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

颜昌海:从东德的下场看中国的维稳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加剧,各地抗议活动是此起彼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的危机管理报告上称,2010年大型社会群体事件有72起,比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体中报道,67%通过网络传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议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陆当局近年来有两大建树, 一是对内建立大维稳体制 ,用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维稳网络; 二是对外推行大外宣战略,以充足的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鼓励宣传喉舌走向国际自由传媒市场 。 大陆当局的大维稳系统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维稳、党内维稳和军内维稳 ,这三大块维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保证奥运顺利召开,当局把社会维稳当作维稳的重头戏;2010年8月,温家宝在大谈政治改革之后,屡遭党内重批,显示当局为了维护党内稳定,不惜剪灭不同声音;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传到了中国大陆,当局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说明军内维稳系重中之重。这个维稳体制,对大陆前景至少有三大影响: 第一,官民对立越演越烈;权贵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以维稳为名,严厉对待上访者,放纵警察和地方官员在维稳的名义下为所欲为 ;该体制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因而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使官民对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 其次,大维稳体制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利益集团以权力的霸道和蛮横,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司法部门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民众有冤无处申;而任何试图治理社会溃败的企图和政策宣示,在大维稳体制下,都难起作用。 第三,大维稳体制给继任的新政权将带来不少难以预期的麻烦。 这个体制创造了一个吃9千万亿元维稳饭的庞大利益集团,而该利益集团在维稳怪圈中,正在越滚越大。在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试图缩小这个利益集团的任何尝试,都会受到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积极抵抗。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维稳体制对维护一党专政还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应,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的长期损害。这些长期损害,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顶端。即使今后的执政者要照旧高举维稳大旗,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维稳体制迟早会破局。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的破局结果,一个是偶然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维稳体制的彻底崩溃;另一个是大陆将来的领导人主动消减大维稳体制的致命性损害而使该体制寿终正寝。从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 为了掩饰对内实施高压的大维稳体制,大陆当局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战略。大陆政府于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战略,一是出口“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二是为了反制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宣传中国大陆的国家形像;三是为了改变国际传媒现有格局,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 。大外宣战略自2009年初开始实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经赫然成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态势。和大陆官方每年数百亿元的大外宣投资相比,西方传媒如美国之音等则因差钱从传统重镇撤出,这显示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传媒争夺战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守势。现在,大陆官方喉舌在自由传媒世界挤占国际话语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大陆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 大陆当局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 总之大维稳体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大维稳体制,有可能会突然崩溃。而大外宣战略亦不能能持续多久。 维稳濒于失控有几大表现: 首先,维稳财政已然失控;其次,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再次,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公共知识份子越来越不买当局维稳的账;最后,维稳体制以迫害狂为主要特征,因而绝不可能持久 。 首先是经济难以为继。关于维稳财政,中国大陆的维稳经费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报》就刊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说,“权威资料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5,486亿元,2011年,为6244亿元。事实上,无论是2009年的5000多亿,还是2011年的6000多亿,都是严重缩水的数字。《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国大陆维稳费:公共安全帐单》,对中国大陆2011年的天价维稳,算了一笔细帐。文章说, 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 ,而这6000多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并没有“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等项目、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的预算就没有包括在内,而这几个部门都承担部分维稳重任, 仅国家信访局2011年财政预算就达8425万元。 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不断增多,大陆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也急剧上升。有国内媒体报道,辽宁省2010年动用了15%的税收用于“维稳”,为223亿;广东省廉江市2009年“维稳”一年的花费是先前五年的总和。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大陆官方警方“维稳”的公共支出估计高达770亿美元,金额与国防不相上下。部份专家估计,实际金额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陆官方为了防堵国内爆发“颜色革命”,针对全国各大都市的民众集会,不论是数十万人的农工抗议,还是对于手机通讯与宽频网络的防堵,都动用了相当大的警力进行“维稳”,自然花费不菲。 显然, 大陆官方的“维稳”费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监视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的警力和国保上,还包括对网络、电话的管控支出,社区、商场等无所不在的“红袖标”的报酬以及“维稳”官员的薪酬、五毛们的发帖费等等上 。