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美国媒体评中国：红色魔影笼罩中国    2011年 6月 01日 分享 推推王 聯合 網絡書簽 脸谱 雅虎 谷歌 推特 以下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6月1日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红色魔影笼罩中国：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退却，毛主义卷土重来。”评论说，“尽管警察大举出动，中国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抗议还在继续。蒙族人在环境和其他问题上对党的干部发泄愤怒。那里的骚动跟2008年3月在西藏和2009年7月在新疆发生的类似。但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清华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估计，去年中国各地发生18万起大规模抗议。”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暴力抗争也呈现上升趋势。上个星期四，江西省农民钱明奇在政府楼外引爆三颗炸弹，炸死了自己和另外三个人。钱明奇在互联网上留言说，他为政府非法没收和摧毁他的住房而愤怒。这种事情在中国各地都是家常便饭。钱明奇从2002年起一直上访，要求政府赔偿。”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在中国统治圈内，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已经分道扬镳已经不再引起争议。但是，如何应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明显的共识。这导致一些人猜测党内出现了分裂。这种局面有可能打乱最高领导层明年权力交接的计划。但是，或许更为准确的说法是，经济和政治改革半途而废，中共因恐惧而陷入瘫痪状态。”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恢复力量，令人印象深刻。观察家们认为那是因为中共领导层能够以创造性的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势。这种能力如今已经看不到了。目前的领导层正在大力依赖两套老把戏，这就是镇压和宣传。这两套老把戏是党内左派的拿手好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正时兴。”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镇压是有效的。至少短期内有效。中国的安全部门不缺乏人力物力，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超过军费。中共说这是为了抵御‘外部敌对势力，’而中共也说是外部敌对势力挑动制造了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骚动。网上有人匿名呼吁‘茉莉花革命’让北京害怕中东的人民力量运动会在心怀不满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引发同样的示威抗议。”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与此同时，中共重庆市书记薄熙来成为推行新宣传的标兵。自他调到重庆以来，他把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再世的毛主义信奉者。他发动的返归根本的运动包括把干部和学生发配到田间和工厂去，提倡公众唱革命歌曲，用手机向居民发送已故的伟大舵手毛泽东的语录。”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做法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做法妨碍了中共倾听公众声音的能力。事实是，中国人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玩世不恭。在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2002年上任的时候，他们强调劳动者的福祉。但地方干部对民众权利的践踏却更加恶化。在过去，人们对党和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从而促使钱明奇那样的人向上级反映情况。现在，他们正在失去希望。”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另一个危险是，左派的思想者真的是在努力把中共推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毛派的网站最近登出一些提倡改革的著名人士的照片，那些人的脖子上都套着绞索。山西的一个网上论坛上个星期把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作‘卖国贼，’因为茅于轼批评了毛泽东。”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些真正的毛思想信仰者的文字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显然是得到了一些上头的人的倾听和保护。中共第二号人物吴邦国最近发表讲话，攻击私有财权。本月早些时候，即将接班的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央党校毕业生发表讲话，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要那些毕业生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最后说，“中共明年在新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还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但现在看来中共日益随波逐流，有可能跟中国人民发生对峙冲突。” 本篇英文全文网址：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745304576357084047903862.html 以上是美国各地主要媒体有关中国的评论。评论所反映的观点为发表评论媒体之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方绍伟：为茅于轼辩护 —“乌有公诉书”批判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5-26 6:19:56 阅读量：8187次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在网上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201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2011年5月24日，“乌有之乡”发表了“北京市人民公诉书”以“ 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 ”(下称“乌有公诉书”)。 　　我本人最近曾在两篇文章中批评了茅于轼(见“ 卡扎菲真的该死吗？—-与茅于轼先生讨论‘自由主义移情’及‘正义制度’ ”和“ 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错在哪？—走不下神坛的毛泽东 ”)，我特别反对茅于轼对毛泽东的狭隘的个人道德批判，但我这里要为茅于轼辩护，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 　　《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府’”。 　　我首先要明确地提出：“乌有公诉书”本身，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所批评的企图“诽谤定罪”的做法，是“不同即敌对”的思维和“狭隘虚弱的表现”。 　　“乌有公诉书”由51人发起，包括马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刘思齐(毛主席长子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主席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司马南(资深主持人)和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站长)。但是，我非常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份“没文化”的“乌有公诉书”。他们51个人就能代表“北京市人民”吗?他们是“公诉团”还是“控诉团”?明知检察院才能“公诉”，他们为什么还把自己定为“公诉团”?明知法院才能接受“公诉”，他们为什么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司法机关及时将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绳之以法”? 　　在我看来，这就是虚张声势的“上纲上线”，这就是举世皆知的“文革思维”。 　　在“乌有公诉书”之前有一个题为“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引言，它一上来就无端地把茅于轼定性为“汉奸分子”。 　　