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何清涟 发表 于 一月 10, 2012 《求是》杂志最近确实让国内国外大吃一惊，不过，国内外吃惊的重点却不在同一个点上。国外吃惊的主要是胡锦涛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提反对西方文化渗透，有人将此视为中共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国内吃惊的是那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因为前不久，二号人物温家宝总理还批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篇文章似乎指向温家宝的言论。 我倒还真没将这两篇文章太当真，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实践（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思想（极左的政治主张）的分裂，是从上任那天开始就充分展现的，比如这些年来，胡总书记从西柏坡朝圣、回延安一直到今天，坚持的无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类。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在第四代任期内始终并行不悖。真弄到薄熙来那样向外资与资本开刀，胡总书记也未必欣赏，至今未闻他为薄督“唱红打黑”背书就已经说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胡总在今年交班即平安下车前，为自己做的一份自我鉴定。现在先分析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份自我鉴定。 中国从2000年开始，逐步将省部级官员与主要国企领导人纳入离任审计，党与国家领导人虽然未纳入审计范围，但其成绩单何如，也有个风评，尤其是在北京那块地儿，各种消息更是肆意流传。胡锦涛作为党与国家双肩挑的一号领袖人物，内政、外交的成绩单如何，虽无问责制，但也有风评。且大致检讨一下其任期内的成绩单。 先看内政。第四代任期内GDP总量虽然成为世界老二，但后面拖着一大堆长长的阴影，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数额见风长，上亿已经不是新闻；环境生态濒临崩溃，中南海连空气都要特供；世界工厂已接近黄昏，出口下降，失业剧增；地方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基尼系数保守估计已逾0.5；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人口超过3亿；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已逾20万起，按倒葫芦起来瓢，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江泽民前总书记当作荣耀申请来的奥运会举办资格，在举办时先是在传递火炬时被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围追堵截，继而是出动重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开幕式那天不许京城百姓出门观看…… 再看外交。2003年交接班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有的还期盼着中国“和平崛起”。欧盟被中国的“订单外交”牵着鼻子走，东南亚地区国家被中国的金钱外交与连横之策收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龙头”，美国不得不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并向中国表态要共同肩负世界领导责任。但这一切到2009年开始就结束了，周边国家不仅开始“合纵”，还将美国重新请回太平洋地区，北京被昔日的战略伙伴与兄弟国家孤立。围绕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备。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航母还未展现雄风，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就在1月初下水。欧盟需要中国超大注资时，中国未能如其所愿救助，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计划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据悉，国防部的这份战略评估报告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如此内政外交成绩单，已经不是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床锦被能够遮盖得了的。国内甚至有人批评现代领导将难题留给后任，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因此，我认为这是胡总书记及其班底的“英明决策”：通过《求是》对自己的政绩评估。与其让人家来论短长，还不如自个说在头里，定个调。 如何定调才是上策？内政外交这些有硬指标的事情，很难说得嘴响，那就谈道德与文化建设吧。这两样没有什么硬指标，你说堕落了，可以举一堆实例证明；我说上升了，也可以找到不少样本。而抵制西方文明，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西方又不只有普世价值，还有其他的文化，比如黄色文化、性产业、同性恋，不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的结果吗？那些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腐败官员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哪个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记了党的教育，才会走上堕落之路的？ 这招确实是高，从《求是》文章出来后，温家宝总理也不敢再坚持说社会道德堕落，国内媒体网站噤声，只有少数网民躲在微博上哼几声，谁敢说《求是》的文章不对？这样一来，第四代核心离任的自我审计完成：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获得大幅度提升。 但外界的嘴巴却封不住。自1月2日开始，美国之音以“中国近年来道德状况如何变化”为题，在网上展开调查，截至1月5日美东时间下午2时，共有1860人参加投票，认为有“改善”的，只有2% （43人）；认为恶化的，高达94% （1763人） 。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新闻评述  |  标签：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总书记 , 求是  |  Leave a reply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高度肯定重庆近年来採取促进共同富裕的做法，指出这符合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党报在广东乌坎村集体抗争事件余韵未消之际，策划这样的文章，令外界感到中共加大左转力度，试图宣告一党专制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同时，这篇文章也被看作是中共18大前权利角力的一个信号，显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跻身政治局常委又多一成胜算，但重庆模式将中国引向哪里？

