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犯

冉按： 自从刘晓波10月8日获奖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有诸种议论。世界当然是放开了议论——当然也不尽然，泰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拒绝刊登庆祝刘晓波的广告，马来西亚的研讨也被伸手特长的中国驻马大使馆干涉——而中国在网上不用翻墙能够看到的公开言论里，污名化、逻辑与事实混乱的居多，这当然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是官方在传播方面的惯用手段。没有网络以前，官方的传播控制得游刃有余，完全像水笼头一样，不仅水源控制了，水流及水量也控制了，要有什么有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互联网就不那么听话了，即便使出个全世界都第一的GFW也无济于事，总有些官方不喜欢的人事为读者所知晓。 刘晓波获奖后有诸种乃至批评、爆料，这并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把一个人放在聚光灯下，各种隐微的东西都被照耀出来，有好有不好，确实再正常不过了，甚至可说这是出名的代价。我从来不认为任何人有免受批评的豁免权，刘晓波自然也不例外。但我认为批评刘晓波应以理性务实、符合基本逻辑、拿出事实和证据的态度来做，任何无中生有，或者是无据的放大，都无助于大家对刘晓波的真正了解，其实也无损刘晓波什么。刘晓波自然不是完人，在天安门惨案之后，他的应对自然有可议之处。但包括他在内的“四君子”，勇敢地与军队谈判，避免学生更大的伤亡，这是个永远值得赞赏的行为。同时，他二十一年来，从来没有放弃没有忘记过对六四死难者的纪念，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并付出实践。他因此所遭受的困厄及内心的痛苦，恐怕非当事人所能知晓其万一。 六四是刘晓波永远的心结，他自己对自己在六四的作为及后来关于六四的言行，并非都满意，这是他少量亲近的朋友所能深切感知的。不过，即便从他的文章中，你也能感到他对自己一些做法的忏悔。我曾说过，看刘晓波2008年汉语奖获奖辞：“凝视年轻的遗像，抚摸苍老的白发，我没有勇气把这个奖当作一束百合，献于没有墓碑的亡灵前。欲哭无泪的眼中，含着十九年也不剜不去的忏悔，我甚至不知道，用赎罪的谦卑能否换来良心的安顿。”你就会明白他获诺奖后献给亡灵的泪水。10月8日他获奖后，即含泪告之刘霞，这奖属于六四亡灵，这完全是其二十一年来心迹自然发展，水到渠成，脱口而出的话，与其说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毋宁说这完全是他感情的自然流露。我认为人对人应以同情之理解，才可以更加人切地理解人内心柔软的部分。 我并不主张拔高刘晓波所做的一切，即便他现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名满天下，我们也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他。我对任何对他理性务实之批评，均抱着欢迎和理解的态度，从不认为你批评刘晓波，你便是我的“敌人”，不是的。但我认为对他二十一年来国内的坚韧和努力，要有个恰如其分的理解和判断。外国人不理解都罢了，但许多议论刘晓波的是中国人，应该深知八九六四后，在中国社会里批评政府的诸种艰难，以及长期坚持之不易。你完全可以坚持与刘晓波不同的立场，如主张暴力革命，或者说刘晓波不够激进，但最好知行合一。我认为刘晓波的非暴力、理性、和平既是现实环境考量的结果，亦是认可此种大势所趋的理念所致。但我认为如果你说刘晓波不够激进，就完全污名化他，说他与共产党无条件合作，这就于事实太过遥远。我当然认用暴力的手段反抗专制，也是人民的一种权利，也相信有压力之下，更容易谈妥协与和解。我固然理解主张暴力革命者，内心里深切的焦灼，但不应该以革命而否定坚持和平理性渐进的努力。 梁文道兄的这篇文章，以其一惯的温润平和、理实务实的态度写出他对刘晓波获奖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截至目前，我所看到的有很好的事实和价值判断的文章。他不仅驳斥官方对刘晓波污名化的无谓，也批评了那些认为刘晓波不够激进，与中共暗通款曲的阴谋之说。阴谋说的泛滥，表明我们不少人还是一个思考上的懒汉，愿意用最简便的办法来达成对自己一惯思路的确认，这不仅伤害被评者，其实亦是批评者的自伤，因为阴谋论没有价值和信息上的增益。我愿意更多的人读到梁文道兄评刘晓波获诺奖的文章，因此今天特地推荐此文，以便大家广为传播。2010年10月24日7：46分于成都 每周一推（59）：梁文道：光明、慈悲與和平—-關於劉曉波 一、光明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并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什?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什?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什?，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並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什?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挾呢？?什?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 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二、慈悲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凶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即那位凶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三、和平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責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是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著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綜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訊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而不是什麽輪子和某些民運分子吃醋的無聊問題。 