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1)  | 标签: 911 , 九一一 , 恐怖主義 文/林达 2011年，又临9.11，十年过去，有必要作个回顾。 一，什么是9.11事件 十年了，还有必要问9.11是什么吗？让我们看《凤凰卫视》的9.11十周年专题纪念片，它只有两句话。在播放了奥巴马宣布美军杀死了本拉登，「世界更安全」之后，影片总结道：「报復和制裁能带来真正且永久的安全吗？让宽恕走在正义之前，我们才能离和平不远。」 它至少指出：9.11涉及世界和平。可是，反恐是报復，恐怖袭击的存在是受袭者宽恕不够吗？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9.11事件究竟是什么。人们印像中，9.11是一小撮极端仇美分子，劫机撞楼，造成三千平民丧生。再深入一层，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它都是一个国际安全的划时代事件。 9.11是十九个非军事人员，瞬间打了世界大战的一场大战役：它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超过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它的特点是无预警、后续不可测，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战时反应：美国政府全部转入地下掩体。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法国的欧洲议会总部、比利时的北约组织总部，同时紧急疏散。北约宣布启动1949年制定的共同防卫机制。此机制为冷战设置、经歷多次危机及区域战爭，四十年未曾启动，却为了十九个非军事人员的袭击开启：北约预警飞机隨即到美国本土巡航。 罪犯杀了人，扬言要继续杀，首当其衝的问题当然不是报復，而是如何制止他进一步杀人、解除危机。 联合国的维护国际安全机制，根据二战经验建立，旨在预防国与国之间常规战爭。安理会採用外交斡旋、制裁、派维和部队等一系列「集体办法」，遏制战爭发生和蔓延。二战后进入核武器冷战时期。核武器具有超短预警、大规模毁灭特徵，令国际局势始终紧张，但国与国对峙，至少可找到一国政府为责任方。冷战时期有惊无险度过，联合国机制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恐怖战爭可使用联合国禁止的任何武器（核武器、生化、化学武器等等），无底线、无战爭法和任何规则，以大规模屠杀平民为目標，无预警、无谈判责任方。 9.11事件让大家看到，长期维护国际安全的联合国机制，在恐怖战爭面前彻底失败。国际社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產生新的机制预防新的袭击。 9.11的本质，是击垮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即「採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灭对和平之威胁」。从此，世界在恐怖战爭威胁下，失去具有国际基本共识的维和有效机制。9.11同时也摧毁了维护安全的理论体系，无规则可循了。 二，如何应对新时代 应对恐怖战爭，先要有理论和规则，才可循规则行动。问题是，旧理论旧机制没用了，新理论新规则出不来。 原来的规则很简单：恐怖分子是罪犯，只能国际刑警缉拿，对方国家不参加国际刑警组织或不交人，你就乾瞪眼。现在，塔利班不交本拉登，阿富汗成恐怖组织温床。別国可等待，小布什必须找出路，於是在联合国没有出台新规则、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他的新理论：9.11袭击不是犯罪行为而是战爭行为，窝藏国为战爭敌方同盟国。受袭国有权对其开战，所谓自行执法。这是阿富汗战爭的依据。 新理论的毛病显而易见：恐怖袭击和恐怖战爭的界限是什么？从事国际袭击的组织和个人，藏身於世界各国，只要不交出恐怖分子，都可以去打吗？ 同时，基於恐怖战爭的无预警特点，把塔利班政权打垮之后，小布什进一步建立了预防未来袭击的新理论：先发制人。必须先行打击未来最危险的威胁，即可能「以国力行恐怖主义」的无底线政权。这是伊拉克战爭的起因。它的缺陷太直观：具体標准是什么？判断错了怎么办？ 两个新理论的最危险之处，都是突破了二战后联合国竭力维护的核心概念：国家主权。新理论恰对「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破出了难以制约的缺口。因此，小布什很快被简化为国际公敌和一切阴谋论的主角，如鲜血换石油等等，直到伊拉克新政府自行石油招標、中国成为第一个得益国之后，此类臆断才自行消亡。而此后发生两件事情，使得国际社会终於面对现实、趋於冷静。 