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强

译者 | 《卫报》王克勤和中国调查报道的革命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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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学生拿防火长城之父做靶子

核心提示: 方滨兴已经成为网络防火长城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攻击对象。   来源:《纽约时报》, 2011 年 5 月 19 日, http://goo.gl/gGM00 作者: ANDREW JACOBS 译者:欧阳 校对:南山   当局正在搜寻一名大学生,他周四潜入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演讲厅,将鸡蛋和鞋子砸向了一名电脑科学家。这名电脑科学家被奉为——或被辱骂为——中国严厉的网络管制的始作俑者。 根据一名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的男子的推特记录,鸡蛋没有击中,但是至少有一只鞋击中了预定目标——方滨兴。此人被广泛地描述成“防火长城之父”,他当时正在作一场关于互联网安全的演讲。目前只能通过推特账户名 @hanunyi 确认这名学生,他显然打着赤脚逃离了现场。 尽管还没有官方对此事件的承认,但是,美联社援引当地一名员警的说法,称这个事件正处于调查之中。 这个事件及其混乱的后果通过 @hanunyi 以及其他一些学生的网络帖子得以描述。这些学生声称他们见证了这场发生在华中湖北省武汉大学的袭击事件。至少还有另外三人看到了推特上关于方氏将在电脑系演讲的消息,原本计划加入抗议行列。但是他们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其中一人在推特上发推说:“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教授和辅导员在那里,顿时失去了勇气。” 由于演讲被打断以及教室中的一片混乱,方氏似乎缩短了他的演讲,并离开武大前往机场了。 随后的几小时里,一场对鞋击事件持支持态度的风暴席卷了中国互联网,但大多数言论很快就被网络审查者删除了。网贴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 @hanunyi 赞为英雄,并许诺提供各种方式的补偿,从 iPad 和名鞋,到对其仰慕的女士提供的肉体奖励。这类女士被中国互联网卫道士认为对对国民道德有所破坏。 “扔鞋的壮士,如果你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我公司将立即雇用你。”武汉大学学生信息板上一张未署名的海报如是写到。 除了这名抗议者的勇气,公众的幸灾乐祸也揭示了许多中国人对方氏的仇视。方氏对他在设计网络防火墙系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丝毫忏悔,而这一系统封锁了数以万计的网络站点。尽管相当多的被封锁的站点含有色情资料,但其他的网站,如 YouTube 和 Facebook ,却是被官方视为潜在的可用来煽动反抗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工具。 这些限制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严格了,因为中国政府紧盯着阿拉伯世界的动乱的同时,试图扼杀任何有组织抗议的迹象。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氏,曾称赞互联网审查是一种对西方政府和“民运”分子必要的抵抗,那些人试图利用煽动性信息损害中国。 在今年一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方氏说:“他们(指西方政府和“民运”分子)悠闲自在地坐在家中,只想着如何通过他们敲击键盘的手指,利用互联网的倍乘效应,便能够将骚乱引向中国。”根据发布此消息的网站的描述,学生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是,方氏的贬低者似乎具有同样声势。去年十二月,在稍微试水微博之后,方氏关闭了他在新浪网的账户,因为他的微博里面泛滥着数以千计的嘲弄性评论。在一次访问中,他承认用六个 VPN 账号翻越他自己研制的防火墙,他也因此被广泛地讥讽——尽管他自称是用于研究的目的。今年他曾告诉《环球时报》说,“我用这些,是想看看哪边能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副教授肖强( Xiao Qiang )说表示,尽管攻击性的抗议在中国很罕见,但是这次“扔鞋砸鸡蛋事件”并非绝对的意外。 “网络防火长城是一项国家政策,但是,方氏已经成为这个系统的象征。这个系统给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使用者带来了烦恼并激怒了他们。”肖教授说,“从那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攻击对象。”   Mia Li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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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被屏蔽软件的总裁斥责北京 方滨兴被掷鞋持续引热议