眾所周知，毋庸置疑，民運早就給拋進了歷史垃圾堆，對中國的進步（或退步）什麽影響都沒有，那夥人（即使是其中的佼佼者如胡平和王軍濤也罷），現在的主要興趣是爭奪極有限的資源，解決具體而微的生活問題，與信仰什麽的已經毫不相干了。 木頭口琴小友對那夥人實在沒什麽瞭解。我原來也不瞭解，所以要發動“掃蕩”，目的是兩重：幫助他們“偽轉真”；澄清被他們攪渾的最基本的文明觀念，免得大眾或是被誤導，或是因本能反感那套下流言行而討厭民主。現在對那夥人有點瞭解了，就再不拿他們當回事了。那夥人的問題是自我封閉在一個狹小體系裏，只接納經過主觀情緒嚴格篩選的信息，不斷循環正反饋，高頻放電反復自我刺激，最後極度強化了原有的錯覺或幻覺，整個生活在自己主觀建構出來的世界裏，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都再不會構成任何影響了。 法輪功作為最大的事實上的反對黨，雖然披著宗教外衣，但骨子裏覬覦中國的統治權，巴不得中國早日陷入暴亂，好讓他們亂中奪權，是以不遺餘力地表彰鼓吹楊佳那樣的暴徒，把零八憲章最著名的簽署人劉曉波視為眼中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效法毛共操縱輿論那一套，在《大紀元》、《動態網》上高選擇地刊登對劉獲獎的負面反應，蓄意誤導讀者，當然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雖然他們錢多勢大，但我相信正派的知識份子都不會受其蠱惑，所以那夥騙子也未必真會對中國造成什麽危害（起碼在和平時期如此，當然若是大亂就難說了），所以也可以忽略不計。 當然我也知道，木琴網友那種比較善良、正義感比較強的好小同志（好的小同志，不是說他好小）必然要覺得這些話很難聽，很傲慢，很judgmental，而且有我一直在抨擊的“陰暗心理分析”之嫌。無過，所謂“誅心”之罪，只對民間自由論者成立，對政治家和政黨就是要實行雙重標準，處處猜疑，時時提防，以免他們欺騙蠱惑愚民，禍國殃民，這道理我已經在《必須學會把政治家視為另類》中說過了，而法輪功乃是當今華人世界中除了中共之外的最大的政治勢力。李洪志不是什麽宗教人物而是中國最大的政客，只是在野而已，對這種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連起碼事實都敢厚著臉皮抹殺良心矢口否認，放肆嘲弄天下人的智力的無恥政客，人民必須像防賊一樣地提防，其警覺程度體現了公民的成熟程度。不能因為他們是中共的鎮壓對象便實行“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如果40年代的中國識字分子有這點覺悟，也就不至於因同情“弱勢集團”共產黨而誤上賊船了。 以上都是廢話，我真正想說的是，個人認為，真正值得關心的，還是諾獎委員會把這殊榮發給一個被中共關押的良心犯對政局的衝擊。這到底會對中國的進步起到助力作用，還是阻礙作用？我這個天生的悲觀主義者永遠只會看到陰暗面。在我看來，此舉或許會為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帶來難題，變成反動派指責他們的口實，使得他們陷於被動。比方說，若是中共反動派指責溫家寶與劉曉波串通美帝，裡應外合顛覆紅色政權，以劉獲獎的同時溫上了《時代》週刊封面為“罪證”，就很可能給溫帶來毀滅性打擊。這一陰暗前景不能不讓人憂心忡忡。 當然這很可能是我的過慮，亟待諸位各抒高見，但我覺得把注意力轉移到這上頭，似乎要比琢磨那夥海外爛仔的花花腸子有意思得多，不知諸位以為如何？

关于刘 晓 波 获得 诺 贝 尔 和平奖的声明 中 国 公民刘 晓 波 获得2010年度 诺 贝 尔 和平奖，这一消息在国内和国际引起极大的反响，它是 中 国 当代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也为 中 国 和平地实现社会转型、向 民 主 宪政迈进提供了新的契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 中 国 的命运前途负责的精神，我们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 诺 贝 尔 和平奖委员会把本年度的奖项颁发给刘 晓 波 ，这一决定符合该奖项的宗旨和评审标准。在当代社会，和平与 人 权 密不可分，对生命的剥夺与践踏不 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暴政与恶法实践中。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证明，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 中 国 人 权 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及时和正确的决定。 二、刘 晓 波 是 诺 贝 尔 和平奖的恰当人选，他坚持以非暴力手段维护 人 权 ，以理性的态度抗议社会不公正；他以坚韧的态度争取实现 民 主 宪政目标，而在身受迫 害时摒弃仇恨心理，这一切使他无庸置疑地拥有获奖资格。刘 晓 波 的理念和实践也为 中 国 人在解决政治、社会冲突中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典范。 三、刘 晓 波 获奖后，各国政府、各地区、各组织领导人纷纷再次要求 中 国 当 局 释放刘 晓 波 ，我们持相同的态度。我们同时呼吁， 当 局 释放一切因为思想、宗教 信仰、言论等原因而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我们呼吁尽快启动各项程序，让刘 晓 波 获得 自 由 ，并与夫人 刘 霞 同行，亲自到奥斯陆领取 诺 贝 尔 和平奖。 四 、在得知刘 晓 波 获奖的消息后，各地一些公民怀着兴奋的心情以聚餐、开会、举标语、发传单等方式进行庆祝或研讨，这些行为是完全合法合理的。但警察 对此类活动进行了严厉压制和干扰，一些公民被扣押、盘问、威胁、遣送原籍，甚至被拘留，一些公民被软禁在家，失去行动 自 由 甚至同时被剥夺通讯权利，包括刘 晓 波 先生的妻子 刘 霞 。我们要求警方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立即释放被拘押公民。 五、我们呼吁， 中 国 当 局 以理性和现实的态度对待刘 晓 波 获奖一事，从国内外的热烈反应中体察、辨清世界潮流与人心所向； 中 国 应融入普世价值以及人类文 明的主流，树立积极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相信，政府和领导人的任何改进与善意，都会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都将有效地推动 中 国 社会向着和平方向发展。 