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犯

冉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刘晓波所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近期的“每周一推”中我将陆续介绍一些与刘晓波有关的书籍与言论，今天介绍余杰为其再版书《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所写的序言。有很多人说余杰只批评温家宝，这不是事实，事实上在批温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即现在再版易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你可以不同意余杰的批评，但余杰对权威的挑战对专制的批评，并没有采取一般意义上的挑肥拣瘦的躲避策略。在他看来，凡属专制皆应批评（有时没批评，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没有任何专制应该有所例外。   余杰是个直言的人，有很多时候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不懂得”批评策略，因此批评他怨怼他的人都不在少数，和赞赏他的人一样多。当然余杰有些时候不够谨严，用词可能有所夸大，这里面既有学理上的问题，亦有写作惯性的原因。这对许多写时评的人来说都比较难避免，因为时评大多是急就章，不是慢工出细活的学术研究。比如对他这次由《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的书名，改换成《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恐怕就会引起不少人的嘲讽与批评。在许多实用主义者看来，一个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可能打败一个共产党总书记么？刘胡“对峙”本来让一些人觉得不是事实，何况再来个刘之打败胡？从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刘胡的对峙都成问题，更不存在刘打败胡的问题。如果是我当然会继续选择《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作为书名，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不是完全的夸大呢？恐怕问题不能完全用现实状况来看待。任何事情都有个持续发酵和对未来的展望过程，从民主自由对专制独裁的对决来看，民主自由胜专制独裁，是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从彻底意义上讲，刘晓波打败胡锦涛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彰显刘晓波的功绩，并将其理念转播得让更多人知晓。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放弃我们持续的努力，并使刘晓波获得诺奖的事情，朝向更有利于中国向民主自由社会的转型。 2010年10月17日赵公紫阳生日7：56分于成都       余杰：《刘晓波打败胡锦涛》再版序言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我在南加州大学的一所酒店的房间，看到电视中出现刘晓波的画面之后，彻夜不眠、喜极而泣。如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自己的哈维尔。我决定再版二零零九年九月在香港出版的《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更名为《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以此庆祝与记念刘晓波的获奖。在新书中，我增加了多篇近期撰写的与此一题目有关的文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由公安机关移至检察院。这是中共当局对世界人权日的公然对抗。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悍然宣判刘晓波十一年重刑。这是中共当局对圣诞节这一普世欢腾的日子的亵渎。然而，这丝毫不能显示该政权的强大与自信，相反只能表现出它的卑劣与怯懦。   在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刘晓波案及天安门惨案、《零八宪章》等问题撰写了数十篇评论文章，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一书。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社会格局，不再是中共继续垄断一切，中共早已失去了道义上的立足点和统治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暴力和谎言；而刘晓波所代表的民间力量正在茁壮成长，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所以，今日之中国形成了刘晓波与胡锦涛对峙之格局。   有人会问：刘晓波哪能与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从奥运会到中共建政六十年庆典、再到世博会的一系列“完胜”，在毛时代并没有“站起来”的中共（而非中国），终于在胡时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破天荒地向胡锦涛陪笑脸，温家宝出席哥本哈根峰会，也敢于派出副部长去羞辱奥巴马。这一切似乎显示出美国之衰落与中共之崛起在同步发生。   是的，胡锦涛政权掌握全球数量最多的、数百万的军警宪特，拥有各国政府望尘莫及的财政收入，焉能不睥睨全球、不可一世？而刘晓波呢，除了一支笔之外一无所有，连他的人身自由都被胡锦涛剥夺了。天安门惨案之后二十一年间，刘晓波先后四度入狱，即便在狱外的生活，亦常年受到秘密警察严密的监控和不断的骚扰。刘晓波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任何一篇署名作品，也不能在一切的公开场合露面。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他，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感；而年轻一辈的中国人，则因为新闻控制和教育洗脑，根本不知道刘晓波为何许人也。所以，布衣刘晓波岂能与掌握最高权力的胡锦涛构成对峙之态势？   对此，我的回答是：刘晓波与胡锦涛确实形成了对峙的两极。