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

华盛顿邮报:留学与伪善 中共权贵的全球化

出国留学可以跟伪善相提并论,或者跟伪善密切相关相连,这或许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之一。这个话题也是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日前一篇长篇报道的主题之一。 口是心非的教育选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其中包括出国留学寻求最好的教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之常情,非常容易理解。 然而,在一般的国家一般的人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到了中国,有些往往就玄乎起来,甚至就邪乎起来。出国留学跟伪善的相关相连,就是这样一种玄乎和邪乎的事情,让其他国家的人,包括美国人不能不感到匪夷所思。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人咬狗”的事情,当然是最理想的新闻题材。 5月19日,《华盛顿邮报》发表记者安德鲁·希金斯和莫林·范的报道,其题目开门见山,清晰点明了这种类似于“人咬狗”的怪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谴责美国的价值观,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 于是,留学与伪善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伪善之最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外国学生的最大来源,在2010-2011学年近1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上学。为了让孩子能得到他们所认为的更好的教育,许多中国人家吐血(即倾尽财力)把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 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高级领导人家的孩子到美国上大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解释了中共及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 “中共高级官员子女在美国上大学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很少上(学费相对便宜的)州立大学,而是成批进入最高档、最烧钱的私立大学,从而赤裸裸地抛弃了中共在1949年借以掌权的那些主张平等的理想。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频发反美言论,但其9个成员当中,有至少5个人的子女曾经或者正在美国上大学。” 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女陈晓丹、另一位元老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目前都在美国最名贵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读书。《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祖孙的言论和行动的差异: “在1995年去世之前,陈云对西方价值观‘渗透’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跟薄瓜瓜的爷爷薄一波(在1989年)一道坚决要求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当时抗议者聚集在仿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建造的石膏像周围。”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 英国美国名贵的私立学校,即便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难以上得起。因此,长期高唱平等、至今依然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把子女送进英美名贵私立学校的奇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人大开眼界。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华盛顿邮报》以薄一波孙子(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被停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为例,开列了一个价目表: “(薄瓜瓜)上伦敦名贵的哈罗公学,一年学费生活费大约四万八千美元(约为30万元人民币);然后上牛津大学,在那里外国学生一年仅仅是学费就是两万五千美元(大约16万元人民币);然后再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该学院自己的估计是,在那里上学一年需要大约七万美元(大约44万元人民币)。” 然而,“在薄熙来倒台之前,他正式的工资一年不到两万美元(不到大约13万元人民币)。” 中共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哪来的这么多的钱供子女上英美这么名贵的学校?这种问题不但英美人好奇,中国人更好奇。 执政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资产可以不受公众监督,他们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或收入可以成为公众不得过问的国家机密,这也是中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共权贵的全球化 《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的报道显示了中共权贵多方面的伪善和可疑。