六 、我们呼吁， 中 国 当 局 兑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 温 家 宝 总理最近在一系列讲话一再表达了推动政改的强烈愿望，我们愿意参与到这一实践中。我 们期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 中 国 认可的联合国 宪 章 以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框架之内，政府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平实现社会转型，把 中 国 建设成 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 主 、法治国家。 2010年10月14日 参与签名活动，请发邮件到：freexiaoboliu@gmail.com 英文版、日文版以及签名列表请看原文：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uiweiping/archives/367600.aspx

冉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刘晓波所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近期的“每周一推”中我将陆续介绍一些与刘晓波有关的书籍与言论，今天介绍余杰为其再版书《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所写的序言。有很多人说余杰只批评温家宝，这不是事实，事实上在批温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即现在再版易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你可以不同意余杰的批评，但余杰对权威的挑战对专制的批评，并没有采取一般意义上的挑肥拣瘦的躲避策略。在他看来，凡属专制皆应批评（有时没批评，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没有任何专制应该有所例外。   余杰是个直言的人，有很多时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不懂得”批评策略，因此批评他怨怼他的人都不在少数，和赞赏他的人一样多。当然余杰有些时候不够谨严，用词可能有所夸大，这里面既有学理上的问题，亦有写作惯性的原因。这对许多写时评的人来说都比较难避免，因为时评大多是急就章，不是慢工出细活的学术研究。比如对他这次由《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的书名，改换成《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嘲讽与批评。在许多实用主义者看来，一个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可能打败一个共产党总书记么？刘胡“对峙”本来让一些人觉得不是事实，何况再来个刘之打败胡？从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刘胡的对峙都成问题，更不存在刘打败胡的问题。如果是我当然会继续选择《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作为书名，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不是完全的夸大呢？恐怕问题不能完全用现实状况来看待。任何事情都有个持续发酵和对未来的展望过程，从民主自由对专制独裁的对决来看，民主自由胜专制独裁，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从彻底意义上讲，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彰显刘晓波的功绩，并将其理念转播得让更多人知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放弃我们持续的努力，并使刘晓波获得诺奖的事情，朝向更有利于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型。 2010年10月17日赵公紫阳生日7：56分于成都       余杰：《刘晓波打败胡锦涛》再版序言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我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所酒店的房间，看到电视中出现刘晓波的画面之后，彻夜不眠、喜极而泣。如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哈维尔。我决定再版二零零九年九月在香港出版的《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更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以此庆祝与记念刘晓波的获奖。在新书中，我增加了多篇近期撰写的与此一题目有关的文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由公安机关移至检察院。这是中共当局对世界人权日的公然对抗。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悍然宣判刘晓波十一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对圣诞节这一普世欢腾的日子的亵渎。然而，这丝毫不能显示该政权的强大与自信，相反只能表现出它的卑劣与怯懦。   在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刘晓波案及天安门惨案、《零八宪章》等问题撰写了数十篇评论文章，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社会格局，不再是中共继续垄断一切，中共早已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和统治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暴力和谎言；而刘晓波所代表的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所以，今日之中国形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对峙之格局。   