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 点评《杨帆总结：重庆做得不错，但理论定位有误(摘)》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0:00:37 阅读量：2次 　　(原创：杨帆等 / 点评：应学俊) 　　【本博按】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重庆模式》一书第二作者。近在杨帆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一文，文题即如本文副标题。读来颇有意味，也揭示出一些“重庆模式”喧嚣的幕后故事(见原文网址)。于是再次想起张明教授的那篇《多情总被无情恼》。笔者感到：杨帆教授是否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重庆为何在理论定位“有误”的前提下却能“做得不错”?“行成于思”这一客观规律杨帆教授忘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理论定位有误”是否即意味着指导思想有误呢?难道“理论定位”是文字把戏，可以与实际思维和意识形态游离而随便定位?是否应当将“理论定位”用更通俗而确切的“指导思想”来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有误的理论定位”指导下却出现正确的决策和实践?所以，“做得不错”与“理论定位有误”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杨帆教授文中说“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其实从文中不难看出这“错误”实在不是什么“理论定位”问题，正是一定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实践。此文向我们透露出重庆官方逐渐强调“我们从没有搞什么‘模式’”的实际原因，是颇有意味的。 　　杨帆和萧功秦教授都声言“超越左右翼”，其实，绝对的左或右是没有的，同样，绝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也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杨帆教授等学者(故称“杨帆们”)的直言，细品他们的“苦恼”，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本博写点名为“点评”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读杨帆们的文字时自然的联想而已，无法与学者们高深的理论同日而语，只能算是“黑板上的字”——不算数的随时可以删除或修正——罢了。仅供参考。 　　为便于阅读，标题与突出显示，当为本博所加。本博点评内容放在“【】”内。特此说明。 　　—————————————————————————————————————————————————————————————————————– 　　● 重庆官方对“重庆模式”从宣传到不接受冠名 　　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有共同经历，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超越理论分歧。左翼黄纪苏，右翼李盛平，都对超越左右抱悲观态度。我说你们少看点网上的匿名骂街，那不是主流。我们这几个人开了一年的会，为什么可以代表主流?因为我们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放大了左右民粹的言论。如果真的选举起来，我看他们都选不上。 　　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把这个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先是请苏伟到我们政法大学讲，让学生整理记录，请他修改以后上网。以后连续发表他的讲话，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在重庆那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我说，书一定要出。你们实在不敢，我自己署名。最后是因为苏伟几次接见外宾，谈得不错，最后下决心署名。我对重庆一报社说，这是第一本全面总结重庆的书。最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强烈支持下，出了《重庆模式》。 　　【点评：苏伟教授领衔署名是恰当的，因为苏伟是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客观上一直是“重庆模式”推广宣传和理论阐述的领军人物，到大学多次演讲并接待外宾阐述“重庆模式”。重庆市委党校在网站院校介绍上开宗明义指出，重庆市委党校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因此苏伟教授应邀到全国许多地方宣讲“重庆模式”，领衔撰写此书，似不应视为重庆市委以外的纯民间学术行为，也不可能不汇报领导并获得同意，否则，重庆市党的宣传纪律也就过于涣散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这是第一本全面已经(似乎应为“阐述”)和肯定重庆做法的书，但重庆领导却不满意，多次声明没有什么“模式”，甚至连我们的好心也不买帐。 　　【点评：重庆也就是最近一年内“声明”过，应当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而刻意回避这一冠名，因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的重庆市委党校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召开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清明还发表了讲话，声言“重庆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全社会推广，还需专家学者们的论证和探讨。希望学理支撑能够转化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还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重庆党报发表市长如此讲话，其稿件不可能不经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黄奇帆市长本人审阅。这些，与重庆政要在与媒体面对面时否认提过“重庆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详见笔者拙文《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 　　●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他们不应该和“三类左派”搞那么近。本来2011年2月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们就应该采取我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他们在抓李庄受所者(应为笔误，这里不作修订)以后，就去和“三左派”靠拢。