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永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中国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公盟创始人之一,新公民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标志性人物,中国著名青年法学家、宪政学者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
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许志永博士自北大毕业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人权进步。他曾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参与揭露了黑砖窑奴工事件等等。 2022年6月22日,是许志永博士因“厦门聚会”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山东省临沭县法院开庭审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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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承德四公民冤案调查手记

作者:许志永 | 评论(6) | 标签:所见所闻

故事背景:

  1994年夏天,河北省承德市连续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杀害的事件。当年十月底,第二起抢劫现场附近的村民陈国清因邻里纠纷被带到派出所,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他招供自己是凶手,并且陆续招供了二十多个同案犯。经过严刑拷打,警方最后圈定了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为凶手,宣布此案告破,专案组立功受奖。

  接下来的十一年时间里,四个人先后历经了五次死刑判决(包括死缓)——死刑,上诉,发回重审,再死刑,再上诉,再发回……而实际上,真正的杀人凶手根本不是他们四个。本案在证据上根本不能成立。但中国国情决定了要想他们获得释放必须找到真正的凶手。2004年3月,我们法律援助团开始了寻找真相的艰苦历程。

  2004年3月,被告人之一杨士亮家收到的一封发自沧州监狱的来信让我们终于在那里找到了真相的知情人——刘成金。事实上,他从1996年起就一直坚持举报真凶。在强大的官僚体制面前,这个微弱的声音被长久地压制着。所幸的是命运安排我们再次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杀人者是周营子村刘福全等三个人,而他们三个中的两个刘福全和王树中已经因为另一起抢劫杀人案被判处死刑。2005年9月19日,我和陈岳琴博士、李玉洁小姐再赴承德,这一次,我们是要寻找杀人凶器和赃物下落。

  上午十一点多,火车到达承德,何国强和朱彦强的母亲来接我们。顾不上吃饭,我们一起打车赶往四十多公里外的周营子村。之前,四公民的家属遵照我的建议已经到过周营子村,取到了两个村民的证言,一个说1997年村里淘井的时候捞出来两把刀子(之前有人举报说作案凶器扔进了这个井里),另一个村民见过刘福全在1994年有过两个BP机(两个被害司机都被抢了BP机)。我们已经和愿意作证的村民约好面谈。还有,我们想见见另一个关键的知情人——刘福全的五哥刘福双。

  经过漫长的泥泞土路的颠簸,我们来到周营子村。问刘福双家在那里,一位热情的村民给我们指了路,并打电话联系。

  我们正往村西头刘福双家的方向走,迎面碰见刘福双的妻子于桂芬——她就是那个作证看见过两个BP机的村民。看得出,她是主动来迎接我们的。

  她带我们到村东头的一处年久失修的院子,说是他们的家,不过现在不住这里,暂时住在别处。我问,刘福双呢?她说福双已经去工地了——那是在另一个县的建筑工地。不是说好的今天要见面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到他们现在住的家去?我心中疑惑。

  围着一张简单的木桌,我们在这个略显荒凉但充满田园气息的农家小院里坐下。

  能看得出来她的疑虑。她一再地说,千万不要给他们家带来什么麻烦。陈博士向她解释此行目的,只是想查明BP机的下落,既然见过,就如实说吧,没问题的。

  李玉洁在一旁打开摄像机,这又给她带来不安。我们劝说她只要说的是真话就没关系的。她起身把院子的大门关起来。

  她说,大约是九四年九五年,冬天吧,看见过刘福全的两个小孩在炕上玩BP机。刘福全是她的小叔子,刘福全一家,刘福双一家以及他们的母亲当时都住在一套房子里,因为家里很穷。

  问,是什么样子的,能详细讲一讲吗?

  答,黑色的,比火柴盒大一点。(沉默)其实,我也不能确定那是不是BP机,样子像吧。

  问,后来你知道BP机哪里去了吗?

  答,不知道。就见过那一次。

  再问也不可能了解太多,看得出,我们问得越细她越担心。我们只得转移话题。问刘福全被抓走的时候她知道什么原因吗?

  她说,刘福全是半夜被抓走的,家里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半年多以后的一个公判大会上才见到了被押在审判台上的刘福全和王树中他们三个人,听说是因为杀人被判处了死刑。家里人从来没有找过律师,也没有接到官方的任何通知,甚至没有见到判决书。

  问,刘福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答,人挺好的,我觉得他不像一个杀人犯。他五哥福双出事后,他说过要弄钱来救哥哥的。

  问,那你觉得他是冤枉的吗?