但哈佛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则在5月20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显示中共权贵的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拥有财富对中国的权贵如此重要?为什么中国如此之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接受教育?一个答案肯定是,他们对中国的前途缺乏信心。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跻身于全球最大经济大国行列。有些人确实是预测中国过热的经济会出现硬着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权贵们敛聚财富并只是为了谋求经济保险,或者是出于纯粹的贪婪,而是一种政治防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坚持邓小平的信念,这就是中共是否能继续掌权将取决于经济进步。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在危难之秋,基于能力的权力地位也会崩溃。因此,将自己的资产全球化,把钱财转移到国外,让孩子到外国接受教育,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风险防范措施了。” 依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注意到,送孩子到西方读书,让自家人借助政府权势大举敛财,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陈云、薄一波(薄熙来)等所谓的中共强硬派权贵的做法,也是温家宝、朱熔基等所谓的改革派权贵的做法。 今日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按照日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鸟居民的说法,当今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鸟居民在4月26日在日本主要报纸《产经新闻》发表文章说: “我想向诸位介绍中国人所说的一个警句。在评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当中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派系的数人跟江泽民的关系时,有中国人说,‘这是一帮通过腐败换来团结的人。’中共最高领导层内有人就是坚守这种定规。中共下级党组织当中当然也有坚守着定规的人。” 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可笑。 这种可笑大概又可以分两种: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天方夜谭,虚假得可笑,好像是问“有八条腿的鸟吗?”有人则认为这种问题幼稚得可笑,好像是问“有两条腿的人吗?” 相关日志 2012/06/08 — BBC:中共“内部投票推选最高领导层” 2012/06/03 — 《华尔街日报》陆思礼:双重危害 2012/06/02 — 曹维录: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 2012/05/29 — 替朝廷着急–闲谈朝廷近来的窝心事儿 2012/05/29 — 何清涟:“九龙共治”下北京权力斗争的高开低走 2012/05/29 — 路透社:北京当局要求严防官员外逃 2012/05/29 — 中共对自己没信心 逾九成中央委员直系亲属移居海外 2012/05/28 — 刘志军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中纪委收缴其违纪所得(党纪威武,贪污的28亿美金洗白成了党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2012/05/28 — 陈独秀:光荣的“失败者” 2012/05/27 — 林锋: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习近平秘密谈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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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洛杉矶时报》 中国腐败官员大量外逃

核心提示:中国不少腐败官员向国外转移资产和家人并伺机外逃。这种裸官现象已经引起关注。中纪委正在施行反外逃计划,对此现象加以控制。腐败官员转移资产的目的地主要有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原文: China steps up efforts to keep officials from leaving country 发表:2012年6月6日 作者:Barbara Demick、David Pierson 发自洛杉矶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中国铁道部官员张曙光购买了胡桃市这座价值84万美元的住宅,据报道当时他的月收入仅为365美元。调查人员怀疑他想逃离中国。(《洛杉矶时报》Irfan Khan摄,2012年6月1日。】   当反腐败调查员开始调查中国的高铁项目时,他们发现铁道部一位总工程师在洛杉矶县拥有一座五卧五浴的地中海风格的住宅。 张曙光9年前购置了胡桃市这座价值84万美元的住宅,据报道当时他的月收入仅为365美元。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搬到当地,这使得调查员们怀疑他打算逃离中国与她们会合。 这一事件使得56岁的张曙光成为中国人所谓的”裸官”。这个词指的是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海外、自己也准备择机出逃的官员。自2007年发生了一系列公款被挥霍于情妇、豪宅、汽车和赌博的传闻之后,政府一直试图加强对官员的管理。 随着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3月份下台,官员腐败问题在今年政府议程上的位置升至顶峰。在针对薄熙来的指控中,他的妻子据称将夫妻俩的财产通过在境外与英国人尼尔·伍德一起设立的贸易公司转移出国,她被控杀害了尼尔·伍德。此外,两人的孩子薄瓜瓜被送到海外留学,先是在哈罗公学,然后是牛津,最近则是在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上个月他在那里毕业。 