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网络民议】莫言称诺奖奖金在京买房引热议

当被问到将如何使用750万人民币的诺贝尔奖奖金时,中国作家莫言如是说:

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米,750万也就是120多平米。

此番言论让本就已是热点话题的莫言更是在为网络又迅速增加了一个议论焦点。有不少网民感叹诺贝尔奖这巨额奖金看似很多,但和北京的房价比起来竟然也不过如此。同时,由于近日广州城管番禺分局政委蔡彬拥有21套房产的新闻的热传,有网民吐槽称莫言原来是“老百姓自己人”。房产大亨潘石屹在其新浪微博认证账号的一句调侃“莫言有北京户口吗”更是直指北京的房产限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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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龙应台祝贺莫言获诺奖 盼为大陆未来领导人带来“普世价值”(图,视频)

在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对于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达了祝贺,她也说,期盼通过莫言的得奖,让中国未来的领导人认识到,的确有一个东西叫做「普世价值」。 图片:龙应台祝贺莫言获诺奖。(视频截图) 下载视频 「他长得就很有喜感,他胖胖的一团,他常笑。」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龙应台接受访问时,描述了她印象中的莫言。 「看他的创作,他就是一个标竿:方言。他运用方言给他的力量,使得他的文学充满着元气,土地的元气。」 龙应台形容,莫言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文学家」,从中国土地裡长出来的文学家,被世界所拥抱。真的是意义非凡。

龙应台说,莫言违反了一般人对于创造与政治的规律,他在一个约束很多的社会成长,但他的想像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再加上莫言有山东人特有的自然和率真。 龙应台认为,莫言得奖让她欣喜若狂,也更深刻体会到,中国大陆要走进世界,不能只靠经济,一定要用人文去跟国际接轨。是不是通过莫言,也可以让中国大陆未来的领导人深刻的认识到,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普世价值」的。这个普世价值,除了政治外,还有文学。 龙应台说,中国政府不可能用经济打出一条通往世界的桥来之后,却对于所有其他属于心灵文化的事物,假装没有看到。她说,莫言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国门,让全世界的人可透过这扇门,从此以后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最内在诚恳的心灵。 莫言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文作家。对此前的获奖高行健,龙应台说,莫言是幸运的。「高梁还长在他的家乡高密,他所爱的人和他所恨的人都还在他的身边。他的泥土还拥抱着他,他还拥抱着他的人群。」 但高行健不一样,龙应台说,真正能够进入高行健文学世界的人,是少数,障碍比较高、门槛比较高。但莫言,无论是看门道的,或是看热闹的,都觉得进得了他的世界。龙应台说,高行健他的人和他的作品,到今天都进不了中国大陆,这是中国人民的损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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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莫言:白狗秋千架

  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九久读书人于今年8月联合策划出版的《姑妈的宝刀》。书中收录了莫言创作至今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名作,包括《春夜雨霏霏》《白狗秋千架》《夜渔》《铁孩》《翱翔》《姑妈的宝刀》《月光斩》等。其中《白狗秋千架》于2003年被改编为电影《暖》,由霍建起执导,郭晓冬、李佳主演。影片荣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   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现在,那儿家家养的多是一些杂狗,偶有一只白色的,也总是在身体的某一部位生出杂毛,显出混血的痕迹来。但只要这杂毛的面积在整个狗体的面积中占的比例不大,又不是在特别显眼的部位,大家也就习惯地以“白狗”称之,并不去循名求实,过分地挑毛病。有一匹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的白狗,垂头丧气地从故乡小河上那座颓败的石桥上走过来时,我正在桥头下的石阶上捧着清清的河水洗脸。农历七月末,低洼的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我从县城通往乡镇的公共汽车里钻出来,汗水已浸透衣服,脖子和脸上落满了黄黄的尘土。洗完脖子和脸,又很想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河里去,但看到与石桥连接的褐色田间路上,远远地有人在走动,也就罢了这念头,站起来,用未婚妻赠送的系列手绢中的一条揩着脸和颈。