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选读

中国济南——周四，从中国政治精英高层跌落的落马政客薄熙来在第一场庭审当中为自己激烈辩护，否认自己和家人收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并称他妻子对他的不利证言十分荒谬。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最受人关注的一次审判。 法院发布的长篇庭审记录的透明程度令人吃惊，记录显示，今年64岁的薄熙来称，他妻子说曾注意到他家的银行账户上有匿名存款，这种说法“非常可笑”。他指责一名用视频证词指控他的商人是在“出卖灵魂”。他收回了自己早前承认受贿的证言，辩称，党内调查人员拿到的那些证言是他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提供的，“一是对我不正当的压力的情况下写的。第二是有明确的诱导因素。” 官方对这次审判采取了出乎意料的公开态度，致使这场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聊过场的审判变成了展示薄熙来反抗态度的舞台。政府允许法院的微博在庭审进行中直播，还允许国家媒体的社交平台及时更新庭审情况。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一天让人充满疑问，党内官员会如何继续驾驭这个敏感的政治过程，后者已吸引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展开了仔细研究。 薄熙来身穿白衬衣、黑裤子，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展现出了一种表演才能，在去年因一起丑闻倒台之前，他正是凭借这种才能爬上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位，进入了精英机构政治局。去年，他因关于一名英国商人之死的丑闻而被解除职务，该丑闻导致他妻子谷开来被判谋杀罪名成立。薄熙来还被控滥用职权阻挠对这起死亡事件的调查，以及受贿。 分析人士称，公开这次审判是因为共产党想赋予它合法性，几乎可以肯定，这次审判会宣判被告有罪，对其处以长期监禁。但是，这种透明也有限度：一名获悉审理过程的人说，法庭上的一些证词没有发布。 这次审判的公开程度比不上19世纪80年代那次臭名昭著的审判，那次的审判对象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活动负有责任的四人帮。那次审判有电视直播。不过，这次庭审当中，官员通过法院的官方账号发布了大约60条实时更新的微博，引来了大量网上评论。 北京大学自由派法学教授贺卫方在电话采访中说，“这是这种审判中最公开的一次，肯定是这些年我们见到的审判中最公开的一次。从他的语言组织和用词来看，他说的确实是他心里的想法。” 但是总体来看，他补充说，“整个法庭还是在北京的控制之中。” 共产党试图制造一种合法氛围的做法可能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如果在审判过程中公布的证据被证明站不住脚，公众将会站在态度傲慢的薄熙来一边，他的毛派口号和新型社会主义已经让他在重庆赢得了很多人心。 薄熙来坚持说，他对谷开来在2000年用年轻富商徐明提供的320万美元购买法国里维埃拉别墅的事情不知情，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直升飞球生意。他否认自己知道小儿子薄瓜瓜及其朋友花1.6万美元去非洲旅行的事情；否认自己知道徐明为薄瓜瓜购买价值1.8万美元手扶电动车的事情；还否认自己知道徐明为他儿子代还5万美元信用卡债务的事情。 他说，他对自己妻儿的开销并不是很了解，因为谷开来是一个“有文化品位的人，是一个现代知识女性”，所以他们之间不谈钱。 贺卫方反对薄熙来以前的政策，他在采访中的话反映了在网上到处可见的情绪，他说，“我认为检方显然没有做好准备。相比之下，薄熙来似乎更可信。” 可能是对了应对这种情绪，中央电视台并没有在主要的晚间新闻报道当中提到当天的庭审。到晚上，审查者已经清理了济南中院微博上的评论栏，删除了很多对审判公正持怀疑态度的评论。 自薄熙来于2012年3月被罢免市委书记职务并遭软禁之后，党领导人一直在担心他所拥有的公众支持。周四早上，一些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了支持他的热情，一些薄熙来的支持者出现在了有警察把守的济南中院路障旁边，手里拿着印有毛泽东像的海报。 51岁的农民何德敏（音译）前一天晚上从重庆飞到这里，他说，“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他离开重庆以后，安全和道德都一落千丈。我们非常需要像他这样的人。” 一些分析人士说，薄熙来在庭上的爆发可能是一个交易的一部分，他将接受不可避免的监禁，以换取一个说出真实想法的机会。这些分析人士认为，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官方的微博发帖在内，仍然都在官员的掌控之内，他们大体知道会发生什么。 黄安伟(Edward Wong)、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k Zuo自济南、Mia Li和Shi Da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印度报业托拉斯援引国防信息透露，中国军队于8月11日进入印度，并在8月15日离开。 媒体报道称，一支中国军队于上周进入并驻扎在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援引国防信息透露，中国军队于8月11日进入印度，并在8月15日离开。 印度外交部淡化了该信息的报道，而北京方面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4月初，印度曾要求中国军队撤离两国边界在拉达克地区附近有争议的领土。 两国都宣称阿鲁纳恰尔邦和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属其领土，并就此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始终尚未达成共识。 据报道，中国军队与印度边境人员最近一次关于领土方面的会谈在查格拉玛（Chaglagam）地区进行，印度当局表示，这次会面毫无成效，认为“在外交上的努力是无效的”。 对外事务部发言人赛义德• 阿克巴鲁丁（Syed Akbaruddin）在新德里向记者表示，“我们一直反对军队驻扎在此，而且也从未想过要超越边境边界。”

