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时刻

解密时刻：血腥“民主改革” 藏区生死悲歌（预告片）i▶▶ || 0:00:00…...

华盛顿 — 解说：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 《解密时刻》。我是李肃。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 在 1989年“六 四” 期间十分活跃 ，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 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 他的 名字 就 从中国 政坛上 销声匿迹 了 。   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十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那个地方，好比一个三层的小楼，一、二层楼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三楼有两、三间独立的房间。外面的人要进去，必须通过楼下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国内的记者大概他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解说：这个 2012 年还 在服刑的犯人就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 、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   同 年，姚监复 执笔、 陈希同 口述的回忆录 在香港出版 。 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 “ 六四事件 ”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 。远离政坛十几年的 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 讲一讲关于禁书的 逸闻轶事 ， 我们就从陈希同 的这本回忆录 和 它的 作者姚监复说起。   *“六四”：北京市长欺骗了邓小平吗？*   解说： 富强胡同 6号座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 。 2004年， 姚监 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   1989年 “六四事件”后 ， 赵紫阳 因为 “支持动乱” 、 “分裂党”的罪名被 罢 职 免官 ， 软禁 在这个四合院 中 将近 16年，直到2005年去世 。   直到今天， 仍然 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 致使 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 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   当年， 姚监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 “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 对 姚监复说 ： 邓小平 如果 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 这句话让 姚监复 念念不忘。在 赵紫阳 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 转述给了陈希同。   姚监复：陈希同听到我的话非常高兴，“啪”地一拍我的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   所以陈希同和赵紫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怎么会得不到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 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紫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陈希同亲述》的故事*   解说： 2004年，陈希同获准 保外就医 ， 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 。他和 姚监复 的谈话就在这里进行。 陈希同 和 姚监复 两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姚监复：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鸿著，《风雨半支莲》。钟鸿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她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她参加过“四清”，陈希同是队长，她是队员。所以她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   她让我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了，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我就送过来。他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解说： 2011年1月份的一天， 姚监复 带着 表姐 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 陈希同 。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监复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姚监复：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用笔记录）的话呢，你讲你的，我把主要的大意记下来。我当天回来就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在，不会丢最主要的意思。另外，我第二次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   他后来跟我谈话，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解说：陈希同 回忆录最后定名 《陈希同亲述 —— 众口铄金难铄真 》，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陈希同 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现在一直都在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一年、两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这种方法拖着。   *陈希同在秦城监狱收听美国之音*   解说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 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世以后，陈希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姚监复：陈希同通过媒体知道书已经出来了。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本书什么时候出来，他没准备。   他自己也做了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得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成了秦城监狱的犯人了，还能怎么样呢? 但是政治太险恶，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   据我了解（书出来以后），没有更恶劣的影响，因为有一次老同志吃饭，后来去参加吃饭的有人告诉我：“老姚，今天陈希同也去了。”   附带再说一个事情。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贪污的事?”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他通过美国之音在监狱里听到各种信息。除掉《人民日报》，就是通过美国之音听到各方面的信息。   高瑜（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他（陈希同）现在住着三层小楼，算保外就医，全部国家安排，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的待遇，根本就拒绝。   *记者因言获罪 报社刊文被封*   解说：高瑜 ，上个世纪 80年代做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 押一年多 。 1993年 再次被捕 ， 被判刑 六年 。她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 1980年被指派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 案辩护律师组组长 。不过，高瑜对陈希同忿忿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希同当年曾经把她写的一篇报道指为 “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6月30号，陈希同，北京市市长，向人大去做“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就是说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认为是“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 1988年12月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严家其 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高瑜：当时的中国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抢电饭锅，最后抢到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   当时我就问，如果明年他们把经济上的问题都推给赵紫阳，要把赵紫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严家其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指的是这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   解说： 1988年12月，《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她始料不及的。   高瑜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被绑架了。还没开枪呢就被绑架了。我在里边的时候还给我个电视看。