  答,其实,他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家人都不了解。他说过要弄些钱救五哥,但实际上最后也没有能帮什么忙。

  她这么谨慎,我们无法更深入交谈。我猜想,刘福双应该在村子里,可能是怕惹来麻烦所以才让妻子出面挡驾。我提出想见见刘福双,并且堵住了她拒绝的后路——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们去找他,如果有顾虑,我们可以不做任何纪录,哪怕我只是一个人和他单独谈谈也行。

  她犹豫了一会,拿起了电话。我们答应不做笔录和录像,可以让刘福双到这个小院里来谈。

  另一个村民过来作证,1997年大约5月份的时候,赶上大旱,村民们淘井,淘出两把匕首,生锈得很厉害。很多村民都看见了这两把刀子,也没想太多,就当废品卖掉了。

  他毕竟不是知情人,笔录很快做完了。我们等待刘福双。

  我担心刘福双会不会来。可他来了。

  这是一个做事干练很有能力的农民,他现在在一个工地上领导一群人干活,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善良、谨慎、愧疚在他脸上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他的大家庭有八个兄弟姐妹,两个大的是姐姐,然后是六个兄弟,刘福双排五,刘福全是老六。刘福全很尊敬他的这位五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同道中人——刘福双的“出事”指的是1993年他把派出所副所长打了,被执行一年半劳教,另外,他和刘成金——举报刘福全的人曾经是盗窃的同案犯。

  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说是来了解一下刘福全的BP机的事情,问他是否见过刘福全有过两个BP机。

  其实,刘福双心里是明白的,他应该最清楚刘福全干过什么。但是,他坚持着自己的底线,不告诉我们最关键的线索:那两个作为赃物的BP机从何而来,又是谁拿去卖掉的。

  “大概九五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刚从劳教所出来,老六拿了两个BP机,要送给我一个,我不要。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一个中文的,而他拿的那两个是数字的。他原来有一个BP机,加上这两个,当时他一共有三个BP机。”

  问,你知道BP机从哪里来的吗?后来又到哪里去了?

  答,我不知道。

  问,你知道吧,有四个人因为出租车司机被杀的案子已经被冤枉了十一年,两个司机的BP机都被抢走了,我们是想知道你弟弟的BP机到底是不是在那两个案件中抢来的,我们想知道BP机的下落。

  答,我不知道这两个案件。

  我盯着刘福双的眼睛,知道他在说谎。我问,1998年刘成金在监狱外面没有跟你说过这事吗?

  “没有。”他小声回答。

  那你当时见过刘成金吗?我问。

  “没有。”

  不对吧?我平静地说。

  “恩,见过一面。简单地提了几句。”

  你去过白沟吗?李玉洁突然问。

  刘福双犹豫了几秒钟,说,“在那里打过工。”

  刘成金说过,1998年他出狱后找过刘福双,问他BP机的下落,刘福双说他把BP机卖到白沟去了。刘福双的行为可能构成了销赃罪,这正是我很难给他安全承诺的原因。李玉洁试图告诉他即使是他卖掉了赃物BP机,也会因为追诉时效已届满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及时阻止了她把话挑明。我料想刘福双是一定不会突破这个底线,并且我真的很难保证绝对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想把问题更直接一些。

  你觉得两个出租车杀人案是刘福全干的吗?我问。

  “我想,应该是我六弟干的。”他没有犹豫,非常肯定。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我问。

  旁边刘福双的妻子插话,责备他怎么会这么肯定。但刘福双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接着说,“因为我六弟特别狠,别人下不了那个手,他能。”

  接着,刘福双讲了刘福全另外一些故事。

  刘福全生性凶狠,喜欢玩刀,家里有好几把匕首。大概1992年的时候,因为和家中大哥吵了几句,刘福全操起一把匕首捅了大哥三刀,大哥差一点丧命。1994年冬天前后,刘福双在劳教所的时候,刘福全来看望,他反复对刘福双说,以后母亲就靠哥哥们来照顾了。

  “我当时很纳闷,他年纪轻轻的怎么说这话?不正常。”刘福双说。

  1997年的一个夜晚,刘福全被抓走了。之前,他给别人讲过,他那一段时间常常做恶梦,说自己这一年运气不好。

  家里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被抓走,直到大概半年以后公判大会上知道他杀了人被判处死刑。他杀的是一个叫王江的包工头,居然是刘福双妻子的亲姨父。那天,刘福全他们听说工地第二天要发工资,推断包工头手里应该有不少钱,他们三个闯进屋里就把人杀了,但没有抢到钱。

  刘福全被枪决那天,他的妻子小兰刚好去给他送衣物。刚走到看守所的门口,正碰见刘福全被拉出看守所的大门。小兰不顾一切冲上去,夫妻俩抱头痛哭。刘福全告诉小兰,自己已经写了遗嘱,把自己的所有器官捐献出来,这样两个孩子、小兰和母亲就有生活保障了。但事实上,刘福全的家人没有得到一分钱。