刘晓波征兆着即将掌握历史主动权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征兆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即将破土而出的自由中国；而胡锦涛则代表着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的极权主义，代表着一个缺乏公义和爱的社会的最狰狞和灰暗的面孔。   胡锦涛本人就是丑恶的癌细胞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则是心地无私、宅心仁厚的良医。即便刘晓波深知讳疾忌医的胡锦涛会将他送进监狱，仍然要对症下药，施加拯救，正如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所云：“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   不久前，有一名自称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警卫的作者，在博讯新闻网上发表了一篇揭露胡锦涛奢华生活的文章。文章对中南海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看来并非想像或捏造。这篇文章显示，除了没有名正言顺的“三宫六院”，胡在衣食住行上的享受比中国的历代帝王都更为奢豪，比如其居室中地毯的厚度与密度之“和谐”程度便举世无双，人踏在上面有“身轻如燕”之感觉。我曾经去过“白屋”（是“屋”而非“宫”也）美国总统的橙色客厅，与文章中描述的胡锦涛的起居室相比，简直就只能算简陋的茅舍了。我想，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胡的这座王宫可以作为“中共腐败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这大约是胡锦涛对中国当代历史惟一的贡献吧。但是，胡锦涛在这样的宫殿中究竟能感受到多大的幸福呢？即便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他的心灵远没有身体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刘晓波的心灵自由，他的焦虑与恐惧都一一写在脸上，藏都藏不住。   刘晓波写过一本题为《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书，他自己就是这个充满希望的“民间”的杰出代表之一。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当年，捷克《七七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之一、哈维尔的老师帕托什卡，被警察逮捕、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突发脑溢血去世。这位为《七七宪章》献身的伟大思想家，在临终绝笔中写道：“在关于人权和社会权利的条款上签字的愿望已经成为了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也代表着人们良知的觉醒。我们着眼于对人的优越性的尊重，对义务和共同价值概念的认同。为了达到如此崇高的目标，我们将不得不随时准备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这也是刘晓波为何甘冒牢狱之灾也要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的根本原因。昨天，哈维尔们取得了胜利；明天，刘晓波们也终将是胜利者。 刘晓波将像曼德拉一样观看世界杯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南非的世界杯足球赛。二零一零年世界杯足球赛落户南非，是南非的胜利，是曼德拉的胜利，是正义、和平、真相与和解的胜利。在决赛上，曼德拉亲自出席并为冠军队颁奖。这一时刻，是南非社会转型尘埃落定的标志。我相信，刘晓波如果在狱中看到了这一幕，一定会心有戚戚焉。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囚禁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当选的总统之后，坚决否定了部分激进黑人组织“一个白人，一颗子弹”的复仇口号。曼德拉说：“即使与我们认为错误的事物作斗争时，我们也不掺杂怨恨情感。”对于一个多年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深痕累累、仇恨纠结，甚至曾经内战一触即发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体育更好的疗伤灵药了。   一九九五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亲临赛场，为之前经常遭到黑人观众喝倒彩的、球员清一色是白人的南非球队“跳羚队”加油，从而迈出了民族和解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外国记者报道说：“彩虹民族沉浸在狂欢中，南非实实在在变成了‘一支球队，一个国家’。”英国著名记者约翰• 卡林在为曼德拉所作的传记《不可征服》中写道：“曼德拉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革命，不是将敌人消灭，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将宿敌包容其中。”   十五年之后，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新的南非，它不再是非正义的典型，也不再是认为克服人种、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等诸类对抗时人类无能为力的例证。南非仍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如暴力犯罪、艾滋病泛滥、政治贿赂等，但南非在黑人与白人公民，受害者与加害者携手共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胡记和谐社会”）方面，为世界作出了表率。 在世界杯如火如荼鏖战期间，我想起了在狱中的刘晓波。刘晓波是一名超级球迷，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次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熬夜看球，甚至还忙里偷闲撰写了不少球评。如今，刘晓波在狱中也许无法自由地观看每一场比赛，这对他来说该是多大的痛苦，甚至比不能吃到红烧肉还要痛苦。我不是球迷，我有熬夜看球的自由，却白白浪费掉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在世界杯期间替刘晓波坐牢，换他出来开开心心地看半个月的球。