我一看，袁木骂我这篇文章，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变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解说：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作了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 赵紫阳 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 ―― 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 赵紫阳 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高瑜：我是一年零五个月从监狱里出来的，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向人大会议做的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的这篇文章，社科院立刻就通过出版总署把报纸封掉了。   解说：除了《经济学周报》， “六四” 之后 ，北京 自由派刊物 《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高瑜：那个时候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杜导正当时还跟人说他有错误，说 《新观察》什么的当时都是他封的，就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解说：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 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   *《李鹏六四日记》引出的是非*   解说： 说起 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姚监复：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的。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跟李鹏的“六四日记”那本书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   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那本书的翻印本的时候，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然后你“李鹏日记”里又这样写。   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力调动乌鲁木齐军区、成都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力调动空军，让直升飞机在那里飞？你有什么权力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戳到痛处了。   *赵紫阳是被军事政变搞掉的吗？*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 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5月19日晚上党政军开大会宣布戒严，在那天上午，邓小平主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高层会议。会议上邓小平讲“两个司令部”，另外把赵紫阳赶下台以后谁来接班，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材料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但是哪天开的，他时间都搞不清楚。   李肃：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金钟：他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公开了。   姚监复：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   另外89年5月二十几号，邓小平让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禁书和盜版在中国*   解说：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监复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金钟：中港这条线有铁丝网，但是它有很多管道。比如那种货车里面的空间是很多的，边边角角的地方塞一包书也就过了。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法进去的，他也可以赚钱。   李肃：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   金钟：当然不能大批，只能是小批量的，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有些人走私，连汽车都能走私，对不对？何况是一包书呢!   李肃：中国大陆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严防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金钟：在香港已经出了的书，他们就拦阻、拦截，在海关上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海关的人员流量太大，你不可能每个人的大包、小包全部打开，就是为了一本书，他们防不胜防。你带一本，我带一本（就过了）。而且这个书一进大陆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就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也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传到什么地步呢？传到那本书看得就像一朵花似的。   李肃：看烂了。   金钟：是，看烂了。那个书完全合不拢，书的每一页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记者）：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香港现在已经有那种小工作人员，因为便宜嘛，住在深圳，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我就要被拦下来。看看我的包，问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书。我那时侯，也有几本书。我就跟他说，我是研究农业经济的。所以现在我在香港就有一个“恶名”，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社主编）：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下达的文件。我们出的书就经常被列在目录中间。列在这个目录中间后来他们发现不行，等于是给了大家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后来他们就不大列这个名单了。   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就自己看，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长官看不完了，就拿了这本书去拍马屁，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几十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各种拍马屁的人到处找到这本关于他的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就可以拉近跟他的关系嘛。   *中国处处都有盗版禁书*   解说：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 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一本好书，大家要看呀！”   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那个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 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她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她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后来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2010年“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面还有关于“六四”的事，我的入狱，在秦城坐牢啊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这书在哪儿卖呢？都是在中央机关、三里河，就是有干部来来去去的那些地方。所以我说就这样的书，它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解说： 2012年底，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 制 《解密时刻》节目 。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李肃：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遍地都是。而且有人因为盗版我这本书被判劳教。人家工商执法队对书商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不管。你盗版这本书，一本我判一年。   李肃：这是政治任务了。   高文谦：这都是他们从北京回来，跟摊主聊天后传过来的话。你卖一本判一年。   解说：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 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何频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何频：我们的书基本上3天到4天在广东、深圳就有盗版。专门有这种采购团体，天天就在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盯着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拷贝，通过电脑就能够传到中国大陆去。   在全国的各个地方。只要是有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我们甚至没办法统计。但是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看过我们的书，当然几乎都是盗版品。 而且很可笑的，有时候国内的人把这些盗版品带给我们看，我们吃一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禁书作者乐见书被盗版*   解说：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刚才说到《墓碑 》的作者 杨继绳， 经常 有人拿着 盗 版 的 《墓碑 》找他 签 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 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   戴晴在北京看到了她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戴晴：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他们印的是大本，就是所谓的小16开，大32开这本。