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评论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暂告平息。这起事件，在标明中国政治形态的同时，也在拷问中国下一步转型的大路向。 在目下中国情势下，可能鲜有人把《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修改并由此引发风波一事，单纯地当成一起偶发的宣传管制事件，而是将之作为“习李新局”的一个函数来解读的。毕竟，中共党的宣传主管部门事先审看、修改乃至以报纸名义撰写文章的事情，并非始于今天。但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做出系列开放的姿态，无疑成为社会公众建立新的政治预期的基础。 “南周事件”说明，新的政治预期已然设在了政治现实之前，并且成为衡量政治现实是否前行的一个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个预期，中共各级宣传部门的事前审查，除了与习近平的开放姿态格格不入以外，也让最先可得政治风气的新闻人变得尤其不能忍受。 从现实来讲，一个甚或几个政治姿态，并不能立刻改变现实的政治格局及其空间。但是，依据这个或这些政治姿态建立起的政治预期，却可能放大人们的空间感，从而反过来让人们尤感现实的逼仄。当然，在人们伸展拳脚，发现周遭空间并无变化之后，既存的政治格局可能并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新的变化。唯一受到矫正的，却恰恰是人们的预期及其据此所成立的“空间感”。也因此，唯一受到影响的，也许正是被矫正的政治预期所根据的政治姿态。由此而减色的，当然就是这些政治姿态所欲开凿和塑造的政治新局。 诚然，即使所谓政治新局，在相当程度上，也只是新的政治预期或曰政治想象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南周事件”的的确确是媒体人的挑战，也确确实实是习近平的难题，而宣传部门不过是沿着老轨尽职尽力地拉着自己的旧车而已，庹震也只不过是因为其在官方宣传机构中的“完整”履历、以及自北京南下的路径和路向，而有幸成了一个符号。实际上，在“南周事件”中，庹震是否亲自操笔修改了“新年献词”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人们通过对庹震形象的“打造”，通过对既有媒体管理方式的抗议，获得了探寻习近平的政治偏好、丈量习近平已现的政治姿态与可能的政治行为之间距离的机会。 “南周事件”，应该算是威权体制下的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意识形态管制事件。在威权体制的前一个政治形态——极权体制下，意识形态控制如水银泻地般遍及整个社会，从而没有任何向这种控制方式表达不满的空间。而在威权体制下，媒体的绝对垄断和绝对掌控已经大幅松动，包罗万象、阐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已经笼罩不住社会，多元思想的落脚已经撬移了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基点……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麾下的“南方报业集团”，其子报刊中产生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种现象正说明了在威权体制下，存在政治变动可能性的现实。 威权体制，向前一步可跨入民主化社会，后退一步就又回到了极权体制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周事件”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下一步转型路向的拷问。对这个拷问，纵然可以暂不回答，但也绝不能拖之过久。政治停滞带来的绝望感，将迫使社会成员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方式来拷问这个转型的大路向。 说到底，宣传部门可以修改有关“梦”的文章，但是却难以改正人们脑子中的“梦想”。这个事实，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社会的下一步转型规定了方向。“发现”这个方向，确定这个方向，坚守这个方向，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威权体制，向民主化时代开进。

这个没穿鞋的女人说，“我当时已经开始分娩了。所以我当然必须离开医院。” 我看着躺在我右边床上的孕妇，她嘲弄地笑了一下，好像是在说，“现在看看，到底是谁疯了？” 那是2010年，我当时因为早产征兆在香港玛丽医院(Queen Mary Hospital)的妇产科病房卧床休息已经一个月，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就在此时出现了。在拥挤的病房卧床的一个月里，我以为我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对面的一个孕妇每晚都会打鼓，这种奇怪的行为是为了提升婴儿的智力水平。我们就像是在马戏团表演，“高危妊娠”是唯一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事情。 