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

六、我的乌托邦梦 前文在《芦笛在凯迪》贴出后，我收到一位青年网友的来信。他说，出于感情原因，他无法认可我的全部观点，尤其无法接受“在美学与功利的意义上，华夏文明相当于西方文明都是一种劣等文明”之说。作为一个在那块土地上出生长大的人，纵然我那话是事实，他也无法坦然接受。我本人也在中国生活了好些年，应该能体会这种痛苦的撕裂感，云云。 我当然能体会，我在那块土地上度过了将近四十年，比这位青年朋友的年龄多出了几乎一倍去。正是因为这种无法忍受的撕裂感，我才完全丧失了回国的意愿，免得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梦幻中国被现实中国的狰狞形象彻底取代。王开岭先生的博文《每个故乡都在消逝》就述说了我的痛苦：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4525.html 惟其如此，我才无法理解我那文章的震撼感与刺激感是从哪儿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到底是附着在什么东西上？为什么他们无法接受“皇帝的龙体一丝不挂，华夏文化已经荡然无存”的简单事实陈述，却能坐视在神州大地上全面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灭绝战争？为何没人明白，那些被无情拆毁的民居，就是他们无比珍爱、无比自豪的华夏文化？ 王开岭先生那博文已经讲了，今日中国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昨天、没有记忆的国家。他没说的是，方今之世，“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地理中国”中，你只能看见一千个一模一样的美式水泥森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规模的大小，既找不到任何中国特色，更看不到任何地方风情。没有一个城市或村镇还保留着自己的个性，大到城市，小到街道，全都是identical的标准件。所有的大小地名都已蜕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抽象符号，将它们互换绝不会造成什么错位感。正当印着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如潮水般席卷全世界之时，China本身却再也无处寻觅了。这种伤心惨目的撕裂感，让人终于明白了顾炎武说的“亡天下”是什么意思。 奇怪的是国人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文化灭绝战争非但安之若素，而且竟有一种自豪感。90年代末我回去，亲人们特地领着我前去瞻仰那些顶天立地的玻璃钢怪物，无限自豪地跟我说：“有点现代化的模样了，诶？”连我家的人都如此，何况他人？似乎没人意识到这正在狂热进行的文化灭绝、传统灭绝、历史灭绝的“三光”人民战争，实际上反映的是人民大众对“土”（传统文化）的极度鄙夷，对“洋”（以摩天楼、高速公路为象征的肤浅美国文化）的无限歆羡。 就连某些海外华人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上次我写《何必埋骨中国》，贴出传教士们建的北京协和医院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照片，说鬼子反而比中国人自己更知道心疼爱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真是咄咄怪事。某位“台（毛）共中宣部长”唐好色先生因教育我，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中国人太多，就是应该这么干，云云。 他教育我的这些革命道理，我早在官方媒体（也就是“媒婆的身体”，我坚定认为media就是这个意思，而“博士后”就是“博士的皇后”之意。谁敢不同意，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上看熟了：中国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实在不必由他重复灌输。我所不解者乃是，如果一个民族不拿自己的文化当回事，认为为了多住那么几平方，就该无情铲除先人留下的一切痕迹，那这个民族还有什么脸去冒充爱国者，斥骂不赞成这种行为的人是汉奸？更何况我实在不知道，那些被无情拆毁的街道，有多少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忍痛作出的牺牲，又有多少是暴发户石崇为了显阔、无情打碎的王恺家的三尺高的珊瑚树。起码那惨不忍睹的“大裤衩”与民生毫不相干吧？ 这位青年朋友最后说，他希望我能给出危机的解决之道，说出华夏文化该何去何从，纵然是一家之言，他也愿意倾听。有的《凯迪》网友在我那博文后的跟帖似乎也表示了这意思。 我认为，这世上有许多过程是不可逆的，死亡就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华夏文化作为显性文明，已被彻底摧毁，哪里还有什么复活乃至复兴的可能？君不见上次奥运开幕式，咱们什么国货都拿不出手来，只好去反复死吹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莫非当代华夏文化竟然是一种古墓文化？要么是古埃及那种业已灭绝、连后裔都找不着的文化幽灵？又如上次国庆大阅兵，无论是武器，是服装，是“洋操”，又有哪一个细节能告诉你那是咱们发明的？ 说到底，咱们的世纪梦，不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照样有”么？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大众竟然没意识到那是一种文化自卑感的表现，而正是在这种自卑心理的驱使下，国人才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去奋勇铲除华夏文化留下的一切残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东方有而西方无的文化景观，才是值得百倍珍惜心疼的。如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曼哈顿的拙劣拷贝，咱们也就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了，到时可以拿出来证明中国尚在世间的证据，除了中国特有的文盲骗子于丹、蒋庆与东海一枭之流外，便只有出土文物了。 这当然不是主张保留中国的腐恶烂污生活方式，以此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必须西化，这是所谓“世界潮流”，无法抵挡，原因我已经在前文反复说过了：鬼子的所谓“物质文明”对国人的诱惑力大到无从抗拒。但国人必须认识到，咱们只能引入人家的精华，不能把糟粕也弄进来。即使是中性的东西例如物质主义，也得根据中国的国情量力而行，否则后患无穷。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完全弄倒了，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将鬼子的人道主义、人权观等等视为蛇蝎，却把人家的3P、换妻、肛交、海洛因、马杀鸡当成宝贝，更杀鸡取蛋、竭泽而渔，为了追求人家奢华的生活方式，不但贱卖自家资源，而且无情扫荡一切传统城市文化景观，最后的结果造出了一个“N无世界”：社会无维稳软件，城市无个性，人民无道德，无灵魂，无文化内涵。