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强

核心提示：最近，由于“动车事故”引发中国媒体集体突破新闻禁令，之后又被强力封杀。这短短一星期的“媒体之春”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新闻界被管制的事实。但是中宣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管制的？这种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管理方式下又如何生长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它们是冲突的还是融合的？在今年2月12日，第三期的译者访谈邀请两位嘉宾长平和萧强来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本次访谈由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主持。以下是访谈全文。（第一部分） 译者访谈No.3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第一部分） 嘉宾简介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 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 捐款 ： Zpcp3@yahoo.com 个人主页： 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 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 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 这里 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当媒体是国家拥有的时候，拿中国来说，这么多媒体背后的大老板都是国家、政府的时候，这样的媒体的新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您怎么样来看？ 萧强：好，说高兴的事情开始是埃及的变化，我昨天也在跟踪这些新闻。和很多很多人一样，对一个和平的结果、对民众的抗议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地结果，非常高兴。我曾经也去过埃及，很为这个国家骄傲。其实我今天刚从外边回来，所坐的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止不住的在跟我讲，我说你是怎么看？他说穆巴拉克已经做了三十年了，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再接着当总统，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国王吗？说明在埃及人民中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专制的独裁者的位置是失去了人们心中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埃及发生的变化，不管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种种原因有多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作为一个专制者失去了在民众心理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失去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从这个再说到媒体，特别是闾丘你跟我说的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当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威力强大的、有图像而且是广播式、覆盖全国甚至是更大区域的宣传媒介，所以呢，在任何国家，电视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国家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相对法制，和有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一种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对于媒体舆论的控制就远远甚于自由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以后再看媒体的功能是什么。象埃及因为它一直是专制，所以它的国家电视台要起一个为专制者制造合法性、控制人们的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对吧？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专制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并且直接抗议到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的电视台一定是核心的目标，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合法性恰恰平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制造的。 闾丘：我看到长平已经在线上了，长平你好。 长平：闾丘你好。 闾丘：刚才萧强也谈到了国营媒体的功能，尤其是在专制国家里面。那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非常的熟悉。因为你有责任，或者说你的作用、目标、出发点也好，就是宣传、正面报道，要符合口径等等。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好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除了有国有电视台，我们又出现了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但是到冲突的最后又不是用市场的原则，而是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来限制媒体报道的空间，这样的话你怎么来看？ 长平：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前面萧强在谈什么…… 闾丘+萧强：我们在谈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在埃及事件里，抗议看到反对者经常把国营电台作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一系列的信息，包括对事件的描述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长平：在中国，那当然媒体是国家控制、宣传部门控制的，那么市场化呢？刚才闾丘已经讲得很好，最终的裁决是在哪里？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这很重要，市场化如果和宣传目的冲突之后，最终是宣传部门出面解决。宣传部门甚至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说它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来罚款，或者说让一些媒体合并，看起来不是政治手段，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裁决也就显示了它真正的特性。 闾丘：萧强，你对中国媒体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你们做的“ 中国数字时代 ”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是混杂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的东西，又混杂了政治性的宣传功能在里面。所有我一直觉得如果谈中国的媒体的话，不是很好把它们进行区分。 萧强：这个我觉得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展变化这么快，复杂性也非常高。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人，比如说长平以前，或者说闾丘过去至少在香港，对中国的媒体有更加直接地感受。