他们还把明镜出版社改成中国的一个乱七八糟的出版社，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里面定价、书号什么都有。 我就问他们：“这谁出的啊？”（书贩）就问：“你要不要，要不要？”好像意思是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点。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我也挺高兴的，虽然不给我钱，但是就没错字了。   他特犹豫，说：“那你就说吧。”把我的E-mail地址写完了以后，说：“那你叫什么啊？”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啊？”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后他也没有敢给我来信。   解说：英国 华裔 作家 张戎 和 丈夫 乔 · 哈里戴花了 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 关于 毛泽东 的书， 叫 作 《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 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 ，中国 大陆就有了盗版。   金钟：我有朋友（在大陆），我就委托他们给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像张戎的那本书，有几种盗版的版本，封面﹑内容都不一样。有的就是用原来的照片，有些就全部改排。我们是直排的嘛，他们的全部改成横排的简体字，重新打过。   李肃：这还花了工夫呢。   金钟：花了工夫，结果卖的还很便宜。我们(卖)100多块钱的书，他们就卖二、三十块，就这么推销。   李肃：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拿他们没办法？   金钟：完全没办法。张戎也对我讲过，像她这种出名的书，(如果)在世界各国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专门的公司，有律师会保障她的权利，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的。但在大陆没办法。张戎也笑笑对我说，那算了，就算帮我们宣传好了。   *中国禁书在台湾受阻*   解说 ： 说到《毛泽东 ： 鲜为人知的故事》 ， 这本书 的 出版 还有 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 远流 出版 公司发行， 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 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                                                                                                                                                                                                                                                                                                    金钟：张戎这本书本来她是很挑剔的，我跟她也是认识﹑相熟，但是出版之前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   李肃：在你这出？   金钟：因为我们的实力比起台湾大实力的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我根本没提这事。她就交给台湾“远流”，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对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的评价，胡宗南和中共的关系。张戎认为他跟共产党是有联系的，不单是他，还有卫立煌，共有四个将军。   当然张戎作家提出来是有她的根据。其它的文字(包括)英文版，法文版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了。但到了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版，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的压力)，他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首长。他就出来抗议，当然还有国民党的一些胡宗南的部下一起来起哄。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了出版合约。   解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 曾经实行 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 迁 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   直到 1980年代 初 ，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 80年代中，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   今天的台湾，是一个 相当 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 然而 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 然 对 出版界 有着特殊的影响 。   金钟：台湾确实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和大陆的关系比较靠的近一点，他们不想在这方面找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和绿营。这个蓝营，马英九是蓝营，是统派的总统。当然他说，他要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两派中间，在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解说： 1994年， 毛泽东 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 所著的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在 台湾出版时 就 遭遇 过 审查。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台湾出的，中时出版社出的。有一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在《中国时报》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就说到这本书其中一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就不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的，他是中英文对着看的，就发现(在中文版里)这个情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笑话也被禁*   解说：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也会遭禁。姚监复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 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   姚监复：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纪登奎告诉我的，纪登奎不当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叫李再含。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再含开会时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 就是喊口号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体永远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记者：真的假的？   姚监复：真的。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纪登奎）说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李再含）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   我说完以后，吃饭的时候，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怎么没喊过永远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67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你劳改，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   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   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警告我说，不准你姚监复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写笑话不是一般的笑话。叫我不要写。   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监复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哈哈。   解說： 2013 年 5 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 监 复的新作：《姚 监 复政治笑話集》。   * 莫言抵制禁书作者 *   解说： 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   德国 的 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 ，就是 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 。在 2009年 的法兰克福书展 上， 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中国 非常 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 中国 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 就是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 得主。