这种行为在中国官场中如此”盛行”,以至于中共的最高纪检机构正在制定一项”反出逃”计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个月审议了防止官员出逃的办法,包括没收护照、登记居住海外的家庭成员等,以监督那些身居高位的要员。 据该机构网站显示,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更加严密和有效的机制,防止不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逃。” 据本周出版的一期《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的检察官称,在过去12年中,包括国有企业高管在内的共计1.8487万名官员因涉嫌试图携带贪污的公款外逃被抓获。这本杂志描述了典型的”裸官”形象”:50多岁,即将退休,聚敛了至少1300万美元的财富。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无意中公开了一份绝密的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数万名官员将共计8000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约合1260亿美元)转移到海外。 华盛顿的”健全国际金融体系”项目追踪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官员的非法资金外流。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09年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以2.7万亿美元高居全球各国之首(是第二名墨西哥的5倍)。 这些外流资金的首选目的地是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在美国境内,洛杉矶则位居榜首。 长期担任胡桃市议会议员的林恩成(Joaquin Lim)几年前在朋友的家中见到过张曙光,他说:”洛杉矶是这些人的避难所。他们把妻子和孩子送到海外,自己继续在中国工作,以便能将钱转移到海外……这些家伙想把钱弄出中国并且保持身份的秘密。” 张曙光是中国开发子弹头列车的高级官员,这个项目充满着成本超支、收受回扣之类的问题。2011年3月,在上司铁道部长刘志军翻船之后不久,张曙光被解除了职务,国有媒体说他”严重违纪”,这常常是腐败的简称。 国有媒体上周宣布,刘志军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但对于张曙光的事情还没有报道。 人们将自己的配偶和子女送到海外并非一定说明他们腐败——例如,许多中国人更青睐于海外的教育——但是,当出现居家外迁的情形,当局就会推测这名官员没有在中国长住的打算。 中国人民大学的腐败问题专家何家弘说:”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官员对中央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念。他们心里只想着照顾自己的家人,而将国家至于不顾。” 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于很多中国公民来说出国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政府担心有人想叛国。现在,中国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者都是国际观光线路上的常客,他们充斥着大多数欧洲城市的”爱马仕”专卖店和”香奈儿”专卖店。包括国企高官在内的中国官员通常都有两本护照,一本用于公务活动,一本用于私人旅行。 何家弘说:”政府很难控制这一点。他们可以保留你的公务护照,但是大多数人都还有一本私人护照,他们可以用这本护照出国。” 对于政府实施的每一项新限制,人们总能找出其中的漏洞并加以应对。比如说,假离婚。 香港政治学者丁学良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有绿卡或是外国护照的官员及其家属的管理非常严格。一经查实,即宣告此人政治生涯的结束。但是人们会在名义上离婚,然后再结婚。” 2010年四川省的一个案例中,一家电信公司的官员李向东与妻子离婚,把妻子送到加拿大。在将要因侵吞6000万美元而被捕的前一天,李离开了中国,据说与妻子会合。 中国法律禁止公民在一年中将5万美元以上的金钱带出国,但是要规避这一限制非常容易。大陆的狂赌者频繁通过澳门的赌场洗钱。最流行的方法是建立一家进口公司,然后夸大发票数额,将多于要求数目的钱转移到海外。 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家史宗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每年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通过贸易单据跨越中国国境。伪造的单据让人们在外汇监管者的眼皮底下转移大额资金。” 这些方法取决于你的胆子和创造力。温州一个区的党委书记杨湘洪2008年为其女儿在巴黎安排了一场婚礼,随后在一次出访时叛逃,据信他从房地产开发商那里受贿1200万美元。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没那么幸运,他以自己兄弟的名字在南太平洋岛国瑙鲁取得了第二本护照,2010年( 译注:胡星试图外逃时间应为2007年。 )在因腐败丑闻被调查后试图移居加拿大。 他差一点就逃走了,但是回香港接其情妇时碰到了麻烦。他俩在新加坡被警察拦下,被迫返回中国,在那里被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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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留学与伪善