据官方媒体报道,过去5年来,官方增加了数千位“维稳”的官员以及302万个“维稳”的政府职缺;2009年还决定地方官员必须在平均两个小时以内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消失;为此,官方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的系统,可追踪热门网上的议题,并快速点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新闻。这笔费用自然属于“维稳”支出。…… 其次,高压政策难以为继 。在官方看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遏止民众不断蔓延的反感和抗议,惟有实行高压统治。据悉,在某个省部级领导学习会议上, 高层就呼吁增加互联网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投资,以便将“不和谐因素减至最低。”与会高层达成一致: 应提高警惕,控制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国发生。此外,在“十二五计划”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平息动荡。然而,官方是越“维稳”,社会反而越不稳。1980年代全国上访冤民总数为2万多人,现在却达到了4千万人,而大小抗暴维权事件更是平均每个月一万起之多,越来越多的网民们通过网络宣泄着对官方的不满。…… 当局的天价维稳显然不管用!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完全不以当局的维稳意志为转移。在过去的10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3倍,2010年达18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载文“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 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 与此同时,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不买维稳的账了 。2010年9月,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网路调查,题为“维稳怪圈,谁的烦恼?”调查结果显示,75%以上的投票线民不满维稳,他们认为,官员心中的“稳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稳定”了,而所谓的不稳定,大多是官员出于自保而造出来的,如此维稳,老百姓怎么能够配合?!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份子,包括那些长期沉默的知识份子,也公开谴责政府在维稳的名义下迫害社会良知的无耻行为。比如余世存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大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大陆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发展正面临着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在美国费城就“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吴国光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官方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 胡耀邦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大陆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大陆官方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大陆官方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大陆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从2008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大陆维稳政策的转捩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 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 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陆官方难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为,正将自己引向毁灭的深渊?! 20年前,东德共产党的垮台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依旧记忆犹新。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东德政权会垮台,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都认为,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权的迅即垮台也都毫无意识。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政权倒台,必然是源于其统治残暴,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不过,虽然东德共产党官员享有诸多特权,但并无特别严重的腐败行为,就连昂纳克本人也没有什么贪腐行为。然而,昂纳克统治后期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因为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开始失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解决商品紧缺、外债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纳克政权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管控,而这种管控正是通过其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维稳体制”。 东德“维稳体制”的发达有如下表现:一是对公民全面监控,国内情报系统非常发达,东德人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之中,内心感到压抑,没有安全感。东德垮台后,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人们得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曾受到监视。二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设置了很多言论禁区;再一个是对自由迁徙的控制。也就是说,在东德,党领导的国家仍然事先规定好了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东德民众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忍无可忍的东德人民选择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陆政权正在重蹈东德共产党的覆辙。曾经拥有强大“维稳”体制的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了,那么, 同样貌似强大的中国大陆“维稳”机制,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试想,一个即使没有明显贪污腐败,没有残暴无道行为的政权,都有可能被人民赶下台,更何况那些视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敌的而且无官不贪的政权?自从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在维稳怪圈中越陷越深。当局大幅增加了维稳经费,但越来越多的迹像显示,维稳正在濒于失控,而维稳失控,非常有可能成为官方手中的不定时炸弹。 迫害良知正是这个维稳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今已经演绎到了越发荒诞的程度。当局不许戴晴开生日茶会,不许姚立法竟选人大代表,不许廖亦武出国,不许章怡和出书,软禁一个瞎子;汶川豆腐渣学校砸死了近万名学生,却不许他们的父母亲讨个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么多孩子,却不许他们的亲人追究。……官方的维稳制造了多少“国家敌人”,就制造了多少随时可引发这个体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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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日籍管理语言侮辱中国人 江苏电子厂罢工 (图)