可是从更加外围的观察来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即使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产生更多的变化的并且也有更多多元化的媒体出现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控制所有媒体的还是中宣部。而中宣部控制的方式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命令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巨大利益的控制方式。所有的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也都属于中宣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比如上海，上海市中宣部就要收上海电视台50%的收入，这还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换句话来说，中宣部通过这些媒体来获得利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宣部最后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稳定，就是所谓的为体制制造合法性。那么所有的，市场的变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媒体人在下面的努力也好，在中宣部这样一个“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其实是跳不过去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性质。 闾丘：那想请教一下长平，虽然从外围的方面来看其实很清晰，体制很清晰，这个架构也很清晰，但是作为在这里面工作的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矛盾。我们简单地打个比方吧，对我自己来说，你是给老板打工的，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拿着这份工资很多时候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如果我们这么想，你拿的是政府的钱，因为你的媒体毕竟也是政府拥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说我觉得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很尴尬。 长平：这是对很多中国的媒体人，貌似很困惑或者说搞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探讨。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因素，你刚才谈到就是拿老板的钱，也是我说的资本对媒体的压力，或者侵蚀；刚才萧强也谈到其实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这是两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政府的钱作为这样一个说词，其实等于把两个问题合并为了一个，这是中国媒体从坏的方面的确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两个问题都很严重，而且当宣传部门把自己变成一个国有资本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同时压缩了新闻自由，压缩了言论空间。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是拿媒体的市场化来说，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媒体人都是从私人老板那里拿工资的。但是恰好又是在这些国家，才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简单地说，媒体是一个的企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具有社会公器性质的企业。媒体的确不只是一个老板说了算的东西，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那么政府拿钱，政府来当老板，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更加严重的性质。所谓政府是老板到底指的是什么？政府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钱，我们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老板，而媒体所做的事又是为纳税人服务，其实政府是老板，或者所谓拿政府的钱就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成为理由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困惑，尤其是中国媒体。有人问我：“中国的媒体都是政府的，你在这儿工作，你怎么能不听话？好象还有意见？”第一我刚才说的，媒体是社会公器；第二，在中国严格地说没有一家私人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垄断性质的时候，那你说你不高兴就出局，这就象有的网友说，你不满意中国你就滚出去，你到外国去，那他就忽略了一个我在中国是我的一个自然的公民权利，那我在媒体工作这本来是我的言论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说我不在体制内媒体工作，或者我不在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工作，那我就不能在所有的中国媒体工作，那我的表达权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对于媒体都有侵蚀，但是在中国公权力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垄断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糊涂的问题。 闾丘：萧强，刚才长平对这个问题谈了很清晰的看法，到底钱是从哪来，如果我们看清楚钱是从纳税人这边来，那对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也很简单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为什么最近对于很多媒体的收购案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哎，资本的决定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大，那媒体的老板本身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他是怎么看待自己手下的媒体，是把它看作是公器私用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期待的有新闻理想的东西，他会对媒体的新闻自由度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萧强：你说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才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标准，我们在博客里，和新闻研究生院主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坚持这些标准，而不是怎么当作企业去赚钱，那是商学院关心的事情。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就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有这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只有在和商业化的媒体的管理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才可能成立的。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你比如说，《纽约时报》如何去看它内部的管理标准的话，它的市场部门绝对不可以影响编辑部门，这是它人为制造的一个界限，这种界限使得媒体取得了某种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也是它的市场基础。