出国留学可以跟伪善相提并论,或者跟伪善密切相关相连,这或许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之一。这个话题也是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 》日前一篇长篇报道的主题之一。 *口是心非的教育选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其中包括出国留学寻求最好的教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人之常情,非常容易理解。 然而,在一般的国家一般的人看来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到了中国,有些往往就玄乎起来,甚至就邪乎起来。出国留学跟伪善的相关相连,就是这样一种玄乎和邪乎的事情,让其他国家的人,包括美国人不能不感到匪夷所思。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是所谓的“人咬狗”的事情,当然是最理想的新闻题材。 5月19日,《华盛顿邮报》发表记者安德鲁·希金斯和莫林·范的报道,其题目开门见山,清晰点明了这种类似于“人咬狗”的怪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谴责美国的价值观,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 于是,留学与伪善就这样纠结在了一起。 *伪善之最* 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外国学生的最大来源,在2010-2011学年近16万中国学生在美国上学。为了让孩子能得到他们所认为的更好的教育,许多中国人家吐血(即倾尽财力)把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 然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府高级领导人家的孩子到美国上大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解释了中共及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 “中共高级官员子女在美国上大学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很少上(学费相对便宜的)州立大学,而是成批进入最高档、最烧钱的私立大学,从而赤裸裸地抛弃了中共在1949年借以掌权的那些主张平等的理想。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频发反美言论,但其9个成员当中,有至少5个人的子女曾经或者正在美国上大学。” 中共元老陈云的孙女陈晓丹、另一位元老薄一波的孙子薄瓜瓜目前都在美国最名贵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读书。《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祖孙的言论和行动的差异: “在1995年去世之前,陈云对西方价值观‘渗透’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跟薄瓜瓜的爷爷薄一波(在1989年)一道坚决要求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者。当时抗议者聚集在仿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建造的石膏像周围。”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 英国美国名贵的私立学校,即便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难以上得起。因此,长期高唱平等、至今依然声称在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把子女送进英美名贵私立学校的奇景,让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人大开眼界。 英美名贵学校到底有多贵?《华盛顿邮报》以薄一波孙子(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被停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为例,开列了一个价目表: “(薄瓜瓜)上伦敦名贵的哈罗公学,一年学费生活费大约四万八千美元(约为30万元人民币);然后上牛津大学,在那里外国学生一年仅仅是学费就是两万五千美元(大约16万元人民币);然后再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该学院自己的估计是,在那里上学一年需要大约七万美元(大约44万元人民币)。” 然而,“在薄熙来倒台之前,他正式的工资一年不到两万美元(不到大约13万元人民币)。” 中共及其政府高级官员哪来的这么多的钱供子女上英美这么名贵的学校?这种问题不但英美人好奇,中国人更好奇。 执政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资产可以不受公众监督,他们的来源不明的财产或收入可以成为公众不得过问的国家机密,这也是中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中国特色之一。 *中共权贵的全球化* 《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的报道显示了中共权贵多方面的伪善和可疑。但哈佛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则在5月20日《 纽约时报 》发表文章,显示中共权贵的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拥有财富对中国的权贵如此重要?为什么中国如此之多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接受教育?一个答案肯定是,他们对中国的前途缺乏信心。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跻身于全球最大经济大国行列。有些人确实是预测中国过热的经济会出现硬着陆,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权贵们敛聚财富并只是为了谋求经济保险,或者是出于纯粹的贪婪,而是一种政治防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坚持邓小平的信念,这就是中共是否能继续掌权将取决于经济进步。但是,即使是在中国,在危难之秋,基于能力的权力地位也会崩溃。