江苏太仓日资兴和电子公司,因名叫菅原的日籍管理用语言侮辱中国人,员工被激怒了,一致认为日本人太嚣张,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011 年 11 月 28 日,数百员工集体罢工维权,要求该人辞职。 29 日罢工继续,员工坚持要菅原辞职,否则不复工,其它条件一律不能接受。 兴和电子 ( 太仓 ) 有限公司为日本 KOA 株式会社中国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投资 3000 万美元,主营基础电子产品 ( 片壮电阻 )KOA ,产品远销全球。 [ 中国茉莉花革命 http://www.molihua.org ] 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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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卫平: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郑卫平: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进入专题 : 意识形态    ● 郑卫平       意识形态问题是直指国家核心利益、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主动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历来是各个国家和政党的核心任务。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正确认识、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须深刻领悟其相互联系并贯通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其一,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论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对意识形态本源问题的精辟概括。同时,意识形态一旦确立,也会对物质生产方式发挥能动作用。其二,意识形态是“真实的意识”,它以诸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各种具体意识形式构成观念形态的思想上层建筑,包括信仰、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影响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生活。其三,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列宁指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任何意识形态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一刻不停地为该阶级的利益鼓与呼。其四,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知,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既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是其政治纲领和目标诉求的理论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服务功能、维护功能与宣传教化功能。其五,意识形态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意识形态不是纯粹思辨性的理论,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其六,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围绕该阶级和社会集团核心价值体系来构建,是核心价值体系在精神生产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展开和运用。意识形态斗争,归根到底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这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我们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科学指南。          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内在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并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展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服务、维护和教育动员群众的功能。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旋律,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精神气质,不断拓展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三、深刻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趋尖锐复杂。具体表现为: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没有改变。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其遏制和扼杀社会主义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线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格局更加错综复杂。既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又有旨在影响社会政治和价值认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论争,还有因民族、宗教、主权与领土争端而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分歧。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既相互对立、交锋,又彼此渗透、吸纳,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更趋复杂。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更加广泛深入。不仅仅限于思想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并日趋文化化、学术化和生活化,意识形态的表象与本质越来越疏离,影响却越来越持久和牢固。四是意识形态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意识形态战略,极力怂恿和支持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对他国进行西方式“民主改造”,这种维护与改变政权性质的斗争,其外在表现是本国民众的街头政治和非暴力革命,但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先后发生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就是鲜活的例证。     第二,西方国家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进一步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骨子里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企图通过加紧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再现苏东剧变。他们处心积虑、变本加厉地对我政治上施压、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思想文化上渗透,手法更加多样,技术含量更高,防范和应对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旗帜推行意识形态霸权,大肆宣扬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攻击我政治制度,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煽动分裂情绪,扶持“异见分子”挑战我政治底线,借口“还原历史”、“反思改革”否定党的领导,注重“棒杀”与“捧杀”相结合,强力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借助网络技术优势渗透破坏,等等。总体上看,他们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呈现以下特点:把资本主义价值观输出作为核心内容,把借题发挥炒作热点敏感问题作为基本手段,把渗透基层、争夺群众作为重要方式,把“异见分子”、“意见领袖”作为依靠力量,把内外勾连、相互借重作为行动策略,把军队作为重点目标,把互联网、手机作为重要阵地。