  “他的心肝肺都没了。”刘福双痛苦地说,“后来家人得到的只是一点骨灰。”

  1992年,刘福全把大哥捅成重伤;1994年7月29日,他差一点杀死一个果农的一家三口;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他们先后杀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1994年9月,他们杀死了王江。他的生命短短二十几年就结束了,却带给这个世界沉重的伤痕。而他自己的结局也是那样残酷。

  “我能为他们四个做点什么?”刘福双突然悲哀地问。

  我能理解刘福双的愧疚。当时刘福全是为了“救五哥”才去舍命弄钱,偏偏又连累了四个无辜的人十多年。现在,刘福双过着正常人的幸福生活,他不想再有飞来横祸,他想避开这一切。可是,这四个家庭的遭遇让他内心不得安宁。

  我说,BP机哪里去了很重要,我知道很难找,但如果能找到线索也好。

  刘福双沉默了。

  接近五点钟,我们要告辞了。我知道,很多很多话刘福双都没有说,但我已经很明白了。刘福双送我们到门外,他突然说,“其实,我从上午十一点就在家里等你们了。”

  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震撼了我们的心灵。这是报应,这是天命,我们迟早要来的,为了这一天,刘福双或许已经等了很多年。

许志永

200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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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政治为业的人——政治家

    作者:许志永 | 评论(6) | 标签:政治家, 公信力, 品德

    政治家在中国语境下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谋略和管理能力、超强意志力、为理想而奋斗并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但在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是指以政治为职业的特定群体。他们中有高尚人格并实践了某种远大理想的杰出政治人物,也有投机钻营的骗子,但这个职业群体的主流既不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人类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伟大人物,也不是投机钻营的骗子——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人民不大可能被一个骗子一直骗下去,而是那些在国家各个治理层面代表公众服务公众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他们的主要能力是感知并表达大众的声音,沟通、说服甚至讨好大众的能力。他们未必是很好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但他们是大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在民主制度下,他们通过公开竞选当选公职,是人民选出的“公仆”。一个国家里不只有一个或者少数政治家,而是各个层级有很多政治家,他们是议员、市长等民选代表。

    职业专长

    作为一种职业,现代政治家需要一些职业专长:

    政治家首要的能力是对公众愿望的感知和表达能力。和专制社会的政治家不一样,现代政治家不可能利用强迫和恐惧的方式要人民服从以改造人们的观念,现代政治家也可能诱导民众改变观念,但主要是发现并顺应人民的观念和需求。政治家需要有能力找到一种感觉,即多数人的正义感。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社区,不同的人群中总会有某些共同的愿望和要求,政治家能够敏锐地感知到某个群体的愿望,把他们的愿望总结出来,表达出来。有的政治家代表整个国家,总结并表达新的内外政策,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有的政治家代表自己的社区提出要建一个停车场,得到社区多数人认同,等等。

    政治家通常具备相当的说服与协调能力,即对社会各个阶层利益进行说服和协调,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或接受。政治家不能跟着自己的好恶制定政策,他(她)必须时刻考虑到人民的认同与支持,政治家要广泛采纳民意,广泛听取专业意见,协调各方立场,在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利益所在。政治家的说服与协调常常直接面对大众,因此政治家大都具有很好的演讲能力。

    政治家要有一定公信力。公信力不一定专属于伟大的政治家,哪怕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都有可能存在公信力很强的个人,他们说的话大家就是相信。任何利益分配都不可能绝对公平,如果政策制定者缺少公信力,利益相关者都拼命钻法律的空子追求自己的私利,社会就会充满矛盾纠纷。相反,如果有一个很强公信力的政治家,因为信任他(她),一些细微的利益不均大家也不会计较。因此,优秀的政治家能够促进社会和谐。

    政治家通常具有良好的个人形象。从根本上说,政治家的个人魅力来自政治家的学识、判断力、道德品质等内在素质,但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共政策可调整的空间不大,各派竞争者的立场差别不大,个人形象甚至纯粹的外表形象就显得更重要。政治家外在形象让人感到舒服,这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当社会不急需深刻思想的政治家的时候,偶像型政治家登上舞台也很正常,他们的外在形象对于社会和谐而言也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家的品德

    政治家在现代社会里是一个受到很多批评的职业。人们之所以对政治家批评很多,一方面,政治家确实存在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即当选之前的政治家和当选之后的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复杂性可能不一样。另一方面,政治家是受民众之托从事工作,是代理人,委托人当然常常觉得不满意。这也就解释了一些政治家当政的时候受到激烈的批评,而卸任之后则受到更多的尊敬。