因此,将自己的资产全球化,把钱财转移到国外,让孩子到外国接受教育,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风险防范措施了。” *依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注意到,送孩子到西方读书,让自家人借助政府权势大举敛财,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陈云、薄一波(薄熙来)等所谓的中共强硬派权贵的做法,也是温家宝、朱熔基等所谓的改革派权贵的做法。 今日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按照日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鸟居民的说法,当今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鸟居民在4月26日在日本主要报纸《 产经新闻 》发表文章说: “我想向诸位介绍中国人所说的一个警句。在评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当中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派系的数人跟江泽民的关系时,有中国人说,‘这是一帮通过腐败换来团结的人。’中共最高领导层内有人就是坚守这种定规。中共下级党组织当中当然也有坚守着定规的人。” 中国是一个“靠腐败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可笑。 这种可笑大概又可以分两种: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天方夜谭,虚假得可笑,好像是问“有八条腿的鸟吗?”有人则认为这种问题幼稚得可笑,好像是问“有两条腿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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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 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1-6月更新)

s与时俱进《[转]正部级的官员,全家人都在中国的,只有一个人》2012-05-31 54lws《你丫也配谈道德?》2012-03-08 未满《[转载]中美军人墓园凸现出两种什么价值观?》2012-05-29 未满《为人民服务》2012-05-18 未满《毫不犹豫的还你一句,傻逼》2012-05-10 未满《彪悍的人生不需要带套》2012-05-08 周而浮世《中共数省党委缺位军方常委引关注》201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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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悉尼晨锋报》太子挟天下

核心提示:中国的商业与太子党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而共产党对这种愈演愈烈的腐败束手无策。 原文: 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the sons 作者:John Garnaut,SMH驻华记者 发表:2012年5月2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 血缘关系 :一些最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政治精英正在挟持中国社会和经济,以达到他们”将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照片:AP】 当中国政坛推手曾庆红想见识一下原汁原味的澳大利亚时,外交部官员安排的第一站是请他在布里斯班的晨溪酒馆喝啤酒和吃超大牛排。之后,全班人马举师前往悉尼。他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拥有的福克斯电影厂里见到了正在拍摄《红磨坊》的男女主角——妮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伊万·麦格雷戈(Ewan McGregor)。有位陪同官员描述说”他笑得嘴角都咧到耳根了”。 下一站是与拉克伦·默多克(Lachlan Murdoch,鲁伯特·默多克的儿子)和妻子莎拉·欧海拉(Sarah O’Hare)共进早晚餐。地点是在他们位于Point Piper区Wolseley路上的豪华别墅。老默多克和他的最新一任太太邓文迪也到场作陪。邓文迪当晚穿着了一套紧身的绿色礼服。她的工作不仅是为曾庆红充当导游和翻译,更主要的是向曾庆红游说为什么新闻集团的星空卫视(Star TV)应该在在中国落地。一名陪同人员说”毫无疑问,唱主角的是邓文迪”。为能确保为曾庆红准备的豪华海鲜晚宴万无一失,悉尼最高级的餐馆对外休业一日,以便厨师能够全力以赴,务必让贵宾们能在夕阳笼罩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黄金时段品尝特大青边鲍鱼和其他海鲜。 曾庆红显然非常享受在晨溪酒馆时摘掉领带,挽起袖管,与赌马的客人们玩笑戏谑的一刻,但是默多克豪宅窗外的壮丽海景更让他印象深刻。2008年,在曾庆红扶持习近平上马成为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候选人后不久,他的儿子曾伟以$3200万澳元的价格,在同一条街上购入了一座有九个车库,拥有几乎相同海景的别墅,与老默成了隔街对门的邻居。 【图: 薄瓜瓜 :在被政治局除名之前,热衷于毛泽东思想复苏运动的薄熙来每个月领取的国家工资约是$1600美元。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租了一套总统式的公寓,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汽车。图片: 路透社】 这座名为Craig-y-Mor的别墅有着一百年的历史,曾经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股票经纪人Rene Rivkin的家(注:Rene Rivkin曾因内幕交易而被判刑,2005年自杀)。这笔地产交易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引起外界的注意,起因是曾伟向当地的瓦拉拉市政府申请,要求将现有建筑推倒,然后花费$500万元重建一座更加辉煌的别墅。曾伟几经周折最终战胜了市政府,拆建工程即将开始。但是,他几乎从不在这里居住,因为有钱可赚的地方至少目前仍然还要数中国。 “他们不住这里。”Gavan Slaughter说。