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 ，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 , 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戴晴：结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你不让我去，我当然要去了。我就去了。   到了会上以后，德方的组织者在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的压力下觉得不应该这么对待我。于是就给了我10分钟，说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答应了。我讲这番话的主旨，因为本来中方的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敌人，说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我就想，既然已经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坐下来一起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说你们还是有进步。   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前三排，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在那儿。都退场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国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   解说：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 , 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 ， 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其实，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 ，其 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 批评。 小说《酒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 ； 《天堂蒜薹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 。莫言的 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 ， 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两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 《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戴晴：我想讲的就是，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到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的话，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解说：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谟业，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莫言。   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解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 德国牧师马丁 · 尼莫勒 (Martin  Niemoller) 。 马丁 · 尼莫勒 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 反对 政府 对教会的控制 ，开罪了希特勒。 希特勒亲自下令 将他 送进纳粹集中营 。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八年，而且险些被处决。 1963年， 马丁 · 尼莫勒 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 。 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   起初他们追杀 社会主 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 社会 主义者；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他们 冲 我来 了 ， 这时 已经 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逸闻轶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 马丁 · 尼莫勒 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fullrss.net

华盛顿 — 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 2013年6月2号，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在北京病逝。他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一年前，姚监复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在香港出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作者）：他从审判的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跟我说过，他以为最后有机会让他陈述，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的最后陈述的机会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六四日记”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都支持，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陈希同）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问过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只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没有那种忏悔的感觉。 解说：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 《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马依、石河子，甘肃的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 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她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有一次我正好在那边办事就过去了。我一看，在书摊儿上就摆在那儿呢。 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啊？”他（看看书，又看看我）说：“嘿，还真是挺像的啊！”我说：“就是我。”我说：你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给你一个E-mail地址，你告诉我，我把电子版给你，你照出，爱出多少出多少。 解说：在中国被禁的书，在海外也未必就能畅通无阻。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金钟： 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打台球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没参加庐山会议。他在休养时，李志绥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两个女护士去照顾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肚子大了，听说就把她打发回老家了。就这么有关情节，这个主角当然是邓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没有。为什么呢？因为94年邓小平还在嘛，怕得罪邓小平，这是很明显的事。 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中国禁书•逸闻轶事》（完整版）。 fullrss.net

华盛顿 —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　现居美国）：89年6月3号那天晚上，我和我妻子一块儿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空气中都能闻出血腥的味道来了。   我当时头脑很冲动。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要来看这一幕。我妻子就不同意，拉着我要回去。我就不同意，我们俩在广场上就争执起来了。   最后是我妻子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不能这么无谓地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就这一句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同意离开广场。   我当时心里面觉得很惭愧，抬不起头来。很多人带着白布条。人家是往广场走，我是当逃兵了。 * 写书动因：六四事件 *   解说：作为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官史作者之一，高文谦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曾经用笔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个 “人民的好总理”形象。 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用坦克回应了和平示威的学生。   高文谦：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跟共产党的缘分已经尽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对话，承认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所以我开始写这本书。   解说： 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的是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高文谦：从2003年我出书一直到06年的时候，我这本书始终是禁书榜的第一名。   * 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震惊之举 *   解说： 1994年10月11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新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个星期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   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中南海，这本书引起震怒。