时间已过午,太阳略偏西,一阵阵东南风吹过来。冰爽温和的东南风让人极舒服,让高粱梢头轻轻摇摆,飒飒作响,让一条越走越大的白狗毛儿耸起,尾巴轻摇。它近了,我看到了它的两个黑爪子。   那条黑爪子白狗走到桥头,停住脚,回头望望土路,又抬起下巴望望我,用那两只浑浊的狗眼。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这遥远荒凉的暗示唤起内心深处一种迷蒙的感受。   求学离开家乡后,父母亲也搬迁到外省我哥哥处居住,故乡无亲人,我也就不再回来,一晃就是十年,距离不短也不长。暑假前,父亲到我任教的学院来看我,说起故乡事,不由感慨系之。他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工作忙,脱不开身,父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父亲走了,我心里总觉不安。终于下了决心,割断丝丝缕缕,回来了。   白狗又回头望褐色的土路,又仰望看我,狗眼依然浑浊。我看着它那两个黑爪子,惊讶地要回忆点什么时,它却缩进鲜红的舌头,对着我叫了两声。接着,它蹲在桥头的石桩上,跷起一条后腿,习惯性地撒尿。完事后,竟也沿着我下桥头的路,慢慢地挪下来,站在我身边,尾巴耷拉进腿间,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水。   它似乎在等人,显出一副喝水并非因为口渴的消闲样子。河水中映出狗脸上那种漠然的表情,水底的游鱼不断从狗脸上穿过。狗和鱼都不怕我,我确凿地嗅到狗腥气和鱼腥气,甚至产生一脚踢它进水中抓鱼的恶劣想法。又想还是“狗道”些吧,而这时,狗卷起尾巴,抬起脸,冷冷地瞅我一眼,一步步走上桥头去。我看到它把颈上的毛耸了耸,激动不安地向来路跑去。土路两边是大片的穗子灰绿的高粱。飘着纯白云朵的小小蓝天,罩着板块相连的原野。我走上桥头,拎起旅行袋,想急急过桥去,这儿离我的村庄还有12里路吧,来前没给村里的人们打招呼,早早赶进去,也好让人家方便食宿。正想着,就看到白狗小跑步开路,从路边的高粱地里,领出一个背着大捆高粱叶子的人来。   我在农村滚了近二十年,自然晓得这高粱叶子是牛马的上等饲料,也知道褪掉晒米时高粱的老叶子,不大影响高粱的产量。远远地看着一大捆高粱叶子蹒跚地移过来,心里为之沉重。我很清楚暑天里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打叶子的滋味,汗水遍身胸口发闷是不必说了,最苦的还是叶子上的细毛与你汗淋淋的皮肤接触。我为自己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渐渐地看清了驮着高粱叶子弯曲着走过来的人。蓝褂子,黑裤子,乌脚杆子黄胶鞋,要不是垂着的发,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的,尽管她一出现就离我很近。她的头与地面平行着,脖子探出很长。是为了减轻肩头的痛苦吧?她用一只手按着搭在肩头的背棍的下头,另一只手从颈后绕过去,把着背棍的上头。阳光照着她的颈子上和头皮上亮晶晶的汗水。高粱叶子葱绿、新鲜。她一步步挪着,终于上了桥。桥的宽度跟她背上的草捆差不多,我退到白狗适才停下记号的桥头石旁站定,看着它和她过桥。   我恍然觉得白狗和她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白狗紧一步慢一步地颠着,这条线也松松紧紧地牵着。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狗眼里那种模糊的暗示在一瞬间变得异常清晰,它那两只黑爪子一下子撕破了我心头的迷雾,让我马上想到她,她的低垂的头从我身边滑过去,短促的喘息声和扑鼻的汗酸永留在我的感觉里。猛地把背上沉重的高粱叶子摔掉,她把身体缓缓舒展开。那一大捆叶子在她身后,差不多齐着她的胸乳。我看到叶子捆与她身体接触的地方,明显地凹进去,特别着力的部位,是湿漉漉揉烂了的叶子。我知道,她身体上揉烂了高粱叶子的那些部位,现在一定非常舒服;站在漾着清凉水气的桥头上,让田野里的风吹拂着,她一定体会到了轻松和满足。轻松、满足,是构成幸福的要素,对此,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是有体会的。   她挺直腰板后,暂时地像失去了知觉。脸上的灰垢显出了汗水的道道。生动的嘴巴张着,吐出一口口长长的气。鼻梁挺秀如一管葱。脸色黝黑。牙齿洁白。   故乡出漂亮女人,历代都有选进宫廷的。现在也有几个在京城里演电影的,这几个人我见过,也就是那么个样,比她强不了许多。如果她不是破了相,没准儿早成了大演员。十几年前,她婷婷如一枝花,双目皎皎如星。   “暖。”我喊了一声。   她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   “暖,小姑。”我注解性地又喊了一声。   我今年29,她小我两岁,分别十年,变化很大,要不是秋千架上的失误给她留下的残疾,我不会敢认她。白狗也专注地打量着我,算一算,它竟有12岁,应该是匹老狗了。我没想到它居然还活着,看起来还蛮健康。那年端午节,它只有篮球般大,父亲从县城里我舅爷家把它抱来。12年前,纯种白狗已近绝迹,连这种有小缺陷,大致还可以称为白狗的也很难求了。舅爷是以养狗谋利的人,父亲把它抱回来,不会不依仗着老外甥对舅舅放无赖的招数。在杂种花狗充斥乡村的时候,父亲抱回来它,引起众人的称羡,也有出30块钱高价来买的,当然被婉言回绝了。即便是那时的农村,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种荒僻地方,还是有不少乐趣,养狗当如是解。只要不逢大天灾,一般都能足食,所以狗类得以繁衍。   我19岁,暖17岁那一年,白狗四个月的时候,一队队解放军,一辆辆军车,从北边过来,络绎不绝过石桥。