他协助照管曾家在悉尼的居所,也是他们的发言人。他向记者表示会将查询转交给曾伟,但是不要抱有会得到答复的期望。曾伟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澳大利亚境外。他们在北京有一套别墅。 中国市场的诱惑力正在史无前例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拒绝收敛一下无比强大的管理权,让其受制于法律。无数胸怀大志的官员和企业家发现,如果不巴结太子党或是其他与党国”有关系”的人物,不仅会让致富困难重重,而且自己的财富也不能得到安全保障。他们自然要向太子们靠拢,深知诸如曾庆红和曾伟这些革命元老和领袖的儿孙后代能够为他们开启大门,能够确保政府和竞争对手不敢侵犯他们的利益。 【图: 曾伟 :曾伟以$3200万元的价格买入了位于Point Piper区内的Craig-y-Mor百年别墅。在这之前,他的父亲,人称”政治推手”的曾庆红在路对面的默多克家中做客吃饭。】 曾伟购买豪华别墅一事至今仍然是能够得到证实的中共高官后代炫富的最惊人案例。在这笔交易后的四年,中国领导人再次因为没有能力亦或没有意愿控制特权肥水流入自家亲属后代手中的问题再次陷入窘境。总理温家宝的改革倡议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他的妻儿利用家庭地位大肆为自己创造商机。薄熙来被政治局除名后,他的家庭经济往来情况受到了外国记者的细致关注。他现在也被曝光是一位”说一套、做一套”的领导人。 当薄熙来领着每月约$1600美元的国家工资,在一个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121位的地方为复苏”毛主义”奔忙的时候,他的儿子在牛津大学租住的是一套总统式的公寓,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汽车。薄熙来的哥哥改了自己的姓名,手中掌握着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银行下属企业的股票,价值$1000万美元。根据彭博社调查能够确认的资料,薄熙来的两个大姨子(他妻子的姐姐)共同控制的商业利益总值$1.26亿美元。在英国人海伍德(Neil Heywood)死后,薄妻谷开来被指是杀人元凶,因与一度是朋友的海伍德发生金钱纠纷而将其杀害。 曾庆红、薄熙来和温家宝都拥有出类拔萃的个人能力、魅力和亲和力。曾庆红和薄熙来两人均出生于革命贵族家庭,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积累个人权力和捍卫现有政体,而不是陷入财富的陷阱。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地方,又是一个只要有合适的关系便可大笔敛财的地方。即便是生活朴素、笃信理想主义的领导人也会发现,要想杜绝家人接受那些不请自来的权力和慷慨赠与是多么困难。 【图: 温云松 :总理温家宝的儿子Winston Wen(注:温云松的英文名)是投资银行和私募资金圈子内最有名的”太子”。】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九名委员中,至少有六人的子女因为家庭地位而获得了极为可观的个人利益。自从天安门悲剧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没能找到一条即能限制领导人家庭特权势力,同时又能避免分裂和保证党内团结的出路。这正在逐渐成为威胁中共政权生死的”命门”。 历史 1986年,贫困的中国尝试性地向世界市场开启了国门。从那时起,”太子党”中存在的腐败问题便一直没有受到共产党的真正重视和处理。主张改革的前党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向一些人开战。他甚至亲自下令国安机关逮捕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参与贪污和淫秽活动(据说他向解放军部队内的一些人出售淫秽录像带)。胡耀邦的大胆行为让许多中国革命元老担忧,因为这些人都有子女涉足剪不断理还乱的商业交易。胡耀邦的儿子认为,他父亲企图遏制太子党腐败的行为是导致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下台的原因之一。 【图: 江绵恒 :受美国教育的江绵恒既是一名企业家,又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他的财富来自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与高盛集团联手为他投资的电讯公司注入了$3.25亿元的资本。】 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特别是最高层领导人子女的敛财暴富行径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在胡耀邦逝世之后终于导致了天安门示威活动的爆发。胡耀邦的接班人赵紫阳也同样主张改革。面对示威者,他承诺清查公布自己家庭的财产情况。但是,赵紫阳随后即遭到停职并被软禁起来。江泽民从上海空降北京,接任赵紫阳的职位,肩负着弥补中共内部出现的裂痕的任务。随同他进京的是太子党派系的”权力推手”曾庆红。不久的将来,曾庆红的儿子也将成为住在 Point Piper的一位”太子”。 新任领导人的使命不再是限制太子党的肆无忌惮,而是转为如何管理这群”高高在上”的太子们的自大、野心和妒嫉,并从中获得最有利的政治支持。曾庆红成了所有寻求支持、职位和意见的人都渴望巴结的关键人物。中国权力最大的太子党们被曾庆红哄诱、控制和操纵在其手中。但是,曾庆红那种强大的劝说能力却在自己的家中遇到了挑战。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儿子。 家庭 1993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请求一位家庭朋友安排自己的儿子曾伟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就读大学。因为中国竞争激烈,曾伟没能在国内考上大学。根据熟悉情况的人回忆,曾父当时关照这位朋友”让他出去,到餐馆参观,不要让他依靠别人。”曾庆红的朋友在华人社区中为曾伟找了一位担保人,并且安排了大学的入学手续和住宿。 但是,时年25岁的曾伟并没有出现。曾庆红后来很是自豪地向这位朋友解释,他的儿子改变了想法,决定做一名普通的商人。曾伟辛辛苦苦地做贸易,买卖别人需要的东西,甚至还给自己的父亲送去一卡车西瓜以示证明。但是,曾庆红和他的朋友都丝毫没有想到,在曾伟作出不去墨尔本上学决定之后的一年内,他已经从西瓜商贩变成了推广百万美元巨型活动的大腕儿。