这不仅是因为书中详尽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不那么光彩照人的一面，包括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更是因为这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第一次在海外出书，讲述亲眼所见的毛泽东其人其事。   前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一大批人曾经写公开信、出书，在美国和中国对这本书大加批驳。显然，如果没有中南海的认可，这种高层次、大力度的 “反驳”几乎不可能。   中国高层的反应如此强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本书的作者叫李志绥。他曾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305医院院长、毛泽东二十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 现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贴身医生，相当于总统的私人医生。等于说毛从头到脚的身体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全过程都离不开的。 而且那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跟毛在同一辆车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勿庸置疑。 解说： 1995年2月13日，就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面世刚刚四个月以后，李志绥在美国芝加哥的住宅内猝然离世。随他而去的是他尚未完成的第二本回忆录–《中南海回想录》和心中那些可能永远无人知晓的红墙内的秘闻。 * 曝光真相 匡正史实 *   《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细数上个世纪 3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探究毛泽东如何凭借这场运动，排除异己，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第一把交椅的地位（高华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庐山会议实录》，披露了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内部会议上，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残酷内斗（李锐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3年）； 《改革历程》，首次公布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的秘密录音（赵紫阳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07年）；   赵紫阳录音：“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 “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   《朝鲜战争揭秘》，让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发动朝鲜战争的不是 “美帝”，而是中国的盟友金日成；而“抗美援朝”使金家王朝统治一直延续到今天（沈志华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5年）； 《阳谋 —反右派运动始末》，揭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把阴谋、“阳谋”一并摆到了阳光下（丁抒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6年 修订本）；   《 1959拉萨！》，梳理了中共建政后，藏人和中国官方关系发展的进程，告诉人们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的真实原因并非官方口中的“叛乱失败”，而是在中国政府压力下的无奈出走（李江琳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   李江琳：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从56年开始。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57年上半年，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大昭寺对面的中方机构，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 《墓碑》详细描述了中国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为 3600万因饥饿而死的人写下了永远的墓志铭（杨继绳 香港天地出版社 2008年）； 《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相和集体记忆》让 1966年到1976年那场“十年浩劫”的痛楚不再被淹没（宋永毅　香港田园书屋 2007年）； 《寻访 “六四”受难者》使1989年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中那些官方希望被抹去、被遗忘的名字和故事流传于世（丁子霖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5年）。   * 禁书出自左右两翼 *   与此同时，这些禁书作者的身份又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寻常人根本无从了解的内幕、黑幕，可信度颇高。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后来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金钟：李锐当然对中共党内的事非常熟悉，尤其对“庐山会议”，他参与了。他当时是做笔记的。他那个笔记做得非常详细。里面涉及到刘少奇、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怎么跟着毛来整彭德怀。他就利用这样一份很珍贵的原始材料写成了一本“庐山会议”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书就非常权威。   解说：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将 “六四事件”后被软禁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晚年生活呈现于世人面前（宗凤鸣 香港开放出版社 2007年）。   金钟：他是赵紫阳的亲密战友。他们在一起抗日的时候，十多岁就在一起打游击。赵紫阳在软禁的时候，其他人都很少、很难去见他，但他（宗凤鸣）可以天天去。有这么个特殊的身份，既是同乡，又是同志和战友，所以他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很多事情。   禁书的作者来自左右两翼，未必都是所谓的 “异议人士”和政治反对派。其中不乏中国大陆的“左派人物”，比如“文革”期间中国副统帅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期中共第四号领导人陈伯达（《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有中国大陆政坛 “左王”之称的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作者），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金钟：香港有一家大风出版社，他的主持人叫王小强。他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相熟。我想有这个背景，才有可能把邓力群的书拿到香港出版。第一版出来以后当然也就很受注意。北京马上发现了，发现后就不让再做第二版、第三版。不再加印了，而且已经上市的要收回去。   解说：李鹏（《李鹏六四日记》作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他在 1989年“六四”前后写下的日记原定2010年在香港出版，然而在出版的最后一刻由于中国高层的压力被迫叫停。不过目前在海外，还是有几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在流传。   陈希同（《 陈希同亲述 ——众口铄金难铄真》口述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的另一位关键见证人和参与者。   姚监复（《 陈希同亲述》作者、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跟他从2011年1月到2012年6月见过十几次，有9次我整理了材料，最后就变成这本书《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 从高层到民间，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   解说：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言行，政治和社会内幕、黑幕，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加之令人信服的作者，使这些禁书成为抢手的热门货。 金钟：李志绥的这本书可以说在香港的所有禁书中间，我认为是第一本。它的销路，它的影响力，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本书能超过它。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现居美国）：禁书这个概念极大地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望。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很多程度上的自由和西方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最大的差别之一。所以很多人到海外来，除了购买名牌产品以外，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买禁书，而且买禁书比买衣服、手表或者买其它的东西还要令人刺激。   高文谦：我这本书也成为到海外旅游的人买回去，来孝敬他的领导，孝敬这些官场的官员们的一本最好的礼物。很多官员我知道，点名就要这本书。   解说：不管是在中国政界高层还是民间，这些禁书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杨继绳（《墓碑》作者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　现居北京）：我同学在中南海，有主管人告诉他，你同学又出书了。   大饥荒应该说是跟“三面红旗”连在一起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正因为“三面红旗”制造了全国混乱，造成了大饥荒。   