近日,被中国当局屏蔽的软件Flipboard的总裁质问中国政府,到底想要在此类事情上走多远?中国的长城防火墙GFW及其参与设计者再次引起网友们的批评。 中国政府屏蔽了Facebook 和推特,让许多中国网友要翻墙才能浏览相关资讯。而ipad 上的一款软件Flipboard让网友能够方便快速地阅读这些讯息,打破了屏蔽,带来不少方便。但近日此软件也遭中国政府封杀。为此,Flipboard 的总裁迈克•麦克库伊在推特上写道:“中国已经正式屏蔽了Flipboard,而其国内已冒出了同类的山寨产品。与此同时,我们都在质疑中国政府,它到底想要在此类事情上走多远?”   Flipboard 爱用者,网络技术专家阿禅星期五告诉本台记者:“他本意应该是做ipad上面一个体验更好的阅读器,因为他可以把twitter、facebook上面的东西导出来,用一种比较优雅的形式展出来,让你看起来不那么繁重,更好的阅读这些内容。”    据报导,Flipboard号称是第一个在iPad上面的“社群杂志”(social magazine),里面的内容来自用户在社群网站里的“朋友”们。当用户一开始使用Flipboard,就会要求提供在twitter、facebook等网站的帐号,由Flipboard自动去抓取用户的朋友们,最新讲了什么?刚刚放了什么照片? 有网友认为,如果说 Facebook 和 Twitter 取代了传统新闻台上的那个传真机 (新闻的来源),那 Flipboard 坐的就是总编辑的位置。    网友gary_yang说, Flipboard被封了,一切担心都成为了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和GFW长城防火墙都有同样的好眼光,我们看上了哪款好应用,它也绝对不会漏下。从Youtube、Facebook、Gmail到Drop盒子再到Flip板子,它简直是这个星球上互联网应用的评估机构。哪个应用没有得到它的青睐,就不是好应用的。   中国长城防火墙GFW对资讯的封锁及控制,一直以来为中国网民所埋怨及批评,有GFW之父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星期四到湖北武汉大学出席活动时,遭学生掷鸡蛋及丢鞋,引起网络上一阵轰动。有网友将方滨兴事件和百度遭美国居民起诉事件做比较。8 位纽约居民向曼哈顿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对中国政府和百度提起诉讼,表示他们不能用百度搜寻有关1989 年“六四”事件的文章和短片,有关行为违反美国法律,因为让在美国的搜寻也被审查。网友希希里说,中国网民抗议互联网审查无法以法律方式进行,只能以丢东西泄恨,完了还要担心人身安危,天朝法律果然不同于世界。   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Counter-Power Lab) 主任研究员萧强向本台表示:“我觉得对于方滨兴的方式更有鼓舞力,因为不仅方滨兴本人是审查制度的象征代表,而且进行这种面对面的抗议活动,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实际上是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的,我也非常为这位勇敢的抗议者以后的安全担心。她的做法好像是一种非常过激的举动,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千百万网民长期以来积压的愤怒和不满,这是为什么大家对这样一种行为鼓掌欢迎的原因。那么在纽约法律起诉的方式也许比较有创意性,但是毕竟是在海外,用美国的法律象征性的起诉一下,但是主要业务在中国的公司,它的更大的作用还是象征性的。”    中国网友曾改写词讽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体制: “十年生死两茫茫,百度兴,谷歌亡。瑞星金山,卡巴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推特死,脸书墙。人人开心忽还乡,马化腾,山寨王。新浪微博,推特泪千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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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在中国的悲催历史

Google在2000年代急速发展,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商业故事。这个曾经封闭的红色巨人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天翻地覆,而且它的人民,那些在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开始品尝到经济建设的果实。      2004年1月Google内部的一份资料宣称:“中国对于Google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个国家大到无法忽略。”拉里和谢尔盖都对被挡在中国的大门外感到沮丧,我们不能忽视那十几亿的用户群,“ 安德鲁,迈克拉林[1]说,他2004年作为策略主管加入Google。迈克拉林对和中国打交道有一些经验,他曾帮助一些非赢利组织获准提供信息服务。      2004年春天迈克拉林带了一个小型的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为此承担的数次旅行中的第一次。“那次有点像是一次侦察行动,”      迈克拉林在公司会上展示了他的中国之行的收获,收益和风险都列了出来 — 他始终担心和官方打交道的风险。所有人都同意Google应该在中国事务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施密特要求迈克拉林进行一次伦理上的分析。迈克拉林对施密特的要求记得非常清晰:“别去想收入,假设商业利益的得失毫无影响,然后去得出最佳的分析结果:到底是Google进入中国能加速它的变化,促进信息流动,还是Google留在中国之外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就我要问的问题。”      迈克拉林为这份报告工作了整一年,每六个星期就在中国呆一周。有时候他把拉里和谢尔盖来来一起讨论中。一次这三个Google人和萧强[5]会面,萧强是一个在伯克利执教的中国人。他告诉佩奇和布林:如果他是在对绝大多数别的公司提出建议 — 比如说是一家汽车公司,他会劝他们不要去中国,在那里展开生意未必是好事。但是互联网不同。中国的民众希望提升交流水平,而互联网可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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