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2011年11月05日 01:07:20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发表于2011-10-26   　　南方周末) 上一篇： 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答凤凰网历史频道编辑蔡信     一、评判历史的首要标准是冷静客观与求实   凤凰网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近代中国历史而言，这似乎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常常是先预设结论然后再进行推理论述，并且往往是批判历史人物，缺乏必要的温情与敬意，产生这样的态度的根源是什么？怎样认识历史就意味着怎样看待未来，在此种情形下，我们该如何重塑近代史，重新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并将新评价推而广之？   袁伟时：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供鉴戒。现实环境也会刺激历史研究者思考，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对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从这个角度看，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些道理。 不过，不要将克罗齐的这句话绝对化。 第一、“为学术而学术”的主张源远流长；求真，好奇，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考古学一类的历史研究往往远离现实，民俗史也旨在记录正在消逝的社会生活，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不能妄断为当代史。 第二、一个成熟的史学家总是把排除主观的情绪和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奉为圭臬，把还原或接近历史实际放在第一位。 第三、即使一些可以给现实强烈启示的历史论著，通常也是史家求真的产物，读后的感受随阅读者的主观状况的差别而见仁见智，一概归之为“当代史”有失偏颇。 第四、如果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统治者或其他人据此胡乱推测乃至追查史家的现实意图，就为政治或意识形态干预学术乃至进行政治迫害打开了大门，非常危险。 此外，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温情与敬意”，或严厉谴责，折中、持平，都不能作为预设的前提。首要的标准是冷静、客观、求实，为还原历史作出新贡献。贵在“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通过研究者自由论辩和读者自由选择不断接近历史实际。这是繁荣历史研究普及历史知识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凤凰网历史：大一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思维中，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观念存在，否则社会就会乱掉，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人？教育的教化功能是一种传统，加之统一考试（教科书统一、试题统一、答案统一）的影响，今天该如何确保人的独立思维？   袁伟时：春秋、战国群雄并起，造就了中国思想文化罕见的辉煌。欧洲小国分立，此起彼伏，在激烈竞争中，熔炼出人类现代文明。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民生命财产是否安全，生产和生活有没有改善，文化是不是繁荣，人的自由度有没有提高，如此等等才是评判历史的最高标准。统一或分裂，则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断定其是非功过，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现代公民的主要标志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思想启蒙的合力熔铸出来，并在与统治者蓄意建造的蒙昧主义意识形态抗争中确立的。 当下的世界，通过区域联合，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斯时斯地，我赞成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中国统一。   三、清朝覆亡在于关键时刻不敢实行宪政   凤凰网历史：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更多的是由于清政府自身原因，当时的人多认为清政府改革有名无实，并无诚意可言，以当时的情形而言，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的，但今天看来，清政府其实也是想要改革的，因此也有论者认为真正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步伐过快，措施过乱造成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袁伟时：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废除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废除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开始预备立宪，包括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和成立谘议局、资政院；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真金白银。 断定当时的改革“有名无实”，过于轻率。至于有无“诚意”，这又涉及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推测主观动机，还是检查客观效果？前者的评判，受评判人主观的影响太大，人言人殊，意义不大。对历史研究者说来，后者才是值得关注的。 清政府覆没不是由于改革过快。恰恰相反，不敢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实行宪政，错误地剥夺民营资本、开枪屠杀保卫自己财产的民众，才是它走向坟墓的引魂幡。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炎黄春秋》2011年7月号）对此有详细论述，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   四、清政府破坏法治最终导致自己灭亡   凤凰网历史：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朝覆亡，但不可否认的是川路公司存在巨大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显得合理乃至于最终化解危机？另外，在保路运动中，处于基层的所谓股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并认为政府的行动将导致国家灭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袁伟时：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企业没有违法，政府不应干涉企业内部事务。企业内部的混乱，应该由企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自行整顿；其中违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依法介入。 对川汉铁路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政府没有遵循上述途径，而迳由朝廷批准邮传部把公司经营的业务收归政府办理，并强行接收公司的资产。这是清政府严重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行为。