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编者按/ 薄熙来、王立军留给重庆这个直辖市的痕迹正在逐渐一寸一寸地被外界所知晓。这些历史的记忆能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隐藏至今，不能不让人感到可怕与悲哀。而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反思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警醒和启示。 　本报上期刊发专题报道《重庆“打黑”申诉潮》之后，再次更加深入地考察重庆“打黑”的内部机理，关注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即是“打黑”过程中对于众多民营企业涉黑资产的处置问题。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由于无视相关法律法规，使得整个涉案资产处置过程极为不透明，更为今天有关部门的清理处置带来了诸多困难。 　　强权推动的运动式“打黑”该如何早日被法制规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淘汰，恐怕是重庆“打黑”给中国执政者提出的严峻课题。 　　 调查一 　　 重庆涉黑富豪陈明亮资产“蒸发”记 　　“当时小混混来闹场子的时候，遇到了陈明亮，这些小混混吓得撒腿就跑。”12月11日，尚未装修显得有些空洞的世纪英皇大酒店大门前一位擦鞋大姐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世纪英皇大酒店前主人所谓的黑帮故事。这位大姐的身后，一片片枯黄的银杏叶飘落在地。 　　2010年7月16日，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在涪陵区看守所留下了一封写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信，但这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两个月后，他被执行了死刑。 　　就在陈明亮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材料之时，他所拥有的亿万元资产，已经在重庆市有关部门紧急处置下被划走。陈明亮和其妻子左保书最为看重的世纪英皇大酒店，也被列为涉黑资产进行处置。 　　而在薄熙来、王立军落马之后，陈明亮数十亿元资产的处置或许也有了新的转机。12月11日，接近陈明亮亲属的陈丽(化名)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由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已经与陈明亮家属进行了对接，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任何进展。” 　　 英皇前世 　　1985年，南下广东闯荡了一番的陈明亮回到重庆，与妻子左保书一起，做起了电线、电缆生意。1994年，陈明亮和左保书创立了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经营项目涉及仪器仪表、建筑材料等领域。而在资产积累之后，陈明亮对于古玩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创立的泰古三峡古玩城在重庆收藏界也极为有名。 　　财富积累的同时，陈明亮也在寻求着一个更大的机会。2003年，重庆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当年陈明亮了解到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意出售一个烂尾项目。重庆英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背景极其深厚，其母公司是香港英皇集团。陈明亮在权衡之后，前往香港与英皇集团老板郑裕彤进行了商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 　　此时，重庆房价尚未高涨，土地价格也远未达到如今的价格。重庆英皇在重庆江北红旗河沟拥有15900平方米(约合23.8亩)土地，按照当时的市价周边土地价格大约也在一两百万一亩左右。然而，老重庆陈明亮意识到这块地处于交通枢纽，未来必有可观的升值空间。 　　为了能够在收购后迅速予以动工建设，陈明亮还拉上了老朋友曾学建的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共同受让该地块。最终，陈明亮和曾学建以5500万元(约合230万元每亩)买下了这个烂尾项目。 　　由于这一项目系重庆处置“四久工程”(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范畴，重庆市还发文同意该项目享受重庆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而在记者掌握的相关文件中看到，该项目的取得符合重庆市的规定，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重庆市规划局2006年核发的建筑工程许可证显示的情况，世纪英皇大酒店项目投资金额为18000万元。该项目在2007年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随着一系列手续的完成，这一重庆著名的“烂尾项目”终于开始动工。陈明亮和妻子左保书期望在这里打造出重庆最顶级的白金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成就重庆的英皇帝国。2009年6月，陈明亮被抓捕之时，世纪英皇大酒店已经主体完工，酒店也即将进入装修阶段，左保书甚至急切地开始为酒店的窗帘进行挑选。 　　然而，随着陈明亮的被捕，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资产被收缴 　　2009年3月19日，重庆发生了哨兵枪杀案；2009年6月3日，重庆爱丁堡发生了李明航被枪杀案。当时的重庆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熟悉陈明亮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爱丁堡枪案发生之后，李明航的家人一度到处说是陈明亮所为(相关部门最终未认定)，一些朋友也劝陈明亮离开重庆暂避风头。但是已经当了15年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的陈明亮却根本没有在意，“他说：‘我出去躲什么，又不是我干的！’”于是照常与一帮朋友聚会打牌，而左保书也在准备着赶往国外与儿子、媳妇碰面。 　　然而，2009年6月5日，正在与马当(拥有大世界酒店等资产大正集团负责人，被判无期)、曾学建等老搭子打牌的陈明亮被重庆警方抓捕。