我们中学在桥头旁边扎起席棚给解放军烧茶水,学生宣传队在席棚边上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桥很窄,第一辆大卡车悬着半边轮子,小心翼翼开过去了。第二辆的后轮压断了一块桥石,翻到了河里,车上载的锅碗瓢盆砸碎了不少,满河里漂着油花子。一群战士跳下河,把司机从驾驶楼里拖出来,水淋淋地抬到岸上。几个穿白大褂的军人围上去。一个戴白手套的人,手举着耳机子,大声地喊叫。我和暖是宣传队的骨干,忘了歌唱鼓噪,直着眼看热闹。后来,过来几个很大的首长,跟我们学校里的贫下中农代表郭麻子大爷握手,跟我们校革委会刘主任握手,戴好手套,又对着我们挥挥手,然后,一溜儿站在那儿,看着队伍继续过河。郭麻子大爷让我吹笛,刘主任让暖唱歌。暖问:“唱什么?”刘主任说:“唱《看到你们格外亲》。”于是,就吹就唱。战士们一行行踏着桥过河,汽车一辆辆涉水过河。(小河里的水呀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车头激起雪白的浪花,车后留下黄色的浊流。(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大卡车过完后,两辆小吉普车也呆头呆脑下了河。一辆飞速过河,溅起五六米高的雪浪花;一辆一头钻进水里,嗡嗡怪叫着被淹死了,从河水中冒出一股青烟。(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糟糕!”一个首长说。另一个首长说:“他妈的笨蛋!让王猴子派人把车抬上去。”(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很快的就有几十个解放军在河水中推那辆撒了气的吉普车,解放军都是穿着军装下了河,河水仅仅没膝,但他们都湿到胸口,湿后变深了颜色的军衣紧贴在身上,显出了肥的瘦的腿和臀。(你们是俺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贴心人)那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把那个水淋淋的司机抬上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党的恩情说不尽,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首长们转过身来,看样子准备过桥去,我提着笛子,暖张着口,怔怔地看着首长。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首长对着我们点点头,说:“唱得不错,吹得也不错。”郭麻子大爷说:“首长们辛苦了。孩子们胡吹瞎咧咧,别见笑。”他摸出一包烟,拆开,很恭敬地敬过去,首长们客气地谢绝了。一辆轱辘很多的车停在河对岸,几个战士跳上去,扔下几盘粗大的钢丝绳和一些白色的木棒。戴黑边眼镜的首长对身边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说:“蔡队长,你们宣传队送一些乐器呀之类的给他们。”   队伍过了河,分散到各村去。师部住在我们村。那些日子就像过年一样,全村人都激动。从我家厢房里扯出了几十根电话线,伸展到四面八方去。英俊的蔡队长带着一群吹拉弹唱的文艺兵住在暖家。我天天去玩,和蔡队长混得很熟。蔡队长让暖唱歌给他听。他是个高大的青年,头发蓬松着,眉毛高挑着。暖唱歌时,他低着头拼命抽烟,我看到他的耳朵轻轻地抖动着。他说暖条件不错,很不错,可惜缺乏名师指导。他说我也很有发展前途。他很喜欢我家那只黑爪子小白狗,父亲知道后,马上要送给他,他没要。队伍要开拔那天,我爹和暖的爹一块来了,央求蔡队长把我和暖带走。蔡队长说,回去跟首长汇报一下,年底征兵时就把我们征去。临别时,蔡队长送我一本《笛子演奏法》,送暖一本《怎样演唱革命歌曲》。   “小姑,”我发窘地说,“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们村是杂姓庄子,张王李杜,四面八方凑起来的,各种辈分的排列,有点乱七八糟。姑姑嫁给侄子,侄子拐跑婶婶的事时有发生,只要年龄相仿,也就没人嗤笑。我称暖为小姑是从小惯成的叫法,并无一点血缘骨肉的情分在内。十几年前,当把“暖”与“小姑”含混着乱叫一通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这一别十年,都老大不小,虽还是那样叫着,但已经无滋味了。   “小姑,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说完这句话,我马上谴责了自己的迟钝。她的脸上,早已是凄凉的景色了。汗水依然浸洇着,将一绺干枯的头发粘到腮边。黝黑的脸上透出灰白来。左眼里有明亮的水光闪烁。右边没有眼,没有泪,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栽着一排乱纷纷的黑睫毛。我的心拳拳着,实在不忍看那凹陷,便故意把目光散了,瞄着她委婉的眉毛和在半天阳光下因汗湿而闪亮的头发。她左腮上的肌肉联动着眼眶的睫毛和眶上的眉毛,微微地抽搐着,造成了一种凄凉古怪的表情。别人看见她不会动心,我看见她无法不动心……   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跑到你家对你说:“小姑,打秋千的人都散了,走,我们去打个痛快。”你说:“我打盹呢。”我说:“别拿一把啦!寒食节过了八天啦,队里明天就要拆秋千架用木头。今早晨把势对队长嘟哝,嫌把大车绳当秋千绳用,都快磨断了。”你打了一个呵欠,说:“那就去吧。”白狗长成一个半大狗了,细筋细骨,比小时候难看。它跟在我们身后,月亮照着它的毛,它的毛闪烁银光,秋千架竖在场院边上,两根立木,一根横木,两个铁吊环,两根粗绳,一个木踏板。秋千架,默立在月光下,阴森森,像个鬼门关。架后不远是场院沟,沟里生着绵亘不断的刺槐树丛,尖尖又坚硬的刺针上,挑着青灰色的月亮。   “我坐着,你荡我。”你说。   “我把你荡到天上去。”   “带上白狗。”   “你别想花花点子了。”   你把白狗叫过来,你说:“白狗,让你也恣悠恣悠。”   