    其实,民主社会的政治家不大可能是品质很坏的人。一方面,这和政治家具有公信力的逻辑一致,现代政治是开放的政治,政治家作为公众人物必然遭到公众的批评和挑剔,因此,通常而言政治家不大可能是品质恶劣的人。另一方面,政治家的品德较好是和官员尤其是专制社会的官员相比的结论,虽然人们常常觉得政治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但是能够长期作为政治家的人物一定是有相当公信力的人。

    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在任时受到更多的批评,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家在任时受到更多的褒奖,而卸任以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通常受到更多的尊敬,专制制度下的政治家往往是“人走茶凉”。

    从社区到国家,随着治理层级的提高和职责的加重,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加重,要求的个人智慧更高,某种意义相对淡化了道德伦理色彩,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民主社会越是基层的政治家道德品质更好,在自己的区域更具有公信力,而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则受到更多的抱怨。

    政治家与官员

    政治家的基本定位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重大事项的决策者,是议员、市长、州长等,而官员的基本定位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是稳定的公务员。官员的顶端是政治家,官员对政治家负责。政治家的上面是人民,政治家对人民负责。

    政治家通常具有鲜明的党派色彩或者公共政策立场,有特定的支持群体,而官员不需要这些,官员只需要踏实工作,勤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政治家需要经过选举才能任职,官员由上级任命。选举之后政治家可能换了人,而官员可能在原来的职位上继续工作,服务于新的上级。

    政治家的首要能力是感知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能力,而官员的首要能力是管理和组织能力。政治家通常具有较强的演讲能力以及其他个人魅力,官员通常需要严谨负责、高效率工作等能力。

    政治家通常的弱点是执行能力和管理能力差,让政治家埋头执行上级命令很难有理想的结果。官员的弱点通常是机械、呆板,缺乏个人魅力。让官员担当政治家的角色尤其是政府首脑的角色,政府往往缺乏与公众的沟通,制造很多社会矛盾。

    政治家与官员具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职责定位以及不同的社会价值。一个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政治家承担政治家的角色,平衡社会各方利益,官员承担官员的角色,提高政府工作能力。利益高度多元和复杂的现代社会,如果把政治家抛弃,让官员充当各级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可能无法平衡各种利益,他们缺乏个人魅力的形象让人厌烦,他们缺乏公信力,他们制定的即使很好的公共政策也可能遭到很多人反对和漠视,长此以往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我们的政治家

    中国需要政治家,需要各个层次的以政治为业的人。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公共利益代言人。一个良好治理的社会不是高压下臣服的社会,而是人民发自内心认同和支持的社会。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需要很多政治家发现并表达各种利益诉求。如果缺少了政治家,利益表达机制不通畅,容易积累社会矛盾甚至酝酿社会危机。

    正像任何一个社会一样,中国不缺少那些热心公共利益、关心公共政策、关心社会正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公信力的人。当农村税费负担很重,他们代表村民奔走呐喊。当农民土地被侵占,他们为了大家的利益上访告状。当社区出了纠纷和冲突,他们能够有效调停。当城市的地方法规制定不合理,他们站出来大声发表意见。

    但是,由于民主选拔机制缺乏,这些本应发挥政治家功能的公民被官员主导的政治秩序排斥。官员们缺乏感知公共愿望的能力,他们服从上级命令,按照上级的要求办事。至于普通公民的要求或者不满,他们骨子里并不在乎,只有当不满很严重引起了上级的上级重视他们才会重视。那些关心公共利益的潜在政治家没有机会担任“公仆”的职责,相反,因为他们在民间的道义以及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可能使得他们被权力系统边沿化。

    中国缺少的是把政治家选任到“公仆”位置的健全的民主制度。现代政治家通常不可能来自领导的选任,而是来自公众的普选。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上级领导选任下级常常会充分考虑领导者自己的利益,他更倾向于一个忠于自己并且具有很强执行能力的人。只有公众的透明、开放的选举,才能选出一个具有平衡能力和公信力的政治家。因此,把政治家放到合适的“公仆”位置需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有了健全的民主制度,经过开放竞争,民众了解了真正有志于公共服务的政治家,政治家也能通过公开竞争展示自己讨好公众的能力而当选公共职位,这样的政治家才能真正成为传说中的“公仆”。

    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是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社会,包括政治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应当如此。上天赋予某些人特别的个性和能力是为了让他们担任社会必要的合适的职位,那些以政治为业的人,他们通过选举程序当选公职,议员、市长等。这种职业符合他们的兴趣和特长,能够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得到精神的回报以及工资报酬。愿意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可能有不少的人,他们之间需要竞争,那些品质最好能力最强的人当选,他们是真正的“公仆”。

    200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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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MIT Tech Review: China’s Internet Paradox译文:MIT技术评论:中国的互联网悖论作者:David Talbot发表时间:2010年4月15日来源:MIT Tech Review  2010年5/6月刊 译者:异议 校对:@Freeman7777; @xiaomi20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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