曾庆红的朋友回忆说,1994年,北京足球队和AC米兰队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表演赛,他在贵宾包厢内见到曾伟,于是想把曾伟介绍给中信集团的王军,结果非常尴尬。”王军说,’我跟他很熟,这场比赛就是曾伟赞助的。是他邀请AC米兰队来的。'”这位朋友说,”他就这样从(出国)读书变成了卖西瓜,然后变成了干这个!” 1999年,当曾庆红计划来悉尼访问时, 他的儿子已经成为了富豪级的人物。中国各地踌躇满志的商人,包括他父亲朋友的子女们,都迫不及待地渴望把曾伟拉拢在身边,因为他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掮客的儿子。 “讲到这些事儿吧,高官子女担任政府要职,又在私人领域赚大钱啦,我觉得这很自然,或许也没什么不好。”一名在中国的外资投资银行中国主管这样说。他承认自己也是曾伟的朋友。”这钱不是他们赚就是别人赚。” 默多克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也深知他的财富需要依靠政客们的支持。当他听说曾庆红有计划访问澳大利亚时,即刻命令手下向澳外交部展开电话攻势,最后成功地争取到了曾庆红在悉尼停留日程中的一大部分。 在Point Piper区的别墅内,默多克邀请了原住民吉他歌手Jimmy Little作现场表演,还让艺术顾问Jean Battersby把最好的澳大利亚艺术品悬挂在各面墙上。邓文迪的工作不仅是为曾庆红充当导游和翻译,更主要的是向他游说,让他信服为什么新闻集团的星空卫视的落地对党来说是件好事。与往常一样,曾庆红的好奇心、含蓄稳重以及和蔼可亲的形象给所有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次年,曾庆红在北京回请默多克和邓文迪观看京剧,以兹答谢。 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可谓用尽了甜言蜜语。他赞助出版了邓榕撰写的其父邓小平的回忆录。邓榕丈夫的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军火集团之一。默多克手下的新闻集团和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组成财团,共同为曾经留学美国的企业家江绵恒所运作的一个电讯项目注入了$3.25亿元的资金。在江绵恒的父亲,也就是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精心策划之下,中国最大的电讯公司的三分之一资产被转入了江绵恒的公司,默多克的投资也无疑变成了一座小金山。凤凰卫视是默多克与一名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共同创建的合资企业,也再次证明默多克面对敏感的中国媒体是何其灵活。 2002年,曾庆红首先获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他的政治保护人江泽民从第一线引退下来。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国家官员和企业家们继续努力培养发展与曾庆红的关系,享受他的权力所折射出来的灿烂荣光。在曾庆红主管香港工作期间,他常住香港的弟弟因为惯常采用强势手段介入商业机会以及能为在大陆遇到法律问题的香港商人穿针引线解决问题而名声在外。 与此同时,曾伟的目光正在聚焦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 据一位曾家的朋友和曾伟的商业伙伴回忆,曾伟在1990年代结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王益。当时的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才刚刚开始,许多国有企业都在规划上市。证监会掌握了这些企业的重要信息。这一发现让他们两人的友谊迅速发展。不仅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上市也必须获得证监会的批准。换言之,证监会的手中掌握着企业能否上市的生杀大权。 王益后因违反证券市场规定而受到中共的扣留调查。曾伟也因与王益的关系而陷入被动地位。王益最后因为其他贪腐行为被判刑入狱。 2007年,《财经》杂志的记者经调查发现,账面上拥有净资产740亿人民币($120亿)的鲁能电力公司将其92%的股票以总计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两家名称不详的私人企业。刊登跟进报道的这期杂志发行后,杂志编辑们受到巨大压力,上架的杂志被迅速收回。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领导人了解了涉及这笔交易的太子党的身份之后。据来自与曾家有密切关系以及参与调查的人员透露的消息,在这起涉及秘密转移数十亿国家资产的交易中,最敏感的人物就是曾伟。 曾伟还与山西的煤老板有合作关系。他的一位商业搭档三月份时在海滨度假胜地为女儿举办婚礼,有报道说光是嫁妆中就有六辆法拉利汽车。 曾伟与一家名为人和商业(Renhe Commercial)的香港地产发展公司也走得很近。这家发展公司的收入来源是能够快速通过军方的审批程序,将中国南方各地的防空洞改建为地下商城。在曾伟购入Point Piper区别墅和人和商业公司在香港股票交易挂牌上市前不久,人和商业的总裁戴永革(音)成为了曾伟和其妻蒋梅在澳大利亚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董事。 含义 与今日”太子党”插手国家利益,转为私人财富的行为相比,1980年代他们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混为一谈的做法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一些最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警告,政治精英正在挟持中国社会和经济,以达到他们”将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私营企业圈子中类似的警告也不绝于耳。在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同时,企业家们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和经济保障日益感到不安。 中共太子党处理个人财富的手法通常都是深藏不露,甚至会使用不同的身份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们是横跨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桥梁。