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

旧文，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十年前迷笛音乐节还只是个地下免费演出，舌头乐队压轴演出，吴吞在台上发出一段著名宣言：“如果你们的身体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如果你们的心灵正在被摧毁，那就让他们摧毁吧，对于我们那没有什么，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骨头，不应该被埋在地下，它应该成为梯子或者工具或者绳子，但是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一个希望的火把。重要的不是摇滚乐，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十年过去，社会的本质没变，但时代的氛围变了，从一代人去那儿相互死磕，到一代人来这儿相互撒娇，希望的火把烤出一串鸡翅，自由已成鸡油，鸡油引导人民，酱油引导人民，中石油引导人民，那些坑坑洼洼苦大仇深的铁托老脸一一终于被新时代的洁面乳控油成功。   有趣的是在一部摇滚纪录片当中，吴吞在迷笛舞台的经典语录——“这个时代摧毁了一切，但是它至少给了你反抗的权利”，字幕上显示的却是“这个时代没有给你们反抗的权利”。这个反动的篡改已经说明了一切。   对这个鸡油酱油石油控油的时代，即便你没有反抗的权利，好歹还有反讽的权利。是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还是让我在雪糕上撒点盐？就像雪糕里的一根鱼刺，体制内的一根鸡鸡，你慢慢软了。   无力反抗，唯有游戏。反文化——强硬的对抗性的地下文化——在今日已逐渐蜕变为消费文化亚文化，或者用一个臭了大街的词儿：创意文化。   红色文化依旧遮天蔽日，然而同样遮天蔽日的网络娱乐文化也可以消费和消解红色文化，革命至死不如娱乐至死。在革命至死和娱乐至死之间，我们苦逼地活着，苦中作乐。   比如黄艺博的五道杠，乍看是红色文化主流榜样故事，却迅速沦为娱乐段子。在这个五道杠革命励志故事中，黄艺博小朋友甚至成了弱势一方。因为他的父亲仅仅是一个退伍军人，虽有官本位意识，却远没有官本位资本，而拥有官本位资本的，满脑子想的是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你以为他们真的会从小教育孩子看cctv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看那些连他们自己都懒得看的官样文章？你以为他们会在家里教孩子唱红歌？傻孩子才学黄艺博，好孩子当学薄瓜瓜。唱红歌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差人来给自个儿唱堂会，唱堂会只是壮声威，搓麻将才是正经事——官本位权力博弈才是王道。 两岁就开始看新闻联播，一生下来就老了，从小狂打革命激素看上去阳光灿烂的小黄只是红色文化遗老遗少的一条可怜的影子，在权贵社会主义兼资本主义的官本位文化和商业消费娱乐文化之间左右不是人。   五道杠革命励志故事无非再一次暴露了中国教育的致命缺失：缺失平等教育，权力崇拜；缺失诚信教育，代儿子开微博把儿子当傀儡；缺失多元自由教育，用一元政治文化闭目塞听。   然而就在人们撩起袖子批判这种红色文化封闭教育的同时，五道杠已经在南锣鼓巷流行起来了。前几天我去参加土豆映像节，有个叫性感玉米的获奖者就是系着红领巾佩戴五道杠上台的，五道杠摇滚青年最近也开始在酒吧中出没，红色革命文化只不过再一次为亚文化消费提供了创意的银子——红歌主要是主旋律公款消费，而五道杠则属于小资文青创意市集哦。   英国报纸给小黄同学起了个威震全球的名字：mini mao。小黄掠美了，原本这样的名字似乎应该献给毛新宇将军才是。“迷你毛”——如此政治波普，一针见血地揭示政治与消费娱乐文化之间的暧昧现实：这是一种迷你的红色游戏。尽管黄艺博从不玩游戏，但游戏却会玩他——甚至真的不妨开发一种“五道杠圣斗士血洗天朝”的网游——我的意思是：您老人家用不着担心孩子们真的会通通被砌成红砖墙，如今一条道走到黑五道杠走到红的孩子还是极少数的，老毛早就被“迷你”了，政治被波普了，小黄被娱乐了，他之所以被娱乐，是因为只有他还被父亲揪着用鸡血涂抹红领巾。   那么，娱乐就是力量，游戏拯救中国？why not？与狼共舞。   然而祖国母亲总是袒胸露乳地扑过来用奶子一把堵住你噎死你。记得汶川地震周年祭时，我当时上初一的侄女写了篇作文，最后一段是：“孩子们又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汶川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我不得不提醒她：地震才过去一年，你说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恢复往日的喧闹呢？她委屈地说：“这一段是老师规定必须要写的。每个人都必须这么些。”她可怜的舅舅居然忘了这类红色作文本来就是没什么自选动作的。现在三周年了，我想在她的作文里，孩子们肯定比以前更幸福了吧。   我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紧箍咒犹在，大人灌输给我的作文秘诀无非就是要多引用毛主席语录。这还不容易！我的处女作写的是去广场跑步锻炼，写到结尾大笔一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从小锻炼身体。”毛主席可没这么说过吧？我生怕被大人揭穿。但是这篇作文得到表扬，嘿嘿，于是后来我变本加厉地炮制杜撰主席语录 ……我何尝不是一个mini mao？只不过小黄同学是对媒体的谎言也信以为真，而我是从小学会以假攻假。   我侄女最近考高中，考试前我忠告她作文一定要中心思想明确，要有光明的尾巴，而这，也正是当年我父亲教我的。她懂的，唯有这样才能考高分，才不用走后门，或者被走后门的同学挤掉，才不用花父母更多的“赞助费”（分数不够的学生可以多付一笔所谓赞助费“破格录取”）。   有一次，她跟我说过：“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要把同学分成优等生和差等生？为什么得罪老师就要被开除？”我告诉她，十六岁以下的学生，美国是规定一律不准开除的；我还告诉她，现在有的小学从一年级就按学费高低分成不同的班，其中一个分别是：好的班有空调，而差一等的班没有。   吾国的教育，一个是撒谎教育，一个是等级教育，或者说不平等教育。这样的社会是在自杀。    另一个教育，成功得飞起的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乃至爱国军事主义教育。黄艺博的父亲黄宏章说儿子“看到中国在国际上受欺负了，他就说我要长大，我要打仗去，我要跟他们讲理。”可笑吗？你忍心嘲笑一个孩子吗？可我们身边难道不是埋伏着千千万万这样的mini mao，就说那些三年前抵制家乐福的革命艺术家吧，有的抵制在法国举办的艺术展，有的拒绝与欧洲乐手同台演出…… 他们的脑子就比小黄强吗？   迷你毛，龙凤之国一地鸡毛。   怕就怕，五道杠不只佩在臂上，而是烙在身上，像血印。   写这篇小文正好是在5月16日，一个生于1990年的女诗人过生日，我说你生日正好是文革纪念日，她很吃惊：怎么我不知道，从来没人跟我说？我只知道几天前是汶川地震纪念日。我说：天灾可以纪念，人祸就算了。随后我做了个小小的历史调查：知道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吗？她说知道呀。我又问知道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吗？答：自然灾害嘛！   这就是党国成功得一塌糊涂的革命历史教育：天灾，彻底抹去人祸。我跟90后女诗人说：这个时代的牛逼之处就是让你们这一代不知历史没有来历，一出道便屁股朝天大国崛起。   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总得有《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这是十年前，木推瓜乐队一首反面乌托邦红歌，或许可以拿来纪念文革——或许，不仅仅是文革：   革命汹涌得像波浪，狂风刮到鼻子上，我们闻着口号打倒了他，结果嗅错了方向，我们红得像砖墙，赤血浸到鼻子上，我们嚎叫着热爱你啊，跄跄跄跄跄呛够了呛，我们新鲜得像嫩芽，教育烂到了鼻子上铁渣的时代呀，钢钢钢钢钢钢，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木推瓜《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http://www.xiami.com/song/180047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对青年一代寄以希望，似乎是敌我双方都爱做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而在此前四年的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1月15日，他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所作的证词中提出，“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强调，要用“精神与心理的力量”达到目的。