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

作者： 信力建   最近，有两条新闻引起了大众瞩目：一条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 2013年12月20日发布的这样一条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另一条则是新年伊始，已经被调查两年之久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将老家被抄——据悉，2013年1月12日深夜，20多名身着便衣的武警，排成长长的两排，相对而立。一箱箱军用专供茅台，通过这条人手流水线，被传送到门前两辆绿色军用大卡车。此外，被查抄的还有一艘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一个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以及一尊纯金毛泽东像。这两条新闻所以引人瞩目，关键就在于它们所涉及的人物系中国透明度最差因而也问题最多的两个系统：军队系统与政法系统。 就军队系统而言，长期以来被视为国家基石的军队，基本上是在舆论监督之外，也基本上不具透明度。譬如，军队与纳税人关系最密切的军费开支问题，就众说纷纭不知究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透露，当年中国提请人大审批的军费预算为4177.69亿人民币，比去年的军费开支增加623.79亿元，增长17.6%。即使照此数据，根据当年的汇率计算，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案已经达到587.579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军费已经超过了日本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事支出国。然而，这个数据却在国际上引起怀疑。不少人认为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包括航天开发、武警装备开支以及军事演习的地方支援款项等等。如果把这些不公开的隐性军事开支计算在内，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军费应该是公开数字的三到四倍。军事评论家平可夫认为，这种估计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至少应该是公开数字的两倍左右。连起码的军费开支都不透明，舆论又怎么可能监督这笔庞大的军费开支的去处？有没有贪污腐败在里面？ 即以这次曝光的谷俊山贪污案而言，由于其在军中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全军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其贪污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所谓“军产房”。然而，由于透明度不够，对究竟什么是军产房，便是房地产专家也说不清楚。大致说来，这军产房和小产权房一样，目前尚无明确规范的定位，一般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其特点有四：一是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一左右；二是购房时几乎所有的手续都是国有产权完全一样；三是手续简单，不交契税，通常为70年使用权；四是过户时手续简单，交少许过户费，不用交个税。就是因为这些个特点，通过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谷部长收受了巨额回扣——在北京在北京，谷俊山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拥有数十套房，每套面积都在170平米左右。而在上海，一块军产地卖了20多亿，部长大人拿了6%也就是一亿多的回扣。部长大人操纵军产地转让时，和开发商有一个君子协定，那就是不管谁从他手里拿地，中间差价的60%要归其所有。这个比例要比土地出让金和房产契税部门更狠。既然拿这么高的回扣，开发商还对军产地趋之若鹜，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呢？原因除了这些房产价格便宜，不交契税外，更关键的还在于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同时在一个城市中又占据了绝佳的黄金位置，因此成为开发商垂涎三尺的“肥肉”，因此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从事开发时，就成为权力者寻租的绝佳机会。