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右翼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最不利的是，引起了中间派(我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疑虑和不信任。这可不是当年毛泽东的作风。连我们这样的中间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人都不能团结，怎么能不犯错误? 　　【点评：公然说重庆领导理论上有偏差，再联系下文说到的那些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你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薄熙来为首的重庆领导理论上有摇摆或偏差呢?这样的“说三道四”份量也太重了点啦!难怪杨帆等辛辛苦苦为“重庆模式”作传，却据说不大受重庆欢迎。(但似未见苏伟教授有此一说),何故?——不过杨帆说的“和三类左派靠拢”倒是有许多佐证的，也道出了重庆很有意思的行为逻辑或思维逻辑。——而重庆领导对“杨帆们”因部分观点不同而不待见，确实有点傻啊，“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重庆政要忘了啊。薄熙来似乎应当反省一下多次向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说三道四”的心态和必然造成的谁都不敢、不愿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了;此外，不说杨帆们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即使对不同的政治见解，薄熙来等是不是也应当看看马英九是如何对待竞选失败对手的批评意见的?不管是不是表面作秀，至少他敢于面向对手和公众表示蔡英文、宋楚瑜对他的诸多严厉批评他会认真考虑其中正确和合理的方面。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作秀”，也还是需要一些胸怀、一些政治智慧和修养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有胡七一讲话，有朱榕基回忆录出版，加强了“继续改革“的反左话语。迫使使重庆向民主法制改革方面转向。苏伟说重庆早就在设计民主改革方案。我说那太好了，薄书记真是全知全能啊，不用咱操心，让右翼的张鸣挖苦咱们的话就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在宣布民主法制改革晚了半年。且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点评：不管杨帆所言是否确实存在那样的因果关系，但多少透露出一点内情，客观上也透露出受到苏伟、杨帆等学者支持的“重庆模式”实际存在的问题。杨帆在关于民主法制方面所说颇为中肯。但为什么会“晚”?这不能说不与主政者的指导思想或如杨帆所言之“理论定位”有密切关系。还是那句话，“行成于思”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出版社在出版《重庆模式》以后，在宣传上遭到巨大困难，北京各大报纸刊物都不敢碰“重庆”事情，讳莫如深。知识分子，上海，广东，一片反对。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重庆仗义执言，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也是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的一部分。或许他们自己不是有意的，至少说他们不了解北京的理论生态，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以为请了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就能代表理论界了。结果是被“三左派”趁虚而入——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这也就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点评：我们不知杨帆所言“引起中央的不安”实指何为?但我们相信杨帆未必会空穴来风地乱说一气。这就难怪重庆一二把手一致改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搞什么‘模式’”了。此外，杨帆所说“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这倒是点中重庆发展实践中的要害问题之一了。】 　　现在纠正还不算晚。看他们2012年怎么干吧。 　　● 超越左右翼：“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 　　我和箫提出“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就是要打破左派抓话语权，和右派的虚无主义。承认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存在，以正确的理论去研究它。比如，以区域经济学来研究重庆的发展，以政治学社会学来研究其政治改革与社会管理。用意识形态方法，解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错误的，这样会继续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分裂，对中国和重庆自身发展都极为不利，甚至走向错误方向。 　　【点评一：所谓“重庆模式”亦即重庆的施政实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实践，从重庆主政者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姓社姓资”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而“唱红”和“唱读讲传”更加是意识形态化，且薄熙来就是声称“精神变物质”的，重庆媒体也确实不止一次报道过“唱红”治好了某人的病等等，更有甚者，“唱红”还夹带了“语录歌”和高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一类文革的东西。“打黑”固然必须，固然很好，然而如“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李伟东所言：一下就抓了5万“涉黑”嫌疑人，最后也只判了1万7千人。笔者认为，假设这1万7千人判得都准，那么一开始多抓了3万3千人就难说没有扩大化和滥捕之嫌，无法不使人联想到“镇反”运动和文革中“一打三反”的高压态势形成的“红色恐怖”的场景。也正如李伟东所言：“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 　　而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薄熙来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张木生此言薄书记大约也难于进耳。