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前提，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说政治，说市场都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得比较好，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媒体，即使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资本的影响会很大，那么如果在中国的情况下呢，把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而且比市场更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控制。因为这个媒体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控制的一个机器。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一个社会，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包括在媒体人中，中国又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又有许许多多的力量和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今天闾丘和长平，还有很多很多你们的朋友同事都在这个社会中推进新闻理想，推进中国更大的新闻自由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复杂的，也是非常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之内，也仍然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声音，有的是属于抗争的内容，有的是属于社会发展本身制造的空间，还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互联网的媒体，一起制造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看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公器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以及更加普遍的大众对信息的需要，在这儿是互相作用的。 闾丘：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做新闻的话，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对很多的底线是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敏感的话题呢，它每次的标准不太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其实市场是有一些机会，长平你的体会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所在媒体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反而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就是说，它需要你有很准的判断的经验，以及要跑得比较快，长平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长平：我有点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说一遍吗？ 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我们也会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都是在你报道了之后，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酵了至少有一点点，至少已经是浮出水面之后，它可能才来。那这里面其实也对中国做新闻的媒体人来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中国的新闻题材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决定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说你速度跑得够不够快。 长平：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抗新闻管制的一种方式。在新闻管制到来之前，记者就出发把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还有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上海大火，为什么报了，是利用宣传部门和市委书记说法的不一致，来抢新闻。过去比如说我在南方周末负责新闻部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管你禁令不禁令，我派记者去采访，采访而不发表，留在以后再发表。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宣传部门现在也明白了，过去下禁令经常是不准报道，现在下禁令则是“不准派记者前往……”这样所以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我在你禁令发出之前就跑过去，这是一种反抗的策略，因为中国的确是新闻比较丰富，所以看起来报纸，只要记者跑得快，好像总有事情可以做，总有事情可以报导。而且长期的读者培养的兴趣好像是更重要的新闻你没有报道我没有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你的版面很丰富，但是今天埃及的事情你没报道，这个读者会有意见。在中国不是这样。在中国可能觉得今天你让我知道的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媒体其实出现的也是受限制的，甚至一天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报纸也可以存在。这不是说读者变得愚蠢了，而是说长期的管制培养了这样的市场。 （未完，下接 第二部分 和 第三部分 ） 相关音频： 收听 往期 的译者Podcast，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点击 这里 。下载需翻墙。译者Podcast由“译者访谈”、“每日译文精选”、“编辑对话”等子栏目组成，是“译者”的自有版权音频节目，转载请附带“译者”的链接。 友情提示：译者Podcast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下载。

高尔泰：哪敢论清白 ——致《寻找家园》的读者,兼答萧默先生 标签： 寻找家园 ● 高尔泰 去国18年,对国内的事情,已经不甚了了。感谢朋友们关心,先后寄来刚出版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萧默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简称“萧著”)和相关的评论报道,得知在海那边,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议题,成了评论高尔泰的话语。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甚至以《美学家·狼·告密者》为题,把抹黑了的我名我书,炒成了萧著的卖点(编者注:见该报2010年6月11日)。 也许是时空距离之故,在被追猎和围捕中过了大半生的我,有点儿像是看戏,但我珍惜朋友们的信任,不愿意它受到损害。我爱喜欢《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的读者,也不愿意他们之中有人,因为不了解情况而对我失望。这篇文章,是为他们写的。我要请读者相信,我没有那么坏。 我写《寻找家园》,是个人心灵的需要,无关义务使命。本文的写作,也很个人。只是为自己辩诬,不涉及萧著中其他部分的真假。只说事实,不作评价。好在任何事实,都有个宏观的历史背景。都有个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的链条。只要链条没有丢失,背景未被抹去,一种言说的真伪,终究可以辨认。 三个文本相与析 《一叶一菩提》中写我的那篇,曾在《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简称“文本一”)。