第一件大事，是奥巴马以高调反战、反布什政策，在2008年当选总统，受到国际社会热烈欢迎，立即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可是，大家其后看到，面对恐怖战爭特殊性，奥巴马也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事实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获颁和平奖同时，奥巴马被迫宣布增兵阿富汗；伊拉克撤军完全按照小布什制定的日程、而不能如奥巴马的承诺提前撤军；奥巴马宣布美国再也不提反恐战爭，事实上直至最近一次美军的阿富汗出击，主角还是F16型战机；小布什时代饱受民主党攻击的反恐法案，其主要条款由奥巴马签字延期；奥巴马上台后签署的第一號行政命令即关闭关塔纳摩监狱，至今无法履行，因恐怖袭击者究竟是战俘、罪犯、还是无精確定位的「敌方战斗人员」，適用何种法律与法庭，都是前所未有、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此等等。奥巴马上台前的「改变」意愿和回天无力的事实，矛盾衝突，让所有人看到恐怖战爭是现实困境而並非幻境。 第二件大事是利比亚成为伊拉克第二。萨达姆使用过化学武器，卡扎菲炸过民航客机，两个当政者都是不可预测且拥有国力的狂人。在利比亚国內动盪、屠杀了和平示威民眾之后，应用联合国旧框架的人道救援理论，以法国领头、奥巴马旗下的美国参与，再次推出了小布什先发制人行动的北约版，打掉了卡扎菲政权。 在恐怖战爭时代，北约確实不敢错过这个去除巨大国际安全威胁的机会。之所以要藉用旧理论，是因为先发制人的新理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没人敢公然表示採领和认同，而法国、北约一些成员国，甚至奥巴马本人，都是以前对小布什理论的最强烈批评者。现在面对卡扎菲政权潜在的恐怖袭击威胁，逼迫北约实际上重覆了一次小布什的老路，真是情以何堪。 新理论名不正言不顺，战爭就必须藉用旧理论，例如布什总统迫於压力，也要经常迴避反恐的安全理由，把入侵伊拉克解释成一场给予当地人民自由民主的解放战爭；北约轰炸利比亚也在迴避去除卡扎菲威胁的国际安全主因，而必须解释成对利比亚国內的人道救援，结果必然是弄巧成拙，不仅混淆了恐怖战爭困局的討论，还引发更大思想混乱，话题切换，居然换成了並不存在的偽问题，例如：民主是否应该以战爭方式输出？何以用造成更大伤亡的轰炸来保护平民？至於前面提到的，是否要「宽恕走在正义之前」，更是不着边际。实际问题只是：在必须解除潜在的国际安全威胁时，被迫打破原本绝不能越过的主权红线，它本身又隱含新的国际安全隱患。而从这些行动的爭议性，也可以看到新理论的危机。 三，十年后的美国和世界 9.11十周年纪念日最触目的背景是：本拉登被击毙，似乎阿富汗战爭最初的目標终於有了结果，那么，確如奥巴马所说的，「世界更安全」了吗？ 9.11的质变，並非世界进入了歷史上衝突矛盾更多、狂人变得更多的时代，而是两端的提升：一端是金融、经济、人群的高度集中，现代社会更脆弱、更不堪一击；一端是高科技导致平民攻击能力急剧提升，不仅是武器，还有通讯工具：电邮手机等等，袭击变得太容易。观念突破后，由於成效显著，迅速​​传染，许多区域和民族纠纷，都越来越多使用恐怖袭击方式。仅仅因为美国富而强又欺负了谁吗？看看印度好了。恐怖袭击只是越来越成寻常手段。肩扛式导弹一如当年的手榴弹那样普及。最近连中国的诸个大城市，都在提高机场的安检等级。 记得2008年大选前的美国，对反恐战爭的焦虑到达顶点。三年后的今天，阿富汗战事胶着，就在上个月，在阿富汗阵亡美军达66人，为开战以来单月死亡人数的最高点。前景仍不乐观。 可是，9.11十周年的美国已经十分平静。很少再有当年的激烈反战抗议，十年下来，他们已经理解，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阿富汗驻军是在面对恐怖组织的威胁维和，有它自己的规律，只要阿富汗军警还没有能力接手，美军就需要继续留下来，短期不会结束。 9.11以后，美国当然也在竭力以外交努力协调与伊斯兰国家的关係，试图缓和作为仇恨源头的中东矛盾。可是，这些主要以改变中东国家政府高层观念为切入点的努力，却因为这些国家高层和底层的严重脱节，很可能在它们的国內变动中前功尽弃。 9.11后十年，让美国人懂得，那些我们以为只留在哲学课上的千古难题，会真的逼到眼前。小布什必须选择：在已经劫持的民航飞机可能撞向上千人高楼的关头，是让它撞，还是下令打下飞机、杀死那几十个乘客？本拉登是国际恐怖袭击之最大隱患，是下令对被俘者动用水刑获取情报，还是放弃可能是消灭本拉登、挽救无数生命的唯一机会？另外，哪怕有天大理由捉拿本拉登，也一定不会不知道，战爭必然伤害平民。这就像当年杜鲁门面前的问题：是牺牲总数可能更多的美国士兵和中国军民，还是儘早结束战爭，对日本扔出原子弹去？无需亲自面对此类抉择，我只能称自己是个更幸运、而不是更道德的人。 9.11以后，美国国內立法，如俗称爱国者法案的《联合和加强反恐能力法案》也扩大了政府的监控执法范围和深度，民眾的私人空间在相应缩小。这种状况和反恐有关，也和电子技术时代的犯罪特点有关。 今年5月，奥巴马签署了对其中三个主要条款延长四年，此法案八年前由小布什主导立法，当年的强烈反弹，如今已经不再，但ACLU这样的民权组织仍然在持续表示反对提醒民眾维权。美国坚持的个人自由，始终在公眾能够承受的代价之间平衡，一个最主要代价就是可能的国家安全。 