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选读

中国大陆的亚洲最大的平原水库“河南宿鸭湖水库”近日出现数百万斤死鱼。当地渔民质疑死鱼与工业污染有关。中国环保部称，鱼的死因仍在调查中。与此同时，上海松江大学城内的思源湖也漂浮起数百条死鱼，有当地民众说，捞出的死鱼有上万斤。中国各地水库和湖泊大量死鱼事件频发，令民众担忧水源污染影响饮水安全。 有“人造洞庭”之称的河南驻马店宿鸭湖水库是集灌溉、养殖、发电等为一体的平原水库，该水库近日出现大量死鱼。 中新网周四的报道指，25至26日，宿鸭湖库区相继出现养鱼网箱和湖面大面积死鱼现象，死鱼数量高达数百万斤。报道引述渔民罗新华表示，自家养殖的十几万斤白鲢鱼、草鱼、小黄鱼全都死了，损失60多万元。 一名附近居民周五告诉记者，之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记者：“知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死鱼？” 对方：“不知道啥原因，专家正在调查。” 记者：“之前有没有过这么大面积的鱼类死亡？” 对方：“之前没听说过。” 根据中新网的报道，当地官方认为导致鱼类大面积死亡是水域溶解氧偏低造成的，而当地渔民则认为是水库水质被污染，与“一股发红的水”有关。 本台记者周五致电驻马店市环保局了解情况，陈科长表示，鱼类的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之中，水库的水质与以往相比并没有太大分别。 “鱼的处理情况，包括鱼的死因、化验、分析，现在渔政部门（正在处理），可能快出结果了吧。” 记者：“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死鱼的死因是吗？” 对方：“具体的原因问渔政部门。” 记者：“现在水库的水质怎么样？” 对方：“从检测结果来看，应该是不错的。都是跟以往没有大的差别。” 记者：“那有没有发现一些企业排污排到水库的情况呢？” 对方：“目前来说，从监控的一些数据来说，现在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虽然环保部表示水质未受影响，但仍有民众感到担心。 网民“彭保红”说：没有了干净的水，哪有鱼们的活路？没有鱼的活路，我们的活路又在哪里？ 无独有偶，上海松江区对外经贸大学内的人工湖思源湖日前也飘起了大量死鱼。 网民“藏在被窝里的青春”周三在新浪微博上传了数张照片，可以看到数百条鱼翻着白肚死在岸边。 思源湖附近的一家宾馆工作人员周五向记者证实了此事。 “前天死的，捞了一些，昨天也捞了，大的（死鱼）有几十斤。听人家说有一万斤（死鱼），那什么装垃圾的车拉了十车。” 记者：“之前有没有湖里面出现大量死鱼？” 对方：“没有，以前没有，我来这里四年没听说过。” 记者：“那会不会担心水有污染？” 对方：“死鱼全死在里面，肯定有污染的。” 今年四月，松江区泗泾塘河面也出现过上千条死鱼。而此前黄浦江上的死猪也是出现在松江段水域。 有“淮河卫士”之称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谈水湖出现大量鱼类死亡只有两个可能，其一是工业污染的毒害，其二是水体富营养过剩令鱼缺氧，但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明水质受到了污染。 “无论它是哪一种状态，水里面是应当生长鱼类的。如果鱼类不能生存的话，无论有机的污染还是化学的污染都是不正常的。” 霍岱珊又表示，人工湖的湖水来自周边河流，人工湖受污染同样意味着附近的河道有污染。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的江河水库频频出现大量死鱼、死畜，引发民众对饮水安全的担忧。根据此前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淮河流域的污染令有关地区的癌症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民国二十二年世界书局公民教材） 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大的志愿就是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还说，如果自己能编一套公民课本，将是二十一世纪里给祖国、给人民的最好的礼物。遗憾的是，李慎之先生没来得及编写一套公民教材便赍志以殁。不过，他对公民教育、公民教材的重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偶然发现，李慎之先生没能实现的愿望，八十年前却已有人圆满达成。 此人是徐逸樵。他不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六册公民教材的编写，且教材本身即冠以《徐氏公民》的名称，这在民国公民教育大潮中也是罕见的现象。 《徐氏公民》于1931年由著名民营出版机构世界书局出版，当时的徐逸樵，任国民党中央总部训练部总干事，并兼任国民党军需学院教授，以这样的身份编写的公民教材，自然值得今人关注。笔者手头有一册《徐氏初中公民》，是1934年9月第10版，而初版日期是1933年7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已出到10版，足见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然而，这样骄人的成绩，放在民国澎湃汹涌的公民教育运动中考察，其实还不算耀目。学界近年的研究揭示，1917年到1929年，是民国公民教育的黄金时代。1917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形成现代历史上公民教育的黄金时代，公民教材的编写、出版也蔚为大观，“养成健全的公民”成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由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商务印书馆是公民教材出版的主力军，其编写的公民教材印量更大，多在几百版以上。几十年后，李慎之先生回忆自己上初中时的公民课，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材。公民课上教授的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给他打下了终生的思想烙印，以至于晚年时自嘲地说，自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当过五年委员，也算是参加国家立法工作了，可是所依凭的法律知识居然不过是六十年前从初中学到的那一点儿东西。 