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独立报关注中国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人权侵害
英国独立报在星期日的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表示，中国人口老化快速，有关修正“一胎化“的政策已经在政府内部进行过讨论，但是为避免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当局守口如瓶。旅英人权人士邵江认为，陈光诚案也凸现培训官员计划实际无益改善人权侵害。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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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的标语
计划生育，曾经是中国为了控制人口的一项基本国策。该政策一直从1970年代初期持续到了2021年，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内容不同。该政策饱受舆论批评，被指责为违反人权、不起作用和人口数字造假导致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等。在执行层面，因为过于残酷的“强制绝育”、“强制流产”和罚款下岗等处罚，备受国际和国内民众反感、批评。
1970年代初期，中国一改之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79年，“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并在同年提出“一胎化”政策。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上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2年5月，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开始“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强制上环政策，同年导致了大量孕妇被强制流畅，妇女被强制绝育。外界普遍认为，钱信忠的政策开启了“计划生育”最残酷的一面。第二年，钱信忠被免职。然而，之后钱信忠留下的“强制绝育”和“强制流产”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2015年10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过低，带来了一些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加速开展全面二胎，在中国大陆实行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实施“三孩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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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剧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或需动刀
《独立报》和《今日美国》等西方媒体12日报道说，中国政府将从明年起部分地区分阶段实施允许生第二胎的政策，由此，中国持续31年的“独生子女”不免发生变化。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阅读更多“二胎教授”杨支柱卖身交罚款？（zt)
作者： 杨支柱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东莞时报 2010年9月11日 星期六 他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副教授，因生育二胎被解聘得交超生罚款昨天，网络微博上传出一张他举着“卖身交罚款”牌子的照片 记者 卢丽涛 备受争议的“二胎教授”杨支柱又出新行为艺术——“卖身交罚款”（记者搞错了，生孩子不是行为艺术，何来“又出新行为艺术”?——杨支柱注) 昨天，微博上却传出一张照片，一个男人举着“卖身交罚款”的牌子，背后的墙上挂着人口普查的标语，该男子神情自若，他就是5个月前，因生下第二个女儿若楠，被工作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的法学副教授杨支柱。 “我看我要倒霉了。”昨日下午5点左右，杨支柱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计生委要找我交罚款了。”但对于“卖身交罚款”一事被曝光在网络上，他有点吃惊，“那是个行为艺术，视频和照片都在我这里，我本来打算国庆节放假的时候才放到网上的。”没想到，他在拍此视频时，被围观者拍照，教师节之际，在微博上流传。 因生育二胎被解聘出名 43岁的杨支柱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有14年教龄，他是北大法学硕士，时评常见于一些媒体，但这些都不如“二胎教授被解聘”事件让他出名。 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的二女儿若楠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出生了。他的大女儿若一这时三岁零八个月。今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他做出了“解除法律系教学岗位聘任”的决定，4月9日给他发出了书面决定。 杨支柱的妻子陈虹在一家外企工作，金融危机让她失业回家，2009年4月发现怀孕了，“工作丢了，孩子来了，我说是上帝赐给的，就打算生下来。”杨支柱曾对本报记者说，他们也想过一些不会给学校添麻烦的“逃避”方法，“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这些想法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 坚持不交超生罚款 被解聘之后，杨支柱自嘲为“下岗副教授”，夫妻二人双双失业，仅以他写点时评为生。杨支柱生性乐观，对于下岗并未有消极情绪，而且前来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 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给他发来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罚款24万。他有权在60日内向北京市计生委或者海淀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三个月内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不复议，不诉讼，又不履行决定的，海淀区计生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不会申请复议，复议没意义，两个半月的时候，我会向法院起诉。”杨支柱笑着对本报记者说，他的目的就是拖着不交罚款。“交了罚款就相当于买自己的孩子。”他仍然坚持几个月前的决定。 对话 杨支柱: 我现在靠写时评稿养家 东莞时报：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您“卖身交罚款”的照片了。 杨支柱：那个啊！卖身是个行为艺术。我自己演的。上个星期天，我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视频，不过还没有放到网上去呢，准备国庆节放假的时候才放上去。应该是旁边有人偷拍了放上去的。 东莞时报：为什么要等到国庆节才放呢？ 杨支柱：我有两个活动，跟计划生育有关的，不想因为这个把活动搞黄了。 东莞时报：具体是什么活动呢，在哪儿举行？ 杨支柱：还是先不说吧！（笑） 东莞时报：今天（9月10日）是教师节，您却“卖身交罚款”，感觉很讽刺。 