金钟：听说有一次，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会议，有人给他报告，参与这次会议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本李志绥的回忆录。听说江泽民大发雷霆。   * 内容突破禁区，触犯禁忌 *   解说：然而，不管是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的另一面，还是内幕、黑幕、 “非正统观点”，中国官方都不希望让人们知晓。 高文谦：目前在中国大陆，批毛容易，批周难。因为周本身在中共是一个“道德圣人”。毛自己干的很多事情已经是自己把自己给毁了。别人没办法真正面对现实去替他辩护。周的话呢，还希望能维持那么一块招牌。   周是这么一个对革命、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人，最后的结局都这么惨，一般人不知道的。那么谁还再相信这场所谓中共的革命呢？这个我觉得对他们的解构力度是非常大的。 解说：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著作《墓碑》在香港多次再版，并且在美国和英国推出了英文版。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场大饥荒的发生地 –中国，这本书依然被禁。 杨继绳：大陆肯定出版不了。我也是干这行的。如果我是总编辑，给我(这样一本书)，我也不会出版的。要负责任的，不敢出的。 有的地方发文件，比如武汉某个区的区委给教育局发通知。那个通知我看到了，在网上查到了。禁止一些黄色反动书籍进校区，其中有《墓碑》，看到了必须要没收、查处。   解说：这些书之所以被称为 “禁书”，是因为它们既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不准流入内地。显然，在内容上它们触及了中国官方的红线。 金钟：这些书一出了之后，就触犯了中共的很多禁忌。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人。有些健在，有些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子孙孙还在。他们在大陆起码一个权力、一个金钱、经济利益，这些关系是非常要紧的。   解说：杨继绳 2012年11月13日为美国《纽约时报》撰文说：“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引用了大量中国内部档案资料，而公开这种长期封存的档案正是信息公开化的开始。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当局不愿看到的。   高文谦：苏联的巨变就是从公开性开始的。而中共在历史上对人民、包括对它自己人所犯下的这个罪孽远远超过苏共。因此一旦解构的话，一旦公开出来的话，它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 * 中国禁书   由来已久 *   解说：在中国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行动由来已久，每个时代都有打上那个时代烙印的禁书。   二十世纪 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根据地，与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1937年，斯诺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第一次介绍给西方读者。斯诺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赞美之词为中国的红色革命赢得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在上海问世，反响热烈，曾经多次再版。   1949年以后，斯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他是毛泽东口中的“我们的美国朋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曾经不止一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的《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一直迟迟没有出版，只是在1960年少量印刷了一些，供内部发行，以便配合斯诺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中共建政三十年以后的1979年，在《西行漫记》的作者和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已经作古之后，这本书才与中国读者公开见面。   1962年，小说《刘志丹》在中国出版，书中主人公刘志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正是这个陕北根据地使当时受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而东躲西藏的中共红军主力得到了落脚和喘息之地。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救中央”。   刘志丹于 1936年在一次作战中阵亡。他的弟媳李建彤写了这本小说纪念他。不料毛泽东却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指责这本小说要为“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翻案。高岗当年也是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之一。在随后的整肃行动中，受到这部“反党小说”牵连的多达6万人，其中6000多人被迫害至死。   当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当年曾经担任陕北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也卷入小说《刘志丹》一案，被打成 “反党集团”头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迫害，蒙冤长达16年之久。 1989年8月，一本描述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战事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在中国出版。作家张正隆正面刻画了在“文革”中失势的中国元帅林彪。 高瑜 （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现居北京）：他采访了很多“四野”的人。他把林彪处理成一个战神。机智、果断、冷静、稳健，甚至有拿破仑那种痴迷于战争的个性。   解说：《雪白血红》一书在市场上热销，却引发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不满。   高瑜：首先就是林彪在东北的一个对头彭真（前中国人大委员长），委员长说话了。他跟他秘书说的，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高明吗？”   解说：接着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   高瑜：王震拿手比着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者留下来有什么用？” 解说：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直接给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高瑜：他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这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   解说： 1990年，《雪白血红》在中国大陆被禁，其作者张正隆一度被逮捕。   * “言论与出版自由”形同虚设 *   解说：几乎就在 《雪白血红》出版和被禁的同时，中国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因为卷入 “六四”事件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   鲍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前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主任 现居北京）：我下来就问：“这里是不是秦城？”这三位迎接我的人说：“是。”第一个人说：“我是监狱长。”那么我就在秦城住下了。   解说：在他们身陷囹圄的时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一纸 “红头文件”，剥夺了14个人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权利。   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作者，前《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叫作《关于停售鲍彤等人作品的通知》。它的时间是89年9月2号。这个时候鲍彤和我，我们都已经是在牢里了。   它的第一条就是“鲍彤、金观涛、戈扬、苏绍智、张显杨、李洪林、任畹町、曹思源、戴晴、于浩成、高山、刘晓波、王若望、阮铭等14人的个人作品一律停售。”   “凡通知停售的图书，严禁在市场上流通，严禁黑市倒卖，违者将从严惩治。请各地有关部门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检查和管理。第六条，以上通知不公开，不报道。”   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中间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还是不能出版，既不能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原则上也不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社原则上也不接受我的书。我也不能到大学或者正式的机构去做演讲，就处在这么一个地位。   高瑜：04年的9月19号，胡锦涛接了军委主席。闭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实际上就是他的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所讲的，就是要管好意识形态。要怎么管？就要严防死堵，就要像防洪水猛兽一样管好意识形态。 北京整肃了三个出版社：人文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三个出版社一共整肃了几本书呢？人文比较少，就是一个《中国农民调查》，还有一个《往事并不如烟》。加起来这三个出版社封了70多本书。 解说：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张东荪，哲学教授，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51年，他被控向美国出卖国家机密，被免除政府职务，开除出民盟。“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1973年死于狱中。   戴晴：告诉你们，你们全在如来佛掌中。毛泽东自己说的，都没有跳出我的手掌心。指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40年代以来的命运就是在他的手掌之中。   解说：这本书出版后，有位出版中间人想在大陆出版，找到了戴晴。   戴晴：他先跟我商量，咱们能不能删点儿？