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

作者： 信力建   刘军宁最近撰文称：“邓小平不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旧体制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子少了几道，但是松绑的道路依然很艰巨，而且一些松开的绳索正在重新被绑上。” 总许可师的提法很有新意，也非常贴切，下面介绍古今中外几位领导变革的总设计师的事迹，供各方参考，我还是希望发生由上而下的变革，那样社会成本最小。 李悝： 李悝是孔子再传弟子，生活于战国初年。战国以前，周朝实行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各家，治权与地权合一。年代一久远，诸侯势力大过周天子，各家势力大过诸侯，开始还维持礼节性的尊卑关系，后来这也维持不下去了。孔子时代鲁公轻慢周天子，“三桓”轻慢鲁公，孔子气得去职周游列国。战国时代是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的，魏国开国之君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他比孔子幸运多了。其时晋的旧贵族已清除干净，魏的新贵族还很稚嫩，这给了李悝施展抱负的绝佳机会。李悝首先分解治权与地权，封建主只能收地租，辖区民众的管治权交给国君任命的贤能之臣，这就是郡县制。魏国地狭人稠，李悝将公地放领，以土地私有制激励农民垦荒和精耕细作。李悝编制中国了首部成文法典《法经》，从封建主那里上收审判权，在全国范围统一刑罚标准，便于农民在魏国境内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宜的土地耕种，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魏国的改革立竿见影，秦楚分别邀请李悝的师弟商鞅和吴起前往主持改革，但两国旧贵族势力太大，两人都因为得罪既得利益集团而被杀害，但是迫于群雄竞争的外部压力，两国的郡县制改革成果保持了下来，最后以秦汉一统推广至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郡县制之所以优胜于封建制，在于使农民摆脱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这在欧洲直到近代才逐步实现。 托马斯·潘恩： 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等人是搭建美国联邦的施工队长，托马斯·潘恩才是总设计师。英美文化中既有强大的保守传统，也有激进主义传统，基督教就是激进主义的。过去英美贫寒子弟的启蒙教育多半在教会中完成，所以每个英美人心中都有激进主义的种子，成年以后被生活经验逐渐打磨成保守主义。英美激进主义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潘恩，他和法国的卢梭一样，早期都是加尔们教派信徒。托马斯•潘恩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当税吏时写成《税吏事件》一书，获得富兰克林赏识。1774年富兰克林介绍他到北美当杂志编辑，正逢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不久，殖民地反英斗争刚刚开始，当时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仅仅要求参政、议政权。1775年莱克星顿枪声打响，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尚未提出独立的要求。如果就此打住，即使战争胜利，美国的地位也跟加拿大、澳大利亚差不多，政治独立，仍奉英国王室为君主。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的《常识》出版，他以上帝的口吻宣称：“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在该书的感召下，彻底改变独立战争形势。他在书中拟定了新国家的国名United States，设计了州权为主体的联邦制。后来美国宪法条文主要参照他这本书制定，政体贯彻“法律就是国王”的精神，美国总统相当于“首相”，最高大法官才是美国的“君主”，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全新政体，其意义仅次于郡县制。 佛朗哥将军：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将军以83岁的高龄病故。这位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扶持下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在支持者倒台之后独立支撑三十年，得以善终，可谓奇迹。佛朗哥去世的时候，世人还想象不到西班牙未来的路子怎么走，从未料到那会又是一个奇迹。西班牙自十八世纪起就是法国的附庸，法国大革命革了波旁王朝的命，波旁家族在西班牙的统治却延续至20世纪。西班牙内战是法国大革命余绪，支持君主制的佛朗哥将军击败共和军之后，没有立即恢复君主制，而是维持了数十年军事独裁体制，直到去世才还政波旁家族。这时候，国际风向已转，人权成为价值准则，君主制不再是众矢之的，年轻国王波澜不兴的完成了社会转型。西班牙和平转型的设计师无疑是佛朗哥将军，他虽然没有创造新的政体，但他以自己的去世带走了独裁，也带走了仇恨，让年轻国王和千万国民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事后看来，西班牙和平转型开启了天鹅绒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的序幕。 李登辉： 蒋经国与邓小平类似，是位总许可师，1987年开放戒严不久就撒手人间，之后的社会转型全由李登辉一手导演。李登辉是台湾籍客家人，先后留学日美，执教台大。1946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新民主义读书会”，随后加入中共，1947年228事变之后自首。1965年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1972年被蒋经国延揽入阁，主推台湾农业现代化。1978年任台北市长，两年后升任台湾省主席，两年后再升副总统，堪称“直升机”干部。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这位长相忠厚的学者型官僚，能够掌控台湾转型全程。他在任时精心栽培反对党，分化瓦解国民党各派力量，一心一意创造政党轮替的条件，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声誉和政治前途，让民进党不过半数胜选，又在关键时刻“叛党”。待陈水扁连任两届之后，又转而支持国民党赢得大选。短时间内两次政党轮替，而社会不出现混乱，在全球所有转型国家当中表现最佳，彻底打消了岛内外对华人文化与民主制度兼容性的怀疑。 戈尔巴乔夫： 苏联是列宁按照圣经价值观和梵蒂冈架构建立起来的国家，那里没有君王，没有世袭，人人畅谈理想，不闻铜臭，可是那里也没有人权，面包短缺，温情难觅。斯大林打倒坚持列宁路线的托洛茨基，将苏联转向国家主义，世界革命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的策略是挑动他国内乱和仇外，成功策化中日、日美战争，使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三分地球有其一，这一招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之后不好使了。赫鲁晓夫接班，试图以“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三和方针打破东西方僵局，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效率信心满满，未对体制作任何调整，难免在竞争中输给美国。勃列日涅夫回归斯大林路线，输出革命而不亲自参与革命，以此消耗美国实力，撑起苏联的超级大国形象，但那个年代一切都是假的，勃氏有句大白话：“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家门口的一场亲自上阵的阿富汗战争，终于将苏联的虚弱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内外形象皆已坍塌的苏联，面对中美联手包围的国际局势，苏联不能再以核武库来打肿脸充金胖子，只能改革体制以挖掘内部潜力。戈尔巴乔夫要么改，要么不改，不改等死，改的话别无选择，只能废除梵蒂冈架构，回归世俗的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设计的路线并未因他下台而终结，叶利钦、普京帮戈尔巴乔夫走完了转型过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不再为食品短缺和环境污染烦恼，成为适宜生活的国家。 中国的宗教极端势力微弱，民风纯良，勤劳务实，民族仇恨远不如西班牙、苏联等国，中国的省界历史悠久，争议不大。中国有成熟的47年宪法和实践样本，在郡县制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多层次联邦制堪称完美，制度改革的目标是现成的，只需要编写转型步骤。可惜几十年的逆淘汰机制使上层缺乏通达之人，精英在民间。不转型也能混日子，可惜开创千年基业的大好良机，眼看着白白浪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