但我们都穿着鞋。我们也不曾在午夜时分在分娩期间从中国深圳一家非常好的医院里逃走。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没穿鞋的女士是怎么跨过边境来到玛丽医院的， 但她就在这儿，怀孕已有8个月，滴着羊水，身上只穿着薄薄的病号服，还忍受着宫缩带来的阵痛，但她看起来却极其兴奋开心，并不停咕哝着自己“做到了”。 有人朝她吼道，“你想什么呢？” 她回应说，“我当然是在想我的孩子！”一张开口就是满嘴标准的普通话，她已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什么了。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眯着眼睛、咬紧牙关，血压迅速上升。所以，她就是那种女人。 2010年，在香港出生的8.8万名婴儿中有一半是中国内地孕妇所生，她们跨境来到香港产子，以便她们的孩子能够享受我们这个特别行政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样一座反内地情绪高涨的城市，内地妇女消耗我们的资源，包括宝贵的医院床位，真是岂有此理。 我知道这个没有穿鞋的女士不会在我们病房里留下来。如果宫缩不能让她离开，那其他的女人会，我们中的每一个都荷尔蒙分泌失调、无聊，而且因为在医院里长久卧床而极度沮丧。 然而，不知怎的，她坚持了下来。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当天没有分娩，接下来的一天也没有。在等待的过程中，她开始与我们交流。她承认自己逃出深圳医院的举动可能危及胎儿的生命，但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生活。她想让孩子享有自己不曾拥有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权、更好的学校，以及更好的医疗条件。毕竟，这种努力给孩子更好生活的行为正是一个母亲的职责。对她来说，其所作所为并非莽撞之举，而是完全合乎情理。 慢慢地，病房里的窃笑和私语平息了下来。不久之后，这个没穿鞋的女人如愿以偿。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由于男孩是在香港出生的中国人，他将享有香港的居留权。当她带着胜利的笑容从分娩室出来时，我们向她表示了祝贺。 在短短几周之后，我将再次前往医院，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但这次，医院里将不会再出现没穿鞋的女人。新一届香港特首梁振英(C.Y. Leung)已经明确表示：从本月开始，香港将对大陆妇女在此地产子实施“零配额”措施。这是禁止大陆人在香港医院产子的第一年，大多数香港人对这一措施表示欢迎。 该法规改善了我这次的怀孕经历。医院的病床更容易预定，产前检查的等待时间也更短了。但奇怪的是，我感到总有些什么不对劲。毕竟，香港是中国唯一一座自由和人权的灯塔。我不禁想问，我们真的是在做正确的事吗？ 当我再次住进病房，并感叹手臂中这个小小的生命奇迹时，我知道我会想起她，这个心怀大胆梦想、脚上没有穿鞋的娇小女子。

2012年3月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在提及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一事时，中国总理温家宝主动将话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提到了中共对文革进行了全面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最后一个问答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而在他这番强硬表态的第二天，薄熙来便被解除了重庆领导职务。 在彼时，能将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与文化大革命相关联在一起的，从外界来看，更多是“唱红”等一套底层动员的作法以及意识形态的操弄。这些都是所谓“重庆模式”外在的策略和取向。至于其内在运行机制，则一直仅仅存在于坊间巷谈之中。也曾有言论认为，所谓“重庆模式”不过是薄为了博上位的政治运作，身为政客，加之其家庭在文革间的遭遇，其本人未必对文革真心诚意。 但如今，《南都周刊》、《南方周末》等中国媒体关于王立军的报道揭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勾勒出“重庆模式”的内部轮廓，也为还原薄熙来的重庆补上了关键的一块——无论是外在的具体政策，还是内部的运作手法，“重庆模式”都是薄王二人对毛泽东文革政治的认真挖掘和继承。温家宝将之与文革相关联，倒也贴切。 从运行机制来看，文革是一场恐怖政治，而这种政治之所以恐怖就在于没有任何规则可言，生杀予夺皆出于“朕躬”。而领袖的意志又往往飘忽不定，让你无法预判，想守规矩都不知所措。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扬勇的《苦撑危局》中记录了周恩来在1966年的一句话，“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正是这种无奈的写照。这种政治文化造就的生物链中，除了最顶端以外，所有人都活得心惊肉跳。文革中，薄熙来之母便是在红卫兵的揪斗中惨死。