杨支柱：我也不是教师，下岗半年了。 东莞时报：您现在卖身的目的是想筹措这24万社会抚养费了，所以，您是打算交了？ 杨支柱：不交啊！我什么时候说要交啊，卖身申明上最后有一句话：本要约在人民法院发出强制执行裁定的时候生效。如果法院要来硬的了，我才卖身交罚款呢！ 东莞时报：您打算申请复议吗？ 杨支柱：复议我就不申请了，过两个半月左右我到法院起诉一把，不让计生委申请强制执行。因为三个月后计生委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复议没有意义。我就是要拖，起诉也是拖，拖到不要交。法院也不会马上判，即使要判，拖一两年我就赢了。 东莞时报：您卖身为奴，是和妻子商量过的吗？ 杨支柱：她知道，但她不参加。这是我的点子。卖我一个人就行了，还能都卖？ 东莞时报：您要卖给谁，做什么工作？ 杨支柱：卖，就是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东莞时报：有期限吗？ 杨支柱：你还以为真有人买呢？这种买卖是合法的吗？（笑） 东莞时报：您搞“卖身交罚款”，有人给您反馈吗？ 杨支柱：没有啊。 东莞时报：今天教师节，你有收到学生发的短信吗？ 杨支柱：也就是问个好，其他的也没了。 东莞时报：现在正在人口普查，若楠能上户口吗？ 杨支柱：不可能，先要交钱，比平常交的还多呢。 东莞时报：从若楠出生到现在，您的生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支柱：没太多变化，就是我不用上班，天天蹲家里，接受记者采访，看看孩子，上上网。一个礼拜，搞一两篇稿子。我家里得吃饭啊，写的时评跟计划生育没关系。我写的时评都是房地产、拆迁、物业管理的稿子，跟房子有关，跟人没关。 现在两个人都失业，所以要多写稿，多赚稿费，少接受采访。 东莞时报：上次采访您时，您刚被青年政治学院解聘，后来和院方有什么交涉吗？ 杨支柱：没什么交涉，院领导、系主任，经常见，没什么说的，点个头。 东莞时报：没问过您的情况？ 杨支柱：不问。 东莞时报：您的父母对您被解聘有什么态度？ 杨支柱：他们还不知道呢，他们不看书不看报，现在还不知道我没工作了。 东莞时报：那您国庆节回家吗？ 杨支柱：不回，我装做有工作，忙得要死。 东莞时报：您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松动有信心吗？ 杨支柱：自己要保持希望吧!你自己都绝望了，你还怎么做。 http://dgtimes.timedg.com/html/2010-09/11/content_517951.ht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杨支柱的最新更新： 拆不完的“违章建筑”说明了什么？ / 2010-09-11 12:10 / 评论数( 2 ) 对海淀计生委向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申辩 / 2010-09-07 11:04 / 评论数( 4 ) 征收房产持有税能降低房价吗？ / 2010-09-03 23:45 / 评论数( 1 ) 这事肯定不是计生委干的 / 2010-09-01 10:09 / 评论数( 3 ) 没收开发商闲置土地能降低房价吗？ / 2010-08-27 22:14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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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您好，家里有人吗？我们来人口普查。”这样的话，在60岁的庄鹏老爷子嘴里每天要重复几十遍。但彬彬有礼的问话通常得不到回音儿，如果门里稍有动静就能让老爷子兴奋得抖擞精神。入户摸底普查，在庄老的眼中是个体力活儿，更是个斗智斗勇的脑力活儿，而且普查至今剩下的都是“攻坚战”。比如上周六一天，庄老先生和同组的张小梅敲了34家的大门，却只敲开了其中的4家。 ■答疑解惑 信息录入后销毁原件 美国的人口普查表有72年的保密期，72年后可以解密开放。我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是否也有保密期呢？市人普办负责人介绍说，我国并未规定保密期，这是因为所有包含个人信息的基层信息表在录入保存后会依法统一销毁，确保个人信息不会外泄。 “信息录入环节也不是由个人手工一个一个地敲，而是采用‘光电录入’的方式。”市人普办相关负责人向记者确认，普查记录表通过扫描仪扫描后，与扫描仪相连的数字识别系统即进行工作，将表格转换为数据库，届时，汇总表格中将不会出现“张三”、“李四”的姓名及个人信息，“最小的汇总单位是居委会。” ■政策解读 瞒报超生将从重处理 国家人普办、国家人口计生委等单位日前联合下发的《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认真做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防止漏报瞒报的通知》中规定，对在本次人口普查登记过程中如实申报的政策外生育的人员，可按本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较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生活困难的家庭可分期缴费。为了消除各级人员顾虑，通知要求，普查登记结果不作为对基层各级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各单位人口和计划生育绩效考评或奖惩兑现的依据，不得追究以往绩效考评成绩；对继续瞒报的，一经查实，依法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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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老人因独生子女政策养老难 鄂现老人自杀屋 2010-08-27 22:52:41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北京) http://news.163.com/10/0827/22/6F4KUUME00014AEF.html 核心提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学者称，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调查机构称，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自杀屋、自杀洞。 环球网8月27日报道 一位92岁的老人瘫坐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宽大走廊的一张轮椅上。他嚷嚷着想站起来，旁边的护工随即用力把他架起，只让他的脚粘粘地，之后又松手让老人摊坐下去。 老先生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加之重度老年痴呆，终日需要护工照料。“如果不送到这里，我们一家人根本没法对付。”85岁的老伴王老太太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在老先生身边，还有20多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大多已不能说话或行动。一些老人插着鼻饲管，低垂着头颅，目光呆滞。 这所专业护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但仍无法满足护理院所在社区的需求。这个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队等待入住。 不论是乡镇集体所办的养老院，还是市属的福利院，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满员。即使是收费高昂、定位于中高端群体的北京太阳城银龄公寓，至8月25日也只剩下最后两间空房，“过了这周末来，怕是就没有了”。 3816家养老服务机构、61823张床位，依然无法满足京城226.6万老人的养老需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位老人一般要等两年左右，才轮得上一张空床，“只有等走了一个，才能进来新的。” 