你一只手扶住绳子,一只手揽住白狗,它委屈地嘤嘤着。我站在踏板上,用双腿夹住你和狗,一下一下用力,秋千渐渐有了惯性。我们渐渐升高,月光动荡如水,耳边习习生风,我有点儿头晕。你格格地笑着,白狗呜呜地叫着,终于悠平了横梁。我眼前交替出现田野和河流,房屋和坟丘,凉风拂面来,凉风拂面去。我低头看着你的眼睛,问:“小姑,好不好?”   你说:“好,上了天啦。”   绳子断了。我落在秋千架下,你和白狗飞到刺槐丛中去,一根槐针扎进了你的右眼。白狗从树丛中钻出来,在秋千架下醉酒般地转着圈,秋千把它晃晕了……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闲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我于是问:   “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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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莫言用“残酷叙事”建立了一个隐秘的文学王国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为持续近半月的“莫言得诺奖”喧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 此前的争议将莫言推到风口浪尖上,各种讨论在文学作品和道德伦理中攻讦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对他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很多人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但仍然可以信口开河,肆意攻击。甚至有人以为莫言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靠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炒作才爆得大名。其实,近年来莫言一直出现在诺贝尔传闻名单之上,各种传闻或风言风语一年一度地满天飞。只是今年传闻依托着新媒体的新力量,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广泛而已。 John Macdougal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莫言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处在争议漩涡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带来了几乎绝然相反的争议态度,而与他及他作品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惊人,在专业数据库里你可以搜索到大量与莫言相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他在中国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从1988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莫言同时也是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少有的畅销书作家,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把老家变成“高密东北乡”,在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秋水》里,他再度提到这片土地,描绘了“高密东北乡”史前史。通过经营“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类似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相似的文学地理世界。他的几乎所有优秀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有意识地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无边地延伸。在福克纳称之为“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一个充满无数生灵的文学世界,是几乎每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的远大理想。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莲池》第5期上公开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创作了三十一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发表了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过五部散文集、一套三卷本散文全集,创作过九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 莫言的小说一直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展开:一个是残酷现实,细腻生动地展现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风貌,其核心主题是“饥饿”和“不公”;另一个是浪漫世界,以强大的想象力推进到被官方历史严厉遮蔽的微暗世界,关键词是“生命力”和“人性”。