中共党报高度肯定重庆模式 中共党报高度肯定重庆模式 相对于薄熙来在重庆的铁腕专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处理乌坎事件的和解手法，则可能成为今后各地官员参照的经验或教训。薄、汪二人一个铁腕，一个柔道，也可能成为中共未来统治的“一体两面”。 民众维权意识觉醒 中国社会冲突日益加剧，官商勾结掠夺国家资源和财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各地不断爆发示威抗议：从反抗贪官倒卖土地，到工人要求提高薪水待遇，再到民众反对污染环境等等，抗议此起彼伏。尽管当局投入巨资维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争取和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觉醒。 最近广东乌坎村民集体讨伐地方官员，要求追回土地的抗争、四川成都化工厂工人、攀钢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抗议示威，都在境内外网络和微博上同步传播，当局迫害运动领头人的“枪打出头鸟”政策有些失灵。尽管乌坎村民代表薛锦波在拘押中可疑地死去，尽管去年岁末中国当局趁圣诞节假期，重判了异议人士陈西、陈卫，并审理维权人士倪玉兰，并重新将维权律师高智晟判刑入狱。 但是，这些镇压都扑不灭维权运动。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山东临沂维盲人权律师陈光诚刑满出狱后被软禁在家，包括好莱坞大明星“蝙蝠侠”在内的上千国内外人士，前赴后继，试图去探望他。尽管这些人都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打手打回，但凸显了人心所向。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正在发起联署活动，要推动提名陈光诚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官商勾结成为“制度硬伤” 中共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发家致富，已成为“制度硬伤”。法共人道报指出，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戏到了转折关口，这个转折就是社会抗争的兴起。 在这样的局势下，重庆模式成了维护中共一党统治的一剂药方。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报导说，重庆经济近年高速成长，但底子薄、基础弱、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明显。重庆為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推出“共富12条”，建立“共富的制度通道”，是实践共党的根本宗旨，落实科学发展观。 重庆模式会将中国引向哪里？ 报导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表示，邓小平曾提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再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今后还必须继续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对此，人民日报称，这是“上遵中央要求，下应百姓渴望”，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正是契合科学发展的重庆逻辑”。中共人民日报还赞重庆市民对中共党委、政府的满意度“上升到93.8%”。 中央社分析说，这篇报导对重庆的溢美之词充满政治意味，值得注意。因为薄熙来是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也是“太子党”代表人物之一。今秋中共将举行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薄熙来能否更上一层楼，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深受各方关注。如今，中共党报对重庆给予高度肯定，给人留下想像的空间。 还有分析认为，今天的重庆模式也许能暂时挽救“一党专制”，却未必将中国导向自由民主的进步文明之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谈到重庆模式时表示，“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11月29日，人民大会堂，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居中前七排77席座位，仅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一人缺席，空荡荡的座位上贴着写有她名字的字条。几乎同时，安徽政府机关里快速私议一则传言，新省长将由一名女士从中央机关空降。不到两周，中组部干部二局局长宣布完政治鉴定后，李斌成为安徽省委副书记，提名为安徽省长候选人。 　　李斌也就成为大陆现任官员中唯一的女(代)省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升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接替李斌。王侠是现任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继监察部长马、司法部长吴爱英之后又一位新晋女性正部级高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高干都是稀缺且受人注目。 　　经济博士李斌升迁路 　　现年58岁的李斌是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这个学院也是现任省委书记毕业于此最多的中国大学学院，包括现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李斌成为基层党政官员后一直干着与自己经济专业有关的计委、体改委工作，在担任吉林副省长期间，亦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发改委等经济社会领域的核心职能部门。这迥异于多数女性官员多出自组织宣传、统战群团系统。 　　不过，自副省长任上进京主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没有受到公众太多关注。当她到安徽履新时，发达的互联网甚至很难找到她的详细资料，虽然她在正部级岗位上也有三年之久了。 　　李斌在吉林任职时，恰是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出之时，传统工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次空降中部农业大省安徽后，她亦提出巩固农业基础的同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这个执政思路受到了媒体评论者的关注。 　　在常受质疑的国家计生委工作期间，李斌较少抛头露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曾有媒体记者描述她举手投足间严谨干练，讲话喜列举数字。 　　李斌之前的连续三任计生委主任钱信忠、王伟、彭云职满后均调任中国红十字会。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代表着计生委的转型。李斌曾对媒体说，“计生委”名称前面常被省略的“人口”两字才是最关键的，要把人口和中国宏观经济紧紧地连在一起考虑。李斌是唯一一个能够从计生委系统转岗到党政大员位置上者。 　　62年仅有四位女省长 　　在李斌之前，现任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1982年至1989年间任江苏省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在2000年至2003年间任内蒙古区府主席，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在2004年至2010年间任青海省省长，她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女(代)省长(区府主席)。 　　女强人顾秀莲最为传奇。她16岁作为家中长女，就为工厂做工贴补家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从技术员突击升迁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中间不知道跨过了多少级，不过文革后继续留任高层职务，直到1998年从国务院化工部长任上退出一线岗位。兼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乌云其木格从政履历则属步步上位，从教员到党报管理者，从基层组织干事到地市组织部长，在省委宣传口进入常委序列，从区委副书记到区府主席的跨度也自然流畅。 　　四人中曝光率最高的要数宋秀岩。1983年1月，年仅28岁的宋秀岩被调到共青团青海省委任副书记，从副科级一次越过数级提到副厅级，当年又转正去掉了“副”字。恰在此时，竟在团省委常委差额选举中意外落选了。后只能被外放地市，但此次波折并未影响其后仕途的顺畅。在当选青海省长时，一袭得体的黑色职业装配上红色衬衣的宋秀岩被媒体用“一枝独秀”形容。在青海工作27年后，宋秀岩进京履职全国妇联副主席。 　　相较而言，李斌则是最冷门的，而且甚是低调。履新安徽一周，还未见她在省台新闻联播这个地方领导人动态播报窗口上公开露面。 　　