现在杨、萧教授却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用心固然良苦，提法也真的颇有创意，但我国是把意识形态规范及一元化的要求写入了宪法的国家，中央领导也多次重申几个“决不搞”，而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实在也是薄熙来重庆施政的重要核心。杨、萧教授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点评二：当然，学术研究应当无禁区，杨、萧教授肯定可以继续”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但笔者不禁又想到，你研究对象的首创者、实践者都不认可你的冠名和研究，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你的研究还能站得住脚，还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自己的市委党校自然可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继续研究所谓“重庆模式”的，甚至再开“研讨会”——只不过，再开研讨会时可能要把“重庆模式”改为“重庆探索”了，否则薄熙来书记真的要批评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了。】 　　我希望重庆领导提高理论自觉。 　　他们有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不指望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搞研究，研究重庆和中国模式，不会受他们左右，而且要以正确的理论去概括和影响他们。 　　今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也做到了。 　　可以说，重庆的前途以及中国发展的转型，还有许多选择和不确定性，我们尽责任，听天命。 　　【点评：呵呵，但愿薄熙来书记等重庆党政能够“被影响”，因为与现在相比，那样对于重庆发展、对于重庆人民多少是更有些好处的。“杨帆们”有着可敬的使命感。但笔者还期盼他们再多几分清醒。】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何清涟 发表 于 一月 10, 2012 《求是》杂志最近确实让国内国外大吃一惊，不过，国内外吃惊的重点却不在同一个点上。国外吃惊的主要是胡锦涛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提反对西方文化渗透，有人将此视为中共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国内吃惊的是那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因为前不久，二号人物温家宝总理还批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篇文章似乎指向温家宝的言论。 我倒还真没将这两篇文章太当真，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实践（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思想（极左的政治主张）的分裂，是从上任那天开始就充分展现的，比如这些年来，胡总书记从西柏坡朝圣、回延安一直到今天，坚持的无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类。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在第四代任期内始终并行不悖。真弄到薄熙来那样向外资与资本开刀，胡总书记也未必欣赏，至今未闻他为薄督“唱红打黑”背书就已经说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胡总在今年交班即平安下车前，为自己做的一份自我鉴定。现在先分析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份自我鉴定。 中国从2000年开始，逐步将省部级官员与主要国企领导人纳入离任审计，党与国家领导人虽然未纳入审计范围，但其成绩单何如，也有个风评，尤其是在北京那块地儿，各种消息更是肆意流传。胡锦涛作为党与国家双肩挑的一号领袖人物，内政、外交的成绩单如何，虽无问责制，但也有风评。且大致检讨一下其任期内的成绩单。 先看内政。第四代任期内GDP总量虽然成为世界老二，但后面拖着一大堆长长的阴影，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数额见风长，上亿已经不是新闻；环境生态濒临崩溃，中南海连空气都要特供；世界工厂已接近黄昏，出口下降，失业剧增；地方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基尼系数保守估计已逾0.5；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人口超过3亿；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已逾20万起，按倒葫芦起来瓢，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江泽民前总书记当作荣耀申请来的奥运会举办资格，在举办时先是在传递火炬时被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围追堵截，继而是出动重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开幕式那天不许京城百姓出门观看…… 再看外交。2003年交接班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有的还期盼着中国“和平崛起”。欧盟被中国的“订单外交”牵着鼻子走，东南亚地区国家被中国的金钱外交与连横之策收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龙头”，美国不得不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并向中国表态要共同肩负世界领导责任。但这一切到2009年开始就结束了，周边国家不仅开始“合纵”，还将美国重新请回太平洋地区，北京被昔日的战略伙伴与兄弟国家孤立。围绕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备。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航母还未展现雄风，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就在1月初下水。欧盟需要中国超大注资时，中国未能如其所愿救助，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计划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据悉，国防部的这份战略评估报告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如此内政外交成绩单，已经不是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床锦被能够遮盖得了的。国内甚至有人批评现代领导将难题留给后任，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因此，我认为这是胡总书记及其班底的“英明决策”：通过《求是》对自己的政绩评估。