陈栋说，一开始以为只是赌博的小事情的左保书也没有在意，甚至认为把陈明亮抓进去几天，也可以给陈明亮一个教训。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左保书等人的想象。2009年6月19日，左保书也被有关部门抓捕，并被关押在荣昌一个戒毒所的黑屋里，一共24个警察看守。而在左保书和陈明亮被关押期间，一场针对其资产的处置行动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记者获得一份重庆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中显示，2009年10月20日，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世纪英皇项目非法资产处置有关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城乡建委、江北区和重庆交旅集团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写明：经公安机关查实，由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世纪英皇项目，其50%的权益系陈明亮犯罪团伙违法所得，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并作罚没财务上缴财政。而在会议纪要中，重庆市财政局委托重庆交旅集团作为世纪英皇项目追缴资产的托管人，履行对世纪英皇项目50%的经营管理权，委托期暂定为一年。 　　对于这样的处置，陈明亮的辩护律师刘劲律师至今仍然有些愤怒地说：“当时还没有判刑，就已经处置世纪英皇的资产，这是不按照法律来办事，而且股东犯罪还要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把合法的公司财产也一并没收。” 　　然而，当时正值“打黑”的高潮，谁也阻挡不了重庆加速度处置涉黑资产的脚步。而已在监狱中的陈明亮也只能够选择拒绝签字来作为抵抗。根据2009年9月21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具的一份追缴通知书(渝公追缴字2009 01号)显示：“经公安机关侦查，陈明亮位于重庆国际贸易中心住宅6套和世纪英皇大酒店50%权益，以及兰博基尼轿车(车牌号渝AZ7777)，均系陈明亮涉黑犯罪团伙违法所得购买，予以追缴。”在这份追缴通知书上，重庆市公安局陈明亮专案组成员还标注：2010年9月24日20时10分，620专案组成员向陈明亮出示追缴通知书，陈明亮拒绝签字。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包括左保书新买的宾利车，以及大量的古玩等贵重物品都被公安机关予以追缴，而且并未出示清单。 　　 资产处置糊涂账 　　对于资产处置的情况，左保书在2010年出狱之后很长时间也并不清楚。 　　2010年2月4日，重庆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明亮进行了一审宣判。陈明亮被认定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贩卖、运输毒品罪，行贿罪，故意伤害罪，赌博罪，非法拘禁罪7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法院的判决，刘劲律师表示：“对于陈明亮的量刑过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以陈明亮直接负责组织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这是在以往有关组织卖淫罪的案例中没有先例。” 　　据了解，被认定为卖淫场所的大世界云梦阁开业于2001年，但是由于长期亏损，最终在2008年2月歇业。陈明亮在大世界云梦阁持股10%，属于小股东。 　　而在法院判决之后，2010年6月，同样被抓的陈明亮的姐姐(当时57岁)和陈明亮在向最高人民法院写的上访信中写道：对于没收陈明亮个人全部财产不服，在本案侦查阶段，有关银行存款、房产、汽车等财产被冻结查封，这些财产中有些属于陈明亮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有些是陈明亮在本案一审认定犯罪行为发生前积累的合法财产，两次判决都没有对这些财产的来源、权属进行甄别，这样的判决很可能造成对他人和单位的合法财产、对陈明亮个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侵害。 　　但是律师的辩护以及所有的反应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就在陈明亮一步步迈向不归路之时，重庆对于陈明亮资产的处置即将收尾。2010年2月，重庆交旅集团出资500万元成立了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开始托管世纪英皇大酒店。 　　对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如何处置英皇大酒店资产，记者与该公司党群工作部、投资发展部都取得联系，然而都以“这个事情最好问市政府”为由拒绝采访。记者多方查询之后了解到，早在2010年5月25日，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就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世纪英皇项目权益分配协议》，根据协议由甲方收购了乙方在世纪英皇酒店资产中所拥有的50%权益。知情人士透露，林建物业只获得了1.6亿元。对于此次出售，由于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不愿提供当时的收购和处置细节，因此无法掌握更准确的信息。 　　江州实业原高层表示，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中，其中7层准备用做酒店的约有6万平方米，即使按照2万元/平方米的商业价格估算，这块就价值大约12亿元，加上10万平方米的两栋写字楼，总估值近20亿元元。即使在2009年重庆官方组织的评估中，世纪英皇酒店也将近10亿元估值。而且据之前陈明亮与重庆林建物业有限公司的合约，酒店这部分资产共同所有，不能变卖。 　　但是，一切的操控权已经不在陈明亮和左保书手中，在房地产产权证上，江州实业也被重庆两江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替代。而在写字楼和临街门面已经交付使用后，共7层楼占地6万平方米的原酒店用房却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本文为作者在共识网读书会第三期上的讲演整理稿）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薄熙来那是小打小闹，模仿“文革”，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向世俗生活大规模退却，这种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那就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历史学称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属于法国，它既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 中国的“热月事变”什么时候开始？1976年。我们的热月事变有两件事，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一个汉语版的“热月事变”，把“中国的罗伯斯庇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后者差一点送上断头台，中国人开始回到正常的世俗生活。 （第一部分完）