这两条藤蔓分别蔓延,各自结出了丰硕果实,并在彼此吸引中渐渐靠近。以莫言自己的说法,在他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缠绕在一起,胜利会师。 莫言成名作、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即属于“残酷现实”藤蔓上的发轫作品。小说发表于1985年,与短篇小说《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深刻地体现了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时感亲身受到的痛苦经验,但语言和写法都不同,属于探索和逐渐形成语言风格的作品。他的此前十几篇短篇作品,如《乡村音乐》、《售棉大道》等都可以看做是摸索和积累。《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令人难忘地颠覆了此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下“诗意乡村”的浪漫想象,展现出一个苦难和饥饿的乡村景象,以及在这种令人绝望的土地中卑微生存者的悲惨命运。莫言说过,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孩”——从“黑孩”派生出上百个人物,在他的文学地理世界里济济一堂。 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也属于“残酷现实”系列中的作品。当时山东《大众日报》新闻报道,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之后,却因地方干部的不作为以及地痞流氓低价收购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从而引起农民到县政府示威游行并发展为大规模的骚乱。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关注,他想起1984年赶车送甜菜的路上被给乡党委书记送建筑材料的卡车碾压无辜死去的四叔。在故乡的谷仓里,仅用三十五天,就创作出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 1988年莫言发表另一部极富探索性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后来也曾改名为《笼中叙事》,是运用荒诞艺术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和现实生活的一部力作。此后的中篇小说《欢乐》在“残酷现实”中达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顶峰,并发展出了莫言特色的“残酷叙事”。小说用探索性的第二人称叙事,讲述乡村中学复读生齐文栋参加高考的悲惨故事,他强烈地想通过高考这种唯一的方式逃离他严重丑恶、令人窒息的乡村土地,他憎恨这些制造苦难和仇恨的生活。他和他母亲在乡村的艰难生活。小说里也用令人震惊的笔法,描写了计划生育工作队强行抓捕刚生孩子一个月的齐文栋嫂子去做结扎的恐怖细节。其中的母亲形象因其“丑陋不堪”而招致广泛的批判,作家余华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为莫言的独特创作美学作辩护。 在浪漫世界里最有名的作品,是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这部小说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了震动,现在已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小说发表后很快就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并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目光。 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曾经发生过“孙家口伏击战”。1938年3月15日,国民党抗日游击队曹克明部率领四百人伏击日本巡逻队,击毙日本板垣师团中岗弥高中将等三十多名日兵,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通令嘉奖。后来日本驻胶县部队报复,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136名村民。这件民间抗日故事,一直被排斥在官方正统叙事的历史教科书之外,同样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在当时思想解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出来,对文化反思、历史思考,都产生着巨大的推进作用。这个故事激活了莫言身体深处一直当时正统叙事格式所压抑的灵感,他如一口枯竭的水井,突然被打通了土地深处的泉眼,酣畅淋漓的语言和故事喷涌而出,彻底颠覆了此之前“官述历史”记忆,对当时新历史叙事模式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洋洋五十万言,语言极具爆发力,想象力汪洋恣意,可以说是莫言最好作品之一,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顶级作品。