有人会问：刘晓波哪能与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从奥运会到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再到世博会的一系列“完胜”，在毛时代并没有“站起来”的中共（而非中国），终于在胡时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破天荒地向胡锦涛陪笑脸，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峰会，也敢于派出副部长去羞辱奥巴马。这一切似乎显示出美国之衰落与中共之崛起在同步发生。   是的，胡锦涛政权掌握全球数量最多的、数百万的军警宪特，拥有各国政府望尘莫及的财政收入，焉能不睥睨全球、不可一世？而刘晓波呢，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连他的人身自由都被胡锦涛剥夺了。天安门惨案之后二十一年间，刘晓波先后四度入狱，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常年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的监控和不断的骚扰。刘晓波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任何一篇署名作品，也不能在一切的公开场合露面。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他，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感；而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则因为新闻控制和教育洗脑，根本不知道刘晓波为何许人也。所以，布衣刘晓波岂能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   对此，我的回答是：刘晓波与胡锦涛确实形成了对峙的两极。刘晓波征兆着即将掌握历史主动权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征兆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即将破土而出的自由中国；而胡锦涛则代表着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的极权主义，代表着一个缺乏公义和爱的社会的最狰狞和灰暗的面孔。   胡锦涛本人就是丑恶的癌细胞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则是心地无私、宅心仁厚的良医。即便刘晓波深知讳疾忌医的胡锦涛会将他送进监狱，仍然要对症下药，施加拯救，正如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   不久前，有一名自称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警卫的作者，在博讯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揭露胡锦涛奢华生活的文章。文章对中南海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看来并非想像或捏造。这篇文章显示，除了没有名正言顺的“三宫六院”，胡在衣食住行上的享受比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更为奢豪，比如其居室中地毯的厚度与密度之“和谐”程度便举世无双，人踏在上面有“身轻如燕”之感觉。我曾经去过“白屋”（是“屋”而非“宫”也）美国总统的橙色客厅，与文章中描述的胡锦涛的起居室相比，简直就只能算简陋的茅舍了。我想，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胡的这座王宫可以作为“中共腐败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这大约是胡锦涛对中国当代历史惟一的贡献吧。但是，胡锦涛在这样的宫殿中究竟能感受到多大的幸福呢？即便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他的心灵远没有身体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刘晓波的心灵自由，他的焦虑与恐惧都一一写在脸上，藏都藏不住。   刘晓波写过一本题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他自己就是这个充满希望的“民间”的杰出代表之一。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哈维尔的老师帕托什卡，被警察逮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位为《七七宪章》献身的伟大思想家，在临终绝笔中写道：“在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的条款上签字的愿望已经成为了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也代表着人们良知的觉醒。我们着眼于对人的优越性的尊重，对义务和共同价值概念的认同。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这也是刘晓波为何甘冒牢狱之灾也要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昨天，哈维尔们取得了胜利；明天，刘晓波们也终将是胜利者。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南非的世界杯足球赛。二零一零年世界杯足球赛落户南非，是南非的胜利，是曼德拉的胜利，是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的胜利。在决赛上，曼德拉亲自出席并为冠军队颁奖。这一时刻，是南非社会转型尘埃落定的标志。我相信，刘晓波如果在狱中看到了这一幕，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当选的总统之后，坚决否定了部分激进黑人组织“一个白人，一颗子弹”的复仇口号。曼德拉说：“即使与我们认为错误的事物作斗争时，我们也不掺杂怨恨情感。”对于一个多年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深痕累累、仇恨纠结，甚至曾经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体育更好的疗伤灵药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亲临赛场，为之前经常遭到黑人观众喝倒彩的、球员清一色是白人的南非球队“跳羚队”加油，从而迈出了民族和解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说：“彩虹民族沉浸在狂欢中，南非实实在在变成了‘一支球队，一个国家’。”