这样做的人，为数应 该不少。到网络时代，互联网上还有了“打小人”的线上游戏，可以用“拖鞋”、“大头针 ”、“熨斗”、“蟑螂”等“打小人”。 “打小人”属于一种巫术，更确切地说属于一种“交感巫术”。交感巫术的原理是，古人相 信相似的就会相互感应。比如，干旱时人们舞龙求雨，是认为当人们做一条假龙舞动时，由 于感应，真龙就会随之舞动并带来雨水。再如，播种时，有些民族会在田地边做性的活动， 是认为人的繁殖活动会感应土地和庄稼，使庄稼也增加繁殖活动。而“打小人”的原理就是 ，纸人和现实中的某个小人形状相似，通过打纸人，现实中的那个人就会因此受到打击。 而在内地，当然也在所难免。内地对比如中国载人航天器的成功的狂热就是这种巫术心态的典型体现：实际上，这种技术跟跟个人生活毫无关系，可以说是只是一种“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而且，进一步说，也可以断言这种技术跟国家首文明发达没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进步发达的的标志究是什么？是不是它在高端领域一支独秀出类拔萃就一俊遮百丑？换言之，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是看它的高端，还是看它的低端？“水桶理论”认为：决定一个水桶最大容量的，不是水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恰恰是水桶最短的那块木板。我们可以援此断定：决定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不是这个国家诸如航天之类的高端科技，而是这个国家最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作为例子，我们不妨来看看前苏联与瑞典。前苏联，不用说，是世界航天强国大国，它在这一领域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就是美国人也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1号；而且其“联盟” 号飞船又至今仍被视为世界最成功的飞船系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水桶”长板上一支独秀无人可及的老大帝国，因为忽略了它的低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结果国内是怨声载道矛盾四起，终于在1991年寿终正寝，走入历史。而北欧一些小国——比如瑞典，虽然在航天领域乏善可陈，但却不折不扣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文明的福利国家。这两种发展模式，究竟哪种高明，不待智者可决。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 10月17日也是国际消除贫困日。在我国，尽管通过经济增长，绝对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有大幅度减少，但绝对贫困人口目前仍有2610万人，也有数千万人口在这个水平上下徘徊。这种情况下，国人对航天工业的狂热，只能说是指望“通过从事超自然的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巫术”心态。 本来，对载人航天的实际意义，我们应该有清醒认识。科技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求幸福，在可以看到的未来，航天事业对人类时下福祉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以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下决心投入航天，定会取得更大成就，可他们却至今在这方面没有大动作，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加在乎“地球上更实际的优势领域”，而不愿涉足劳民伤财的风险。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真正的航天大国美国，人们才对他们原来也兴奋不已的“航天事业”持冷漠态度：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决策部主任琼·约翰逊-弗里斯指出：“在美国，航天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除了铁杆太空迷外，美国人对航天博物馆的兴趣比太空探索更大。如果他们对太空感兴趣，只是因为美国辉煌的航天史。再加上航天项目费用昂贵，现在要美国人开一个名单，列出他认为最需要投资的项目，他肯定会优先列学校、公路、医院等等，航天肯定会排在最后。”可是因为这种对“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的心态，我们就是对这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视为航天成就欣喜若狂。最近对视为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热捧，也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看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文“巫”是姓氏亦是职业。《风俗通义》言：“巫氏，凡氏于事，巫付、匠、陶也。”“巫”这个姓氏源于“巫”一职，即作为天地鬼神与人交通的媒介者。 由于早期巫师掌握知识并解决民间的困难，因此地位崇高，陈梦家依《周礼》的分类，将卜辞所见殷人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包括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地祇有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人鬼有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意即巫本身即属巫术信仰被尊崇拜信奉的神祇之一。 我们可以断言：正是中国人这种对巫术的爱好，直接导致建国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为毛泽东就是“作为天地鬼神与人交通的媒介”呵：所谓“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是也。于是我们看到：文革中，毛泽东成了“不落的太阳”： 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的一切好人好事，就无不“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沈阳部队某部炮兵连战士刘英俊为保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勇拦惊马而牺牲，解放军报为此特发表社论，其标题竟这么长：《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毛泽东与林彪批准授于解放军某部六连四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给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称号，解放军报的社论标题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公》，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是《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爱民模范排’》。报道青年贺相魁扑灭山火而英勇负伤，人民日报也要牵强附会地做出这样的标题：《赴汤蹈火为人民－－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贺相魁在扑灭山火和治伤期间的英雄事迹》。在这种极度神化和高压空气下，全国男女老少几乎无一例外地每天都要进行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人人都手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节奏地齐声山呼“衷心祝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为了向伟大领袖表衷心，全国亿万人纷纷跳起了“忠”字舞，“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接着又有人把这“三忠于”扩展为“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四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又出现了“大树特树”：“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人民日报等报头每天都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外，《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最高指示》，以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老三篇”等等大量出版发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新华社报道，当年出版《毛选》八千万部；《毛主席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著选读》四千七百万册，诗词五千七百万册。１９６９年１月２日新华社报道：不到３年，《毛选》即出版１亿５千万部；后又报道说，毛主席著作与马列著作１０年中发行４８亿册，比“文革”前的１７年增长１７倍，成为世界上印制最多的一本书！有趣的是：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裏，巫术是被禁止的。因为人因当求告神，耶和华而不是恶魔。神许诺给予他的人民践踏蛇和蝎子的权利。也就是说恶魔不敢攻击选民。恶魔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除了给他的权利，他没有更多的了。神曾经劈开了红海，让死人复活，让选民说预言，让大国覆灭，治愈所有的病痛，洁净罪恶，派下天使保护或者毁灭。神迹是绝对纯净并且正义的，因为基督许诺，“你们以我的名所求的必定成就。”神也不会随意的交给你超过你本身所拥有的权柄，你需要通过正义，命运，和信心去成全它。如果实施巫术的仪式是祭品的话，那实施神迹的仪式就是祷告。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不会出现中国这样的个人崇拜。 要之，巫术存在的原因，不仅是对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无知，还有一种心态，那就是一种胆怯的心态，一种不敢直面人生中的困难的心态，一种自己不能承担自己的命运，希望冥冥中的鬼神或者神秘力量来帮助自己的心态，一种不敢直接表达愤怒，却只敢背后诅咒人的心态。因此，要真的走出巫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环境——亦即民主。只有拥有了真正民主，我们才能堂堂正正地生活，大大方方地追求，直截了当地表达，这样，巫术及其心态才能真正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