现实表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尖锐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就部队来说,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淡化。一些官兵政治理论功底不深厚,抵御渗透的能力不强,对西方社会和少数别有用心者宣扬的一些错误思想理论观点不能正确辨别,产生思想困惑。如有的看不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政治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有的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和原则制度知之不深。二是价值取向偏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在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给青年官兵造成不良影响。三是道德界限模糊。少数官兵荣辱观错位、善恶不辨、美丑混淆,出现人际交往功利化、道德情趣低俗化、党内生活庸俗化、手中权力商品化的倾向,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奢侈浪费等问题屡见不鲜。四是行为方式失准。一些官兵对灯红酒绿、贪图享乐等缺乏足够免疫力,甚至心存向往;过分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谈权利不谈责任等。这些问题虽然只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其危害不可低估。          四、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充分认清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防止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当前,要重视发挥主流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作用,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首先,始终把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推向深入。这是管根本、管长远的铸魂奠基工程。事实表明,渗透和演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动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移。当前,尤其要强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的大众化、经常化、制度化。抓理论武装,既要有发展意识,也要有本源意识,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哲学素养,打牢思想政治根基。要加强重大理论问题阐释宣传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官兵明辨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站稳政治立场。     其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社会的精神支柱。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大众的思想行为,是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治本之策。就部队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为主线,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做到一年比一年更深入、更富有成效。要把强化军魂意识突出出来,深入搞好军魂教育和党史军史学习教育,让忠诚于党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官兵血脉,深扎党指挥枪的思想根子。要把拒腐防变作为重大现实课题紧抓不放,帮助官兵构筑起顶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的“防火墙”。     第三,注重以先进文化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最激烈的前沿阵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艺作品灌输主流价值观,用文化艺术构筑社会大众的精神堤坝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战略选择。要进一步强化文化育人的理念,创新发展社会文化,打造一批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以优秀文艺品牌抢占精神文化高地。要创新丰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增强文化的渗透力吸引力感染力。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更加重视发展网络文化。     第四,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委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委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关键在于始终保持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性。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考察,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人用人,为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47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红旗文稿,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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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郑卫平: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郑卫平: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进入专题 : 意识形态    ● 郑卫平       意识形态问题是直指国家核心利益、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主动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历来是各个国家和政党的核心任务。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下,正确认识、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须深刻领悟其相互联系并贯通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其一,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性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论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对意识形态本源问题的精辟概括。同时,意识形态一旦确立,也会对物质生产方式发挥能动作用。其二,意识形态是“真实的意识”,它以诸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各种具体意识形式构成观念形态的思想上层建筑,包括信仰、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影响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生活。其三,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列宁指出,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任何意识形态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一刻不停地为该阶级的利益鼓与呼。其四,意识形态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理论认知,以及维护、扩大其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既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又是其政治纲领和目标诉求的理论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发挥着服务功能、维护功能与宣传教化功能。