这部作品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广阔地展现了中国大陆拜年沧桑变化史,彻底颠覆官定历史叙事模式,与余华《活着》等作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新历史”叙事核心原则。小说中对土改、文革、经济热等都有极深的揭露和反思。小说中含辛茹苦、精神坚毅的母亲形象非常生动,有人把母亲形象跟马尔克斯名著《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相提并论。小说的主人公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双胞胎,也是一个“杂种”。他有一个至老不断奶的恶癖,后来和“独乳”老金结婚,却变成了胸罩设计师和成功商人——这个人物形象具有浓重的现实和历史隐喻效果。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通过胶东半岛农民义军奋起抗击德国殖民军队的故事,把自己独特的“残酷语言”推到了极致,并在其中极富象征意义地植入了他自己故乡的地方戏种“猫腔”,并通过大量令人读之惊悚的例如“剐刑”等场景的具体描述,引发了读者的精神和生理的剧烈反响。这部小说虽然语言叙事技艺高超结构饶有新意,但进入了纯粹“历史语境”,并未跟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发生密切关系。 本文开头说过,莫言小说中的两条藤蔓,最后汇聚在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但其中的精髓还没有被文学评论界深刻感受到。这部作品的“轮回”结构,是写长篇小说时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构。这种“简单”的结构,可以把作家从叙事/结构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他因此能够从容而天马行空地对轮回成驴、牛、猪的主人公西门闹分别叙述。语言极有弹性,叙事生动,想象力丰富。我特别欣赏莫言在小说中轻松地把握叙事、人物角色转换的能力。原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工作队在河滩上崩掉脑袋后,他家的长工蓝脸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并且娶了他的媳妇,住了他的家。含冤死去的西门闹深感冤屈,在阎王爷面前绝不屈服,所以,地府的裁决者为惩罚他,判决他带着前世的记忆(不给他喝忘忧汤)轮回到阳间做牲畜,而且是投胎到蓝脸的家里,亲眼目睹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他线变成驴子,驴子死后还不服,又被罚投胎成牛,牛死后他继续不服,再被判投胎为猪。其中“西门猪”一章写得汪洋恣意,想象磅礴,过了好多年,我都记忆犹新:高智商的西门猪带领牲畜栏里的猪们反击人类的统治,英勇战斗,跳出猪圈,一路冲杀,突破人类猎手的重重包围,胜利地渡河来到河中小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终于自由自在地过上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这个故事很容易令人想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他的自由王国“花果山”——小说中,现实和浪漫以荒诞的诗意,在一头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猪王身上深刻地体现出来。其中的隐喻效果极其鲜明。 2008年的长篇小说《蛙》通过“姑姑”这个特殊人物形象,深入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姑姑”自称是组织的走狗、信徒,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亲手接生过一万个婴儿,也亲手杀死两千八百个婴儿。新政权刚建立,在乡村推广新的接生技术,刚毕业的“姑姑”接生了高密东北乡几千名新生儿,包括王肝王胆兄妹、陈鼻、王手等人。后来搞计划生育,“姑姑”同样自愿充当“走狗”,带领计划生育工作队抓捕超生的村民(大多是她接生的),强行做人流,而导致王胆等人的死亡。“文革”结束后,“姑姑”也从疯狂中恢复了。她这才发现自己当“走狗”时做了多少邪恶事情。她用自己的后半生来赎罪,和做泥人的丈夫一起,做了两千八百个小泥人,供在三面墙的龛里,为他们念佛经……这部小说生动有力地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毁灭人性的巨大伤害。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鹰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对于一名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都不妨碍他/她的自由阅读和理解。而作家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个人道德上。现在,莫言已经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可以促进、加深世界其他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辐射,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作家身上,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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