中国最高检察院回应曾质疑海伍德死因的法医王雪梅的声明。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称，曾质疑海伍德毒杀案的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已多年不从事法医鉴定的实际工作。 据正义网报道，王雪梅从今年6月起就不再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一职，该中心也从未授权她就某一具体个案的法医学鉴定发表意见。 此前众多媒体报道说，曾质疑海伍德毒杀案的中国最高检察院法医王雪梅因质疑北京地铁学生死亡案鉴定，公开声明退出中国法医学会。 马跃死亡鉴定的分歧 王雪梅在近日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表示，她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退出中国法医学会，并以一个在职法医身份，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 王雪梅的辞职原因据报是因为2010年8月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死亡案件鉴定上的分歧。 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但王雪梅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她认为，根据马跃母亲提供的事发当日马跃遗体的照片，她同意电击致死的结论。 但死者下颌一3厘米伤口特征显示，死者生前曾受到一次不致死的电击，致其重心不稳坠落轨道，再次遭电击，然后死亡。所以死者的伤口应为生前伤。 质疑海伍德死因 2012年9月，王雪梅曾在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审判时，对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公开质疑。 她发表博文说：“作为当今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的在任法医，我对涉及尼尔·海伍德死亡事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最终所认定的事实与结果深表遗憾。 ” 王雪梅认为，尼尔·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严重缺乏事实与科学依据。 她表示，根据公布的庭审资料，她不怀疑谷开来有杀人动机、杀人预谋和杀人行为，但是令她怀疑的是谷开来用来毒杀海伍德的“致命毒药”是否真的致命。 （撰写：嵇伟 责编：尚清） fullrss.net

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是由长渔办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主办，成员包括中科院、复旦大学、长江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考察历时12天，跨越5个省市自治区，行程逾4000公里，考察范围覆盖金沙江流域和通天河、赤水河流域部分地区，实地调查从自然河段到梯级水电，从自然因素到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的综合影响。 赵依民认为，金沙江段密集的水电开发，导致了大量鱼类栖息地遭到破坏和丧失，而水电项目所带来的洄游通道阻断、江水水温降低等连带效果，更是严重破坏了多种鱼类的生长规律，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 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任文伟表示，为了修复严重退化的渔业资源，应该尽快开展长江全流域的十年禁渔，为长江的渔业资源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四岁的我被“专政” 　　所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的政治考验，我也是一次都没有落下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在四岁的时候就“有幸”成为“准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一夜“专政”。是的，成为专政对象的我，只有四岁…… 　 　我照着大字报识字 　　父亲中年得子，又是旧知识分子出身，在我很小时就教我识字和算数。三岁时我已经认得很多字了，方圆几十里颇有些知名度。模糊记得那时父母亲很乐意将我带到亲戚朋友家，让我背书写字，自然是引来一片啧啧称奇声。 　　我们家在村子里是小姓，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在身，本来在新中国的村子里就是被边缘化的。我出生以后，他觉得罗家总算有了点盼头，很明显，他把家族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但是，也因为我，整个家庭几乎陷入绝境。 　　四岁不到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上下都沐浴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氛围中。连我出生的小村庄也深深卷进了这场运动。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夺了权。 　　三三两两的红卫兵们身着黄绿军装，手臂上戴着大红的袖套，写着三个毛体大字“红卫兵”，神气活现地在村子逼仄的小弄堂里窜来窜去，敲锣打鼓呼口号。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闹腾了几个月。 　　当时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宛如梦境。老支书的三层瓦房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把整个屋子妆点成了纸盒子一般。大字报上的字大大小小、好好坏坏。因为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的着急之作，多是笔走龙蛇。我认惯了红宝书上的正宋体字，看大字报很吃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大字报已经风干皴裂很久以后，我似乎认得了不少上面写着的字，但对字句的意思则懵然无知。 　 　被“专政”只因错别字 　　十几年后，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才把这件事说给我听了。 　　原来，那天下午在我回家以后，一个红卫兵路过晒谷场，发现地上写着一条反动标语。硕大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中，“毛”字的下右钩写反了，有点像“手”字，“主”字顶部的点跑到了“王”下面。 　　毛字反写岂不就是反毛，主字颠倒岂不就是倒主。这可是一条罪大恶极的反动标语，警惕性极高的造反派急报公社的人武部和县公安局，他们连夜驻进村里要查个水落石出。 　　在将我带去前，村子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个个都被盘查过，没有一个与此事扯得上的。