其五,意识形态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意识形态不是纯粹思辨性的理论,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其六,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灵魂。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围绕该阶级和社会集团核心价值体系来构建,是核心价值体系在精神生产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展开和运用。意识形态斗争,归根到底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这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我们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科学指南。          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内在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并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来展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服务、维护和教育动员群众的功能。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主旋律,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精神气质,不断拓展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作用。          三、深刻认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          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趋尖锐复杂。具体表现为: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线没有改变。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其遏制和扼杀社会主义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线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格局更加错综复杂。既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又有旨在影响社会政治和价值认同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论争,还有因民族、宗教、主权与领土争端而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分歧。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既相互对立、交锋,又彼此渗透、吸纳,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更趋复杂。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更加广泛深入。不仅仅限于思想文化领域,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并日趋文化化、学术化和生活化,意识形态的表象与本质越来越疏离,影响却越来越持久和牢固。四是意识形态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意识形态战略,极力怂恿和支持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对他国进行西方式“民主改造”,这种维护与改变政权性质的斗争,其外在表现是本国民众的街头政治和非暴力革命,但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先后发生的“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就是鲜活的例证。     第二,西方国家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进一步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骨子里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企图通过加紧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再现苏东剧变。他们处心积虑、变本加厉地对我政治上施压、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思想文化上渗透,手法更加多样,技术含量更高,防范和应对的难度越来越大。比如,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旗帜推行意识形态霸权,大肆宣扬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轮流执政,攻击我政治制度,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煽动分裂情绪,扶持“异见分子”挑战我政治底线,借口“还原历史”、“反思改革”否定党的领导,注重“棒杀”与“捧杀”相结合,强力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借助网络技术优势渗透破坏,等等。总体上看,他们对我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呈现以下特点:把资本主义价值观输出作为核心内容,把借题发挥炒作热点敏感问题作为基本手段,把渗透基层、争夺群众作为重要方式,把“异见分子”、“意见领袖”作为依靠力量,把内外勾连、相互借重作为行动策略,把军队作为重点目标,把互联网
、手机作为重要阵地。现实表明,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尖锐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斗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就部队来说,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信念淡化。一些官兵政治理论功底不深厚,抵御渗透的能力不强,对西方社会和少数别有用心者宣扬的一些错误思想理论观点不能正确辨别,产生思想困惑。如有的看不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政治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有的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和原则制度知之不深。二是价值取向偏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在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给青年官兵造成不良影响。三是道德界限模糊。少数官兵荣辱观错位、善恶不辨、美丑混淆,出现人际交往功利化、道德情趣低俗化、党内生活庸俗化、手中权力商品化的倾向,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奢侈浪费等问题屡见不鲜。四是行为方式失准。一些官兵对灯红酒绿、贪图享乐等缺乏足够免疫力,甚至心存向往;过分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只谈权利不谈责任等。这些问题虽然只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其危害不可低估。          四、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充分认清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防止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当前,要重视发挥主流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作用,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强和改进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首先,始终把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推向深入。这是管根本、管长远的铸魂奠基工程。事实表明,渗透和演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信仰、理想信念的动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偏移。当前,尤其要强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的大众化、经常化、制度化。抓理论武装,既要有发展意识,也要有本源意识,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哲学素养,打牢思想政治根基。