军队中另一个落马的高官，前海军副司令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也是在1997年至2001年担任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而被一审判出死缓的。可见，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有多少黑暗与罪恶。 再看政法系统。政法系统应该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因为权高位重，政法系统也一直处于舆论监督之外。也因此该系统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成为“腐败重灾区”。此间，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害群之马。其不仅制造了诸多的冤假错案，而且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并极大地影响了执政党和共和国的形象。尤其是换届以前的五年，中国政法系统在前政法委书记的领导下，将维稳列为第一要务，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在第一时间处置好第一现场”。在维稳的名义下，政法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占用的经费越来越多，不过，维稳效果却不明显，反而是越维越不稳。在押人员离奇死亡的事件接连发生，从“躲猫猫死”到“洗脸死”，从“喝水死”到“摔跤死”，从“做梦死”到“激动死”等等，这些死法一个比一个荒诞不经，但却屡屡在现实中上演。去年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媒体曝光了过去五年打着“唱红打黑”旗号，在重庆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短短几个月，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山东政法系统非法软禁盲人律师陈光诚导致其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在十多名警察看守下蹊跷死亡等轰动海内外的事件先后发生，政法系统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引起外界巨大质疑。此外，诸如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等丢人现眼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美国的军队与司法，所以不会发生这么多丑闻，除了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无论军队也好司法也好，都在大众媒体舆论的监督之下，这些监督象阳光，可以及时杀菌，而不至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关于军队的透明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著名的巴顿将军因而一记耳光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1943年夏，美国陆军中将、第七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的部队已攻占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正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国第八集团军相配合，挥师直指西西里西北重镇墨西拿。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美军官兵伤亡惨重。八月十日，正在前线巡视的巴顿将军来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在这些挂了彩的士兵中间，一个既无绷带又无夹板的士兵引起他的注意。他询问士兵患了什么病，得到的回答是：“我的神经有病”。这位易于动努的将军立即打了他一记耳光，同时摸着手枪命令他返回前线，否则就要交由行刑队枪毙。后来这位士兵被医生诊断为患有忧郁型神经官能症。此事经随军牧师知悉，又由随军记着曝光，于是随引起轩然大波。在国会里，一些议员义愤填膺指责巴顿侵犯人权。一位议员甚至要求将巴顿撤下来调到西海岸的日本人收容中心去。他认为，让这位粗暴的将军在那里打“小日本”的耳光，那才算是得上“人尽其才”。只是因为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等人的极力袒护，巴顿将军的军事职务才得以保留，而以向士兵们公开道歉了结此事。因为此事，本来已在拟议中的由巴顿替换正在意大利本土作战受困的克拉克将军的计划不得不告吹。