与其让人家来论短长，还不如自个说在头里，定个调。 如何定调才是上策？内政外交这些有硬指标的事情，很难说得嘴响，那就谈道德与文化建设吧。这两样没有什么硬指标，你说堕落了，可以举一堆实例证明；我说上升了，也可以找到不少样本。而抵制西方文明，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西方又不只有普世价值，还有其他的文化，比如黄色文化、性产业、同性恋，不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的结果吗？那些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腐败官员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哪个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记了党的教育，才会走上堕落之路的？ 这招确实是高，从《求是》文章出来后，温家宝总理也不敢再坚持说社会道德堕落，国内媒体网站噤声，只有少数网民躲在微博上哼几声，谁敢说《求是》的文章不对？这样一来，第四代核心离任的自我审计完成：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获得大幅度提升。 但外界的嘴巴却封不住。自1月2日开始，美国之音以“中国近年来道德状况如何变化”为题，在网上展开调查，截至1月5日美东时间下午2时，共有1860人参加投票，认为有“改善”的，只有2% （43人）；认为恶化的，高达94% （1763人） 。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新闻评述  |  标签：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总书记 , 求是  |  Leave a reply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高度肯定重庆近年来採取促进共同富裕的做法，指出这符合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党报在广东乌坎村集体抗争事件余韵未消之际，策划这样的文章，令外界感到中共加大左转力度，试图宣告一党专制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同时，这篇文章也被看作是中共18大前权利角力的一个信号，显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跻身政治局常委又多一成胜算，但重庆模式将中国引向哪里？

中共党报高度肯定重庆模式 中共党报高度肯定重庆模式 相对于薄熙来在重庆的铁腕专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处理乌坎事件的和解手法，则可能成为今后各地官员参照的经验或教训。薄、汪二人一个铁腕，一个柔道，也可能成为中共未来统治的“一体两面”。 民众维权意识觉醒 中国社会冲突日益加剧，官商勾结掠夺国家资源和财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各地不断爆发示威抗议：从反抗贪官倒卖土地，到工人要求提高薪水待遇，再到民众反对污染环境等等，抗议此起彼伏。尽管当局投入巨资维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争取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觉醒。 最近广东乌坎村民集体讨伐地方官员，要求追回土地的抗争、四川成都化工厂工人、攀钢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抗议示威，都在境内外网络和微博上同步传播，当局迫害运动领头人的“枪打出头鸟”政策有些失灵。尽管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在拘押中可疑地死去，尽管去年岁末中国当局趁圣诞节假期，重判了异议人士陈西、陈卫，并审理维权人士倪玉兰，并重新将维权律师高智晟判刑入狱。 但是，这些镇压都扑不灭维权运动。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山东临沂维盲人权律师陈光诚刑满出狱后被软禁在家，包括好莱坞大明星“蝙蝠侠”在内的上千国内外人士，前赴后继，试图去探望他。尽管这些人都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打手打回，但凸显了人心所向。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正在发起联署活动，要推动提名陈光诚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官商勾结成为“制度硬伤” 中共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发家致富，已成为“制度硬伤”。法共人道报指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戏到了转折关口，这个转折就是社会抗争的兴起。 在这样的局势下，重庆模式成了维护中共一党统治的一剂药方。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导说，重庆经济近年高速成长，但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明显。重庆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推出“共富12条”，建立“共富的制度通道”，是实践共党的根本宗旨，落实科学发展观。 重庆模式会将中国引向哪里？ 报导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表示，邓小平曾提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再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对此，人民日报称，这是“上遵中央要求，下应百姓渴望”，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正是契合科学发展的重庆逻辑”。中共人民日报还赞重庆市民对中共党委、政府的满意度“上升到93.8%”。 中央社分析说，这篇报导对重庆的溢美之词充满政治意味，值得注意。因为薄熙来是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也是“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今秋中共将举行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薄熙来能否更上一层楼，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深受各方关注。如今，中共党报对重庆给予高度肯定，给人留下想像的空间。 还有分析认为，今天的重庆模式也许能暂时挽救“一党专制”，却未必将中国导向自由民主的进步文明之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谈到重庆模式时表示，“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居中前七排77席座位，仅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一人缺席，空荡荡的座位上贴着写有她名字的字条。