在《南都周刊》的报道中，升斗小民，如因在天涯论坛转发重庆打黑漫画《保护伞》而被劳教两年的彭洪、因2011年在微博转发上百条所谓“负面信息”被劳教两年（后撤销）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等，自然如蚁蠖；即使那些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们，如重庆希尔顿老板彭治民，本身就是局中人的权贵们，如经营重庆几十年、黑白通吃的文强，也都被轻易解决。据《南都周刊》报道，王立军曾说：“如果不听招呼，3000块钱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听话，二三十万咱们也能过去，还能提拔他。”这不过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霸逻辑的现代演义。 然而，这种恐怖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生物链顶端往往狭窄到只能容纳一个权威，其余任何人都只能是绝对的工具。摆不对位置，就会引火自焚。林副主席不甘于只当“枪”，最后只能客死他乡。王副市长忍不了一个巴掌，最后选择了神风特攻队般的玉碎。 文革政治运行的另一个关键是理论。理论大旗能够凝聚人心。揪出那些牛鬼蛇神，捍卫革命和伟大领袖，这对于当年的围观民众来说，确实能够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而在一个自古就是蛇龙混杂的渡口城市，祭出“打黑”自然能够博得弱势民众的欢迎。而理论大旗的另一个好处在于简化一切麻烦，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便可以轻松斗倒批臭任何人。文革中绝大多数政治犯，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北大学生林昭，差不多都带着一样的“帽子”。“打黑”亦然，但凡被扣上了“帽子”，便好比犯了“原罪”，根本不需废话，只要专政就好。 不过要举理论大旗，不能只靠蛮力气，还要有笔杆子，论证你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智商优越性便变得极其重要。毛主席虽然认为“四个伟大”非常“讨嫌”，但是“伟大导师”是可以留着的，而且文革中政治运动往往都从笔伐开始。王立军也竭尽全力摆脱当年在东北手持冲锋枪勇擒小贼的形象，不断获取各个大学机构的加持。而“打黑唱红”更是被不断升华。无论所谓“理论”多么显而易见的荒唐，都并不妨碍一群群鼓吹手们前赴后继。文革中有“梁效”、“罗鼎思”、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而现时的重庆不也上演了从喜剧大师到大德硕儒们频频参拜，如过江之鲫的盛况吗？如今在网上仍不难找到著名学者、知名博主们对重庆模式的认真论证和礼赞。 更为相似的是，纠错机制都毫无作用。文革狂飙突进整整十年，若不是伟大领袖西去，怎么有结束的可能？同样，如果没有王立军戏剧性的“叛逃”，没有薄熙来在王案之后的误算和昏招，更若没有彼时权力安排的需要，“重庆模式”会因其自身的荒谬而结束或被结束吗？薄熙来若不是在3月戏剧性地下课，而是坐在了11月的十八大主席台上，那时候还能仅仅说是“重庆模式”吗？文革在当今中国几乎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文革的变种仍然在21世纪生生重现，且红极一时。中国真的走出了“历史的三峡”了吗？

Guang Niu/Getty Images 2007年参加礼仪培训的中国女性。成绩优异的学员将入选北京奥运会礼仪小姐。 北京——一个人应该如何优雅地吃香蕉？当然是用刀叉把它切成小片！至少，在北京一所高价酒店里进行的长达三小时的礼仪培训课上，老师是这么教我们的。 上周，我花了61美元（约合383元人民币）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淑女。用银质餐具切分水果、在举止无可挑剔的老师警惕的目光下进餐，这只是五道菜西餐中的一部分。19名女性正为了吃下“棘手的食物”而奋战，包括通心粉和汤，这当中既有外籍人士，也有中国人。任何错误都会被立即纠正过来。 课程的主管是香港人萨拉·简·何（Sara Jane Ho——音译）。她来自瑞士最后一家传统女子精修学校，皮埃尔弗别墅学院(Institut Villa Pierrefeu)。在学院里，一套为期六周，覆盖了插花、待客、布置餐桌等技艺的课程标价约为2万美元。 现在，萨拉正在把女子精修学校带到中国。2013年3月，这位泰然自若的27岁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毕业生将启动萨里塔学院(Institute Sarita)，这是一家专门提供高价的普通话课程的女子精修学院（她没有提及确切的价格）。能说一口纯粹的英音英语的萨拉对我说，她来这里是为了教导中国人接受欧式“精修的重要性”。 一个人如何在关门时不把背转向房间？这比听上去的要难。一个人如何穿着高跟鞋走路？对女性来说，应该脚掌先着地。如何和你未来的婆婆寒暄？你需要保持一股神秘的气息，不要滔滔不绝地说话。坐姿呢？永远、永远不要翘起二郎腿，那非常粗鲁。学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在木地板上鱼贯而行，神情紧张，装作是在参加一场上流社会的鸡尾酒会。萨拉等在一旁，评论她们每一步的姿态。 这样的练习也许看似过时且有点傻。就是在欧洲，精修学院也在消失。