许多人相信，假如由巴顿指挥意大利战役的话，盟军决不会等到1946年6月才打到罗马。当然，其积极意义是美军中军阀主义作风得到及时的歇制。 在司法监督方面。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司法权的行使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掣肘。同时，司法系统还面临来自于外部力量的监督——主要是媒体与舆论的监督。在美国，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在美国法官的判决书上网公开，法官意见在判决书中如实反映，公众可以随时查阅法官的工作成果。大众传媒对相关案件的报道，对于事实和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开，使法官们始终生活在无形的探照灯下，他也必须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裁决案件。这种无形的控制力量，对于已经职业化，有着深深的责任感、荣誉感的美国法官来说，事实上比其他任何监督力量来得强大。 李东生被查与谷俊山被抄两件事，说明我们国家在对军队与政法系统的反腐方面，有新的突破。然而，要真正杜绝这两处最为神秘也最为位高权重系统的腐败，还得需要更多的“阳光”——舆论媒体——的介入。毕竟，权力只有在阳光下才能高效正常的运行。一旦躲入了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角落，就只能滋生腐败产生病变。

　　艺术不在于检查存在的现实，而在追求理想的真实。 　　 ——乔治•桑—— 　　一 正视红学现状 　　从广义上讲，“《红楼梦》研究”该从1768年爱新觉罗•永忠作“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1]的红楼文本在士人贵族家中传抄时代，就悄然开始；具规模的“评论”该从带王希廉点评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1832年问世算起，迄今近180年。 　　在老百姓和一般读众眼里，“红学”是一门高高在上无法涉足的高雅学术，“她”原本就是士人和贵族闲雅生活的文化内容。到近现代，由于文化的普及，报刊、广播、影视、网络逐级发展，这只“王谢堂前燕”越来越“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变迁史是一个奇异的“环转回头弯”，一定程度上并没完全跳脱几千年皇道统定势的发展怪圈，所以很多事物在古老历史的阴霾里呈现出始料不及的“悖论”状——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迅速普及不等同艺术情趣能骤然拔高；先进科技的引进更不能让人们的审美意识急剧浓烈；而高端操盘的“平民文化”对“人灵魂”的升华，怕更起不到好作用。这大概就是上世纪中叶我国种种社会现实留给历史的深痛忧虑。因此，“红学”直到现在还只能在比文学艺术更狭窄的圈子里进行着常人眼里怪里怪气且无关宏旨的活动。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在上海社科院搞哲学的朋友，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对我说；我看你们的红学就是一门伪学问。弄得我一时没话；可心里，却十分郁闷乃至委屈的。 　　——我常常黯然思忖，这种误解是缘于什么？ 　　按说，红学研究是源于《红楼梦》这部书招人喜欢，又觉得她意味无穷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近200年、跨三个世纪的红学史起码证明了“她”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她”既是中华学界之宝，同时她也本该像“围棋理应进军奥运”，去雄踞世界文坛一席之地的。然而，红学业内外的热心者只要稍做细心量度，就该发现——这红学的发展其实很“不为自身做主”的。研究者在自家圈里争来斗去的不说；即便一时达成某几点共识，也可能过不多久就渐趋崩盘，甚或红消梦断，较稳定的共识难久存。这，也许就是这一深邃的超时代的伟大著作的一种必然的与“她”语境空间（民族的）与“她”人文脉胳（历史的）与“她”世界存在（国际的），若即若离的际遇吧。其表现大致归纳，有六个方面该谈： 　　1-以往的红学观点始终无历时的长久性。譬如，清末延续几十年的“改红派”“续红派”写了多少大部头——《后梦》《续梦》《复梦》《翻梦》《梦补》《梦影》，甚至文康为搞道统对垒，写成“警教式”小说《金玉缘》（又称《儿女英雄传》）；可现在，谁还记得那帮非要跟红楼作者彆弯子的卫道文人呢？再如，逢迎社会话语权的“李蓝”代表[2]的“狼奶红学”蛮霸上世纪红坛30多年，后来没受任何冲击就躲进自家小楼郁闷长悔去了[3]；眼下他们只能利用后培植出的“文革变脸派”搞点行政手段——非学术的谋略，对学术多元化的“新生代”搞不光明的围堵。2-圈内圈外总能听以不和谐和弦。