可惜，这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我却坚信一幅激动人心的图景将在未来的中国实现，那就是刘晓波将像曼德拉那样观看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那时，在中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完全不像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是某个政党和一群特权阶层耀武扬威的盛典；相反，它将是中国告别独裁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象征。今天刘晓波只能在狱中观看少许比赛的重播；但未来的一天，他将出现在比赛的现场，像曼德拉那样见证一个国度凤凰涅磐般的新生。   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下午，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而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审讯我的国保朱警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出版这本书的话，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刘晓波将是这个民族无可比拟的巨人，你们的主子胡锦涛在他的面前是道德上的侏儒。你们的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他正在将刘晓波推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而能够效仿刘晓波那样生活、写作、思考甚至坐牢，乃是我莫大的荣耀。   胡锦涛还有希望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吗？   三个多月后，言犹在耳，刘晓波果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等人多次发表辱骂性质的评论，甚至警告说：“希望世界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几乎有大清朝末年慈禧老佛爷“与万国开战”的雄心壮志了。对于这个比昔日萨达姆的发言人萨哈夫还要精于说谎的“马语者”，推特（twitter）中文圈上有聪明的推友杜撰出了一则夫妻在电话中的通话来影射之：   老婆：老公啊，我刚听广播上说，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啊。   老公：哪是一辆啊，我看有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   刘晓波在二零零九年底被审判时，所作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最近，中国网民的搞怪网评有一条是：   宣称《没有敌人》×××（刘晓波）获诺贝尔 HP（和平）奖，我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对此，香港政论家李怡先生评论说：“这是至今为止笔者看到的关于刘获奖事件最一针见血的评语：刘晓波没有敌人，中国没有朋友。”不过，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朋友，他们还真有几个难兄难弟，如卡斯特罗、查韦斯和金三世。   刘晓波并不将胡锦涛当作敌人来看待，但刘晓波的获奖，确实显示了“刘晓波打败胡锦涛”的这一结果。胡锦涛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呢？是唆使外交部的叭儿狗们出来辱骂刘晓波、否定诺贝尔和平奖，让中国在世界面前继续丑态百出；还是正视现实、接受普世价值、释放刘晓波并道歉赔偿、进而采纳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呢？   别看如今中共的喉舌们猛烈攻击诺贝尔和平奖如何“居心叵测”，在此之前，他们心中还是念兹在兹的。《人民日报》旗下被誉为“戈培尔办的报纸”的《环球时报》，不久前即发表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指出，随着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期的结束，一些西方人士利用和平奖这块招牌向中国施压的游戏又开场了。被提名并被认可的几个中国籍人士，都是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包括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   针对这种“被动挨打”的情形，《环球时报》向中央献计献策说：“我们不反对言论自由、提名自由，但是西方某些人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所以，作者认为：“中国民间应提出一些真正代表中国形象的候选人。”   这是《环球时报》第一次说真话，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异见人士”，这也是官方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刘晓波、胡佳和热比娅等“不可接触者”的名字。在此意义上，这篇文章算是给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久之前，马朝旭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刘晓波案发表评论说：“中国不存在异议人士，只存在罪犯和非罪犯。”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究竟谁“代表”中央呢？或者中央根本就存在“两个司令部”？   那么，中国该提名谁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是含泪劝说四川地震灾民爱国爱党的文化大师余秋雨，还是自作主张地安排地震中死难的孩子在坟墓中看奥运的作协高官王兆山？是仰望星空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唱红打黑的巡抚薄熙来？不，不能是他们。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之下等级森严的中共体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第一人选，当然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党魁的胡锦涛。 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小学生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这一回答是何等地理直气壮！