我说不能删。他说，能不能改个题目？我说不能改。他又问，能不能不用你的名字？我说，可以。他说，那咱们用谁的名字啊？我说，曾经我编“张东荪文集”的时候，用过我妈妈的名字。如果咱们接着用我妈妈的名字是可以的。他就很高兴。他已经找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跟他说了，你把那个作者的简历传过来。我妈妈101岁。这个101岁的人的简历也给他传过去了。什么都做好了，最后跟我说，你如果不同意改的话，还是不能出。   * 香港：从文化沙漠到禁书乐园 *   解说：由于中国大陆对出版物的严格控制，从二十世纪 80年代开始，一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台湾，甚至美国的出版社。   香港， 1842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不受中国的管制。   香港， 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然享受着“一国两制”下的出版自由。   金钟：香港很早以前，曾经在一段时期都被人称作是文化沙漠，说这个地方高楼大厦，人来人往，万商云集，都是做生意的。   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无法出版或者不能完整出版的禁书，一批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历史类题材的香港出版社也应运而生。在中国近年来的禁书当中，除了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被禁的以外，多数都是在香港出版的。   余杰（作家《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 现居美国）：就连他（邓力群）这样的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后来写的回忆录也只能放到香港出版。而他自己当年做宣传部官员的时候，他说香港是一个专门出版反华读物的基地，但最后他的书也放到香港，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 解说：香港，这个曾经的 “文化沙漠”，今天被人称之为“禁书乐园”。   * 禁书作者和家人遭受查禁压力 *   解说：对于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国官方查禁的方式相对简单，勒令出版社停止发行，书店下架。而对于在海外出版禁书，中国则采取了其它措施。首先是对作者及其家人施加压力。 金钟：比如我说的这个宗凤鸣。他本人也是老干部。而且三八式的。当这本书正式交给我们出版的时候，北京当局有关部门就找他（宗凤鸣）谈话，一直到最后出版的那几天很紧张，公然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休养，避开有记者去找他，怕把事情弄大。   姚监复：最后是由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副主任，代表中宣部、安全部、国防科工委找宗凤鸣谈话的。那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副主任就说：“你写赵紫阳这本书，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反革命。这本书不能出。”   金钟：但是他坚持，不退后，不放弃。如果他放弃，他给我一个电话，我就不会出了。 解说： 2012年，姚监复为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整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   姚监复：这是一个96岁的老人，75年党龄。他说，看来要重复毛泽东1940年代的承诺“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他加了“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要废除一党专政。   姚监复：这本书是2012年1月出版的。2011年9月的时候，上面新闻出版负责人找了给我发工资的部一级的单位，再找小单位领导正式找我谈话了，说，“姚监复，你有一本书要在香港出版，而且是由鲍彤的儿子出版，不准出版。”   我的回答是，作者不是我。我没权力决定出版不出版，但是我是党员，你们上级有什么意见要我传达，我可以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作者或者出版单位。不过，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给我一个书面文件，是谁、为什么不让出版，我好传达。 他们如实地把我的意见反映给上面。后来他们说，怎么能给书面文件呢？给了书面文件，那胡绩伟不会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   第二次谈话说，如果这本书出来，我们将按照扫黄打非的办法处理，就要当非法出版物。不准姚监复替胡绩伟赠送、传播、散发。   * 国家暴力机器用于查封禁书 *   解说：作家余杰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书触怒中国官方。余杰被迫远走异国他乡。   余杰：当我来到美国以后，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威胁、恐吓我，他们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专案组的成员，这些国保的官员甚至会从北京飞到我的老家四川，找我的父母，找我的弟弟，找我的姨妈等很多亲人谈，希望他们来向我施加压力。 解说：在中国的施压手段中，国安、国保的介入已经司空见惯。   余杰：到2004年胡锦涛时代以后，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严厉程度急剧升级。介入到新闻出版的，不仅是原来的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样的一些机构，甚至像国安和国保这样赤裸裸的暴力机构，它们也直接地来介入。   解说：余杰曾经试图与警方理论，对抗这种压力。   余杰：我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2004年的冬天，也就是胡锦涛接任了军委主席，掌握了全面权力的时候。并且我第一次就跟他们谈，如果是宣传部来找我谈，我愿意跟他们谈，比如我的哪个观点错误了，我的哪本书有问题，我愿意来我们一起讨论。但是当局所派出的是一个警察部门来跟我谈，我说我非常不愿意跟你们这个部门来谈。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个作家，由你们这个部门来跟我面对面地谈，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这种荒诞性，这种对法制的践踏。   解说：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却是警方的暴力。   余杰：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我进行传唤，把我带到警局，赤裸裸地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要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扔进监狱，一直到他们把我绑架到郊外，进行毒打，甚至直接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等等。 新闻出版的控制到胡锦涛时代变成这种暴力维稳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原有的控制方式以外，“胡温时代”加入了新的用国安和国保，甚至最后演变成这种非常残酷的身体折磨，这种酷刑折磨。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解说：姚监复所著的陈希同回忆录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国警方曾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姚监复：31号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31号上午是找陈希同，让陈希同承认没有授权给我出版这本书。   第二路大军是压到我那儿，连机关的领导大概5、6个领导找我谈话，要求我发一个E-mail给鲍朴，封存这本书。我说，第一，你们没有看这本书。你们现在就叫我封存这本书。你们违反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我说，陈希同现在还认为“六四”应该是制止动乱的。他反对动乱的。我说，这样的书你们为什么不让发？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第二，我说封存香港出版社的书是不正确的。香港是“一国两制”，我们怎么能下命令让他们封存起来呢？   但是他们不走，一定要我写这个。我们单位领导也劝我写一个。我说，我考虑一个钟头。我想了一下，可能还得这样，不然他们又不走了。   最后我说，我同意写一个，由我们机关发给鲍朴的，就是此书暂缓发行，经济损失由组织负责。然后我就到鲍彤家去了。   鲍彤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鲍彤，要鲍彤必须打电话给他儿子鲍朴，要他封存这本书。他的电话不准给外国打的。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鲍朴联系。鲍朴打电话回来。鲍朴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   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鲍朴说，没办法，已经到零售点。但是我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你们拿走。   四路大军，一天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6月1号，香港和全世界都知道了。最主要的内容各大通讯社发表了。 * 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 *   解说：在海外，禁书作者和出版商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金钟：另外还有一些人非常妙的，根本神不知鬼不觉交个书稿给我们，公然大陆的公安还是国安就知道了，就找这个作者去喝茶，去谈话。 余杰：无论我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是人在美国的时候，当我跟香港的出版机构、台湾的出版机构谈出版的过程中，中共的情报系统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相信我的电邮、我的电话这些在美国也不是完全保密和安全的。 他们也会去找香港的出版社直接施加压力，比如像出版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他们的负责人鲍朴先生，他从香港到北京去探望他父亲的时候，这些国保的官员就会找他谈话，希望他放弃这样的出版计划。甚至他们还会通过给这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发送有毒的电邮，来破坏他们的电脑等等（手段），这些事情都发生过。 何频：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和信息管道，譬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他们通过他们的系统就知道我们要出这本书。我那本书还没有决定出版。