譬如胡适之先生好不容易确立的“曹雪芹是红楼作者”的结论，直到现在太仓学者还大肆诋毁，说《红楼梦》真正作者是明末名士吴梅村；而土默热先生与霍国玲夫妻姐弟更是言之凿凿地搞出“洪昇著红说”与“曹雪芹竺香玉合著红楼说”。此外，国人眼里周汝昌先生算红学（其实是“曹学”）泰斗，可陈林先生孤身疾呼说周与冯其庸（包括胡适）明知“红楼古本”多出自善造伪的陶洙之手，却凭“伪本”欺世盗名[4]；且近些年，人们对《脂评》怀疑愈烈，欧阳建、曲沐等几位先生“疑证”多多；李国文先生称“文句不通，白字连篇”；克非先生称“黑窝点”“土作坊”；连当年最推崇者俞平伯老先生也有“脂砚芹溪难并论/蔡书王证半胡诌”[5]之悟。3-自家窝里常发生“有理”及无理内讧，其例甚多；远的（上世纪20年代“胡蔡”之争，50年代“剿俞”运动等）不说；仅上世纪90年代“开放新派”欧阳健、刘心武遭“主流红学”群殴之事，在京执红学牛耳的冯其庸先生脱不得干系。尤其，那位只会用准官话在红楼诗里搞人物谶语的蔡义江先生，对眼下红学现象大放厥词，竭力贬损“开放新派”欧阳健、刘心武、土默热、霍国玲的研红成果。更令人发指的，他还别有用心的要“整顿红学市场”企盼“政府”“说话”干预，暴露他多年在研红中“媚政”倾向[6]。4-圈内“红学家”常露怯，说些外行话。这里仅举三例：譬如，搞汉语言研究的周思源教授竟在“百家讲坛”上说红楼第5回描写秦可卿卧室一段文字是“最差的一笔”（刘心武称“不高明”）。其实，那是曹氏从小说的“全知叙述”悄然转向宝玉的“限知叙述”的一种带“荒诞变形”味道、半客观半主观的很具艺术性的语言，而周教授（刘作家）竟连这点常识和艺术感觉都没有。再如，“《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先生竟说红楼第1回刚开篇“作者又云”以下234字“无论从行文还是语气上来看，这一段话都不是小说体语言”[7]，这就更显幼稚且外行，小说语言本是作家根据文本随时需要灵活选择的，哪有“语体”厘定？红楼开篇“作者又云”以下234字是作者以“自述口吻”与读众做“直接情感交流”，呈别样“拟叙述”，自然显得挖心掏肺、迎合士人情感，故有别前后书文。而该孙“小说体语言”五字，属泛傻气的伪术语。再如，刘心武先生曾大惊小怪地讲或写到“‘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这根本说不通嘛。龙禁尉是皇帝的卫兵，女的根本就不能有那么个封号，何况书里写得很清楚，是贾蓉花钱买了个龙禁尉的封号，怎么能说‘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呢”[8]——这话让人失笑。因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是以对联形式出现的小说章回题目；“对联”是古汉语中“类诗词”变格形式；其句中必然略去些关联字；“死封”是被简化后的词语，整句意为“秦可卿死后是以丈夫‘龙禁尉’的官职级别来安葬的”，“封”指贾蓉被“封”——这本该是好中学生都能一听即领会的，怎么刘大“班主任”反倒痴愣无知，憨侃地向红楼作者发难。何况文本何处交待过“贾蓉花钱买龙禁尉”？刘先生这不是拿“常识”开红学玩笑嘛。5-尽管红学历经200年，吸引朝野无数学问家“折腰扑火”，可至今尚有四大“死结”无法破解。A-曹雪芹究竟是谁的儿子？B-曹钍羌浣踊故侵苯硬斡琛逗炻ッ巍反醋鳎砍铝窒壬?图岢炙怠逗炻ッ巍吩?聪挡茴。C-“脂砚斋”、“畸笏叟”到底何人？《脂评》靠谱否？D-有无“续书”一说？续书作者到底是谁？而这至关重要的四点，对陈因不息的“索引派”“考证派”，无疑是天敌断路。6-始终无法使红学在世界发扬光大。这须说明，我指的是眼下的“主流红学”既缺乏认识论的学理深度，又缺少方法论的广博多元；这不是文本翻译之过，纯属“研究”之浅。其实，无论“中德文化搬运工”顾彬还是南美作家博尔赫斯，他们对红楼研究毕竟隔一层肚皮；亟须中华红学走上正路给予引导。 　　——这是中华学界的责任。 　　统言之，眼下的红学盘根错节、怪相环生，业内时起异端，圈外瞠目结舌，真真就是一汪烂泥塘，当然也是无底洞。即使一些文化使命感极强的学者，也难免心灰意懒。 　　——那么，红学是不是一门伪学？《红楼梦》到底值不值得下这么大功夫进行研究？为什么那么多有胆有识的“飞蛾”前赴后继奋不顾身投向“她”的光环？红学魅力在哪里？ 　　二 文本光辉与诸多研究的悖谬 　　其实，红学虽深奥无比，可也是一门蛮具文本依托的纯学术研究。 　　然而，红学经历的200年，恰是中华民族从闭关锁国到追赶世界潮流的“环转急弯”中；且上世纪又出现“回头”状，所以在“她”身上呈出偌多怪现象，是因为这几代人（包括几代红学家）自身认识上总有“时变”误差——新与旧更迭中的“意识无稳定性”，传统艺识在社会演变中又显愚钝；研究者在红楼迷宫里有如盲人摸象，“搂住条腿喊柱子”“摸到肚子喊墙壁”；这不是那象（《红楼梦》）有什么问题。且这里还有个怎样把中西方文学、哲学、文艺理论接轨融通的问题；我们不能总习惯于“自顾自”地拉单弦琴。 　　