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全球 “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倒数第一！既然奥巴马作为最不负责任的美国的总统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胡锦涛作为最负责任的中国的领袖，为什么不能获奖呢？更何况，胡锦涛不仅拿出了高达五千多亿的民脂民膏以达成维稳之目标，还提出“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胡氏理论”，对中国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的贡献，真可谓无与伦比。   然而，胡锦涛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份对他相当不利的“排行榜”：二零零九年年末，《华盛顿邮报》评选出“世界最恶十大独裁者排名”。列在第一位的是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紧随其后的是苏丹总统巴希尔、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缅甸军政最高领导人丹瑞大将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等人。胡锦涛因限制言论、宗教自由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而被列在第六位。 尽管如此，如果胡锦涛想让自己的名字从独裁者排行榜转移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名单上，甚至成为继刘晓波之后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达赖喇嘛持联合国难民证），并非没有可能。历史给了胡锦涛以绝佳的机会，来成就像刘晓波那样伟大的、甚至比刘晓波更加伟大的事业。我的建议是：第一，释放刘晓波、陈光诚、师涛、谭作人、刘贤斌等良心犯，废除劳动教养等侵犯基本人权的恶劣制度。第二，为“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暴行公开道歉，并启动真相调查与国家赔偿程序。第三，拆除对准台湾的上千颗导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允许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允许热比娅回到新疆，并在西藏、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和澳门实现真正的自治。以此三步为契机，启动长期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共和。那样话，最后的结局便是双赢：胡锦涛就不再是一个可怜又可耻的失败者，而与刘晓波一样，也是光荣而伟大的胜利者。胡锦涛与刘晓波的关系，也可以转化成为曾经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那种关系。对于刘晓波和胡锦涛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何其大的盛事！   胡锦涛先生，时日无多，你企盼的，是丧钟，还是自由钟呢？   是为序。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警察继续在我家楼下守候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但是与此同时，国外一些人如同病入膏肓者吸了毒品一样，突然欢欣雀跃， 其中就有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刘晓波获奖消息公布不到两个小时，达赖就发表声明，“恭喜刘晓波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殊荣代表了国际 社会对刘晓波的表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先生和其它因言获罪的所有良心犯”。达赖的出面是件好事，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想 一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背后有什么联系和原因？ 达赖与刘晓波不过是西方势力的两个政治玩偶 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1989年。这年3月，达赖集团在拉萨制造严重的流血骚乱事件；6月，在西方某些势力的唆使、支持下，北京发生“六• 四”风波，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很“适时”地落到了达赖头上。当时的挪威诺贝尔协会会长毫 不隐晦地说，“选中达赖喇嘛既是为了影响中国的局势，也是为了承认中国学生从事民主运动的努力。达赖获奖人权问题不是新因素，政治则起了作用”。诺贝尔委 员会会长也宣称“表彰达赖喇嘛是对北京政府的一种惩罚”。很显然，达赖获奖是对达赖的政治“犒赏”，是西方势力全面打压、分裂中国的总盘子的一部分。诺贝 尔和平奖再次沦为西方一些势力的政治工具。 挪威诺委会负责人授奖时声称，给达赖颁奖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争取解放西藏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主张采用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是，谁都知 道，“非暴力”、“和平”从来与达赖不沾边。1959年达赖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失败后逃到国外，此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长期豢养着一 支4000多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对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袭扰。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解密档案也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达赖本人完全明白他凭 什么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很激动地说：“诺贝尔奖对藏人是一件大事。