女性省委常委2011年增多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9个省份有女性省委常委，其中，福建、安徽、辽宁和贵州都有两名女性常委。江苏更是在去年11月省委党委换届后罕有地出现三名女常委，这在最近十几年来的地方党委换届中首次出现。 　　江苏省委常委换届前，已有两名女性常委，分别是纪委书记弘强和副省长黄莉新。出生于1962年的黄莉新年龄虽然不大，但已是老资格的副省级干部，2003年便出任副省长，2007年入省委常委，本次换届属于连任。新晋女常委是正任职扬州市委书记的王燕文，52岁的她是军人出任，有共青团履历。 　　在省委常委层，经历了去年秋冬14省市区换届，女性省委常委已达到34名，较之以前有所增加。 　　其中主政福建的孙春兰是现任中唯一一位女省委书记。工人出身的她早期职务在妇联、工会系统，关键转折点是2001年接替薄熙来，出任副省级大连市市委书记，2009年，从全国总工会空降福建省委书记任至今。 　　34名女常委中，除了孙春兰和李斌外，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有3人，担任纪委书记的有5人，担任组织部长的有4人，担任宣传部长的有4人，担任统战部长的有3人，担任副省长(区府副主席)的有6人，担任总工会主席的有3人。担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的各有一人。河南女常委赵素萍兼任济源市委书记，江苏女常委王燕文兼任扬州市委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舒晓琴，她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女性公安厅长，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位女性副总警监。 　　女性省委常委学历普遍较高，34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有26人，其中多人拥有博士学位。从年龄上看，绝大多数是“50后”。“60后”有5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乌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高晓兵、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以及江苏的黄莉新、王燕文。 　　女官员“天花板” 　　去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官方数据显示，大陆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女市长总数超过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从下至上所占同级比例递减明显。 　　地方党报曾对现任女性省委常委群体统计发现，她们从参加工作算起到达省部级序列，平均耗时30.4年。据了解，大陆公务员晋升制度，领导职务共有10个官阶，非领导职务有8个台阶，如果每5年晋升一次，当个正厅级干部也需30年。按此计算，多数女性省委常委的晋升之路不算漫长。 　　不过女性省委常委群体仕途继续上行却并不容易，她们的现职“三多三少”现象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绝大多数人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工作过，现职分管内容也多集中在纪检、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等领域。 　　华东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说，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但究竟怎么分工，并不具备必然性。 　　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认为：“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很难够得到。”她同时认为，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 　　一位步入政坛多年的女厅官受访时表示，“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女高干的去处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有13名女性，占比仅6%。 　　这13名女高干包括上文提到的乌云其木格、孙春兰、宋秀岩、李斌，两位女部长马、吴爱英，还包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去年卸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晴宜，也包括任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的邓小平女儿邓楠，此外刘延东、沈跃跃、陈至立三位女性高官格外受瞩目。 　　刘延东可算目前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列，行政职务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分管科教文卫体等工作。刘延东曾在1982年至1991年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9年，其后长期在统战、政协系统任职。和李斌一样在吉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始任现职。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沈跃跃是一名资深“团干”，从学校的团干部直到共青团浙江省委，有十多年的团干经历，其后又有地市一把手、省委组织部长任职履历，到中组部已近十年。 　　复旦大学理科毕业生陈至立是上海生长干部，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党务、宣传口长期工作，后出任国家教育部长5年，国务委员5年，分管工作与刘延东行政现职相同。从2008年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至今。 　　全国人大和全国妇联是女性高级干部到达一线岗位任职年限后通常的去处，顾秀莲退出一线岗位后，进入全国妇联，然后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两个机关也分别是宋秀岩、乌云其木格现职所在之处。 　　计生委官员通道 　　在李斌空降安徽的同时，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则进京补缺。 　　今年58岁的王侠，从出生省份陕西开始仕途，在曾是中共革命圣地的延安，历任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48岁时升任陕西省委常委，成为副省级官员。在省委副书记任上，同时兼任了专门培养党政军高官的延安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由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兼任)。这些经历显示了政治可靠性。 　　王侠所补缺的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属正部级干部，主任一职需要人大任免程序通过。按规定，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她此前没有过计生委系统的任职履历。 　　计生委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庞大组织系统，但职能已有重大转变的政府部门。 　　1981年3月，计生委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一把手由副总理陈慕华兼任。计生委的特殊性不在高层，而在于其基层组织的庞大和基层任务的重荷，计划生育工作一度成为基层政府最为核心又最为艰难的任务，其面临的困境与当前的基层维稳类似，正规编制的计生委干部之外附属着数倍的聘用人员，所采用的各种粗暴执法方式已成时代烙印。 　　计生委系统人员成分复杂，更主要是其职能狭窄，即使在计生工作上下重视时，能够转任其他核心职能政府部门者也寥寥无几。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口增加压力减弱，基层计生委组织逐渐边缘化，国家计生委也由最高时的180名人员编制减至120名。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