这里，我要先给《《红楼梦》》这部书做一个概括性评介： 　　我说，《红楼梦》绝不单单是一部小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她是我华族人几千年来继屈原的《楚辞》《离骚》和司马迁《史纪》以来又一至今还无法逾越的（包括很多读众和红学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学艺术高峰；她以君临中华几千年历史的冷傲目光犀利笔触，剥去偌大一个“文明”的假（贾）包装；她用极高超的艺术手段巧妙地转换了几千年来已成定势的中国男性话语权，倾心为弱女子讴歌、为个体生命呼喊；她以哪吒闹海的童心与气势、在读众为“宝黛悲剧”抹泪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抻了“龙”筋拔了“龙”牙，给极顽固的中国“皇道统”在精神上以致命一击；她凝聚着中华几千年无数正直文化人的“良知”塑造了“林黛玉”这一悲剧形象，不仅为我们树立一个“惟真质洁”的少女榜样——更重要的，以此形象为主体在2000年“忠臣孝子”的人海荒漠中树立起一面“独立灵魂”大旗；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单是那首千古绝唱的〈葬花辞〉的警句诗眼，也是“她”谨守的“纯真高贵灵魂”的一种表达；这句诗既是整部《红楼梦》主题的关键辞之一，也是《红楼梦》这部横绝于世界的伟大作品留给后人最可诠释的思想真髓之一——即，一个骄傲的灵魂在与强大的世俗社会抗争而无望之时，惟一可把持着的人的“自我尊严”和“灵魂独立”。《红楼梦》的深邃，不但继承了中华文化从《诗经》《离骚》到《古歌十九首》等有“人”的意义的文化真脉，同时也继承了庄休、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闪烁着个性生命光辉的人文精神；而且她渗透出的哲学思想足以跟西方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的“生命存在论”同步。《红楼梦》的悲剧艺术是高超而诡谲的，她看似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甚或自然写实的，但文本中“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成分、“潜意识分析学”“符号学”“比较文学”成分，以及艺术上“印象派”“原始派”“黑色幽默派”“变形艺术”等，都闪见其间颇有体现，有些甚至是超时代、足以跟世界现代文学最前卫手段媲美。《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莫大骄傲与自豪，她的价值不亚于莎翁、托翁、贝多芬等大师留下的那些艺术珍品的价值；她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华文化人指出一条有别以往的新生命之路；她使历来不是受利用就是受迫害的中华文化人在仕途名利泥淖之外多了一盏希望之灯，多了一条真正具人生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生命之路；她将以悲壮崇高的人格立论灵魂书张，照亮历史、辉映世界、也将泽被来世。 　　——这些，自然不能一下就被广大读众（包括一些红学家）所理解。 　　是的，在中华文学这第一座“仙山”中，200年来聚集了无数中华文化人，其中不但有王国维、胡适之、鲁迅这样的顶级文化大师；还包括近代搞政治的汪精卫（季新）[9]、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更有吴宓、陈寅恪、蔡元培、林语堂、牟宗山、张爱玲、王昆仑、蒋和森、余英时、高阳、赵冈等等海内外各镇文化大师参予；还有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辈以毕生精力献身。但这“仙山”幽雅又险峻；“仙雾”怡人也惑人；奇花异草美不胜收，仙洞仙路越走越优美——人们经久不肯离去，有人宁随着〈葬花吟〉同灵魂不死的“林黛玉”葬身这山中，都在所不惜。尤其在这悲壮崇高的“红楼仙山”一逛，人们愈觉山外那热闹的“人”的世界，其实是比“贾家”还“假”的荒唐地，就更不愿回返。诚然，这游逛中也出现些怪现象，那就是常常有些胆壮的游客见到发光之物就高喊“我找到金子啦”，可他拿到手里一看，那东西很快变了颜色；也有些好激动者高喊“看，这边还有条路——”结果人们跟他走不多远，此路又不通了。因而，此仙山的奇伟诡谲以及那让人能沉静思忖的悲风，也很让人有偌多困惑。这时际，也有人想到这么逛下去不成，须搞个更好的“旅游图”，起码不能像一位糊涂母亲一直不给已长大的孪生子“曹学”与“红学”各起一个名字，是到了该让他们析居另过之时。 　　然而，问题似乎又不完全在这一层面上。 　　我们该发现，好些研红家似乎总在跟红楼作者“较劲”“彆弯”（主观意愿或许未必，然效果如此）。较远的，以修复皇道统为目的的“老改红派续红派”，就不多说。仅五四“新红学”到眼下，我仅举几例。譬如，红楼作者很鲜明地把“通灵”（灵河畔仙草）的第一女主角林黛玉和第二女主角“皇商女”薛宝钗的形象对峙起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41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