要加强重大理论问题阐释宣传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官兵明辨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站稳政治立场。     其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社会的精神支柱。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大众的思想行为,是抵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治本之策。就部队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为主线,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做到一年比一年更深入、更富有成效。要把强化军魂意识突出出来,深入搞好军魂教育和党史军史学习教育,让忠诚于党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官兵血脉,深扎党指挥枪的思想根子。要把拒腐防变作为重大现实课题紧抓不放,帮助官兵构筑起顶得住诱惑、经得住考验的“防火墙”。     第三,注重以先进文化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最激烈的前沿阵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艺作品灌输主流价值观,用文化艺术构筑社会大众的精神堤坝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战略选择。要进一步强化文化育人的理念,创新发展社会文化,打造一批高扬时代主旋律的精品力作,以优秀文艺品牌抢占精神文化高地。要创新丰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增强文化的渗透力吸引力感染力。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更加重视发展网络文化。     第四,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委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党委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关键在于始终保持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性。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根本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加强各级党委班子建设,以创先争优活动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政治考察,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人用人,为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作者: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进入专题: 意识形态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47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红旗文稿,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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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中国立场博客:现在和天安门前夕的相似之处

核心提示: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取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原文: Parallels between now and the prelude to Tiananmen 作者: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推号(@ericfish85) 发表:2011年11月2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1989年的大学生抗议现场。】 在今年初,北京偶然出现过想要开始一场”茉莉花革命”的企图,不过 可笑地失败了 之后,关于中国的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就流行了起来。多数人的结论是时机未到。但是看来不过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起义看起来还不是迫在眉睫,但今天的情况看起来和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之前的状态很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列出了下面这个此时和彼时的几个对比点: 腐败 彼时: 中国(PRC)一直都有腐败,但改革开放让腐败更容易,也更显眼了。在80年代,取消了许多价格管制,但没有取消所有的。一些短缺商品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可以以人为的低价进货,然后再到市场上以高价出货,赚取巨额利润。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更加有权有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和明显的滥用权力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也是导致天安门抗议的直接原因。[1] 现在: 你可以点击 这里 (大图)看到一幅随着时间变化,中国的基尼系数的展示图。(0是完全平等,1是一人独掌所有财富)。在1989年,这一系数仅在0.36左右。那一年这一系数急跌,但从那之后就一路高企,达到了0.47――而0.40就是 危险线 了。中国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和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就了大量的腐败,让有权势者的财富可以呈指数级增长。这在地方官员非法征地,不给足补偿,为城市(和给出高额回扣的开发商们)融资的时候体现得最明显。最近的 调查 显示这种征地纠纷发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偏袒、贪污和机会不平等在某些方面比天安门时期要好,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则恶劣得多。 媒体 彼时: 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中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碰触过的题材,甚至涉足了腐败案件。单篇的文章或一档电视节目就能在大学校园中激起激烈的政治讨论。1988年在CCTV播放的纪录片《 河殇 》微妙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并引起了全国性的辩论。当抗议开始的时候,媒体大量报道,甚至对示威学生报以同情。这些因素都让知识分子们关心的许多话题得以传播,并让想法接近的活动家们可以聚集起来。 现在: 虽然1989年之后官方媒体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自此之后就没有被动摇过――新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手机、博客和微博都让当事人可以直接报道――那些普通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也可以被传播。而象韩寒这样的博主对这些话题发表的网络政治评论与八十年代的《河殇》等节目起到的作用类似。 教育失败 彼时: 文革之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而且是迈向更好的生活的敲门砖。但是,八零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朝着市场导向推进,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教育没有让他们在新的商业领域有更大的优势。1988年,大学生在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则发现,私人企业更青睐在企业内部有良好关系的人,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尖子生。 现在: 自从天安门以来,教育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情况又一次地接近1989年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中有 四分之一 找不到工作,而如果不上大学,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人批评大学体系是 无用 的,很大程度上都关注理论,而没有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实际的指导。