不少人都参与或创办了投资机构,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是私营领域创富的润滑油,也是堵塞血管的肿瘤。股票市场被用作把家庭政治资本转化为现金的工具。与此同时,现金又为他们在政界换回权力。需要签订巨型合同的国有企业会优先照顾这些人。作为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回报,企业会受到政府法规的保护。 在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圈子内,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中宣部部长的女儿李彤和冯绍东(中国人大主席的女婿。其岳父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总管)是最广为人知的几名”太子党”。不过,根据一些与他们有交往的中国商人的说法,在远离交易程序相对透明的股票市场,其他九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子女们也都在十分勇猛地捕捉商机。 这些人包括父亲是主管中共统战工作的贾建国(其父亲贾庆林,他涉足北京最有争议的工程之一,东直门地铁站开发工程),主管反腐工作的原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促成了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这桩极为复杂的交易损害了许多债权人的利益)和石油大亨和主管治安工作的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他掌握着与中国最大石油公司的合同)。 六名领导人子女的经商活动与他们的父亲(或岳父,如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所主管的领域有关。 在中国强大的媒体审查和宣传部门的帮助下,涉及干部子女的私人交易消息永远不会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但是,中国官方宣传机器也会在合适自己需要的时候反映公众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媒体在薄熙来下台之后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新华社在4月14日发布的评论说 “部分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因为以权谋私和无视法律而激起公愤”。 在用社会主义理念证明其独裁统治合理性的同时, 中共领导又允许自己的子女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言行不一的伪善行为不仅使他们与普通公民阶层渐行渐远,同时也让太子党集团面临分裂。不少声称捍卫平等理念的人们表示,近几年执政的领导人背叛了他们的父辈流血牺牲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党的事业可能会毁在当今领导人的手中。这些革命元老的后代们不认可他们属于”太子党”的一员,并认为这个称号带有封建色彩。他们要公开跟那些”纯粹的官僚子弟”的子女(如前所述)划清界限。 “最近这些年,我们听到有’官二代’的说法。但我们不是。我们是’红二代’。”胡木英说。她的父亲胡乔木曾长期担任为毛泽东撰写文稿的工作。胡木英是颇具规模的”红二代”机构的负责人。”我父亲那一代人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但是,今天的干部是为仕途升迁,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及利益。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利用父母的权力获取巨额利润。” 中国共产党”红二代”们的铿锵言辞似乎让人相信他们将会为了”反腐”而奋不顾身。但是,他们的表达决心的口号也只限在自己的家门外喊喊而已。胡木英没有谈到的是,她的亲弟弟胡石英在1986年因为贪腐罪行入狱。这是主张改革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下的命令。胡木英从未原谅胡耀邦的这一决定。 在政治分析家的眼中,曾庆红和他的政治庇护人,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是现代太子党生意的始作俑者。 当默多克计划建立一个全球卫星电视网的时候,他竭尽全力示好巴结的也是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虽然默多克大力游说,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和退出市场告终。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在曾庆红的安排下,太子党派系的习近平被提拔为副总理。曾庆红急流勇退之后的活动主要就是为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作顾问。据曾庆红的朋友透露,由于自己儿子的商业活动,曾庆红谢绝担任任何哪怕是荣誉性的职位,因为这会为政敌提供太多的弹药。这位朋友说,曾庆红的主要工作局限在为江泽民出谋划策。 现在看来,曾庆红的默多克Point Piper豪宅别墅之行给曾家带来的长久影响就是他的儿子最终决定以商业移民定居澳大利亚。就像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一样,曾伟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远离令人提心吊胆的中国政治和商界。纪委审查也促使曾伟要为自己安排一处海外避难所,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25年的行为可以证明,他们无意管束自己的子女。 John Garnaut 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太子党的书。本文也同时发表在《外交政策》上。 相关阅读: 点击阅读有关” 太子党 “的时事专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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