“乌有公诉书”说：“茅于轼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编造大量谎言对已故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诽谤。其目的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煽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在我看来，“乌有公诉书”认为“该文超出了任何意义上历史评论的范畴”没有足够的理由;“煽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更是缺乏可靠的证据。 　　实际上，“乌有公诉书”的发起人也感觉到自己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可靠的证据，所以他们没敢要求对茅于轼的这篇文章定罪，而是奇怪地要求“结合茅于轼和辛子陵一贯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来定罪。所谓“一贯言论”，恰恰证明他们是被茅于轼的这篇文章所激怒，是愤怒之下的报复行为，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所谓“反人民言论”就更是子虚乌有，以“人民”为幌子早过时了。 　　“乌有公诉书”说：“其通过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其行为无疑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理应受到刑法的制裁”。 　　在我看来，茅于轼的文章确实构成了对毛泽东的攻击，但对一个公众人物的隐私披露和公开攻击，恰恰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批评攻击是否构成“侮辱、诽谤、造谣”，则完全要看事实真相的公开程度和可靠程度。在事实完全不允许讨论和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武断地以此为“煽动”和“煽动颠覆”的理由，那只能是恼羞成怒和狭隘虚弱的表现。 　　关键是事实。如果觉得茅于轼的文章与事实不符，自信和有胸怀的做法是拿出事实，拿出道理，拿出勇气。茅于轼的文章可以批判，但不能因此对他进行宣判。 　　在“乌有公诉书”附录的“茅于轼的主要汉奸言行”中，列举的“罪行”包括四大条：攻击18亿亩土地红线，为美国农业巨头控制中国人的粮食主权张目；两会前期， 茅于轼的天则所再次炮制报告攻击国企 ；茅于轼时常发表赤裸裸的汉奸言论；签署《零八宪章》，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认为，土地红线和国企报告是学术观点，茅于轼确实有一些不恰当的学术言论，但学术言论的政治含义见仁见智，学术言论和政治言论也应该区分清楚，把茅于轼定性为“汉奸分子”根本没有证据，说他“带头签署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零八宪章》”更是不符合事实。如果他真的“带头签署”，他应该早就被判11年徒刑。 　　茅于轼确实持有不同政见，但“持有不同政见”并不必然是“煽动”和“煽动颠覆”。如果因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一篇文章就给茅于轼定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就正好为希拉里最近说中国“阻止历史”提供了口实。 　　我们中国人可以对“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进行批判，但不应该对它进行宣判。“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任由一些人私自立下“侮辱、诽谤、造谣”的标准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如果真有道理，你为什么害怕讲道理? 　　在文革，我们中国人可以因为一篇文章就把人弄死；在今日，因为一篇文章就起诉一个人也许已经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可怜的进步中保含的依然是“你死我活”的黑白思维。茅于轼有错误，但茅于轼无罪，以思想定罪的时代快要过去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点击 这里 查看 作者文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茅于轼先生究竟错在哪里？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1 10:04:18 阅读量：2988次 　　茅于轼先生一向令世人敬重。做为一名民间、体制外经济学家，向来大胆敢言—-但却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基础之上的学术风范。也因此他的一番言论往往能超越左、右，甚至他自己的个人得失和价值观(曾被打成右派、宪章派)。2010年他曾有如下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 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承认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 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 　　做为一名可归为自由派学者的茅于轼先生能如此客观评论和认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谓凤毛麟角。要知道此类学者往往对中国的成就或者否定(清华大学的秦晖)，或者认为不值一提(如人民大学的张鸣)，或者认为远比不上落后于中国的印度(如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至于吹毛求疵更是自由派学者的常态(恕不一一列举)。所以，茅于轼先生能跳出自由派立场而展现出的事实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随后就谈到了中国存在民怨的原因。他以更大的勇气否认了贫富差距和腐败这两大主因。对于贫富差距。他认为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并以香港这样一个最可比的华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特区为例：“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中国大陆的)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香港，整个南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高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也仅比中国略低，也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尽管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不用费力就能看到的现实，但却都被自由派群体刻意忽略—-这也是茅于轼先生的可贵之处。 　　在谈到腐败时，他再度表现了他的学术严谨与客观：“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 　　以上数据，我本人的文章都多次引用，但从一位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口中说出，还真的是开天劈地。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中国缺乏正义，政府不讲理才是中国产生民怨的根源。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这个看法，但他这个结论也是建立在诸多事实基础之上的。 　　简而言之，茅于轼先生之所以令人敬重，一是尊重事实的学术风格。二是超越左与中的敢言。 　　然而，进入2011年，茅于轼先生接连发表两篇堪称石破天惊的文章。一是在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下水的一刻，他公开反对。反对的理由也颇为奇特：他是纳税人，有权力反对。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国建航母会引发军事竞赛。 　　这一观点发表后，可以想像引发的海啸般的反对。因为这一次，茅于轼先生违背了他一向坚守的客观、理性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谁都知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更别说我们的近邻印度以及小小的泰国。所以说，如果就算是引发军备竞赛的话，也不是中国引发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还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由于没有制海权，才屡遭列强欺凌、瓜分。就是现在，一峡之隔的台湾还没有统一，广大的南海主权还屡被侵害，在东海还和日本存在领土争端，美国更经常派航母到中国近海进行军事演习。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中国拥有航母，都是天经地义，“天赋国权”，根本不应指责。