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断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而在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地将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概括为六点：1.“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2.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它们并未被遗忘”；3.“决不牺牲它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4.“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5.“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6.“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如果我们剥除杜勒斯言论中的“冷战”色彩，而将其还原为一种希望世界大同乃至世界共同进步的追求时，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策略取得了完胜。不妨先看苏联和东欧。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8年我曾研究并草拟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大学生，其总量可达一万人之多。我甚至草拟过一封给布尔加宁的信，想邀请数千名苏联学生来这里，费用由我们支付，并由苏联人自己决定是否邀请同等数量的美国学生去他们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他的回答是“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 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对苏联和东欧而言，后来苏东的解体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果如何？可以说如愿以偿——30多年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苏联和东欧迅速瓦解，纷纷抛弃传统专制体制，走上现代民主道路。苏联分裂成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15个国家。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剧变的类似事件。其中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分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五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统一。 对中国，西方也有意焉。美国新闻署发表文章公开声称：“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花点钱是值得的，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我们决不要忽视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强人员往来，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来中国的教授有很多，分布在全国20几所重点院校，花费达数百万美元。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从而完成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有人开玩笑说，一旦中美交恶，最大的人质就在美国。此话如何说？乃因美国是全世界高干子女最集中的国家，许多高层领导人的子女，都曾留学美国， 纽约是高干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高干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尚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干子女，并无确切统讦数字，有人估计约在三百人之谱。比如刘少奇次女刘亭亭，文革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文系，一九八一年考取哈佛大学商学院，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纽约。最初给著名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后来自立门户，她的前夫是中国文化名人萧三的儿子萧和平。陈元的儿子就读康乃尔大学，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一九八三年来美国留学，在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回国。一九八六年与原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彬共同创办一家专营高科技投资的公司，中国新技术投资公司，陈伟力任公司副总裁。一九九二年四月，她与张晓彬等人，与外资、港资合股，在港成立中国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同年底，又与李嘉诚合作，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某集团和大泉国际，创立上海国际和第一上海两大公司。陈云的小儿陈方，曾在部队当过兵，妻子宋珍珍是宋任穷的三女，宋珍珍在八十年代也赶上出国潮，在美获硕士学位后，找了一份工作，为了与陈方在美团聚，她特地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让丈夫来美读书。陈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却因陈云极力反对未能成行。邓质方八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取得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刘小元后来也在同一所学校，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即为美国公民，在法律上必须效忠这个他的祖父辈发誓要埋葬的国家。又比如，重庆红歌书记的儿子薄瓜瓜现为牛津大学学生。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哲学学生会主席、牛津大学最高联合总会常务理事、2008北京奥运会海外学生志愿团团长、英国亚当史密斯经济研究会会员。全球亚洲协会曾将他评选为38名杰出华人学生之一。 据说他“多才多艺 精通马术击剑”！ 我们说“贵族产生起码要三代”，这些远渡重洋到资本主义世界镀金的高干后代大都已经是第三代，我们完全有希望他们在民主社会的生活工作会给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追求，因而也有可能从所谓的“无产阶级”转变为“有地位有财富有思想有追求有创造”的“五有新人”，从而为中国的顺利转型做出类似英国贵族在他们国家转型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毕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