对外来的强劲文化冲击，这实在是一种极度糟糕的应对方式。 那么，应该怎么办？我的感觉是，文化中国的沉没虽然是悲剧，但毕竟已经发生，无法挽回了，当务之急是停止自欺欺人，造出个维稳软件来，这才是重中之重。朝廷必须看到，毛左才是他们的死敌，对现政权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而当局因为至今还在打着毛的旗号，又无法公开镇压，因此只能软性化解，以逐步引入“普世价值观”来消弭社会危机，从而釜底抽薪，拆毁毛式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再度发生的温床，用英文来说就是pre-emption——社会危机化解了，“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在草根民众中自然失去了号召力。 这不是说要立即引入西方民主制度，那样只会如南斯拉夫一般，引出“民主种族灭绝”来，而是实行开明专制，以回归前的香港为效法榜样，将公民权利逐步归还给他们，并严格实行法治，即使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以司法系统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起码要使得他们有依法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可能。当局必须认识到，一个社会如果只留给公民“要么俯首帖耳忍气吞声听任宰割，要么揭竿而起”的两种选择，那这种社会连山顶洞人的社会都不如。在这种野蛮社会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永远不会失去强大的感召力，而当局就永远有被毛式暴力革命推翻的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当局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没有铁腕镇压本田和其他工厂的罢工就是个好的开端。我记得萧功秦教授对这类问题提过极好的建议。可惜我找不到那篇文章了，现在又害了老年性痴呆，连大意都无法准确转述，那意思好像是中国不宜学习西方那种靠工会与厂主对抗性斗争来解决劳资冲突，而应该学习国民党的经验，赋予现有工会以一定的独立性，让它们参与劳资谈判，真心诚意地为工人争利益，由此逐渐转化为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组织，从根本上杜绝富士康12跳那种惨剧发生。 此外还要改造那烂污腐恶的隐性文明，重建社会道德。在这方面，孔孟的文化遗产可供借鉴继承。 前文已经解释过，孔教之所以变成了伪善之道，原因在于孔子那原始人的思维太粗疏，对真实的人性毫无了解，因而在“君君”与“臣臣”中实际上使用了双重标准。在理论上，两者都靠自律来实现。但在实践中，“君不君”屁事没有，而“臣不臣”就要掉脑袋。因此，“君君”只可能是大众一厢情愿指望明君大发慈悲去自律，而“臣臣”则由暴力的“他律”来保证。“父子”、“夫妻”、“尊卑”的上下级关系也类此。官府无情镇压的对象，从来是以下抗上的下等人。孟子虽然朦胧地察觉了原教旨的这一缺陷，转而反复强调“君君”，但他也没能想出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政治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当然是时代局限使然，丝毫无损于老孟的伟大。 但如今这政治技术就不需要国人去发明了，引入鬼子那套以民众“他律”政府的手段去“君君”，从理论上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咱们既然要复兴传统中国文化，fine，那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鬼子的手段去实现亚圣的伟大政治理想，实行真正的“德治”，在中国首次搭起“道德等级制”来：从最高领导到最低档的公务员，每个级别都实行不同程度的道德要求，最高领导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跟圣人一般无二，次级领导则必须是“亚圣”，第三级领导则必须是“季圣”，如此逐级递减。各级领导是否达到了该级别必备的道德要求，则由独立媒体（＝媒婆的身体）实行全面监控，及时通知公众各级领导的收支财务状况，是否有滥用职权行贿受贿贪污包N奶等情事，由公众每年评估，罢免操守有亏的官员，违法官员则由独立的司法系统惩治。老百姓的道德改善则靠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去感化。对于那些制造坑人害人的伪劣假冒产品的不法业主，则应立法严惩，务必要把实行“赏恶罚善”逆向淘汰的烂污环境，扭转为“赏善罚恶”的健康环境。 此外还要在宪法总纲里写入亚圣历万世而不朽的光辉教导：“民为重，国家次之，政府为轻”，“政府之视民如土芥，则民视政府如寇仇”，并将这些伟大教导写入教科书，动用官方媒体（＝媒婆的身体）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连文盲都能琅琅背诵，以对现任官员乃至未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起到“他律”的震慑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德治，才是孟子始终未能实现的伟大理想，才是重建社会道德的先决条件。舍此不由，当官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还要冒充教士去教化众生，指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也未免太轻侮百姓的智力了。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外来文明的冲击，“上诈而下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是上下俱诈，而这种恐怖社会中蕴藏着的巨大爆炸风险，自不必待智者始能察之。 如果中国能做到上面说的那几条，则社会也就建立了真正的维稳软件，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暴力革命的可能，那也就再不必靠贱卖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来买静求安了。当社会真正实现了和谐之后，即使资源紧缺迫使国人再过紧日子，那也不难恢复传统社会知足常乐、淡泊自甘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因此触发社会危机，引出大乱来。 可惜我也知道，以上所说不过是一场春梦。此无他， “不见棺材不掉泪”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标准行为方式，写在廿四史的每一页上，从来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牢不可破，历久弥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