不独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6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1899万人，失能老人已达940万人，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人。 社会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评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在不少社会学者看来，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 养老缺口：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 虽然全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满3000万人，但在杨团看来，养老服务的提供，可以比作正反两个金字塔：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失能老人只是最顶端的部分；向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则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最多的关怀照料。 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落差。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70张之间。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两万多人。 按中国的传统，对老人的照料义务，更多是由家庭承担，但家庭的抚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不得不借助于社会机构和服务，这越发加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短缺。 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家庭负担极为沉重。 同时，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而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空巢家庭的增加以及家庭人数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其对老人的抚养能力。 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突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 即使家庭成员尽到照护义务，赡养质量也常不如人意。来自社科院的一份《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传统家庭照护标准低，专业性差。在农村的农忙季节，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容易被疏忽或中断，身边无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甚至一些子女在身边的老人还遭遇弃养。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透露，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我国自杀人数的90%。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拮据的社会化：七成依赖家人 家庭照顾的缺位，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而赡养成本的提高，又令家庭不堪重负。 上述《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高龄老人不仅需要问安式照料，即经常性探望，还需要生活照料、康复保健方面的服务。对于老人的照顾者来说，长年照护失能老人也容易产生身心的压力和慢性疲惫，他们则需要一种替换性的服务，或是日托服务。根据国际经验，失能老人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入住机构，入住机构率普遍在3%-5%。而相较于中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这些服务无疑都显得昂贵。 按照护理标准，机构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2：1，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4：1。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根据有关调研粗略计算，人员工资加上护理院住所的设施设备、材料、老人餐饭等等，每月仅成本在1200元以上。在一线大城市，收费则更加高昂。前述月坛街道敬老院严格坚持非盈利准则运营，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费也在2600元左右。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 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正是由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缺漏，据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跟踪调查，69.9%的老人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学者孙炳耀表示，养老服务的需求，正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才出现，但“我们对养老制度的设计，还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而对照顾服务这一块没有考虑。” 鉴于养老机构的紧缺现状和收费偏高，加之居家赡养的传统思维，不少老人仍执着于居家养老。但针对居家养老的入门服务，也不便宜。 政府能否成为养老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并不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常说的“未富先老”。“中国人均GDP跨过3000美元大关，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在王振耀看来，国家的富裕，应该反哺这部分老年国民，增加社会福利投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也表示，在市场、第三部门都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不明，既无法以“福利国家”的姿态提供民众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又缺乏刺激社会化供应的政策手段。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养老服务缺口缺乏科学的测算。孙炳耀担心，尽管在老龄化的压力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之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终“挤”入十二五，但由于相关测算的缺失，也只能是一份原则性的规划。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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