我的回应,题为《昨日少年今白头》。萧默在他的博客上,对我的回应作了答辩,题为《萧默致高尔泰的公开信》(简称“文本二”)。我据以补充了回应再次发表,他又据以分割加工了“文本一”,成为现在萧著中的样子。 这样,萧默对我的说法,起码就有了三个文本。文本与文本对比,可以看出作者诚信的程度,也有助于文本与事实的对比。 就拿对拙著《寻找家园》真实性的评估来说吧,萧默在“文本一”中说,“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文本二”则称,贺世哲来信说“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萧著改为“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起到了掩饰社会的作用”。三者互参,可以看到一种孰予孰取的另类考量。 评估如此,陈述亦如此。例如萧默说他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查封时抄家,他也来了。他的“文本二”,否认参与抄家,说那时他全年都不在所里。不在所里,又怎能进我房间? 萧默从未到过夹边沟,文中却如同亲历。说我“正是因着他体格健壮,再加上表现好,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所谓“表现好”,是在劳动时把别人“整得嗷嗷直叫,累得趴下”。事实上我同别人一样,到那里就很快虚弱下去。1959年被警察带到兰州作画,才得以死里逃生。我已回应,但萧仍重复。 萧说他1972年到酒泉时,“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事实上我的编制,从未到过党校。我指出后,他还重复。 萧在“文本一”中说我的《荒山夕照》(编者注:文章写1968年冬,高尔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开荒,借机在山上打黄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经历):“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故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和对事实的道德判决。 事实是,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听了范华(编者注:范华是带队开荒的小组长)的汇报,说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让范华多准备几个夹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当时所谓“新生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么个悬念,竟会使萧默如此亢奋。 这一段他无法重复,萧著中已模糊处理。 我与贺世哲、施娉婷夫妇的过节 萧默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逼得夫妇俩“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 我同贺、施之间的一切,《寻找家园》都写了,萧也看到了,没有提出异议。 但是他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没说谁先动手。事实上,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文革组长”的身份,发动群众“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对我这个“夹边沟的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编者注:1957年高尔泰因在《新建设》发表论文《论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甘肃酒泉地区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穷追猛打。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已被“斗倒斗臭”,成了“躲在阴暗角落里炮制毒草向党进攻的凶恶敌人”,和常书鸿“业务挂帅”“惟才是举”“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罪证。 工作组进驻以后,贺还是“文革”组长。我对之暗中使坏,鬼祟得大气都不敢出,怎能“气吞山河”? 萧默说我葬送了两位有为青年的前途,没说后者先葬送了只有31岁的我的前途。 1966年10月,工作组在全所会上宣布,换何山当“文革”组长。贺世哲取消党籍,我降三级工资,施娉婷免予处分。 我与贺、施之间的一切,至此已清。 那次会上,萧默上台打拍子,教大家唱《红灯记》。1967年《红灯记》作为“样板戏”风行全国时,形势已经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我所(编者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组,也成了“资反路线”,被指控保护了“常(书鸿)李(承仙)高(尔泰)王(佩忠)黑帮”。随之,贺、施作为“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再度崛起,成为所里造反派“革总”的头头。另一派以何山、苏永年为首,叫“革联”,被称为保皇派。满院的大字报,互相叫板。 萧默是造反派,大字报上自称超龄团员,誓言火线入党。再后来,形势又逆转,保皇胜,造反败。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萧默“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依然红色战士。贺世哲、施娉婷被打成重伤,就是在那个时候。萧默文章中的“再加上以后密罗紧织的各种罪行”一语,放在这里是正确的。但它被剪贴到我的名下了。我作为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身在局外,没可能参与其事。 陈克俭之死 萧默还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时,甘肃师大美术系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有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1957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已有提及)；且不说陈克俭是水彩画家,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俭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农民无组织。当时敢议论这些,不是发昏,而是因为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控制相对宽松,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透口气。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招待所没食堂,在所里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引起注意,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我认错检讨,做了交代。她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我开了个铺,让我搬过来住。 事情已经闹大,我没敢再找陈、李。小单位没有秘密,此事无人不知。 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我被抽调到兰州搞“阶级斗争展览”,又与陈克俭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也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从此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萧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贺世哲、施娉婷因我而几乎自杀一样。招数都相同,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往后挪到1965年。 现在看萧的“文本二”:他说可以把65年改为64年。又说不改也可以,因为“究竟是64年还是65年关系也不太大”。