有人反映，历史反革命分子罗某的儿子一个人在晒谷场玩过，于是我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反革命嫌疑犯了。 　　在红卫兵们眼里，我有做这件事情的全部可能性。首先我会写字，其次我们家对新社会有保留意见，虽然在解放前夕父亲几乎败光家财，被划分为下中农，但是在有些造反派眼里，我们家的底子是很黑的。 　　记得在拘禁我的那个晚上，造反派没有动过我一个指头。实际上也不需要他们动粗，事实很清楚了，只是需要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罚。 　　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处分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也不知道。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套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成年人犯下类似错误，立即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等着他。押送劳改是免不了的，倒霉的人会送了性命。 　　也许是我太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过于荒诞，也许是我母亲的人缘好，使得造反派也向公安局求了情，也许是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原因。 　　 我是“革命”的“欣赏者” 　　革命，最初对于我这般大小的孩子自然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隔三差五可以看到斗争游戏的真人秀。铜锣一响就知道有好戏开场。秋天的一个夜里，外面一阵锣鼓声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兴奋异常，就要往外去看个究竟，母亲不让，但也拗不过我。 　　循着铜锣声和时隐时现的人声来到村寨中间水井边，看到雇农的儿子和几个平头小伙押着地主婆在“游街”。月光下隐约看见那地主婆一头乱发，身上的大襟衣服布扣子被扯掉了，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草草写着难看的几个大黑字，画上醒目的叉叉。 　　这地主婆手里还提着一个小面锣，边走边敲边喊，好像是陈述早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的丈夫和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由于惊恐和白天改造的劳累，走得哆哆嗦嗦的。身后的红卫兵小将不时地踹上一脚。 　　大约那时候的乡下穷得厉害，夜里游街连手电也没有，人们手上拿的都是粗壮的向日葵杆点燃的“火炬”。炬火映照下，年轻造反派的脸上激动得有点亢奋的表情让我至今不忘。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夜间的游街着了迷，总是盼望着早早响起锣鼓声，生怕自己睡得太沉错过了精彩。 　 　遭受一夜“专政” 　　秋收开始了，大人们都忙着上山掰苞谷。没有上学的孩子都像自由自在的小牲口，撒着欢到处乱跑。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大队的晒谷场上玩，这小河边的晒谷场又大又平整。小孩子经常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在这里写写画画的。那时我也没有见过粉笔，就从溪滩上捡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子来当粉笔。有些红石头不过是被溪水冲刷磨合成鹅卵状的红砖头，用来写字再好没有了。我也常常这样写字，虽然人小，但极自信。捡到能写字的石头，必定随手画上几笔，写上几个字。 　　我其实不知道那天到底写了些什么字，反正，当天晚上就被带到了祠堂改建的大队屋。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我下午是否去过晒谷场，以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有没有写字，写了什么字等等。 　　我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旁边，不时回答别人的询问。记得问父亲的问题好像是什么时候教我认字，大约认得什么字，能写什么字之类的。 　　后来就是把我留下来了。父亲回家给我拿了几个玉米饼，权当我的口粮，他让我好好想想下午做的事情，向那几个问话的人说清楚。从那些人的严肃表情和父亲恐惧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肯定做什么坏事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坏事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离开母亲在队屋里一个人呆着。大概是在第二天的傍晚，他们让父亲把我领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父亲让我面对家里厅屋的墙跪了整整一夜，上面贴着一张硕大的毛主席像。母亲几次起来想抱我回床上睡觉，都被父亲粗暴地阻止了。他们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大概我当时已经困得不行了，并不知道他们吵架时说了些什么。 　　父亲从未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我想这次犯的错误确实很大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后来，父母亲白天下地一定把我带在身边，夜里也不许我到村子里和小伙伴玩，不过仍旧在空闲时教我识字。 　　这件事情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革命斗争的恐怖。而此前，我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个革命的局外人和欣赏者，不仅不惧怕，甚至是喜欢革命的。那种宏大的集体行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慷慨激昂的批斗，像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那种氛围让人热血沸腾。 　　可是在标语事件之后，我学会从被革命者的立场去看这场革命了。我已经能够读出这些被当作“牛鬼蛇神”的专政对象嗦嗦发抖的身上的巨大恐惧和无奈。我知道了革命的残酷性。 　　两年后，我上小学，读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时，心里仍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