《徐氏公民》出版的1931年，公民教育运动已经走过黄金时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党化教育开始向学校渗透，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经没有公民课，而代之以“党义科”，因教育界的抵制，三年后“党义科”取消，公民教育回归，但是，此后的公民教材中，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开始渗入。这一点，在徐逸樵编写的教材中也有突出反应。不过，以今日的需求与眼光来看，《徐氏公民》中的内容仍然可圈可点，即便是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也自有其诚恳之处。 以笔者手头的这本《徐氏初中公民》第一册为例。此册内容共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两编，其中后者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社会生活”介绍社会、家庭、学校、政党、民众团体的概念、起源及功用。“政治生活”编分七章，分别为：国家、民权和法权、三权分立制的政府、民权的运用、吾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和职权、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对于民权、司法独立、选举及地方自治，编写者最为用心。 关于“民众团体”的功用，《徐氏公民》的看法是：民众团体通过组织民众运动，来“实现某种特殊的利益，解除某种特殊的苦痛”，所以“社会上民众团体愈多，组织愈健全，运动愈发达，则民众的利益也愈增进，地位也愈提高”。作为执政党中的一员，对于民众团体及民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能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民权是贯穿“政治生活”编的主线，其它都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书中分别介绍了英、法、美三国争民权的历史，对于民权伸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重要思想及法典，都有提纲挈领的介绍，如介绍英国时突出介绍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典》中规定的国王不得停止或违背国家的大法，非经国会允许不得征税及增设常备军，不得干涉国会中之言论自由，不得废止陪审官制度，不得有逾分之罚金或刑罚，不得阻止人民之请愿这样的内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则是法国部分的主要内容。 民权与治权（政府权力）如何平衡？《徐氏公民》对此完全采用孙中山的设计，即用人民的四权，也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也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考试、监察五权。 对于三权分立制的政府，《徐氏公民》着墨颇多，其中对议院职责，介绍其在立法、财政的预决算、募债、增税及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议会政治就是预算政治”这一说法。同时，特别强调了司法独立及违宪审查的意义。编写者引用蒲莱尔的话说：“司法部的功效如何，是善良政府最好的试金石”，并引入了违宪审查的理念与实践：“在欧美各国，司法部的职权，不但在解释和应用普通的法律，以为民众伸正义，并且有许多国家，对于违背宪法的法律或命令，允许司法部有裁判之权，而这种权力，也可以说是司法部最重要的职权。”而正因为司法部身负如此重大的职责，就必须保持其独立尊严的地位。编写者接下来介绍了各国维持司法独立的三个原则：一）除了大赦特赦外，任何机关不得过问法院的判决，更无权推翻；二）法官的任期，或终身制，或任期制，除非受惩戒处分，中途不能免职；三）给予法官优厚薪给以养廉。笔者读到这部分内容时，感慨陡生。这些理念与思想，自己即使在大学阶段，也未曾被教育者所施予，但八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却已经能如此完备地接触到，不能不令人一叹。 对于选举权，《徐氏公民》如是告诫：“选举时所投的一票，足以决定被选者的称职不称职。万一投得不得当，就无异自己雇佣恶吏来加害自己”，可谓苦口婆心。 地方自治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本册的最后两章。编写者认为，地方自治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健全，地方自治是否健全是判断的标准，而县级自治，是地方自治的关键，也是宪政的起点。对此，编写者采用了《建国大纲》为中国实现宪政所设计的递进路径，从县级自治起步，逐步上延，实现省级、国家一级领导人的选举和宪法的制定，从而缔造中国的宪政大业。尽管历史没有给那一代中国人实现这一梦想的机会，但彼时能将宪政梦想普及到初中生幼小的心灵中，就值得我们向那一代的教育者们致敬。 在个人权利与义务中的人身自由权一条中，编写者引用了《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内提审。”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则表述如下：言论是思想和信仰的表示，这种表示，无论出诸口头，或笔诸文字，或印刷为刊物，在法治国应视为个人神圣的权利，不得妄加干涉。对于言论自由的意义，编写者进一步写道：“政府如果不准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不但个人的思想受到束缚，就是学术也不会因讨论而进步，政治也不能有所借鉴而利改进。”这些内容，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一个事实：即使在专制、蒙昧大行其道的半个多世纪，仍然有人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其原因，或许与当年如此深入的公民教育不无关系吧。 徐逸樵早年留学日本，学养深厚，其政治生涯也不可谓不成功。《徐氏公民》出版后，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第二十集团军秘书长、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顾问等职。三十年代他还与雷震一起创办过《中国新论》杂志，并任总编辑。1978年他从日本回大陆定居。 1980年10月，徐逸樵游泰山，途中遇见汗流不止、面色土黄的背砖人，回来后赋诗一首，题为“悲泰山负砖人”，中有“负砖人！负砖人！昔日‘爬山虎’，哪有你们苦！闻道已无苦役制，何以自甘如此苦？”“爬山虎”为解放前给有钱者抬轿达顶岭之人力夫。徐逸樵回国后，曾先后受到过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接见，可谓座上宾，但他并不因此而一味美言，这或许就是公民精神的闪光吧。 —–白衬衫