在北京教授这样的课程也许听着荒唐可笑。然而，萨拉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 如果要问精修学校能在哪里能真正拥有未来，那就是在新兴经济体。萨拉在皮埃尔弗别墅学院上课时，大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像印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在中国，许多几十年里第一次到国外旅行的暴发户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有钱，但是没有品味。 在北京，本地人在餐馆、公共游泳池和大街上大声咳痰随地乱吐 （政府试图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制止这种行为，但以失败告终）。在公共场合，人们常常会看到，父母让孩子往随身携带的水瓶或塑料袋里小便。有时，这甚至发生在五星级酒店或机场里。 一位中国同学露西(Lucy)在课后对我吐露，许多中国人在国外时，想被视为“文明人”。随着这些中国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对自己的国际形象也考虑得越多。她学到的关键一课就是，如何在西方的正式晚宴上表现得体。 她解释说，“你维护好自己的空间，不要侵犯别人的空间。”她补充道，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餐桌和地铁，“中国人需要了解这一点。” 在位于北京的一家公关公司里，招待外国客户是露西必须要做的部分工作。她说，和班里主要是女性商务人士的其他大多数学员一样，她发现这门课挺有意思，而且信息丰富。学习如何得体吃鱼或使用黄油刀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因为在中国，这两样技巧都没有人用。 当萨里塔学院开业时，萨拉想要为学校吸引更为高端的客户：有钱的家庭主妇或者来自新晋富裕家庭的未婚女性。像“欧式礼节、接人待物与相关礼仪”这样的课程将包括待客的艺术、以及如何组织家政人员。 她对我说，“现在，成功的男士很难找到妻子。通情达理、善于交际、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女性不容易找到。在中国，你能发现很多有待培养的年轻女性。” 表面上看，一个参加她课程的女性能够学着成为她丈夫的“社交名片盒”。不止如此，萨拉说，随着女性工作地位的提高，她们越来越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她并不想阻止这一点（毕竟，她正在开办自己的企业）。不过，她问道：“又有谁不想成为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呢？”我强忍着没有说话。 如果说我从礼仪培训课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变得势利不会带来好处。我猜想，相对于我那些好奇的中国同学来说，我也许享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我是在伦敦长大的。我错了。 在就餐之前，萨拉让我向整个班展示如何穿过教室，和她握手。我信心十足、趾高气昂地走了过去。但我甚至没有碰到终点线，在我握她的手之前，萨拉扬起她的手说，“请再来一次。举止要得当。”她说，我的鞋跟发出的噼啪声太响了，我的步子不够优雅，我的姿势不够女性化。我红着脸，匆忙走回去重复了一遍练习。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叙利亚达尔库什 这简直是《圣经》里面的场景。在高高的芦苇丛里走下去，从土耳其乘坐划桨小船，穿过奥龙特斯河，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的一股当地武装在叙利亚达尔库什城外接上你。其中一个人给你看他手机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叙利亚女孩刚被带到河对面的土耳其去，她是在叙利亚军队直升机袭击她的村庄时受伤的。最终，她还是因伤死亡。反对派士兵说，那些直升机把一桶桶钉子和炸药的混合物扔在她家的房子上。不远处的泥里有三座新坟，埋着刚从河里漂来的尸体。有时候，冲上岸来的，只是一根胳膊或一条腿。尽管这是一片“解放了”的土地，你仍然能听到远处炮弹投向山那边某座城镇时的低沉声音。我问当地的反对派武装指挥官穆阿塔西姆·比拉·阿布·菲达(Muatasim Bila Abul Fida)，这一切将会有什么结果，他坦诚的让我吃惊：“如果没有伊朗和真主党(Hezbollah)帮忙，他现在已经下台了。”他说的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Bashar al-Assad)。但是即使阿萨德下台，之后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补充道，“得花五六年时间，”因为伊斯兰主义政党“想施行伊斯兰教法(Shariah)，但我们想要民主。”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L·弗里德曼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线上的旅行中，我吃惊地发现，针对叙利亚的未来，每派人都有着自己独特想法。这也让人焦虑。