所以，在战爭期间都有战时措施作出临时收紧的调整。现在大家看到，在可预见的一个长时期內，反恐將是一个常態。美国政府最近宣布，更完善的情报机制使得美国已经变得更安全，大家对此不置可否。美国人的平静，更因为是已经习惯生活在后9.11时代，就像日本人生活在地震带上，也照样必须把日子过好过下去。 走过十年，9.11在考验人类智慧。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以不同的程度和理解速度因此成熟，也有一些地区，至今还完全没有进入状况。这和他们原来的思维框架、和国际接轨的程度有关。 9.11以后，最明白的是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清楚表达了新的国际安全困境，並立即委任联合国专家小组研究对策：在承认联合国旧机制失效前提下，如何建立新理论新机制：既不令受威胁国家坐以待毙；又保障国际秩序不乱。 十年下来，事实证明，推不出新对策。所以，其实现在还在乱著。推不出是因为它確实没有两全之策。 这，就叫做困境。 原载《阳光时务》第2期 2011年9月8日 http://isunaffairs.blogspot.com/2011/09/911.html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2)  | 标签: 洗脑 文/ 沈达明 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於中国，发扬於西方，而又「出口转內销」，应用於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爭（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產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產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詆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產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將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產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誌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採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並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於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財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覆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顛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歷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態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隨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於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產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態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於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確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並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復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貽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並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爭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別？