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譬如以前高文谦先生的书《晚年周恩来》。我跟高文谦先生刚刚认识，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要不要出这本书，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高文谦：中领馆的人来给我打电话，纽约总领馆的人，约我来谈，想买断我这本书。   解说：这股力量甚至伸展到了海外的名牌大学。 高文谦：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邀请我去，给我提供一定的财政经费，支持我写这本书。我刚一去，大陆那边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来做工作。   然后还通过资助我的那个哈佛教授，那时候是Fairbank Center（费正清中心）的Director（主任）傅高义先生。一个是熊光楷，当时是副总长，主管情报，经常到美国参加中美情报对话；还有一个所谓江泽民的智囊、社科院副院长刘吉。这两个人都分别跟傅高义打招呼，甚至于给傅高义送各种书，包括秘书怀念周恩来的小册子。潜台词都是你不要再帮助（高文谦出这本书），所以后来哈佛（大学）就把我的经费给断了。 * 禁书百禁不止 *   解说：然而，尽管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 何频：我们不会受制于这样一种压力而不去出书。与其说给我们压力，不如说开放自己。当你自己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的时候，那么必须有我们生存的条件。如果中国大陆开放新闻自由了，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在海外的出版行业，也许我们就回中国去了，也许我们就退休了，不从事出版了。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出版自由。   解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   “自从 1954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 时间一久，成为习惯，于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   “娴很害怕， ……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后，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 ⋯⋯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要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后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解说：《晚年周恩来》出版的背后，也有一个作者和亲人生离死别的故事。   高文谦：我妈妈在“文革”中是现行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的现行反革命，关到秦城监狱七年，出来的时候是精神分裂症。他们说，你妈妈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我们不希望她现在再有什么磨难。这种警告当然对我是有影响的。我的妈妈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作为一个儿子，我不能在她晚年去尽孝。中国人讲话嘛，父母在，不远游。我在海外，没有办法。   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回去（中国）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那时候我跟我母亲通电话。我妈妈那时候已经病重了，白血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妈妈说：“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我连我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解说：从春秋时期秉笔直书的齐国太史公兄弟，到东汉末年针砭时事的“党锢之士”；从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雅典式民主出现言论自由的理念，到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共和国将言论自由视为最珍视的两项权利之一， 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   从西周统治者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 1474 年罗马天主教会提出审查制度，到 1559 年颁布《禁书目录》， 千百年来，人类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从未一帆风顺。   1948年， 联合国 通过的 《 世界人权宣言 》明确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 。 ”   在中国，从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先后批准的四部宪法，都庄严地声明：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官方仍然在强力禁书；人民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出书、呐喊。 fullrss.net

华盛顿 — 在中国官史中，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是人民的救星，为人民鞠躬尽瘁；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件被轻描淡写成“三年困难时期”；而赵紫阳、“六四”这样的名字和字眼更可以被直接抹去。 然而另外一些人却描述了迥然不同的毛泽东、周恩来，举世罕见的大饥荒，并且把官史竭力掩盖和扭曲的真相摆在世人面前。 这些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我们今天的《解密时刻》要展现给各位的故事。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作者　现居美国）：89年6月3号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妻子一块儿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空气中都能闻出血腥的味道来了。 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对话，承认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所以我开始写这本书。 解说：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 大约十年前，一本名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也曾在中南海引起震怒。作者李志绥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保健医生。 金钟（香港开放出版社社长 现居香港）：他是毛主席的贴身医生，相当于总统的私人医生。等于说毛从头到脚的身体状况他都完全了解，全过程都离不开的。 而且那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跟毛在同一辆车上。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勿庸置疑。 解说：《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回忆录》这些禁书让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 　 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 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大饥荒、文革、六四…… 在中国，一些作者被官方噤声，“言论与出版自由”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戴晴（前《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还是不能出版。 解说：在中国，禁书受到官方的围追堵截。 姚监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　现居北京）：（２０１２年５月）31号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四路大军出动。第一路31号上午是找陈希同。第二路大军是压到我那儿。鲍彤家里就是第三路军，正在压鲍彤，要鲍彤必须打电话给他儿子鲍朴，要他封存这本书。第四路派人到香港直接去，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四路大军，一天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 解说：在中国，更有一些作者因为写禁书而遭受警方暴力。 余杰（《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　现居美国）：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对我进行传唤，把我带到警局，一直到他们把我绑架到郊外，进行毒打，甚至直接说出：只要上面打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 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生命安全的保障，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解说：甚至在海外的出版商也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何频（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　现居美国）：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和信息管道。譬如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到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解说：虽然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尽管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高文谦：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回去（中国）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我妈妈说：“不要管她。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 所以我连我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请您继续关注解密时刻：《中国禁书》（完整版）。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