英国著名记者约翰• 卡林在为曼德拉所作的传记《不可征服》中写道：“曼德拉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革命，不是将敌人消灭，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将宿敌包容其中。”   十五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新的南非，它不再是非正义的典型，也不再是认为克服人种、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诸类对抗时人类无能为力的例证。南非仍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艾滋病泛滥、政治贿赂等，但南非在黑人与白人公民，受害者与加害者携手共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胡记和谐社会”）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 在世界杯如火如荼鏖战期间，我想起了在狱中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一名超级球迷，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熬夜看球，甚至还忙里偷闲撰写了不少球评。如今，刘晓波在狱中也许无法自由地观看每一场比赛，这对他来说该是多大的痛苦，甚至比不能吃到红烧肉还要痛苦。我不是球迷，我有熬夜看球的自由，却白白浪费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世界杯期间替刘晓波坐牢，换他出来开开心心地看半个月的球。可惜，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我却坚信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将在未来的中国实现，那就是刘晓波将像曼德拉那样观看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完全不像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某个政党和一群特权阶层耀武扬威的盛典；相反，它将是中国告别独裁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象征。今天刘晓波只能在狱中观看少许比赛的重播；但未来的一天，他将出现在比赛的现场，像曼德拉那样见证一个国度凤凰涅磐般的新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下午，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而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审讯我的国保朱警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出版这本书的话，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巨人，你们的主子胡锦涛在他的面前是道德上的侏儒。你们的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他正在将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而能够效仿刘晓波那样生活、写作、思考甚至坐牢，乃是我莫大的荣耀。   胡锦涛还有希望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吗？   三个多月后，言犹在耳，刘晓波果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等人多次发表辱骂性质的评论，甚至警告说：“希望世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几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爷“与万国开战”的雄心壮志了。对于这个比昔日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还要精于说谎的“马语者”，推特（twitter）中文圈上有聪明的推友杜撰出了一则夫妻在电话中的通话来影射之：   老婆：老公啊，我刚听广播上说，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   老公：哪是一辆啊，我看有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   刘晓波在二零零九年底被审判时，所作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最近，中国网民的搞怪网评有一条是：   宣称《没有敌人》×××（刘晓波）获诺贝尔 HP（和平）奖，我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对此，香港政论家李怡先生评论说：“这是至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关于刘获奖事件最一针见血的评语：刘晓波没有敌人，中国没有朋友。”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朋友，他们还真有几个难兄难弟，如卡斯特罗、查韦斯和金三世。   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来看待，但刘晓波的获奖，确实显示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这一结果。胡锦涛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呢？是唆使外交部的叭儿狗们出来辱骂刘晓波、否定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在世界面前继续丑态百出；还是正视现实、接受普世价值、释放刘晓波并道歉赔偿、进而采纳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呢？   别看如今中共的喉舌们猛烈攻击诺贝尔和平奖如何“居心叵测”，在此之前，他们心中还是念兹在兹的。