受奖后我要更加坚信，在坚持英勇战斗和不懈的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 立”。原来，达赖追求的并不是什么“和平”，而是“英勇战斗和不懈斗争”，是“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桑东也曾露骨地说，这个奖是“对每天进行 战斗的境内外藏人的勇气进行了褒奖”。 在这个奖项的激励下，达赖更加放肆地搞“西藏独立”，搞暴力恐怖活动。次年9月，达赖在荷兰对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 机”。1991年4月对“美国之音”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特别是2008年，达赖又煽动、策划了拉萨“3•14”事件，半天之中打 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达赖还污蔑被烧死的人是“妓女”，被烧毁的商店是“妓院”，公然声称“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不会要 求他们停下来”。紧接着，达赖又亲自出面煽动破坏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今年7月达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时准备重新打出“西藏独立”和暴力 的旗帜，并大肆赞扬杀人魔王希特勒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义下进行的。聪明的挪威诺委 会不会预见不到这些情况，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需要树立一个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正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挪威议会一些人策划设立了 “西藏小组”，从事支持达赖分裂主义的活动，联合达赖集团在奥斯陆开设“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对中国西藏公开进行煽动、污蔑、攻击性宣传。 有达赖的先例，那么今天挪威诺委会又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这样一个人，就毫不奇怪了。达赖煽动“西藏独立”，分裂中国，而刘晓波则鼓动抵制 中国现行法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论是分裂中国，还是颠覆中国国家政权，都是符合西方一些势力战略目标的。达赖与刘晓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他们授奖可 以给那些主张分裂中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撑腰打气，依靠这些人给中国继续制造一些麻烦。无怪乎，刘晓波获奖后，海外动乱分子心领神会，大叫“海内外 的反对派力量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向中共专制政权发起新的冲锋”。 诺贝尔和平奖早就不是纯情少女 诺贝尔是一个高尚的人，根据他的遗嘱，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奖励给那些“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 力的人”。但是，一向以全世界道德大佬自居的挪威诺委会或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需要、或为了取悦某国领导人，闹出无数可笑与尴尬，严重损害了诺贝尔和平 奖的公信力，也玷污了诺贝尔先生的荣誉。 众所周知，著名的印度“圣雄”甘地，以和平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他五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却从来没有得 到过这个奖。但上个世纪这个奖项却多次颁给萨哈罗夫这样反对苏联国家的人，包括一手将自己的国家解体的戈尔巴乔夫。1961年美国派兵侵略越南，打了十多 年，失败后不得不停火、撤军，但是挪威诺委会却以越战停火为由，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出现了战争的发 动者与战争的受害者同时成为和平奖得主的怪事，最终越南领导人拒绝领奖。刘晓波获奖后，10月8日俄新社一篇评论尖锐指出：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 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看看刘晓波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第一个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他的获奖 理由是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第二个是芬兰前总统，而他是强硬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第三个是去年获奖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时候他上任还不到两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搞不清楚他究竟为世界和平做了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嘲笑四起。连续3任获奖者都与和 平无关，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西方国家的总统、副总统，其中美国占两个。奥巴马倒是有点自知之明，不好意思起来，赶紧表态自己还没有资格领这个奖，挪威 诺委会泰然处之，坚决将马屁进行到底，非把这个奖塞给奥巴马不可。如果按照挪威诺委会选择达赖的标准，凡是分离主义者均有资格当选，那么也不失为某种“公 正”，但是挪威诺委会迄今也没有胆子从欧洲国家众多分离主义组织中找一个头目来授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知诺贝尔先生泉下有知，该作何 感想。 警惕西方一些势力遏制中国的战略图谋 联系1989年达赖获奖，挪威诺委会选择在今年这个时候给刘晓波颁奖，也并非偶然。自2008年西方一些国家以抵制北京奥运会为要挟，高调支持 达赖的分裂主义言行，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独立”让步，一直到现在，借达赖给中国找麻烦的活动仍然在继续。