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得奖，太棒了！” 4864  次点击 47  个回复 2012年10月12日 09:02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凤凰网文化讯 莫言获奖之后，台湾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知名作家龙应台开心大笑三声：“莫言得奖，太棒了！”龙应台接受访问时表示，莫言得奖，代表“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她说：“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我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龙应台是20年老友。龙应台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时，曾于2000年及2002年，先后邀请高行健及莫言来台北担任驻市作家，理由都因“他们是好作家”。龙应台说，当时她视之为文化的投资，希望台湾经验能够成为他们文学的养分，也希望能透过他们的文字把台北及台湾带出去。      莫言是第一位以中国籍身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龙应台说，莫言的得奖对台湾而言，是如何把更多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让更多国家接受，对大陆而言，可让莫言成为文化大使，到世界游走，“他多有魅力，一开口就迷倒所有人。”龙应台表示，莫言违反了创造与政治的规律。“通常我们会认为，在一个约束很多的社会里成长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会受约束，可是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她希望莫言得奖可以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除了政治，还有文学以及文学不可缺少的人性真诚的普世价值存在，愿意“把中国心灵大门打开”。       龙应台说，中国大陆要跟国际接轨，不能只靠经济，不能只靠资本，“一定要用人文去跟国际接轨”。      20年前，龙应台在北京认识了莫言。她眼中的莫言，“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他有山东人浑然天成的自然和率真，充分显现在他个人的风格。谈到她心目中的莫言，龙应台乐开怀地说，“他长的就很有喜感，胖胖的一团，他常笑”，龙应台认为，莫言创作当中充满土地的元气，“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      龙应台也将莫言与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进行比较说，真正能进入高行健文学世界的人是少数，其障碍及门槛比较高。而莫言，“看门道和看热闹的都可以进得了他的世界，”

　　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终于给了中国一个“公道”，它把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既了结了一个纠结中国作家数十年的巨大心结——作为有着庞大作家群体的中国一直无缘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同时，它似乎通过这个事件也向中国政府表明，它在前几年颁给另一个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和这个文学奖一样，并非有意为难或有意献媚中国，而是秉承诺贝尔的基本精神，对获奖人在特定领域内的特殊贡献予以褒奖。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已被世界主流国家和主流价值所认可，在这个奖项之下所产生的每一个获奖人，应有充分理由获此殊荣，也应是获奖者所归宿的国家的光荣。这回莫言获奖，无关政治身份、思想立场和道德境界，纯粹是源于对他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评委们的这个简练评语，是对莫言丰富的文学成果的高度概括。莫言获奖，名至实归。 　　作为中国作家官方组织的中国作协，在第一时间里，向莫言发表祝辞，其中写道：“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作协的这个祝辞，无疑表明，中国官方还是充分认可诺贝尔奖及其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认可这个奖所代表的“世界意义”，这和几年前中国官方对该奖及其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尖锐政治态度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在上世纪的国际冷战格局中，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直面临着诺贝尔文学奖所给予的特殊挑战，它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个天然无法保持价值中立的奖项被颁发给自己国家中的那些“异端”作家；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个奖项视为是西方冷战的工具。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苏联政府甚至“全体”人民对此表示极其愤慨，帕斯捷尔纳克以国家意志为重，被迫放弃领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以小说《古拉格群岛》获奖，苏联政府再次拒绝这个荣誉，直到1974年，流亡到欧洲的索尔仁尼琴才领取了这个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祖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领取该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1987年，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再次为苏联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个在1964年被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的诗人，在边远的劳改营实际服苦役长达18个月，释放后于1972年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被迫加入美国国籍，他是以美国人而不是以苏联人的身份迎来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本属于他的母语的巨大荣誉。直到布罗茨基逝世之后，他的祖国才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哀悼的唁电中，称他为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深切痛悔苏联将他驱离祖国，称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 　　诺贝尔文学奖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遭遇，反映了文学和政治的紧密关系。真正的文学作为现实世界的形象再现，它不能不表达出作家面对现实世界的立场和价值倾向，其中必然交织着对人的命运和民族共同体的深刻关切。这种关切不会仅仅是来自于内心的礼赞，也会有冷静的思索和无情的批判，而后者的存在大概才构成了专制体制下所谓“异端文学”的根源。现在已经清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几个苏联作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描述都是真实而深邃的，他们对制度丑陋面的揭示更多的是指向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正义，这是人类能够共处一个星空之下的心灵基础，也是能够突破语言限制和制度障碍而被世界共同认可的依据。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基于人类的共同情怀和价值，在不同的国度和体制中，寻找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义下，我们是不能发现属于政治的原罪，它不是助长冷战的工具和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武器，它其实是穿越政治壁垒而让人类走到一起的桥梁。 　　相比于苏联这几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言，莫言无疑是幸运的，在他之前，一个已经加入外国籍的中国作家，获得过此项殊荣，但他同样遭遇了和这几个苏联作家的相同命运，在自己的祖国不能得到相应的认可，他的获奖同样被视为西方阴谋的一部分，他的著作不能在自己的母土被正常出版和阅读。对于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来说，把文学奖授予莫言还是其他中国人，其理由是一致的，均是基于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如何，应该不在其视野之内。在纯粹的文学标准之下，一个中国作家既可以表达对政府的批评立场，也可以像莫言那样，以抄写《讲话》的方式由衷地表达他对政府文艺政策的认可，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均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评委们对相关文学价值的判断，崇尚多元的、自由的、独立的、批判的探索，恰恰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和魅力所在。 　　今天，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是个人还是国家，在欢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都不应该忘记，这不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事情，在莫言之前，已有中国公民在诺贝尔奖的名义之下，获得了他们应该获得的荣誉，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国家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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