而当股民和地方、中央的民意机关（谘议局和资政院）在历时三个多月的保路运动中，一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的时候，官方不但不回到依法办事的正轨，四川地方政府反而开枪打死和平请愿的代表32人，终于触发了四川民众的武装反抗。是清政府破坏法治导致自己的灭亡。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五、辛亥革命对周边民族的觉醒作用不大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此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三年之遥，欧洲各国正在展开军事备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国都认为应该“开疆拓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世界局势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何影响？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又对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袁伟时：当时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是俄、日两大邻邦的行动。1910年6月，日、俄缔结划分满洲势力范围新协定；8月22日本吞并朝鲜。危机迫近，引发救亡图存的新高潮，10月、12月，第三、第四次请开国会运动如狂飙震荡大地。清政府的镇压，使知识阶层因失望而与革命派联手。简单地说，侵略激发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周边各国大都已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中国革命风暴对刺激他们的民族觉醒有些作用，但不是很大。   六、国民政府靠武力夺权 合法性始终不够完整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起来，它是如何取得期政权的合法性的？如果说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政府是因为继承了清政府的合法性，那么北伐之后的国民党是如何继承这一合法性的？或者说它有无合法性可言？   袁伟时：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1911年2月15日选举产生的。出任第一届大总统则是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产生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大体上保持了通过国会选举确认其合法性的传统。1924年10月19日，冯玉祥发动军事政变，把贿选产生的总统曹锟赶下台后，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临时执政，至1926年冀图重新组织国会恢复法统失败，通过选举确认政府合法性的传统中断了。 国民政府（1925年7月–1948年）是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军事政权，它的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由国民党中央自己确认自己委任的政权合法。但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内外一再受到质疑。反对者蜂起，不惜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以后谋求国内团结和重新制定宪法，几经波折，直至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同年11月15-12月2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以政协草案为基础的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为新的政权提供宪法依据。1948年3月29-5月1日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举了总统，宣布“行宪”。但它同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断了宪法的实施，且由于施政不当，导致在大陆的政权全面坍塌。 由上可见，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始终是不完整的。   凤凰网历史：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宋查理（宋氏三姐妹之父）的支持，而宋查理是一名基督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孙中山的革命与基督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孙中山本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可能也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   袁伟时：宋查理与孙文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对女儿与孙文的婚姻是反对的。就辛亥革命而言，基督教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直接干政的传统，也没有成为一股值得重视的政治势力。一些西方传教士热心为中国的政治家出谋划策，有的还出任中国政府或政府领导人的顾问，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教会有计划的行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事业–报刊、新式学堂、医药、翻译、出版等等的开创者和主要骨干。同一切群体一样，其中也有少数为非作歹之徒，但总体上他们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   七、吸取革命负面教训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   凤凰网历史：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革命党人有“幼稚病”的毛病，这种“幼稚病”有何表现？程度有多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各国革命党人都有这种幼稚病，中国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有人以种种藉口，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论述革命的负面作用。其实，冷静地分析20世纪中国人苦难根源之一是不断革命，对吸取教训，推动社会走入和平改革的正轨大有好处。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当然有障碍。必须准确判断障碍并寻找清理这些障碍的合适方法。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革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革命者在革命过后仍然迷恋革命，继续制造革命，从而堕入革命幼稚病的魔障。 辛亥革命历时很短，损失不大。困扰来自革命党激进势力以民国和革命的化身自居，连续发动“护法战争”、“国民革命”。革命“幼稚病”的某些表现如下： 第一、制造革命对象。 1917年，孙中山说：“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中华书局北京版）这就把前清的大小官员几乎全都划为革命对象。以“人物”而不是制度作为革命对象，这个前提就是不合理的。民国初年提出这样的主张，只能导致内战连绵。 毛泽东晚年也陷入了这样的误区，他和他的追随者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于是，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穿件花衣服，说句牢骚话，都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第二、错误地界定革命的目的。 