近年来，西方连续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行 动，在最近中欧工商峰会上，欧盟继美国之后联手要求人民币升值，企图对中国发动“货币战争”。温总理明确指出，如果按一些人的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20％ 至40％，那么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工人将失业，农民工将返乡，社会很难稳定。西方一些势力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捞取单方面经济利益外，明显企图从经济 上对中国进行遏制，搞乱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频频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把航空母舰开到中国家门口，还插手南海问题，制造钓鱼岛事 件，不断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目的就是从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封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一些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和制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指望西方给掌声，也从来不惧怕西方施压力。中国没有按西 方的要求行事，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是越走越稳，越走越壮大，中国的经验在世界上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西方一些势力故伎重演，希望授刘晓波和平奖 能够收到神奇的效果，如同一些西方记者所翘首盼望的，“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超过多年来任何类似的事件”，“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给中国再添一点麻 烦，最好能引起中国社会的骚动和混乱，这个如意算盘实在打得太幼稚、太离谱。 笔者并不指望这篇短文可以使挪威诺委会的成员头脑开窍，倒是慈悲为怀，愿意给他们开个方便之门，开列一个名单，把反对中国的“台湾独立”、“西 藏独立”、“东突厥斯坦”、法轮功、海外动乱分子等都列进去，保质保量，如假包换，其中不少人资格比刘晓波还老，省得今后挪威诺委会挑选时费力。一个海外 老牌动乱分子已经酸溜溜地说了“有资格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有好几万呢”。 笔者也想提醒达赖，不要以为在动乱分子那里多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同僚，就多了一份力量。一位老牌动乱分子在网上已经直白地说过，“达赖只不过是一 个到处化缘的和尚而已，若不是诺贝尔奖光环，恐怕他只有整天坐在庙里守着那几盏酥油灯了，民运也要学习西方，需要的时候就哄哄他，平时不必对他太认真”。 就在去年，各路动乱分子头目还纷纷朝拜达赖，称“只有达赖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推举达赖为“中国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更有一个 “党”撰文提出让达赖将来作“中国的总统”。现在眼看刘晓波“出名”了，这些动乱分子又宣布“公推刘晓波博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在刘晓波的旗帜 下重新集结”，一转眼就把达赖给晾一边了。达赖可要留点神，别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到头来被晚生小辈耍弄了。（作者：益多） 来源：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 Edwin’s Blog http://edwin.idbbc.com/?p=94

2010年9月2日，是藏人的第50个“民主节”。 由于中共的封锁和扭曲，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绝大多数汉人，完全不了解，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 西藏民主进程，早于中国 在大部分中国人耳朵里，至今回荡着中共宣传机器高分贝的谎言，那便是：从前西藏，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农奴制社会”；如果让达赖喇嘛回来，还会复辟那个“暗无天日”的“农奴制社会”。 当中国人，尤其汉人，有机会了解到历史真相的时候，一定会惊讶万分。事实上，西藏的民主进程，早就开始了，甚至早于中国民国时期。 史料记载，早在十七世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就建立了相当于现代议会的民意机构——“春都杰措”，即西藏大会，参与议政和立法的成员，来自各寺院僧人、以及商人、农民、牧民等广泛阶层。而在二十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希望实行英国式宪政，并派出年轻人到国外留学，进修英文，考察宪政。 二十世纪中叶，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前后，明确表示，渴望并有计划在西藏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却因中共入侵而被打断。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一踏上流亡旅程，达赖喇嘛尊者就开始着手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一边流亡，一边实践。仅仅在流亡后的第二年，即1960年，就建立了首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那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以民主程序，实行投票选举。那也便是藏人“民主节”的由来。 至2001年，流亡藏人社会，已经建立起体系完备的民主制度，藏人投票，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三权分立，民意监督。可以说，藏人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合拍于时代步伐，毫不亚于世界各国的民主成就。 