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別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並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歷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態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覆被使用，来说服他人並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確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儘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於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於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於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眾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別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於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係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將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態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討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態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於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產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討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標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確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產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別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態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隨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別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並不是因为要隱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於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並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载《阳光时务》第2期 http://isunaffairs.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9580.html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2)  | 标签: 时事观点 这些年来，即使出现过弹压舆论的严重事件，广州仍然获得了国内外赞许，其活跃的市民社会和敢言的大众媒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就我在广州六年的居住经验和观察来看，许多事情正在起变化。广州作为大陆抗议之都的色彩正在消褪，尽管市民一如既往地热爱它，可是谁来热爱市民？这个问题日益凸显。 文/宋志标 2001年3月，霍英东捐建的洛溪桥收费争议陡然扩大化。 2003年发生孙志刚案，收容条例被废除，此役裹挟着非典风潮的影响，酿成2004年的南都案。 2005年7月，广州太石村冲突事件爆发。 2009年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兴起，2010年广州街头出现撑粤语示威。独立候选人则在今年参选人大代表，挑战选举潜规则。 十年来，除了这些对抗性显著的抗议活动，广州也出现了一些微型的抗议。诸如拇指妹送皮球、地铁哥举牌等，80、90世代以他们的方式参与抗议进程。透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抗议的主体、诉求、策略和官民互动都在悄然变化中。这些变化是明显征兆，描绘了社会抗议的衰微轨迹。 抗议的动员能力下降 广州的抗议活动基本属于维权行动，从环境权利、自由表达权到政治选举权，除了力挺粤语示威中隐含的反对文化内部殖民，矛头差不多都是直接指向政府，对政权的合法性构成质疑。这固然使得广州抗议在烈度和社运深度上高于其他城市，但也使得参与者和围观者，对自身安全越来越重视。 能够站出来公开抗议者身份的，从来都是少数，但衡量动员能力的强弱，也要看他们所吸引支持者的多寡，以及这些支持者展示力量的意愿。垃圾焚烧反建人士游行到市府门口，完全袒露在各种监视工具下。此后，如此暴烈的动员再没能复制，更多的人选择隐身于网络，拒绝暴露在危险的马路上。 抗议活动在动员能力上的大幅波动与普遍存在的生存恐惧有关。 2008年京奥及至2009年国庆60年，社会控制找到了紧缩的依据。举办2010年亚运会的广州，不仅在大环境上听从上级指令，也在小范围内深耕管控手段，中央和地方合力造成抗议环境恶化，这与政府加大遏制程度呈正相关。 不被代表，不要代表。这句口号出现在广州市政府前的抗议队伍中。当时主要出于策略的考虑，防止被政府离间和分化，可是也带来抗议活动去中心化的后果。无组织、有纪律，作为一种抗议的自发组织形态，于是很难推广。而这恰恰是政府打压时可以借力的方面，广州抗议的策略性考虑成了自身阻碍。 洛溪桥收费与否的角力，其动员的路径是先由政府参事发起动议，大众媒体趁势跟进，两方默契配合，共同推动议题发酵和扩散，争取最广泛的市民呼应。太石村事件则由媒体与最早进入的知识分子协力推进。从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开始，体制内外的联动开始弱化，到独立参选人现身时，建制派沉默不语。 广州的抗议活动总能在第一时间浮现出私利与公益的分野，如何选择立场，自然是多种利益的算计。反垃圾焚烧示威中，李坑村民与中产阶层结成短暂联盟，可番禺板块的白领群体依照离选址远近择定与议题的亲疏。这与搭顺风车的功利心有关系，但是，被遏制了的动员能力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才是主因。 抗议联盟在体制内外的联系正在被拆散，这个判断不是空穴来风。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今年为被公司除名的出租车司机发声，该名司机因透露出租车行业收取喝茶费的恶习遭到报复性开除。韩志鹏因此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约谈喝茶，他随后在微博上以保守态度回应粉丝追问，前后表现耐人寻味。 媒体、代表委员和市民，越来越意识到各自孤守的情境，韩志鹏不是唯一受到警告的。省政协常委孟浩在追击广州市府39号文的消失时，早先得到新闻报道的小规模掩护，其后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只能到微博上寻求影响力。强行噤声或取消听众，对民意代表的各个击破大大降低了发动抗议的机会。 公共媒体集体退缩 大陆都市报1995年进入长达13年的发展黄金期，但以2008年川震为界线，报界的先锋价值进入下行衰减周期。原因很多且交织在一起。 「党管媒体、党管干部」的「两管」策略执行定点清除计划，报社内部权斗洗牌，新老员工更迭，知识界犬儒倾向日盛，价值观传承震荡等转型因素增多，加剧了这种震荡。 大势如此，广州莫能幸免。 1997年《南方都市报》创刊，盘活了广州都市报的竞争，关注公共政策成为争取广告和读者的集体行为。然而，立足川震余波和筹备亚运，广州市政府以柔性公关包裹强硬姿态，而当地报纸与政府存有利益瓜葛，或干脆出于自保，参与社会议程的积极性在显著萎缩。 洛溪桥停止收费历经政府与社会数年拉锯战，媒体坚持下来；太石村流血冲突，南都照样冲锋在前；等到垃圾焚烧项目反建，媒体下意识地自我审查；等到梁树新等独立参选人挑战人大选举，媒体早已奉旨沉默。媒体振臂一呼、市民群起攻之的时代已经在广州消失了，媒体的公共属性在冷却。 南都案影响深远，为南都的内部分化埋下伏笔。但在当时，南都编辑记者中的理想主义情怀成建制地保存下来。这在2005年的太石村事件中有贯彻，南都评论和报道的高峰则出现在2007年前后。南都的蜕变只在最近四年加快步伐，随着人事纷争和一些代表人物的出走，完整的价值体系变得破碎。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里的风云变幻，作为印记，与广州抗议活动的兴衰息息相关。 广州本土青年2010年出现在江南西地铁口，掀动静默形式的抗议，反对市政协强化国语播音、减少粤语比重的一项预案。媒体在此前饱受垃圾焚烧反建的审查，在没有禁令的情况下，在认识这一示威的意义上产生了分歧。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它寓示着广州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事务的统一价值观分崩离析。