如果非要指责的话，就是拥有的太晚了! 　　当然这篇文章中，最匪夷所思的还是他的“以纳税人为由来反对”之理论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个理由不仅仅是荒唐而且简直是超越常识了。也难怪引发外界对其学识和学养的强烈质疑之声。 　　众所周知，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公民的义务，同时享受由此带来的权益和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国防提供国家安全(想想中华民国时期是什么状态)，警察提供社会秩序，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产品诸如此类。当然，这种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是可议范畴。比如中国过去零至三岁才享受免费体检，但从今年起提升为零至六岁。也应该客观承认，每个国家如何决策、支配税收形式并不同，也都有问题存在。仅以美国为例，尽管债务和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减少各项开支，包括福利。但就是不能减少军事开支。而中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一直偏低，也同样需要改善。但不管在哪个国家，从来没有茅于轼先生以单独纳税人的身份进行反对。茅于轼先生应该明白，经济手段和决策最重要的是有可操作性。他的提议显然不在此类。简单的讲，谁都无法知道中国建航母的钱是来自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海外华人，也是法国的纳税人，是否也茅于轼先生一样的理由反对法国武力介入利比亚?(毕竟此举加大了法国的安全风险和难民涌入)。 　　而最引发中国社会争议的还是茅于轼先生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如果说关于航母的观点仅仅是违反常识、无视国际现实的话，这一篇文章则是“三宗罪”：违背历史事实、全盘否定、人身攻击。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影响、功过皆有的历史性人物，有争议和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但一定要尊重事实。中国1840年在西方的武力下被迫打开国门，自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历史任务。晚清政府以及随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都尽了自己的努力试图回应历史，但均告失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新中国六十年来看，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毛泽东的继承者则在后三十年日益接近完成了现代化。客观说来，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完成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都可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除了这些“大历史”、“大伟业”，这里还可以举几个具体的数据。1949年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中国人均寿命35岁，文盲率8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落后于印度。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65岁，已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文盲率更降至20%以下。尽管刚刚经历文革，但中国仍然领先于印度。虽然在六十年代饥荒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但到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的人口仍然突破了七亿!要知道，自清朝巅峰时期突破四亿人口之后，一直到中华民国结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奇高的死亡率(饥荒、战乱、外敌入侵、农业生产率的停滞)，都再也未能突破这个极限。这些历史数据，做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不应该不了如指掌。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中华民国的老人都会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心怀感激以至崇拜。 　　且不说今日中国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广泛存在，就是在西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都视毛泽东为英雄与楷模。尼克松图书馆耸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奥巴马政府成员视察学校也以毛泽东为榜样鼓励学生。当奥巴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的几名随员竟然缺席重要的国事活动而去毛泽东纪念堂瞻仰。美国世纪拳王泰森，竟把毛泽东的头像刺于肩膀，以示给他力量。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蒙彼利埃在商业中心建世纪广场，并竖立15位“伟人雕像”。这其中不仅包括戴高乐、丘吉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还有中国的毛泽东!这些青铜雕像高3.3米，重量在850公斤到1吨之间，每尊造价约20万欧元。事实上，在今日西方，只有四位中国人真正得到西方社会上下的广泛承认，他们是：孔子、孙子、毛泽东、达赖(茅于轼认为斯大林要好于毛泽东，但在自由派视为榜样的西方，斯大林是和希特勒并列的)。 　　然而，在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中，却以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过错为由，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和人身攻击(包括指江青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说毛泽东的支持者是狐群狗党)，连私生活也不放过，甚至指毛泽东为权力而完全疯狂、没有起码的人性、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心理非常阴暗、人民公敌、是祸国殃民的总后台。这种攻击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生活上搞臭、精神上打倒(当然已经无法做到肉体上消灭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完全是文革的翻版 。茅于轼先生用他竭力否定之人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真是历史的讽刺。 　　不过从茅于轼先生的历史反讽，确也令我们反思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应该说，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共同为建国后的现代化探索付出代价。且不说哪个时代的人物，就是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的今天，茅于轼先生还不是仍然有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吗?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美国国父华盛顿为例，他带领美国获得独立，并在担任两任总统之后坚决退隐(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没有儿子做继承人，所以改变了美国历史)，堪称完美。然而，华盛顿却是黑奴制的拥护者，而且他自己也是黑奴主。但在他哪个时代都是合法、合宪、合理的存在，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放，全面否定华盛顿，将他与罪恶的黑奴制和黑奴主划上等号，这是尊重历史吗? 　　至到现在，世人也无法猜透一位以学术严谨、理性客观著称、颇有声望的民间经济学家何以突然变成这样既不尊重基本事实，更像文革大字报类型的文章的作者。但是所有对之表示敬意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茅于轼先生，请回归您曾经拥有的理性、客观吧。要知道，一切违反常识、违背历史真实的声音都不会走的很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和茅于轼先生相识、共事已有十年，从一个学术后生的视角，对他的人与文略作评介，虽为管中窥豹，却希望有助于公众对他的了解。 茅于轼先生早年学工，也做过火车司机和工程师，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