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改变社会制度（修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有远见的革命家的眼睛必然牢牢盯住公民的自由及其保障–民主和法治的建立和健全。而有的革命者，却把掌握权力放在第一位，自己掌权至高无上：“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动辄使用战争或暴力手段。 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先后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湖北省军政府民政总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也被国民党暗杀了。民国元年7月，二十多个革命党人捣毁梁启超一派的《国民公报》痛打该报的徐佛苏等人。 有些革命党人则变本加厉，宣扬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保卫革命”、“保卫国家”、“消灭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敌人”等词藻掩饰下，扬言“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不惜动用最骇人的酷刑，进行最血腥的屠杀。 第四、这些革命幼稚病者的脑袋中，其实受“朕即国家”的专制思维影响很大。孙中山也曾宣称“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幸，这些奇怪而愚昧的思想和逻辑在今天依然有所延续。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治理的顽症，在民主、法治健全以前会经常发作。现在“汉奸”、“卖国贼”、“颠覆”者的帽子不是仍然满天飞吗？   八、南京临时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建树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南方政府拥有大量军队，但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解散，传统的说法认为是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但现在看来，更多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在经济上的贫乏，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财政体系如何？有哪些收入来源？物质的匮乏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后来的革命者是否有借鉴作用？   袁伟时：最好的诠释，是民国元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孙中山集外集》第167-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活动的资金主要靠华侨捐款。民国建立后，再靠捐款维持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是正在发展的经济体，财政治本之道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健全税收体系。孙中山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九、中国完成现代化需致力于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凤凰网历史：革命重在破坏，而革命之后重在建设，以目前的史料而言，革命党人的行政能力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说辛亥革命后，政权并未由袁世凯接手而是由革命党人掌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当时海内外舆论，公认孙文无行政能力，大言炎炎，不切实际。黄兴怎样？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胡汉民说他“顾性素谨厚，然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7页）胡汉民以心胸狭隘著称，不是领袖之才。宋教仁呢？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活力的干才。但从他一方面力主内阁制，图谋一举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冀图立即限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来看，也没有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腕。至于陈其美，他是帮会大头目，虽有出任总理的雄心，但沉迷买春、赌博，私德不佳，且公然杀害江浙革命军重要将领陶骏保，指示蒋介石暗杀革命领袖陶成章，宋教仁案也有重大嫌疑，不是治国之才。现在证明，国民党还没有掌控全国政权的能力。在国人眼中，他们破坏力有余，建设力不足。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生根，是中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唯一通道。   凤凰网历史：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称之为转型或者说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现代化应该说起源于西方），传统的观念以及后续的各种思潮，使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混乱的态势，现代化进程甚至出现了反复，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中国人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现代化？（譬如普世价值观等，当然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姑且不论）   袁伟时：全世界的现代社会都是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分权制约和民主制度，法治，自由而多元的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如何迎接现代化？一要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保持社会稳定；二要抛弃各种自我禁锢的思想牢笼，把人类创造的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制度移植过来；现代社会就会自然生长了。   十、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   凤凰网历史：有些学者认为从严复开始，再到梁启超以至于五四、甚至到现在，影响中国最深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梁启超引进了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相结合，使得这一百年来，中国流行赢者为大，结果导向的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伟时：这些意见都是书生的文字游戏。任何社会观念的提出，都要联系具体环境去观察。进化论在日本流行是支持侵略的思想武器；而它在中国，却是惊醒中国的警钟。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合理的核心无非是竞争；人们谴责它肯定弱肉强吃，在健全的法治规则下并不可怕，例如企业兼并。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是以不讲利为高的。用虚假的道德观去评判社会发展，貌似高明，实则迂腐。当务之急仍是废除垄断、扫除自由竞争的障碍，反对把追逐利润妖魔化。自由和功利是现代道德大厦屹立的基础，千万不要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