遗憾若斯，新世纪的头十年，是广州媒体得到又失落的十年。 镇压意志软硬兼施 孙志刚案惹怒广州警界，王华元牵头展开了对南都的打击行动。 2010年7月，调任外省的王氏以贪腐罪名受审。这是迟来的惩罚，可是广州市府在早前几年就开始了新闻公关计划。公关的途径有二：一是以利益诱服，二是以强力压服。大棒与面包结合，通过与媒体的软硬兼施，诱导出媒体自我审查的长成。 太石村事件时，《番禺日报》与城区的报纸进行媒体交锋，2006年到2008年间，广州对媒体处于束手无策的守势。 2008年京奥让它们趁势而上，到了2009年后，广州市已经扭转了攻守格局，在媒体关系中转为主动。其中的一个标志是前市长、现任市委书记张广宁「视察」南方报业集团，一些未曾被注意的变化开始浮出水面。在收服了媒体之后，广州对抗议行为的处置更加自信，一扫前几年的颓势。 在垃圾焚烧项目的反建之前，广州遇到过公交车使用LPG（编者注：液化石油气）是否正当的舆论讨伐，就在触及核心利益集团的前夕，舆论被强制降温。反建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市民探知到项目背后的利益输送，也被断然喝止。广州不再忌惮于对媒体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对抗议活动采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漠视态度。这种新的官方姿态越来越成为常态，大大削弱了抗议的深度和广度。 太石村罢选事件演化到武力镇压，而在2009年以来，官家措施中多了软性降服这一条。梁树新竞选人大代表，遇到的是两种手段的合作狙击。那些支持选民被训诫，选委会出牌以规则做掩护，混用以排斥为目的的各种招数。梁树新的失败可以预料，但他的失败不属于他个人，乃是广州长期以来社会能见度骤减的结果。在官民对话枯竭之后，隶属于公民运动多重失利的必然产物。 广州地处南方，可它终究是大陆；南方寄望于广州，可它到底还是中国。广州越来越不像我们希望的样子，离夸赞的理由越来越远。十年来，它即使什么都不是，也只会越来越像北京。换言之，在社会抗议衰败的背后，是公民—公权、社会—政府势力版图的重新调校，权力占据上风，不准备作任何妥协。 政策管道野蛮关闭 广州不再接纳社会抗议的吁求，是通过重组整个政治权力结构来完成的。驯服媒体，令它们从内部自发生长出自我审查的机制；同时，在人大和政协制度中关闭听取社情民意的渠道，市民参政议政的机会丧失。少量代表委员噤若寒蝉，当局在行政权之外抵消了监督力量，这是对社会抗议的政治颠覆。 2009年11月23日市府门前小型的游行示威，动因即在于城管委的接访机制，令抗议人群有理由聚集。广州市政府想必吸取了教训，不在行政程序上给予社会反抗的机会。虽然广州有重大决策需要征询社会意见的政策安排，但它们只是个摆设，2009年之后就被弃置了。行政管道也向市民关闭。 整个官僚系统自我封闭、利益固化的趋势在过去两年加重，公权及其驱动的公共政策按照自行理解悄然施行，假装取得了合法性。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如此，市政财政筹款办法如此，人大选举如此，一律概莫能外。权力甩开抗议的羁绊，终于不再为民意费力烦神。公共领域委靡不振，广州人正在失去公共生活。 至于今年出现的给部门送皮球，以及中学生举牌反对地铁装修中的浪费，政府都不愿意发声表态，对具体政策并未有实质感化。广州的体制变的不耐烦，哪怕是象征性的动作都不愿意迁就，显露出市民参与政策的途径匮乏，官民共治的施政原则已经被排挤出官僚体系，没有任何保障。 潮起潮落，十年一觉广州梦。未来，激活广州社会抗议面临诸多难题：媒体亟需一场重新公共化的运动，恢复言论价值，清洗体制加身的污名，为社会抗议呐喊天下正声。希望寄托在80、90年代生人身上，他们受到传统抗议模式的负累少，更关键在于，他们掌握互联网技术。 2010年，当一群年轻人毫无征兆地聚集在广州老城的心脏地带，为粤语鼓与呼时，依然给人以期望和鼓舞。也许只有他们，才能许下广州另外一个十年的梦想。这个梦想从低谷出发，已然在路上。# 摘自《阳光时务》第三期， 第一本ipad中文时事杂志 下载： 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isunaffairs.com 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周云蓬第三次来香港，我和他在一个小艺术空间「唐三」办了一场诗歌唱诵会。他当然又要唱《买房子》，每个地方他都有相应的买房子版本，但这次他要唱「花了三百多万」的时候，香港人民適时地提醒他：要花三千多万了！香港的速度比中国速度快走一步，但中国如此惨景也是指日可待了。 文/廖伟棠 「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隨便请客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不知道现在周云蓬买房子没有？那天在深圳旧天堂书店我们的诗歌会上，他顽皮地问我：伟棠你买房子没有？