几乎同时，安徽政府机关里快速私议一则传言，新省长将由一名女士从中央机关空降。不到两周，中组部干部二局局长宣布完政治鉴定后，李斌成为安徽省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省长候选人。 　　李斌也就成为大陆现任官员中唯一的女(代)省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升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接替李斌。王侠是现任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继监察部长马、司法部长吴爱英之后又一位新晋女性正部级高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高干都是稀缺且受人注目。 　　经济博士李斌升迁路 　　现年58岁的李斌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这个学院也是现任省委书记毕业于此最多的中国大学学院，包括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李斌成为基层党政官员后一直干着与自己经济专业有关的计委、体改委工作，在担任吉林副省长期间，亦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发改委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职能部门。这迥异于多数女性官员多出自组织宣传、统战群团系统。 　　不过，自副省长任上进京主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没有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当她到安徽履新时，发达的互联网甚至很难找到她的详细资料，虽然她在正部级岗位上也有三年之久了。 　　李斌在吉林任职时，恰是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之时，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次空降中部农业大省安徽后，她亦提出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这个执政思路受到了媒体评论者的关注。 　　在常受质疑的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李斌较少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曾有媒体记者描述她举手投足间严谨干练，讲话喜列举数字。 　　李斌之前的连续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着计生委的转型。李斌曾对媒体说，“计生委”名称前面常被省略的“人口”两字才是最关键的，要把人口和中国宏观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考虑。李斌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者。 　　62年仅有四位女省长 　　在李斌之前，现任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1982年至1989年间任江苏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00年至2003年间任内蒙古区府主席，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在2004年至2010年间任青海省省长，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 　　女强人顾秀莲最为传奇。她16岁作为家中长女，就为工厂做工贴补家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从技术员突击升迁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中间不知道跨过了多少级，不过文革后继续留任高层职务，直到1998年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出一线岗位。兼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乌云其木格从政履历则属步步上位，从教员到党报管理者，从基层组织干事到地市组织部长，在省委宣传口进入常委序列，从区委副书记到区府主席的跨度也自然流畅。 　　四人中曝光率最高的要数宋秀岩。1983年1月，年仅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从副科级一次越过数级提到副厅级，当年又转正去掉了“副”字。恰在此时，竟在团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中意外落选了。后只能被外放地市，但此次波折并未影响其后仕途的顺畅。在当选青海省长时，一袭得体的黑色职业装配上红色衬衣的宋秀岩被媒体用“一枝独秀”形容。在青海工作27年后，宋秀岩进京履职全国妇联副主席。 　　相较而言，李斌则是最冷门的，而且甚是低调。履新安徽一周，还未见她在省台新闻联播这个地方领导人动态播报窗口上公开露面。 　　女性省委常委2011年增多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江苏省委常委换届前，已有两名女性常委，分别是纪委书记弘强和副省长黄莉新。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年龄虽然不大，但已是老资格的副省级干部，2003年便出任副省长，2007年入省委常委，本次换届属于连任。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任，有共青团履历。 　　在省委常委层，经历了去年秋冬14省市区换届，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其中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一位女省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她早期职务在妇联、工会系统，关键转折点是2001年接替薄熙来，出任副省级大连市市委书记，2009年，从全国总工会空降福建省委书记任至今。 　　34名女常委中，除了孙春兰和李斌外，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有3人，担任纪委书记的有5人，担任组织部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担任统战部长的有3人，担任副省长(区府副主席)的有6人，担任总工会主席的有3人。担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各有一人。