《人民日报》旗下被誉为“戈培尔办的报纸”的《环球时报》，不久前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的结束，一些西方人士利用和平奖这块招牌向中国施压的游戏又开场了。被提名并被认可的几个中国籍人士，都是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   针对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形，《环球时报》向中央献计献策说：“我们不反对言论自由、提名自由，但是西方某些人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所以，作者认为：“中国民间应提出一些真正代表中国形象的候选人。”   这是《环球时报》第一次说真话，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异见人士”，这也是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晓波、胡佳和热比娅等“不可接触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这篇文章算是给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久之前，马朝旭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刘晓波案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存在异议人士，只存在罪犯和非罪犯。”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究竟谁“代表”中央呢？或者中央根本就存在“两个司令部”？   那么，中国该提名谁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是含泪劝说四川地震灾民爱国爱党的文化大师余秋雨，还是自作主张地安排地震中死难的孩子在坟墓中看奥运的作协高官王兆山？是仰望星空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唱红打黑的巡抚薄熙来？不，不能是他们。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之下等级森严的中共体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第一人选，当然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的胡锦涛。 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小学生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这一回答是何等地理直气壮！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全球 “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既然奥巴马作为最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总统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胡锦涛作为最负责任的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不能获奖呢？更何况，胡锦涛不仅拿出了高达五千多亿的民脂民膏以达成维稳之目标，还提出“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胡氏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的贡献，真可谓无与伦比。   然而，胡锦涛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份对他相当不利的“排行榜”：二零零九年年末，《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世界最恶十大独裁者排名”。列在第一位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紧随其后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等人。胡锦涛因限制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而被列在第六位。 尽管如此，如果胡锦涛想让自己的名字从独裁者排行榜转移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上，甚至成为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达赖喇嘛持联合国难民证），并非没有可能。历史给了胡锦涛以绝佳的机会，来成就像刘晓波那样伟大的、甚至比刘晓波更加伟大的事业。我的建议是：第一，释放刘晓波、陈光诚、师涛、谭作人、刘贤斌等良心犯，废除劳动教养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恶劣制度。第二，为“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暴行公开道歉，并启动真相调查与国家赔偿程序。第三，拆除对准台湾的上千颗导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允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允许热比娅回到新疆，并在西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实现真正的自治。以此三步为契机，启动长期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共和。那样话，最后的结局便是双赢：胡锦涛就不再是一个可怜又可耻的失败者，而与刘晓波一样，也是光荣而伟大的胜利者。胡锦涛与刘晓波的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为曾经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那种关系。对于刘晓波和胡锦涛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何其大的盛事！   胡锦涛先生，时日无多，你企盼的，是丧钟，还是自由钟呢？   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警察继续在我家楼下守候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