藏传佛教，影响全世界 历史上的西藏，以宗教信仰立国，被称为高原佛国。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暂时丧失了自己的祖国，但，藏传佛教，却在藏人流亡地，在印度，在全球各地，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影响全世界。 宗教与民主，是人类两大主题。流亡藏人社会，不仅保存了优良宗教传统，还实践了现代民主政治。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向世界交出的一份亮丽成绩单。难以置信，这份成绩单，竟然是在漫长而艰难的流亡旅途中书写的。这足以见证，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具有何等坚韧的意志、何等高贵的气节！以如此成就，看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宗教与民主，中国交白卷 反观中国，历经五千年文明沧桑的中国，至今，不论宗教自由，还是政治民主，都非但交了白卷，而且堪称负数。在共产党利益集团把持下，当代中国，仍然深陷一党专制的泥潭，独裁，暴力，谎言，腐败。号称“崛起”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 就是这样一个专制集团，竟然把它入侵和强占西藏的行径称为“解放”；竟然把它损害和凌辱藏人的所作所为，称为“民主改革”。一个没有丝毫民主基因、不具备丝毫民主素养的暴力集团，竟然宣称对其他民族实施“民主改革”，这恐怕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最大的黑色幽默。 世人见证，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西藏境内，举凡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遭受全面浩劫。2500余座寺庙被捣毁，大批僧人尼姑被强迫还俗，大量藏人被屠杀或饿死。 这是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藏人心灵上最耻辱的记忆。作为同样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中国人，我，和我的汉人同伴们，身同感受，心泪交流。 中共污蔑从前西藏是“农奴社会”，但中共强占西藏之后，才真正把西藏变成了“农奴社会”， 当代“奴隶社会”。单说监狱，1959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一百人；中共强占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劳教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政治犯、良心犯、佛教徒。 正是中共暴力集团，把一个自然的、自由的、宁静的、美好的高原雪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其黑暗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动辄比喻的欧洲中世纪。 历代中共领导人，都自诩无神论者，他们把自古称为“神州”的中国，变成无神的中国。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男盗女娼，认钱不认人，笑贫不笑娼，皆源于此。 到今日，论宗教自由，中国不如西藏；论民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流亡藏人社会。与西藏相比，中国优势何在？与藏人相比，汉人优势何在？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物质。经济上的暴发户，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度。而所谓物质优势、经济优势，在西藏，中共官商和部分汉人，是依靠掠夺西藏资源、变卖西藏矿产、排挤藏人、让藏人边缘化等野蛮手段获取的。 豺狼当道，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反常奇观。 拒绝达赖喇嘛，中南海的心理障碍 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富裕，中国要繁荣，都没错；然而，非要如此强大？—-穷凶极恶，面目狰狞；非要如此富裕？—-不择手段，吃相难看；非要如此繁荣？—-欺弱凌善，贫富悬殊。 用“腐败集团”来定义那个至今盘踞北京、庞大而笨重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再贴切不过。不仅仅是以权谋私、贪污自肥、生活糜烂、男盗女娼那种表面上的腐败，更有意识形态的反动、精神的颓废、意志的沉沦、骨髓里的堕落。一个从头到脚、由表及里、全面溃烂的腐败集团。 中国圣贤留有古训：“皇天后土，德者居之。”又说：“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中共腐败集团，无贤无德，说统治西藏，它没有资格；就说统治中国，它也没有资格。 笔者曾经对比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共领导人，至少有四大区别：前者每天讲真话，后者每天说假话；前者主张宽容，后者痴迷暴力；前者推广仁爱，后者散布仇恨；前者信守良知，后者追逐享乐。 达赖喇嘛尊者的道德力量，令中共当权者畏惧。和平，宽容，大爱，至善，这些概念，对中南海而言，仿如紧箍咒，犹如照妖镜，照出中共的原形。这是中南海拒绝接受达赖喇嘛、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心理障碍之一。 再看看他们各自在国际上的朋友。达赖喇嘛的朋友，是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则是诸如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古巴这类失败国家或流氓政权的独裁者。 宗教传统与民主政治，是西藏人民的两大果实，也成为藏人流亡社会两大支柱。笔者坚信，流亡藏人能够长期守护和巩固这两大成果。即便在中共奢望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依靠宗教与民主这两大支柱，依然能够凝聚海内外藏人，同心协力，坚守气节，期待光明未来。 （在“西藏民主节”纪念大会上的演讲。2010年9月4日，于纽约。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0月号）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来源：开放 http://www.canyu.org/n20643c1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