随着劳工工资的增长,中国在供应链上逐渐上移,这样才能保证就业率。一些人 认为 在目前这种思想受到压抑的氛围中,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创新和合作其实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货膨胀 彼时: 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令人吃惊的18.5%,而放松价格管制意味着涨价的传言则引起了挤兑和抢购潮。[2] 现在: 通货膨胀在 5.5% 左右,从七月的6.5%的高位回落了一些。现在没有天安门那个时候糟糕,但是食品更贵了,房子就不用想了。有 3200万 的适婚男人无处觅妻,那些想买房(还有车)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只有这样才在婚姻市场上有竞争力。穷人中的穷人只能节衣缩食,否则就入不敷出。 党内派系斗争 彼时: 天安门时期,党内明显出现了赵紫阳、胡耀邦等”改革派”和李鹏这样的”强硬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数日后导致了镇压。抗议者们看到了这种分裂并能嗅探出[党的]弱点,而这又让他们进一步胆大起来。 现在: 在天安门之后,党已经学会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团结,让派系之间的斗争,甚至是党内存在派系的情况都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以薄熙来的左翼和汪洋的右翼已经将对对方模式的批评 公开化 。而中国的大量公众也表达了对这种分歧的兴趣(或了解),但是当派系们进一步强化影响力的时候,公民们可能要开始选择站在谁的一边。 银行体系出现裂痕 彼时: 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银行向市场大量放贷。可以预见的是,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是不盈利的。[1]政府在1988年叫停了贷款,紧缩了现金流――许多这样的 紧缩 措施可不温柔。 现在: 同样的情况,然后再放大数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 1989年时 的七倍有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中国向经济注入了$5860亿进行刺激。在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放出了总计 $2.7万亿 的贷款。现在,这些刺激计划在让经济恢复的方面看起来很有用,总是如此……直到这些贷款开始变成坏账。 最近《The Street》上有这么一篇 文章 :中国传来的经济新闻是足以结束一个时代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庞氏骗局、僵尸、表外报告、次级债和黑社会式的放贷;高企的通货膨胀、缩水的资产价值、增速放缓――林林总总。加上政府插手市场机制,官员的知情不报,中国看起来正在制造经济风暴。”温州最近出现了 数十起 老板为了躲债而逃亡的事件――这可以被看做是更大的危机到来的前奏。清华的经济学者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 说 他不敢肯定明年的权力交接之前不会出现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天安门时代和现在的主要不同点: 民族主义和物质富裕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政府已经相当成功地向青年人教会了民族主义,并把他们培养成只要一谈到民主或人权,就是西方想要颠覆中国的阴谋。今天境况相对不错的年轻人看起来也对电玩和流行明星更感兴趣,而不是政治。与1989年相比,整体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是提升了。(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发生动荡,]他们失去的会比在1989年时的要多。 政府高度敏感,并且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中共掌握的技术上的技巧可能被可能出现的革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超。政府有能力监控并立即镇压异议者――这种能力每一天都在提升。如果他们真的受到了某一场突然爆发的运动的威胁,他们可以临时关闭手机通讯、微博、甚至是整个互联网――正如2009年他们在新疆所做的那样。今年年初企图进行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北京就对任何威胁――真实的或想象中的――都下了重拳。他们也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他们不能控制的大型集会发生;而1989年胡耀邦的葬礼成为了天安门抗议的最后的导火索。 结论 考虑到现在和1989年的众多相似之处,再来一场革命看起来是可能的。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获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唯一可能能制造出类似于胡耀邦之死这样催化剂的,就是受欢迎的领导人温家宝了。不过,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党会非常小心;而仅仅是这个可能还不够。这个[催化剂]得是一件大事,并直接影响到了大量的人。 一件与腐败或官员无能相关的大规模的灾难可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今年早些时候的温州动车相撞和去年的上海大火让许多人愤怒,并对安全产生了担心。它们不够大到可以引发起义,但是这是逐渐消耗了人们的耐心的腐败和政府试图掩埋真相的许多”稻草”中的两根。如果出现诸如核电站泄露,大规模的公众卫生事故或大坝溃堤之类的事,就有可能压垮骆驼了。1975年,河南的” 板桥溃坝 “让171,000人丧生。如果人们认为那是毛时期的政府无能的体现, 一位官员说 ,现在中国每年平均还是有68起溃坝。 不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来得不巧的金融危机,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金融危机是在许多人预测之中的。对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不易了,而他们又是在经济安全被视为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就业市场在萎缩,耗时耗力、价格不菲的教育常常是无用的,性别不平衡让很多男人只能打光棍。更糟糕的是,2010年的工作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1,而到2020年的时候,这一比率会是3:1,这是《时代》杂志所称的” 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 “。对许多独生子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和体力上赡养两位父母,同时还要承担世界上 负担最重 的房产。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让许多投资于此的”房奴”们血本无归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夜之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了。而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就可能出现和1988年非常相似的挤兑和抢购潮。Fitch已经预测了, 到2013年年中 ,有60%的可能性会出现这样一场危机。如果比这个时间点再早一些的话,那么就会正撞上权力交接之时,那也是党最脆弱的时候。 我要给出一份标准声明,网络警察们或愤青们请阅读:我不希望发生起义。我甚至不愿冒险对此进行预测。预测中共何时垮台会让你看起来象是个傻瓜(请看: 章家敦 )。而就算起义真的发生了,也不等于党就不能存活。但是的确开始出现了许多裂缝――金融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么说是比喻,也是现实。威权政府的”北京共识”引领了经济增长,这已经让党把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拖延了整整22年,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经济增长总会减缓,合法性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是我掌权的话,我会更关注那些根本性问题,在没有金融或政治影响的时候就去为权利被剥夺的人们舒压,而不是一味致力于铁腕统治。 出处(木有链接) [1] Silenced Scream: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Donna Rouviere Anderson, Forrest Anderson. p. 1 [2] Dingxi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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