      （一）       法律职业伦理课第7讲的读本包含了辛普森案、李庄案和重庆的“唱红打黑”。这是去年准备的，如今已经需要更新了。       重庆的“唱红打黑”跌宕起伏，连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也不敢如此构思故事情节，现实仿佛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失真的故事，在挑战我们想象力的极限。正当重庆当局高调宣示：“要办成铁案”的时候，正当重庆当局请香港导演来拍一部堪比“教父”的打黑故事片的时候，正当重庆当局聘请大手笔撰写“唱红打黑”史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英雄”王立军出于对他的上司薄熙来的恐惧和不信任，莫名其妙地走进了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唱红”的精神领袖薄熙来成了隔离审查对象；薄熙来夫人、“优秀律师”谷开来被定罪故意杀人而判了无期徒刑；李庄正在重新塑造一个好律师的公共形象。看上去曾经势不可挡的“唱红打黑”瞬间灰飞烟灭，就像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热闹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令人不可思议。此后还将发生何种戏剧性的转变，未可知也。       重庆的变化再次彰显了“依法治国”和“运动治国”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运动治国是目标本位主义。手段是否正当，取决于目标是否正当。法律不过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当法律可以实现目标的时候，法律一定会得到执行，甚至会过度执行；当法律妨碍目标实现的时候，法律就如同一纸空文，甚至不会给任何人一个机会去求助于法律。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反右”，6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80年代的“严打”都是典型的运动治国。“反右”、文革都不是没有法律，那是专政的法律，是放任“好人”惩治“坏人”的法律，而“好人”和“坏人”的角色又是随着形势变化而轮流替换的。“严打”更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实施让位于“特事特办”，法律服从于政治权威。       中国经历的每次政治运动都会给自身树立了一个正当性不可争议的目标，目标“压倒一切”，以至实现目标可以不惜代价，可以牺牲法治。在思维成为定势，定势深入制度，制度又不断复制和扩张同一思维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很难摆脱原先的思维定势，除非新思维在同一程度上转变为话语，话语又在同一程度上深入制度。否则，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都会沿着老路走下去。文革结束之后，就宣布了“不搞政治运动”，但运动治国的强大惯性并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       （二）       此时此刻，批评重庆模式会被人看成投井下石，即使我本来想发表批评意见，现在也必须避免这样做。除了把重庆模式当作运动治国的实践之一，用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件引出话题之外，我无意针对重庆模式发表任何意见。在我看来，运动治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重庆模式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        1. 运动治国和法律工具论       在运动治国的方针下，为了一个“至上”目标是可以突破法治的，而“至上”目标可以随着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而不断被重新界定。法律的创制、实施和解释都是服务于“至上”目标，并且随着“至上”目标的重新表达而发生变易。简而言之，运动治国的实质就是“权大于法”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2. 运动治国和过度执法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牺牲人权的过度执法，诸如：“镇反”、“反右”、“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严打”、XX……等等。每次发动此类运动之前，当权者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风暴肯定会伤及无辜，但是，如果顾及无辜就捆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出手就不能那么迅猛，我们瞄准的打击对象就有可能漏网逃逸。对于无辜者，我们可以在运动后期在甄别平反，他们也应当经受运动的考验嘛。”在与意识形态有关的整肃中，过度执法是运动治国的一贯之道。       3. 运动治国和有法不依       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有法不依和运动式“清理整顿”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有法不依并不是一律没有积极意义，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法不依。例如：放宽“投机倒把罪”的入罪标准，赦免带上“红帽子”的私企业主，企业所得税的法外减免，行业准入管制的若有若无，懈怠执行那些禁止人口和资金流动的法律，此类有法不依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每当有法不依导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时候，又会有一轮疾风暴雨式的执法，当局常常称之为“清理整顿”。