河南女常委赵素萍兼任济源市委书记，江苏女常委王燕文兼任扬州市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舒晓琴，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公安厅长，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副总警监。 　　女性省委常委学历普遍较高，34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有26人，其中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从年龄上看，绝大多数是“50后”。“60后”有5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以及江苏的黄莉新、王燕文。 　　女官员“天花板” 　　去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官方数据显示，大陆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女市长总数超过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从下至上所占同级比例递减明显。 　　地方党报曾对现任女性省委常委群体统计发现，她们从参加工作算起到达省部级序列，平均耗时30.4年。据了解，大陆公务员晋升制度，领导职务共有10个官阶，非领导职务有8个台阶，如果每5年晋升一次，当个正厅级干部也需30年。按此计算，多数女性省委常委的晋升之路不算漫长。 　　不过女性省委常委群体仕途继续上行却并不容易，她们的现职“三多三少”现象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绝大多数人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工作过，现职分管内容也多集中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领域。 　　华东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说，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但究竟怎么分工，并不具备必然性。 　　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认为：“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很难够得到。”她同时认为，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 　　一位步入政坛多年的女厅官受访时表示，“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女高干的去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3名女性，占比仅6%。 　　这13名女高干包括上文提到的乌云其木格、孙春兰、宋秀岩、李斌，两位女部长马、吴爱英，还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去年卸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晴宜，也包括任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邓小平女儿邓楠，此外刘延东、沈跃跃、陈至立三位女性高官格外受瞩目。 　　刘延东可算目前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行政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分管科教文卫体等工作。刘延东曾在1982年至1991年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9年，其后长期在统战、政协系统任职。和李斌一样在吉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始任现职。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沈跃跃是一名资深“团干”，从学校的团干部直到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十多年的团干经历，其后又有地市一把手、省委组织部长任职履历，到中组部已近十年。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陈至立是上海生长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党务、宣传口长期工作，后出任国家教育部长5年，国务委员5年，分管工作与刘延东行政现职相同。从2008年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至今。 　　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是女性高级干部到达一线岗位任职年限后通常的去处，顾秀莲退出一线岗位后，进入全国妇联，然后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两个机关也分别是宋秀岩、乌云其木格现职所在之处。 　　计生委官员通道 　　在李斌空降安徽的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则进京补缺。 　　今年58岁的王侠，从出生省份陕西开始仕途，在曾是中共革命圣地的延安，历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48岁时升任陕西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同时兼任了专门培养党政军高官的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兼任)。这些经历显示了政治可靠性。 　　王侠所补缺的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属正部级干部，主任一职需要人大任免程序通过。按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她此前没有过计生委系统的任职履历。 　　计生委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庞大组织系统，但职能已有重大转变的政府部门。 　　1981年3月，计生委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一把手由副总理陈慕华兼任。计生委的特殊性不在高层，而在于其基层组织的庞大和基层任务的重荷，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基层政府最为核心又最为艰难的任务，其面临的困境与当前的基层维稳类似，正规编制的计生委干部之外附属着数倍的聘用人员，所采用的各种粗暴执法方式已成时代烙印。 　　计生委系统人员成分复杂，更主要是其职能狭窄，即使在计生工作上下重视时，能够转任其他核心职能政府部门者也寥寥无几。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口增加压力减弱，基层计生委组织逐渐边缘化，国家计生委也由最高时的180名人员编制减至12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