谁也不愿被谣言伤害令誉，对那些针对个人或法人刻意散布谣言的行为，现代社会除了进行道德谴责，更以法律来约束和惩罚。它维护的是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法人的名誉权。 　　诽谤通常以大众传媒和新媒体为中介，现代法制体系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领域——诽谤法，它被誉为媒体法皇冠上的明珠，通常由宪法原则、民法、治安法、刑法相关条款等构成，跨越多个法律门类，从言论权与名誉权的权利平衡、违法性质、行为方式、行为后果，都有规定。在诽谤法历史悠久的英国，2013年6月还通过了专门的成文法《诽谤法》。 　　但造谣经常不是为了诋毁，因此打击造谣和诽谤，有一些重要前提。如现代法治强调，类似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一项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人类的经验教训之一是，不正确言论也有表达自由，何谓正确，何谓不正确，有时难以简单确定。对言论的过度管制，不但可能侵犯权利，还可能让一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打击谣言的难题之一，就是谣言的认定比较复杂。张铁民先生1997年出版的《谣言和流言：错位的心态》一书中认定为谣言的不少案例，后来被证明并不是谣言。如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媒体关于叶利钦身体恶化的报道、1993年前后中国购买乌克兰航母的传言、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游泳选手和1993年“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的风闻等。这说明，“风物长宜放眼量”。 　　19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出版《论自由》一书，给言论权利做出强有力的辩护：“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 　　17世纪的弥尔顿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让人认识到信息的自我纠正机制；19世纪的密尔在消极的意义上力主言论权利的价值；到20世纪后半期，各个法治社会达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在维系社会安定的层面上，维护言论和出版权利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自由的信息流动和自由公开的讨论能使绝大多数人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表达权利得不到维护，将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其实，鼓励公众和媒体就公共事务问题发言，乃至于落实宪法第41条中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监督权，在我们的领导人和官员中也是得到共鸣的。毛泽东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看法：（1）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高发期，媒体和舆论可能激化矛盾；（2）虽然新媒体尤其是微博第一次让亿万公民有了表达权，但是谣言问题很严重，经常令管理者疲于应付。（3）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但也有对言论的如下限制：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针对个人的诽谤，自当依法打击。更多时候，对谣言的担心主要来自公共领域。2007年6月上旬，江苏无锡一名丁姓市民因蓝藻爆发、太湖污染发送百余条短信，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行政拘留10天，尽管事实表明，太湖水污染不但确凿无疑，而且首先是人为灾难。在政府信息缺乏公开的情形下，他至多是在一对一的短信传播中渲染了太湖水质污染的程度。此案教训是：谣言止于公开，本来只要政府及时准确公开信息，谣言就没有土壤。 　　中国早已宣示迈向法治社会的决心，因此在处理言论问题时必须全面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如何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珍视微博时代人民使用自媒体的权利，同时鼓励公民审慎借助微博揭露贪腐等不法行为；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言论的限制必须慎之又慎，对谣言的治理和惩罚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行事。 　　对谣言问题，建议：第一，既然谣言止于公开，公权力要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第二，恰当评估微博谣言的程度和后果，不缩小不夸大，并考虑到信息的自我纠正功能；第三，能在伦理道德层面提出批评就不动用法律加以约束；第四，在法律范畴内，能适用民法就不动用治安法，能适用治安法就不动用刑法；最后，一旦动用刑法第246条，就必须严格刑事诽谤的构成要件，包括：按照最高检的规定，相关批捕权上提一级；必须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必须是“情节严重”；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是自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