我应该也反问他一句。 买没买房子重要吗？也许在某些单纯的朋友眼中，买了房子的诗人就不是波希米亚范儿的诗人了，买了房子的民谣歌手也更不是那个流浪的吟游歌手了。艺术家不应该安定下来，好像只有像周云蓬在《春天责备》里所写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多少年前，我也这样认为。生活的自由，是需要一种风格化的象徵的，在那个年代。 我竟然在百物腾贵的香港买了一套旧房子，这是艺术诸君所料不及的。我却因此实现了另一种自由，因为是和朋友借的钱，我可以一年才还一次，不用担心银行催款，可以半年写作一本书，另外半年工作。最关键的是，我们那上万本书不用锁在箱子里四处漂泊了。 「梦想归梦想，人应该现实」这是买房者的理由，但我喜欢说「现实归现实，我更看重梦想」，因此整本《春天责备》里面我最著迷的，还是那些在1995年那个濒临拆毁的圆明园艺术村里那段暴风骤雨似的生活，这里周云蓬举重若轻的回忆，可以与左小祖咒在《忧伤的老板》里狂飆式的回忆互相呼应，那时的周云蓬是个低调的体验者，仿佛一切体验是为了日后重新呼风唤雨而准备。这个强忍疯狂的小周，与日后在绿皮火车上走遍大地的老周相遇合，开口歌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中国，那些最显而易见的荒诞，我们怎么听得如此新鲜？ 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子就是越来越贵了，2006年周云蓬唱出的《买房子》显得很朴素，简直像天方夜谭：「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但两三年后，这首歌的第一句被迫应时地改成了「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原来还是很现代派诗人的知性歌手周云蓬，凭这首现实主义歌曲迅速成为底层京漂的偶像，但周云蓬与眾不同的还是他本质上是个诗人，关心著比楼房更广阔和遥远的事情，除了《买房子》还有沉痛的《中国孩子》，还有长啸千里的《九月》，周云蓬的壮美歌声，恰好放大了海子诗中汹涌不拘束的那一面，而他的诗则悄悄地继承著海子黑暗的那一面。 海子的《九月》，代表著那个长风破浪的已经不存在的中国，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代表著傲骨犹存的那个也已经不存在的中国。周云蓬肩扛著走南闯北的，也是那么一个不存在的中国，他这两年越来越喜欢唱古诗，大块淋漓，情动於中，不知何所往之。我是喜欢这些歌曲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被犬儒主义者忽略的世界对这个现实世界的反抗，虽然犬儒主义者以后现代的名义谴责之，说周云蓬是在意淫。 周云蓬不是后现代，他是前现代；他不是前卫，而是发乎胸臆的醉吟，没有想及太多革新问题，他的实验也仅止於歌词。你甚至可以说他的歌唱方式是保守的，旋律是人民大眾喜闻乐见的，即使他的歌词，也是到叶赛寧、洛尔迦和海子那样的现代派程度，他不去学阿什伯利，他也不喜欢阿什伯利。就像他的音乐，到前期Bob Dylan为止，单纯明亮，亦可驾驭千军万马般的感情奔突，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好例子。 现实介入民谣的方式，和介入诗歌的方式本来不一样，前者是一种鱼水相欢的自然，后者却有彆扭和较劲。周云蓬因为同时写作两者，倒是得出了一些奇怪的效果，即使是最赤裸反讽的《黄金粥》，都因为诗歌式超现实意象而获得诡异的面目，即使是最单纯的《一个儿童的共產主义梦想》，也因为诗歌对氛围的经营而令人思想幽远，反复听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竟模糊有李商隱《巴山夜雨》之意，都是对未来的幻梦。当然，周云蓬像梦囈一样的呢喃，更加深了这种恍如隔世的乌托邦悲哀。 周云蓬第三次来香港，我和他在一个小艺术空间「唐三」办了一场诗歌唱诵会，並肩「打马过荒原」。他当然又要唱《买房子》，每个地方他都有相应的买房子版本，但这次他要唱「花了三百多万」的时候，香港人民適时地提醒他：要花三千多万了！香港的速度比中国速度快走一步，但中国如此惨景也是指日可待了。 国家不幸诗人幸，现实与诗歌的关係变得更加变態，你说我们是反抗呢？反抗呢？还是反抗呢？对，只有反抗一途，但反抗又必然戕害诗歌的自在，也许，这一代的诗歌是需要一点牺牲，而牺牲未必又不是另一种收穫。# （廖伟棠，1975年生於广东，1997年移居香港，后曾旅居北京五年。香港作家、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任书店店长及杂志编辑。著有诗集《永夜》、《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等，散文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国》等。最新作品《出离岛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