几乎中国经济改革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都经历了若干次“清理整顿”。管制、有法不依和作为危机处理的“清理整顿”交替使用，构成了主要调控手段。在某些情况下，有法不依确实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而一阵风似的执法又能起到阻吓作用而防止失控。即便如此，这对法治也是极大的伤害，因为，这动摇了守法者对法治的信心。       另一方面，管制和有法不依常常造成奇特现象：管制成为管制者向违法者收取违法许可费的特权。在高速公路入口，警察常年向超载、超大而被禁止驶入高速公路的卡车收取罚金，然后放行；在不许设摊的路口、人行道，摊贩向街道办事处或者城管交付“占道费”，然后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占据人行道。企业向环保局交付一定的罚金之后，就得到超量排放污水、废气的许可……。       1984年，我首次来到北京，走到西直门地铁站，就听到这样的欢迎致辞——“发票、发票，要发票吗？”此后28年，每次进出西直门地铁站，我都享受同样的待遇，无论冬夏春秋，历久不衰。一个违法活动在同一地点持续而公开地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我们还能说这是违法吗？我从2004年开始使用手机的，自此几乎每天收到兜售假发票的短信，这使我相信：假发票在中国早已成为年产值数千亿以上的产业。为什么假发票能够得到宽容呢？因为，回扣、佣金、贿金、各种名不副实的虚假列支，无一不需要通过假发票去向“单位”报账，假发票成为每个单位掩盖真相必不可少的化妆成本。当陈水扁在台湾因为报假账而获罪的时候，我担心：在中国大陆，如果类似行为都受到起诉的话，那可能引发另一场规模大大超过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清算运动。普遍的违法注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沉重的遗产，它会把一切追求法治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并最终把我们拉回运动治国的道路。        4. 运动治国和选择性惩罚       放任官员违法和选择性惩罚似乎正在成为当今中国“吏治”的主要特色。贪腐官员种种离奇的行状说明，人性弱点与权力是同步扩张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人性的估计本来就不那么乐观，如果我们从来不相信权力能使坏人变好、使好人变得更好，我们不会吃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贪腐行为如何长期逃过自上而下、层层密布的官员考察评鉴系统和监管系统？为什么如此严密高效的考察评鉴系统和监管系统不能及时发现那些已经像日常政务一样公开的、常规化的贪腐行为？这些问题不是在此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       民众常常怀疑：贪腐官员落入法网是一般结局还是例外情况？如果是例外情况，那么，导致他们落入法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特定个案中，一个看上去并不那么灵敏的监管系统是如何被激活的？在治理贪腐方面存在着选择性惩罚，这至少是一个可以初步成立的假定。       选择性惩罚本身是源于法律之外而又包裹着法律外衣的治理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性惩罚？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与事实有关的政治问题。答案或者永远无从得知，或者只能凭借间接获得的、有待查证的信息而作一些假设、推定。        选择性惩罚有自身的规则，每个规则都是颠覆法治的：        规则一： 在A系统内，如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选择性惩罚的打击对象，那么，权力最大的人A1一定最安全，其他人安全系数随着权位的下降而递减。有可能对A1发动打击的力量一定来自另一个权力更大的系统AA，启动AA的力量又来自AA的上层系统。        规则二： 担心成为选择性惩罚的打击对象，A系统内的人会根据自身的情况而作出不同选择：（1）顺从A1；（2）接近AA；（3）接近比AA更高的权力。结果是，选择性惩罚驱动人们从四面八方靠拢终极权力。        规则三： 在选择性惩罚系统中，一个人成为打击对象与他的受到公开谴责的贪腐行为并没有实质相关性。因此，贪腐行为本身不会因为选择性惩罚而得到遏制。        （三）       在运动治国之下，一个国家总是难以形成稳定的规则，民众总是难以对法治本身建立信心。在运动和矫枉的每个轮回中，国家治理朝不同的方向摆动，力量在摆动中对冲，法律的演进不时中断，然后重新开始。       运动治国必定会造成无数的受难者，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和坏人的差别是：好人在“运动后期平反”了，好人的苦难得到同情；坏人连同坏人的苦难都消失在我们高贵的同情心所难以到达的角落里。       然而，没有一次运动能够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就像哥伦布航海注定不能到达印度一样。运动总是使我们与长治久安的目标越来越远，究其原因，就是运动颠覆了法治，却又无法形成有效期能够超过一个运动周期的任何规则。       依法治国必定是以本国经验为基础的法治：不是模仿任何西方、北方、东方或者南方的模式，也不是事先勾画一个宏伟蓝图，按照这个蓝图去改造一个活生生的社会。        依法治国的要点有三：       第一，法律应当与本国人民为友，处处体现人民的意愿，不背离常理、人民求生和发展的需求。一旦法律与现实脱节而无法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执政者就应当及时地废除这些法律，而不是听任法律被普遍违反。       第二，执政者应当认真地对待法律，至少不要制定自己不打算受之约束，不打算实施或者没有能力实施的法律。       第三，执政者应当放弃创设完美法制体系或者描绘法治宏图的极幼稚的举动。法治应当目标有限，态度谦卑，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渐进转型的社会，法治的进程就是设定边界大致确定的、可以容纳转型时期社会变化的法制轮廓，然后，用个案的司法解释去限定、扩张、创造和改变规则——有生命的法治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深入人心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