一位来自阿勒颇的基督教商人告诉我说，如果现在叙利亚进行真正的选举，身陷重围的阿萨德总统仍会“以75%的选票”当选，因为大部分叙利亚人渴望秩序，战争让他们精疲力竭。而阿萨德曾给这个国家带来秩序。但是，几个小时前，我拜访了一所运营非常良好的难民营。这个难民营由土耳其建造，位于土耳其边境城镇安塔基亚的城外。在这座难民营里，我采访了一些从拉塔基亚逃出来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男子。他们说叙利亚的制度极不公正，阿拉维派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份额。叶海亚·阿法西萨(Yahya Afacesa)说，“我们开始示威要求改革时，这个政权毫不作为。然后我们开始呐喊，要求自由，这个政权就攻击了我们。所以，没办法跟这个政权和平地斗争。” 拉塔基亚位于安塔基亚以南的海岸线上，是阿萨德家族的老巢，人口主要由阿拉维派(Alawite)构成。 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叙利亚的问题是阿萨德家族，而非阿拉维派。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统治着叙利亚，阿萨德家族源于阿拉维派。这些是世俗派的年轻人，他们也为叙利亚的多宗派共存的特点及和谐状态感到自豪。要记住，这种局面的形成在这个地区有很深的历史根源。真的，我在来难民营看他们之前，和安塔基亚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 of Antakya)的有关人士见过。商会主席在自己的办公室外自豪地挂了一幅海报，海报上有该城20多所不同的教堂、清真寺，甚至还有一间仍在使用的犹太教堂。该城距离叙利亚边境仅几英里。我重复一遍：该地区有多样性化的文化根源， 新的叙利亚政府仍旧可以依靠这种多样性，但是这个地区也有其另外一面。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在安塔基亚，我遇到了两位土耳其物流专家。他们提到了伊斯兰武装分子中的“阿拉伯外籍军团”，他们中最远的从车臣及利比亚远道而来，穿过安塔基亚，跨过奥龙特斯河，去参加叙利亚的战斗。有种观点认为，在一场主要由伊斯兰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提供武器的战争中，叙利亚将成为民主制国家。这两位土耳其人对这一观点嗤之以鼻。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主要愿望是，叙利亚可以由一个伊朗及什叶派统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逊尼派统治的国家。民主本身并非他们考虑的重点。 其中一位土耳其专家在卡塔尔有另外一桩生意。他解释道，想要在卡塔尔工作或做生意，他需要一位卡塔尔当地人为他的工作许可提供担保。他指出，“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许可，而你想离开这个国家，你需要你的担保人出具书面许可。如果你的担保人过世了，他的儿子就继承了这一权利。”他在卡塔尔的担保人的儿子非常年轻。然而，“如果他说我不能走，我就不能走。我在（卡塔尔）做生意，却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开玩笑地说自己在那儿是‘现代奴隶’。而这个国家正试图给叙利亚带来民主？” 这些故事向我展示了，有许多相互冲突的趋势和动机在推动着这场革命。如果叙利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感召力以及令人折服的统一视角的、并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领导人，推翻阿萨德并不能给叙利亚带来稳定局势。而叙利亚混乱带来的后果跟该地区其他国家混乱的后果不一样。 叙利亚是中东秩序的基石。叙利亚分裂及其分裂的过程能够重塑整个地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殖民者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以来，叙利亚的边界线就定了下来。如果阿萨德倒台，国家崩溃，叙利亚的内战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并为所有现有边界带来挑战，假如黎巴嫩的什叶派试图同叙利亚的阿拉维派/什叶派走得更近，假如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试图相互联合起来缔造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假如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的逊尼派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对抗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的什叶派。 中东会进入一个划定国界的新时代，而且是自助版本，亦即中东各国的边界线会被重新划定，不是由外来殖民者自上而下地界定，而是由中东人从下而上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