又说,“(高尔泰的举报信)先交给李承仙(编者注:敦煌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常书鸿夫人)与否不是关键情节,又牵扯到李,不必写得太细,且也是姜先生说的,此前我并不详知,故可不改。”既不详知,怎么又能说得这么详细具体,还说陈克俭还没走我就把揭发材料寄到他的学校去了?这只能问他自己了。 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的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不难。萧默此文的网络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我对此感激不尽。 我为什么要揭发萧默 萧默说,1972年他到酒泉看我,我告诉他我揭发了他偷听敌台。他说他此前毫不知情,我告诉他后,他才想起两年多以前在山沟里,他放羊,我和几个牛鬼打地埂,我和他同住一室,见他听半导体,问听什么,他说敌台。然后我就揭发了他。这次告诉他,是“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他决定不给我“这个廉价的机会”。 我确实揭发了他,然后又告诉了他。但是这个事实,和他说的不同。 碰上萧默收听苏联歌曲,是“文革”前的事。本来早已忘却,1967年,我们“牛鬼蛇神”到山沟里挑渠,两天一夜。他是监押我们的民兵,忒横,才又想了起来。 那天我干热了,脱掉上衣,晒着太阳干。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工的萧默,走过来说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他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他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听,继续干,他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我穿上上衣了,他还没完。晚上我们做请罪仪式毕,他又训我一顿。 夜里睡不着,想起了那个秘密。第二天完工回所,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向苏揭发了萧。两天后遇见萧,大声对他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他站住,我绕过他走了,很高兴碰上了,对他说这句话的机会。 萧默的“文本二”,坚持说他是放羊去的,不是民兵监督劳动。说那时候连政府都没有,“不可能有什么‘民兵’”。 所里无政府,不等于国家无政权。那贯穿一切的权力意志,从未在任何角落留下空隙。那时天天说“全民皆兵”,怎能说没民兵?萧此前写《〈祁连山下〉之外的常书鸿》,就自称是“董超薛霸”(编者注:《水浒》中押送林冲赴沧州的两位朝廷公差)之流,“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常书鸿,那不是民兵?那时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两天一夜,放什么羊? 新出版的萧著中,萧在修改过的“文本一”前面,加了一篇《最是牧羊风光好》,自圆其说。末尾写工宣队长郑绍荣审问高尔泰,劈头就问,你说萧默偷听敌台,敌台里说的是哪一种外国话?高说是英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不懂英语。高说是俄语。郑说我们了解了,萧默的俄语早就忘光了。高又说是藏语。郑说萧默不懂藏语,西藏是外国吗?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是敌台吗?于是,打小报告出了名的高尔泰一下子泄了气了……凡广播,没有可能不用听众能懂得的语言。当过法官的郑没有可能这样诱供,久经批斗盘问的我也没有可能这样被诱。若是如萧所说,我早就成了陷害革命群众的阶级报复犯,那还了得。 但这个虚构的故事,却也捅出了一些真实的漏洞。萧把1967年我当面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他毫不知情。这个故事不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有军宣队、工宣队的60年代,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也表明那时的萧,已经知情。 1972年,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到酒泉“外调”,找我查问萧偷听敌台的事。我说我没有旁证,他们也就算了。他们刚走,萧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 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他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他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 万万想不到,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理由竟是,个人关系不能高于组织原则。 我像吃到一个苍蝇,不再理他。他一出去,我就用力摔上房门。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年轻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说太平常了,别气。想不到36年以后,萧会说那次我送他一直送到招待所。 刘、王二位的酒泉之行,是我和萧在酒泉冲突的关键。萧的故事,只字未提他们。后面却又写道,那次他回到所里以后,“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但没有刘、王二位,“黑串联”个什么? 我是1969年春天到酒泉的。这个事实,也使得萧的故事难以周延。为此,萧强调我直到1969年秋天还在敦煌。这“文本二”和萧著中的“秋天”二字,是“文本一”中没有的。后来加上圆谎,拿出来的证据,却是我的《面壁记》开头两句:“从1962年到1972年,我在敦煌十年。”萧引用了这两句,但没引第三句,“但是只工作了四年”。 我到酒泉,是因为酒泉地区革委会为“迎九大”要办一个展览,从辖区各地抽调专业人员筹备。所里去的,不是只我一个。其他人办完展览就回所了,我赖在那里要求调离敦煌,敦煌卡住编制直到1972年才放。这个过程,没有含糊之处。 “九大”是1969年4月开的,这个时间坐标,恐怕也挪动不得。 我离开社科院是因为“告密”吗? 萧默说我因为“爱告密”,被赶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故事是从一次虚拟的训话,倒叙过去说的。“文本一”把时间设定在1984年:“1984年,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召开……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尔泰。”事实上,那个会是在1983年开的。常书鸿、季羡林等人都去了,我那时在兰大,被“清除精神污染”。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受到大家关注。那次应邀与会,只为见常老一面。遇见不少敦煌老同事,还是有些旧情,握手如仪。惟独该萧,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 萧默把会期改到1984年,恰恰是绕过了“清污”背景,避开了编故事的障碍。经我指出,萧著会期已改正,但故事没改: 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完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待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待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待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告密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且不问萧在写此文时,是不是忘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态和政治语境,忘记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具有1960年代居高临下训斥“牛鬼蛇神”的民兵身份?且不问何以训词断裂,前说我在京告密,后评“文革”中是非,中间空白莫名其妙；且不问为什么告密的具体内容,我只问一句:丁一是谁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